《吕氏春秋》12

为了。”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了，他的父亲死了，他都不敢回去哭丧，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啊，他连自己的父亲都那样狠心对待，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桓公说：“好吧。”管仲死了，桓公把易牙等人全部驱遂了。桓公吃饭不香甜，后宫不安定，鬼病四起，朝政混乱。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也太过分了吧!谁说仲父的话都得听从呢!”于是又把易牙等人都召了回来。第二年，桓公病了，常之巫从官内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了高墙，不让人进去，假称这是桓公的命令。有一个妇人翻墙进入宫内，到了桓公那里。桓公说：“我想吃饭。”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饭。”桓公又说：“我想喝水。”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水。”桓公说：“这是为什么?”妇人回答说。“常之巫从官内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了高墙，不让人进来，所以没有地方能弄饭和水。卫公子启方带着四十社的土地和人口投降了卫国。”桓公慨然叹息，流着泪说：“唉!圣人所预见到的，难道不是很远吗？如果死者有知，我将有什么脸去见仲父呢?”于是用衣袖蒙住脸，死在寿官。尸虫爬出门外，尸体上盖着杨门的门扇，过了三个月不能停柩，过了九个月不能下葬。这是因为桓公不能始终听从管忡的话啊。桓公不是轻视灾难、厌恶管仲，而是智力不及，无法知道管仲的话是对的。正因为无法知道，所以不采纳管仲的忠言，反而亲近自己所宠信的那几个小人。

悔过

洞深八尺，那么人的手臂就不能探到底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手达不到的缘故。智力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智力达不到，游说的人即使善辩，阐发的道理即使精微，也不能使他体会到。所以箕子被商纣囚禁，范蠡飘泊于三江五湖。

从前，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蹇叔劝阻说：“不可以。我听说过，偷袭他国城邑，用战车不能超过百里，用步兵不能超过三十里，都是凭着士兵士气旺盛和力量强盛时到达，因此进攻敌人能够消灭他们，撤离战场能够迅速离去。现在行军几千里，又要穿越其他诸侯国的领土去时袭他国，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呢!您还是仔细慎重地考虑考虑吧。”穆公不听从他的意见。蹇叔送军队出征送到城门外，哭着说；“将士们啊，我看到你们出去却看不到你们回来啦!”蹇叔的两个儿子申和视跟军队一起出征。蹇叔对他的儿子们说：“晋国如果阻击我军，一定在崤山。你们战死的话，不死在南山边，就一定要死在北山边，以便我给你们收尸时容易识别。”穆公听说了这件事，派人责备蹇叔说：“我发兵出征，还不知道胜负如何。现在你却哭着送行，这是给我的军队哭丧啊。”蹇叔回答说：“我不敢给军队哭丧啊。我老了，有两个儿子都和军队一起出征。等到军队回来的时候，不是他们战死，就一定是我死了，因此我才哭。”

秦军出征经过周的都城，王孙满美好城门上了闩，从门缝里观看秦军，说：“哎呀，这支军队必遭挫折。如果它不遭挫折，以后我就不再议论‘道’了。秦国非他国可比，它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它的军队经过天子的都城，应该收藏起铠甲兵器，战车上驭者左右的甲士都应下车，以此表示向天子行礼。现在这支军队服装上下一色，兵车上建置混乱，左边的将士不凭轼致敬，右边的骖乘跃上车的有五百辆。这些人力气固然是很大了，然而缺少礼仪，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遭挫折?”秦军过了周的都城向东行进。

郑国商人弦高、奚施西行到周的都城去做买卖，在路上遇到秦国军队，弦高说；“啊!这支军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一定是去偷袭郑国。”于是立即让奚施回郑国报告，自己就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云慰劳秦军。弦高说：“我们国君本来很早就听说贵国军队要来了。贵军没有来，我们国君和士兵私下替贵军担忧，每天都为此而心情不愉快，惟恐责军士兵赢弱疲困，干粮缺乏。怎么这么久才到啊！我们国君派我用壁犒劳贵军，并献给贵军十二头牛作为膳食。”秦军三个主帅回答说；“我们的国君没有合适的人可派遣，派了他的三个臣子丙、术、视到东方察看晋国的道路。没想走过了头，因此迷了路，误人贵国境内。”不敢执意不收，拜而又拜，叩头于地，接受了犒劳的东西。秦军的三个主帅很担心，商议说；“我们行军几千里，多次穿越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去偷袭人家，还没到，人家就已经先知道了，这样看来，他们的准备一定已经很充分了。”于是回师离开了郑国。

在这时，正赶上晋文公去世．还没有安葬。先轸对襄公说：“秦军不可不袭击，我情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说：“先君去世，尸体还在堂上，看到秦军有利可图就去袭击它，这恐怕不是当儿子的应该遵循的原则吧！”先轸说：“秦国对我们的丧事不表示慰问，对我们的哀痛不表示忧伤，这是忘掉了我们的先君，欺侮您年幼。他们这样无情无义，我们去袭击它，可以使晋国大大强盛。我请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不得已才答应了他。先轸在崤山截住并攻击秦军，把它打得大败，俘获了秦军的三个主帅而回。

秦穆公听到这个消息，身穿丧服，到宗庙里哭告祖先，向众人说道；“上天不帮助秦国，才让我没有听从蹇叔的劝谏，以至遭到这样的祸患。”这并不是穆公想在崤山被打败，而是因为智力达不到啊。智力达不到就不相信蹇叔的话。不相信蹇叔的话，结果导致了秦军全军覆没。所以，智力达不到带来的危害真是太大。

乐成

最大的智慧不显现，担当大事的人成就较晚，最优美的乐音听来无声。

当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

孔子在鲁国开始被任用时，鲁国人怨恨地唱道：“穿着鹿皮衣又穿蔽膝，抛弃他没关系。穿着蔽膝又穿鹿皮裘，抛弃他没罪尤。”被任用三年之后，鲁国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遭路左边行走，遗失了的财物，没有人拾取。大智的运用，本来就难以让人知晓啊。

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

假使郑简公、鲁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孔子了，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孔子也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不只是不能施展才能，即使被治罪，人民也会赞同的。如今世上都称赞简公，哀公贤明，称赞子产、孔子有才能。这两位君主，很懂得任用人啊。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所以听信愚民之言，任何事都办不好。事业之所以成功，全在于君主贤明啊。

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无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一般君主的祸患是，不能不让他去做，又不能让他中途不改。君主凡是去做中途不改变的事情，思想意志、视听行动无不认为正确，臣下谁还敢认为不对而横加怀疑呢?君臣都专心去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汤，武王之所以在灭亡夏、商中大立功业，勾践之所以能够报仇的原因。只要君臣全都专心去做，凭仗弱小的国家尚且能如此，更何况凭仗强大的国家呢?

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第二天，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做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壬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假使人民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就没有任用贤人的必要了，贤主忠臣，如果不能教导愚蠢鄙陋的人，那么名声就不能流传到后世，政绩也不能对当代有利了。史起不是不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他明知要遭到民众的怨恨，却还要治理漳水，是因为他忠于君主。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功业之所以难于建立，大概一定是由于众人的吵吵闹闹吧!国家的残破灭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在众人的吵吵闹闹之中，不可不加以研究体会。一般的君主以为众人的吵吵闹闹就停止了行善，贤明的君主却在众人的吵吵闹捅之中建立起功业。

察微

假设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象高山和漂谷，象白土和黑漆那样分明，那就社有必要运用智慧，即使蠢人也可以知道了。然而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并不是这样。好象可知，又好象不可知，好象可见，又好象不可见。所以有才智的人、贤明的人都在千思百虑、用尽心思去探求治乱存亡的征兆，尽管如此，尚且有管叔、蔡衩的叛乱事件和东夷八国不听王命的阴谋。所以治乱存亡，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象秋毫那样，能够明察秋毫，大事就不会出现过失了。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在其它诸侯国给人当奴仆，有能赎出他们的，可以从国库中支取金钱。子贡从其它诸侯国赎出了做奴仆的鲁国人，回来却推辞，不支取金外。扎予说：“端木赐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赎人了。”支取金钱，对品行并没有损害，不支取金钱，就不会有人再赎人了。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个人用牛来酬谢他，子路收下了牛。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救溺水的人了。”孔子能从细小处看到结果，这是由于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观察得远啊。

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与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一起在边境上采桑叶，嬉戏时，吴国的姑娘伤了卑粱的蛄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应答很不恭敬，卑梁人很恼怒，杀死了那个吴国人就走了。吴国人去报复，把那个楚国人全家都杀死了。卑粱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竟敢攻打我的城邑?”发兵去攻打吴国人，连老弱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事以后大怒，派人率兵侵犯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克楚国边邑，把它夷为平地，然后才离开。吴国，楚国因此展开大战。吴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跟楚国军队交战，把楚军打得大殴，俘虏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夏啮。又接着攻打郢，得到了楚乎王的夫人，把她带回吴国。这实际上还是鸡父之战的继续。凡是要守住国家，最上等的是洞察事情的开端，其次是预见到事情的结局，再次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了解它。这三样都做不到，国家一定危险，自身一定困窘。《孝经》上说：“高却不倾危，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尊贵，满却不外溢，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富足。富贵不离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使人民和谐。”楚国恰恰不能做到这些。

郑公子归生率领军队攻打宋同。宋国的华元率领军队在大军迎敌，羊斟给他怍驭手。第二天将要作战，华元杀了羊宴享甲士，羊斟却不在宴享的人中。第二天作战的时候，羊斟愤怒地对华元说：“昨天宴享的事由你掌握，今天驾车的事该由我掌握了。”于是把车一直赶进郑国军队里。宋国军队大败，华元被俘。弩牙相差一个米粒就不能发射。战争正象一个大的弩牙。宴享甲士却忘了自己的驭手，将帅因此战败被俘，难道不是麻该的吗？所以，凡作战一定要熟悉全部情况，做好全面准备，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以作战。

鲁国的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给他的鸡披上甲，季氏给鸡套上金属爪。季氏的鸡没有斗胜，季平子很生气，于是侵占郈氏的房屋，扩大自己的住宅。郈昭伯非常恼怒，就在昭公面前诋毁季氏说：“在襄公之庙举行大祭的时候，舞蹈的人仅有十六人而已，其余的人都到季氏家去跳舞了。季氏家舞蹈人数超过规格，他日无君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杀掉他，一定会危害国家。”昭公大怒，不加详察，就派郈昭伯率辆军队去攻打季氏，攻入了他的庭院。仲孙氏、叔孙氏彼此商量说：“如果没有了季氏。那我们家接离灭亡就没有几天了。”于是发兵前往救助，攻破院墙的西北角进人庭院，三家合兵一处，郈昭伯不能取胜而被杀死。昭公害怕了，于是逃亡型齐国，后来死在干侯。鲁昭公听信诋毁季氏的话，却不分辨是否合乎道理，他只害怕凭着鲁国不能胜过季氏，却不知道仲孙氏，叔孙氏也很恐惧，他们与季孙氏是患难与共的。这是由于不了解人心啊。不了解人心，地位即便尊贵，对安全又有什么益处呢？凭借鲁国尚且害怕不能胜过一个季氏，更何况三个季氏呢?他们都厌恶昭公，本来就舍互相救助。昭公权衡事情错误到如此地步，不只是仲孙氏、叔孙氏，整个鲁国都会感到恐惧。整个鲁国都感到恐惧，这就是与整个国家为敌了。昭公与整个国家为敌，在国内就该被杀，今得以死在干侯，还算有幸死得远了呢！

去宥

东方墨家学派的谢子，将要到西方去见秦惠王。惠王向秦国墨家学派的唐姑果打听谢子的情况。唐姑果担心秦王亲近谢子超过自己，就回答说：“谢子是东方能言善辩的人，他的为人很狡诈，他这次来，将竭力游说，以取得太子的欢心。”秦王于是心怀愤怒等待谢子的到来。谢子来了，劝说秦王，秦王不听从他的意见。谢子很不高兴，于是就告辞走了。凡听人议论是为了听取好的意见，所说的意见如果好，即便是竭力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损害?所说的意见如果不好，即便不是要竭力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益处?不因为他的意见好认为他诚实，而只是困为他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就认为他悖逆，惠王丧失了所以耍听取意见的目的了。象这样动用心思，会见宾客目即使很劳苦，耳朵眼睛即使非常疲惫，还是得不到宾客言谈的要旨。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够干邪僻之事的原因，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用人装扮成鬼、加罪杀戮无辜之人，以致群臣骚乱、国家几乎危亡的原因。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身体越来越衰弱，可是智慧越来越旺盛。现在惠王已到了老年，难道身体和智慧都衰竭了吗?

楚威王向沈尹华学习文献典藉，昭厘对此很忌恨。威王喜好法制，有个帮助制定法令的中谢官替昭厘对威王说：“国人都说：‘王是沈尹华的弟子。’”威王很不高兴，于是就疏远了沈尹华。中谢官是地位卑贱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就让威王不能听到先王治国之道，使那些研习、精通古代文猷典籍的人不得重用，让昭整得以实现自己的阴谋。所以，对地位卑贱的人所说的话不可不明察啊。他们多次激怒人主，借此替奸人扫清仕进之路。奸人的仕进之路扫清了，却又厌恶贤人的仕进之路被阻塞，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奋力向后引箭，箭就射得远，阻遏水流，水势就猛，激怒君主，君主就会悖谬，君主悖谬就没有君子辅佐了。不可激怒的，大概只有心中早有准则的君主吧。

有个人与别人为邻，家中有棵干枯的梧桐树，与他为邻的一位老者说之棵捂桐不好，他立刻就把它伐了。那位老者于是要那棵梧桐树，想拿去当柴烧。他不高兴地说：“这个邻居竞这样地险诈啊，怎么可以跟他作邻居呢?”这是有所蔽塞啊。要那棵梧桐把它作柴烧，或是不要，这些都不能作为怀疑梧桐树好还是不好的依据。

齐国有个一心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晨，穿上衣服，戴好帽子，到了卖金子的人那里，看见人拿着金子，抓住金子就夺了过来。吏役把他抓住捆了起来，问他说；“人都在这里，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人，只见到金子罢了。”这真是蔽塞到极点了。

有所蔽塞的人，本来就把白天当成黑夜，把白当成黑，把尧当成桀。蔽塞的害处真也太大了。亡国的君主大概都是蔽塞到极点了吧。所以，凡是人一定要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然后才能知道事物的全貌，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就能保全自身了。

正名

名分合宜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言辞浮夸失实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就会把不对说成对，而把不错说成错。所以君子的言辞，足以说出贤人的贤明，不肖之人的不肖就行了，足以讲明治世之所以兴盛、乱世由何引起的就行了，足以令人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就行了。

凡是混乱，都是由于名实不符造成的。君主即便不贤，也还是知道任用贤人，还是知道听从善言，还是知道做可行之事。他们的弊病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只不过是不肖之人，他们所认为的善言只不过是邪僻之吉，他们所认为的可行之事只不过是悖逆之事。这就是形名异实、名实不符。把不肖当成贤明，把邪僻当成善良，把悖逆当成可行，象这样，国家不混乱，自身不危险，还等什么呢?

齐湣王就是这样。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人才叫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叫士。湣王无话回答。这就是公玉丹之所以被信任，卓齿之所以被任用的原因。任用卓齿，信任公玉丹，难道不是给自己安排仇人吗?

尹文谒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尹文说：“我希望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齐王没有话来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侍奉父母根孝顺，侍奉君主很忠诚，结交朋友棍守信用，住在乡里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士吗?”齐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尹文说：“您得到这个人，肯用他作臣子吗?”齐王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却不能得到。”尹文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还将让他作臣子吗?”齐王说：“不。士受到侮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甘心受辱，我就不让他作臣子了。”尹文说：“这个人虽然受到侮辱而不争斗，但他并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这就是说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可是大王您却不让他作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将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误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误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惩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惩罚他们。这样做，反倒埋怨人民难以治理，可以吗?”齐王说：“不可以。”尹文说，“我私下观察您的臣属治理齐国正象这样。”齐王说：“假如我治理国家真地象这样，那么人民即使治理不好，我也不怨恨。或许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说就不能没有理由，请允许我说一说理由。您的法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奠大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啊，可是您却说，‘受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耻辱。’真正叫做耻辱的，不是说的这个。本该作臣子的，您却不让他作臣子，等于是惩罚他。这就是没有罪过而您却惩罚他啊。”齐王无话回答。君王的议论都象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身危急，逃到谷邑，又到了卫国。齐圄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之长，太公在这里得以寿终。桓公曾凭借齐国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辨察名实非常详明啊。

 

 

《览·审分览》

 

【审分】

一曰：凡人主必审分，然後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於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方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於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於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窥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後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於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任数】

三曰：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後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於静，目之见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婴页>，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东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於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司请事於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後，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於得道术乎？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管子复於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 “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势】

六曰：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於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盘盂，铭篆著乎壶鉴，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遇乱世，王犹尚少。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輴，沙用鸠，山用樏，因其势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贤於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於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 “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简公於庙。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执一】

八曰：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於门闾者，不一也。楚王问为国於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於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为近之。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 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 “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於西河，而困於王错，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夫吴胜於齐，而不胜於越。齐胜於宋，而不胜於燕。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

 

50. 译文

 

审分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象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

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君主也必须象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强睿智、忠诚谆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恐惧骚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出现，权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

王良驾马的方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便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辩明名分。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说马的名字，想要马却说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主管人虽一定会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胡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卜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浩，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由于外表勇敢任用一个人，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就由此产生出来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不能得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多询问，却不专断地下指示。虽然知道怎样做，却不亲自去做。和谐万物，却不自夸。事情做成了，却不居功，静止的东西不让它运动，运动的东西不让它静止。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不衰，美名流传不止。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这样就非常得人心，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让人知道，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安然处之，机敏就会显露出来，那怎么能算不聪明呢?特别聪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么能不算伟大呢?修真得道的人无所能，但人们全都归附他，于是就无所不能了，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无需做小事，被人了解了就无需外表机敏，这样，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这样，那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这样，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爱好这些了。

君守

得道的人一定平静，平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样，这样就可以跟他谈论当君主的原则了。所以说，内心的欲望不显露出来叫做封锁，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既封锁又关闭，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准仪也不用它测平，有墨绳也不用它测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静。既清静又安宁，就可以当天下的主宰了。

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着，因而实情就不能窥见到啦。《鸿范》上说：“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让人民安定。”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从窗户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运行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人，他们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见闻广博，记忆力强的，他们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于耳聪目明、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智慧就毁坏了，考察“坚白”、论辩“无厚”的，他们的智慧就抛弃了。不出门，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效果，不做事，正是为了实现做事的目的。这就叫做用阴气召来阳气、用阳气召来阴气。东海那样远，水流到那里还会回来，过了夏天的炎热以后，就会慢慢变得寒冷。所以说，广漠的上天虽无形，可是万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气虽无影，可是万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圣明的人虽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来。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不说话的诏告。

所以，有办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恰当；有办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得体。所谓君主，就是以不求恰当为恰当、以不求得体为得体的人啊。恰当与得体不属于君主的范围，而属于臣子的范围。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不担当任何官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担当官职就会有不能完备的情况，做具体事情就会有不能周全的情况。不完备不周全，这是官吏之所以产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现在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有关部门然后才能造成。治理国家难道只象造车子吗?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才能来维护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