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9

传书上说：“邹衍没有罪，却被燕王囚禁，正当夏天五月，仰天长叹，天因此降霜。”这跟杞梁妻痛哭使城崩塌，没有什么不同。说他没有罪被囚禁，正值夏天而仰天长叹，是事实；说上天为此而降霜，不是事实。万人张口一齐发出叹气声，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个人受冤枉叹一口气，怎么就会下霜呢？邹衍的冤枉不会超过曾子和伯奇。曾子被疑忌就低声哀吟，伯奇被放逐就高声悲歌。疑忌、放逐跟囚禁一样，哀吟、悲歌与叹气等同。曾子和伯奇不能招致寒冷，邹衍是什么人，唯独他能降霜？被放逐的冤枉，尚且不值得说。申生自杀，伍子胥割颈，一个忠心孝敬被赐死，一个真心效忠被诛杀。临死的时候他们都有话说，话说出口，与仰天长叹没有两样。上天不被他二人感动，唯独被邹衍感动，难道是上天痛心被囚禁，而不哀怜流血吗！为什么那冤屈悲痛相似而上天所感动不一样呢？点一个火把烧一大锅水，整天不会热；拿一尺冰放在厨房中，整夜不会冷。为什么呢？因为微弱的感触不能触动巨大的东西。现在邹衍的叹气，不过像一个火把、一尺冰，而上天的巨大，不只像一锅水及厨房一类东西。一仰天长叹，天就会降霜，是什么天这样容易感动，是什么霜这样容易降下？悲哀跟快乐相同，欢喜与愤怒一样。邹衍发出怨痛的声音，能使天降霜，那么假使邹衍受到意外的赏赐，仰天大笑，能在冬天使天变热吗？谈变复的人说：“人之君子秋天受赏则天气温暖，夏天被罚则天气寒冷。”寒气不累积多时则霜不会降，暖气不连续几天则冰不会化。一个人被冤枉而叹一口气，天就下霜，是什么气候这样容易改变，是什么时节这样容易转变？气候的寒冷与温暖自有一定时节，这与谈变复的人的说法是不相合的。姑且听从变复的说法，或许燕惠王好用刑，寒冷的气候应该来了；而邹衍被囚禁长叹，叹气时霜正好自己降下。世人看见正好在邹衍叹气的时候霜下起来了，就说是邹衍叹气所导致的。

　　传书上说：“师旷演奏《白雪》曲，神物从天而降，风雨突然而来，晋平公因此得了手脚麻痹的病，晋国地上则寸草不生。”有人说：“师旷的《清角》曲，开始演奏，就有云从西北面升起；再次演奏，大风来，大雨随之而到，吹裂帷幕，砸坏俎、豆，把廊上的瓦刮了下来，坐着的人纷纷逃散。晋平公感到恐惧，趴在廊室里，接着晋国大旱，三年地上寸草不生，平公也得了手脚麻痹的病。看来《白雪》和《清角》也许是同曲异名，因为它们灾祸的情况相同。解释儒家经典的人，把它当作对的东西记载下来，社会上一般人看见，相信以为就是如此。要是研究考察一下它的实际情况，大概是句假话。那么《清角》是什么声音能导致它这样呢？要说“《清角》是木音，所以能招致风产生。如果木能招风，雨就会跟风一起来。”三尺长的一把木琴，几根弦发出的声音，就能感动天地，怎么这样神奇啊！这还是一哭就使城崩塌，一叹气就使天下霜之类。师旷能弹奏《清角》，肯定有传授的人，不可能是本性生就出来的。他开始接受学习的时候，经常练习，不只一次两次地弹奏过。考察一下，如果确实像传书所说的，那么师旷学奏《清角》时，风雨就一定会经常到来。

　　传书上说：“瓠芭弹瑟，深渊里的鱼会冒出水面来听；伯牙奏琴，正在吃料的马也抬起头来听。”有人说：“师旷弹奏《清徵》，开始演奏，有十六只黑鹤从南方飞来，在廊门的脊上停留；再演奏黑鹤就排成队；第三次演奏，黑鹤群便伸长脖子鸣叫，舒展翅膀起舞，乐音中符合五音的声音，响彻天空。晋平公很高兴，在坐的都欢喜。”《尚书·舜典》上说：“敲击着石磬，使各种兽类一齐起舞。”这虽然使人奇怪，然则尚且可信。为什么呢？因为鸟兽喜好动听的声音，它们的耳朵与人的耳朵一样。禽兽看见人的食物，也想吃；听到人的乐曲，为什么要不快乐呢？虽然鱼冒出水面来听，吃料的马抬着头听，黑鹤伸长脖子鸣叫，各种兽类一齐起舞，这些大概接近其真实。但狂风暴雨的到来，晋国大旱，地上三年寸草不长，晋平公得手脚麻痹的病，大概是假话。也许弹奏《清角》的时候，天正好要刮风下雨，风雨过后，晋国碰巧遭上大旱；晋平公喜欢听乐曲，喜笑过度，偶然得了手脚麻痹的病。解释儒家经典的人，相信认为是这样，世人看了，就更认为是事实了。事实上，乐声不可能招致这样。用什么来证明呢？风雨突然到来，这是阴阳错乱。乐声能使阴阳错乱，那么也能使阴阳调和。既然如此作君王的又何必要修养身心，端正操行，广泛施行善政呢？只要让人弹奏能调和阴阳的曲子，调和之气自然到来，太平景象自然就会呈现。

　　传书上说：“汤遇上七年大旱，用自己做牺牲在桑山的树林里祷告，列举六项过失责备自己，天才下雨。”有人说：“大旱是五年。”“祷告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涉及万民。万民有罪，罪在我一个人。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昏庸，就让上帝鬼神伤害万民的生命。’于是剪自己的头发，捆自己的手，把自己作为牺牲，以此向上帝请求降福。上帝很高兴，当时就下了雨。”说汤把自己当做牺牲在桑林祷告责备自己，以及说剪头发捆手，把自己当作牺牲，以此向上帝请求降福，这是事实。至于说天下雨，是因为汤责备自己，把自己当做牺牲向上帝祷告的缘故，大概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孔子得病，子路请求为他祷告。孔子说：“有这样的事吗？”子路说：“有的。祷词上有：‘为你向天上的神和地下的神祈祷。’”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圣人修养身心，端正操行，平常祷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地鬼神都知道他们没有罪过，所以说“祷告很久了”。《周易·乾卦·文言》上说：“圣人与天地同德行，与日月同光明，与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同顺序，与鬼神同吉凶。”这是说圣人跟天地鬼神同德行。如果圣人一定要祈祷才能得福，这就是说他跟天地鬼神不同德行了。商汤和孔子都是圣人，平素祈祷的时间都很久。孔子不让子路祷告为他治病，商汤为什么要用祷告来得到雨水呢？孔子一向祈祷，身体尚且还生病。商汤也一向祈祷，整年还是大旱。既然如此，那么天地有水灾旱灾，就像人会生病一样。生病不可能因为责备自己而消除，水灾旱灾同样不可能因为祈祷而自动免除，这是明摆着的。商汤遭到旱灾，是因为犯了过错吗？这就是他不与天地同德行了。如果不是由于他的过错招致来的大旱，那么，责备自己向上天祷告谢罪，也没有什么用处。人的形体长七尺，身体中有五脏，会得疟疾，狠狠地责备自己，尚且不能痊愈。何况广阔的天，本来就有水灾和旱灾，汤用七尺长的身体，心中的诚挚，责备自己祷告谢罪，怎么能得到雨水呢？要是人在高台上，有人从高台下叩头，请求得到台上的东西。台上的人听见他的话，就会怜悯给他；如果听不见他的话，即使他诚恳到极点，最终还是得不到。天离人，不只高台那样高，商汤即使责备自己，天怎么能听见而给他雨水呢？那干旱，是火气造成的灾害，久雨，是水造成的灾异。尧遇到的洪水，可以说是大得很。尧并没有责备自己，用自己作牺牲来向上天祈祷，而是一定要舜、禹去治理它，因为他知道水灾必须靠治理才会消除。消除水患不能靠祈祷，消除旱灾也应该像这样。由此说来，商汤的祈祷不可能得到雨水。也许是干旱得太久了，该当是下雨的时候，商汤由于久旱，碰巧在责备自己，世人看雨下来，是随着汤责备自己而来的，就说汤是靠祈祷得到雨水的。

　　传书上说：“仓颉创造文字，天上降下谷米，鬼夜晚哭泣。”这是说文字产生而祸乱也随着出现，所以他创作文字的奇异现象导致了天降谷，鬼夜哭头。说天降谷，鬼夜哭，是事实，但说那是应验仓颉创造文字，则是假话。黄河中出现图，洛水中出现书，是圣帝明王吉兆的应验。图书文章跟仓颉创造文字有什么区别？天地作图书，仓颉创造文字，所从事的跟天地相同，意图与鬼神相合，有什么错，有什么罪，却招来天降谷、鬼夜哭的怪现象呢？如果天地、鬼神憎恨人有文字，那么黄河中出现图，洛水中出现书，就不对了；要是天不憎恨人有文字，创造文字又有什么错而会导致这样的怪现象呢？也许仓颉正好创造文字，天碰巧降谷，鬼偶尔夜哭。而天降谷，鬼夜哭，自有它的原因，世人看到它们是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到来的，就说创造文字产生祸乱的现象，是跟随着仓颉的事业而发生的。天降谷，议论的人说它从天而降，是随着灾变而发生。如果用云雨来解说，降谷的怪现象，不足奇。用什么来证明呢？因为云是从山丘中产生，分散落下来就成为雨。人看见它从天上落下来，就说天下雨了。夏天则是雨水，冬天天冷，那雨就凝结成雪花，这都是由于云气在山丘中产生，而不是从天上产生降落在地上，道理是明明白白的。那谷雨，好比重复云雨一样，也是从地上产生，随着跟大风一起飘扬，高入云霄，然后再降集在地上。人们看见它从天上落下来，就说“天降谷米”。建武三十一年，陈留地方降谷米，谷米下来把地都遮盖了。察看谷米的形态，像蒺藜子但要黑些，有点类似于稗子。这或许是边远的夷狄地方，出产这种谷米，夷狄不用谷米作粮食，这谷子生于荒野中，成熟后散落在地上，碰到大风突然来，吹起飘扬跟着一起飞驰，等风势减弱谷子聚集在中原地区落下。中原地区的人看见，就说天降谷米。以什么来验证呢？野火烧山泽，山泽中草木都被烧光，树叶成了灰，大风突然来，吹起飘扬，高高在天上纷飞，风势减弱叶灰下落，堆集在路上。天降谷米，就像草木的叶子被烧成灰飞上天，然后降集在地上一样。而一般人便以为天降谷米，作传书的人就认为是灾变的怪现象。天主管散布气，地主管生产物。有叶子、有果实可以啄吃的东西，都是地上长出来的，不是上天所造的。这谷米不是气生成的。而必须有土才能长成，虽说天降谷是怪现象，但怪现象都源于同类事物。长在地上的东西，变成从天上降下来；那么产生在天上的东西，可以从地上长出来吗？地上有万物，就像天上有群星一样。群星不会改变从地上长出来，谷米为什么就能单独从天上产生呢？

　　传书上又说：“因为伯益凿井，龙飞升到高高厚厚的云端，神隐居于昆仑山中。”这是说凿井有害，所以龙和神在作怪。要说龙飞升到高高的厚厚的云端，是事实。但要说神隐居昆仑山中，又说因为凿井的缘故，龙飞升神离开，那是假的。凿井有水喝，种田有饭吃，同是一种情况。伯益凿井，导致变化，开始有种田的人，怎么能说没有改变呢？神农把木头弄弯做成耒，教百姓种田锄草，百姓才开始以五谷为粮食，五谷才开始播种。改耕土成为田，凿地成为井。井出水能解渴，田产谷能救饥，这是天地鬼神想做的事，龙为什么要躲入高高的厚厚的云端去呢？神又为什么蔽居昆仑山呢？其实，龙升入高高的厚厚的云端，古今都有，并非始于伯益凿井才升入云端。如今盛夏，雷雨的季节到了，龙多数要飞升云里。云雨与龙相互应和，龙驾云雨而行，同类之物互相招致，这并非是有意的行为。尧的时候，天下很和睦，老百姓无事，有个五十岁的老人在路上玩击壤的游戏。围观的人说：“伟大啊，尧的德政！”玩击壤的人则说“我太阳升起就劳动，太阳下山才休息，凿井来喝水，种田来吃饭，这里边尧出了什么力呢？”可见，尧的时候已经有井了。唐尧、虞舜的时候，养龙驾龙，龙常在朝廷。夏朝末年政治衰败，龙才隐藏起来。并非伯益凿井，龙才飞入高高的厚厚的云端隐藏。所说的神，是什么神呢？各种各样的神都是。各种各样的神为什么要憎恨人凿井呢？假使神跟人一样，那也应该有喝水的欲望，有喝水的欲望。却要憎恨井而离开，这就不真实。要是伯益不凿井，龙就不会因为憎恨凿井而蔽入云端，神也不会因此而隐居昆仑，这是作传书的人胡乱揣测，编造出来的。

　　传书上说：“吕梁山崩塌，堵塞了黄河三天没有流水，晋景公非常发愁。晋伯宗听从拉车人的话，叫晋景公穿着丧服哭泣，河水就会因此流通。”这是假话。山崩塌堵塞黄河，就像人生疮长脓，血脉不通。治毒疮的人，难道可以又重复用穿丧服，通过哭泣的声音来治病吗？尧的时候，洪水滔天，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帝尧叹息，广求贤能的人。洪水成灾比黄河堵塞更凶，尧为此发愁比晋景公厉害，但没有听见用穿丧服，通过哭泣声的手段能制服洪水的。这是因为尧的时候没有贤能的人像拉车人那样具有法术呢？还是洪水灾害太大，不能用哭泣声和穿丧服的办法来消除它呢？如果穿着丧服哭泣是在悔过和责备自己，那么尧和禹治水是用人力，而不靠责备自己。吕梁山，是尧时的山；堵塞的黄河，是尧时的黄河。山崩塌黄河堵塞，天下雨洪水猛涨，二者灾害没有区别。尧和禹治理洪水用人力，拉车人治理黄河堵塞靠责备自己，灾害一样而治理办法不同，同样是人而对付水灾的办法却不同，这大概不是圣贤消除灾祸恢复正常状态的实际情况。但凡能消除灾祸恢复正常状态的道理，是因为能互相感动，是同类事物的缘故。寒冷就用温暖去消除它，温暖就用寒冷去解除它。所以用龙招致下雨，用酷刑会带来严寒赶走暑气，这都是因为五行之气需要相互感应，相互克制的缘故。山崩塌堵塞黄河，就穿着丧服哭泣，在道理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事或许是黄河被堵塞的时候，山刚崩塌，泥土聚积，河水没有兴起。三天以后，河水兴起泥土失散，逐渐毁坏。积土毁坏了河水开始流动，终于向东流去。碰巧伯宗听到拉车人的话，于是晋景公穿着丧服哭泣，一哭河水就流了。河水流了，人们就说黄河的灾害是由于哭泣才被消除并恢复正常状态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用什么来证明呢？假使山经常自然崩塌，穿着丧服哭泣也没有用。如果山崩是天应和人事的一种灾变，那就应该改变政治才能消除。穿着丧服哭泣，是什么改革了政治而使天灾消除并恢复正常的呢？

　　传书上说：“由于曾子很孝顺，所以能跟母亲的气相同。曾子在野外去砍柴，有客人来找，见不在想走，曾母说：‘请留步，曾子马上就到。’立即用右手掐她自己的左臂。曾子的左臂立刻感到疼痛，就飞跑到家问母亲：‘我的左臂为什么会疼痛？’母亲说：‘现在有客人来访想要回去，我掐臂叫你回来。’就因为曾子非常孝顺，所以跟他父母的气相同，身体有疾病，精神上总是有感应。”我认为这话是假的。所谓“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能与天神地神相通。”是说德行可以感化天地。一般人由此解释说，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人与人之间精气就可以互相感动。像曾母左臂痛，曾子的左臂也就跟着痛。那曾母生病，曾子也跟着生病吗？曾母死，曾子也跟着死吗？考察事实，曾母先死，曾子没有死，这样说来，精气只能在小事上互相感动，而不能在大事上互相感应了。世人声称申喜晚上能听见他母亲唱歌，心有所感动，开门问唱歌的人是谁，果真会是他的母亲。这大概是听见他母亲的声音，声音相互感应，心里悲哀神情感动，开门而问，大约是事实。如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外，听不见叫喊的声音，母亲稍微掐一下左臂，怎么就能感动曾子呢？我怀疑是一般人为宣扬诚心，又听说曾子孝顺父母天下难找第二个，就为此凭空捏造了曾母掐臂的说法。

　　社会上称道南阳卓公做密县县令时，蝗虫不飞入他的县界。这大概是因为他贤明得极诚心，害虫不会进入他县境的缘故。这又不真实了。贤明极诚心使卓公德化，与同类相通，能互相知心，然后对他仰慕，信服。蝗虫是蚊虻之类，它们何时知道何时看见而能够晓得卓公德化？如果贤者住在茫茫荒野之中，蚊虻能不飞入他的房子里吗？蚊虻尚且不能避免飞进贤者的房舍，蝗虫怎么又能不飞入卓公的县境呢？发果说蝗虫是一种灾变，跟蚊虻不同，那寒冷与温暖也是一种灾变，假使一郡都寒冷，贤者做一县之长，一县之内能单独温暖吗？寒冷与温暖不能避开贤者的县，蝗虫又怎么能不飞入卓公的县界呢？要么是这样，蝗虫碰巧没有飞入县境，而卓公的贤名恰好在社会上被称颂，于是世人就说他能使蝗虫不入境。拿什么证明呢？蝗虫在野外降落，不可能完全都把地遮盖住，往往有的地方聚积得多些，有的少些。它们没有聚积的地方，只有盗跖住的地方；聚积少的野外，只有伯夷隐居的地方。降落和飞过的蝗虫有多有少，不可能把一个地方完全都遮盖住。蝗虫聚集的地方有多有少，它们飞过的县，有的停留，有的飞走。其降落的多少不可能证明谁善谁恶，那么有没有降落怎么能够用来说明谁贤谁不贤呢？大概当时蝗虫自己飞过，并不认为是贤人管理的县界就不飞进去，这是很清楚的。

 

 

《卷六·福虚篇》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徒见行事有其文传，又见善人时遇福，故遂信之，谓之实然。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

　　禁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问：“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废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人闻之也；谴而行诛乎？则庖厨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见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积皆愈。故天之亲德也，可谓不察乎！曰：此虚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佑也。何则？惠王不忍谴蛭，恐庖厨监食法皆诛也。一国之君，专擅赏罚；而赦，人君所为也。惠王通谴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监食皆当伏法。然能终不以饮食行诛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觉而不诛，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细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则不然，强食害己之物，使监食之臣不闻其过，失御下之威，无御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监食失甘苦之和，若尘土落於菹中，大如虮虱，非意所能览，非目所能见，原心定罪，不明其过，可谓惠矣。今蛭广有分数，长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犹将见之，臣不畏敬，择濯不谨，罪过至重。惠王不谴，不肖二也。菹中不当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见，怀屏隐匿之处，足以使蛭不见，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误在菹中，可复隐匿而强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佑之，是天报佑不肖人也。不忍谴蛭，世谓之贤。贤者操行，多若吞蛭之类。吞蛭天除其病，是则贤者常无病也。贤者德薄，未足以言。圣人纯道，操行少非，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过。必众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佑人，何不实也？或时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无有不死，腹中热也。初吞时蛭〕未死，而腹中热，蛭动作，故腹中痛。须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积，殆积血也。故食血之虫死，而积血之病愈。犹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类相胜，方药相使也。食蛭虫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无不死，死无不出，之後蛭出，安得佑乎？令尹见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当死出，因再拜，病贺不为伤。著已知来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与子韦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动无以异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改，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犊祭。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生白犊。其父又使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复以犊祭。一年，其子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独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军罢围解，父子俱视。此修善积行神报之效也。曰：此虚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报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视哉？不盲常视，不能护乎？此神不能护不盲之人，则亦不能以盲护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战顿兵，流血僵尸，战夫禽获，死亡不还。以盲之故，得脱不行，可谓神报之矣。今宋、楚相攻，两军未合，华元、子反结言而退，二军之众，并全而归，兵矢之刃无顿用者。虽有乘城之役，无死亡之患。为善人报者，为乘城之间乎？使时不盲，亦犹不死。盲与不盲，俱得脱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当宋国乏粮之时也，盲人之家，岂独富哉？俱与乘城之家易子　骸，反以穷厄独盲无见，则神报佑人，失善恶之实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风寒发盲，围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见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犊祭，宋、楚相攻独不乘城，围解之後父子皆视，则谓修善之报、获鬼神之佑矣。

　　楚相孙叔敖为兒之时，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对其母泣。母问其故，对曰：“我闻见两头蛇死。向者，出见两头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日： “今蛇何在？”对日：“我恐後人见之，即杀而埋之。”其母日：“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之。汝必不死，天必报汝。”叔敖竟不死，遂为楚相。埋一蛇，获二佑，天报善明矣。曰：此虚言矣。夫见两头蛇辄死者，俗言也；有阴德天报之福者，俗议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议而必报，是谓死生无命，在一蛇之死。齐孟尝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让其母曰：“何故举之？”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何也？”婴曰：“五月子长与户同，杀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户乎？如在天，君何忧也；如在户，则宜高其户耳，谁而及之者！” 後文长与一户同，而婴不死。是则五月举子之忌，无效验也。夫恶见两头蛇，犹五月举子也。五月举子，其父不死，则知见两头蛇者，无殃祸也。由此言之，见两头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获二福，如埋十蛇，得几佑乎？埋蛇恶人复见，叔敖贤也。贤者之行，岂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时，多所行矣。禀天善性，动有贤行。贤行之人，宜见吉物，无为乃见杀人之蛇。岂叔敖未见蛇之时有恶，天欲杀之，见其埋蛇，除其过，天活之哉？石生而坚，兰生而香。如谓叔敖之贤在埋蛇之时，非生而禀之也。

　　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缠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尧、舜、桀、纣犹为尚远，且近难以秦穆公、晋文公。夫谥者，行之迹也，迹生时行，以为死谥。穆者误乱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误乱之行，天赐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夺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过晋文；晋文之谥，美於穆公。天不加晋文以命，独赐穆公以年，是天报误乱，与“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恶人众。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载之寿，恶人为殇子恶死，何哉？

 

50. 译文

 

　　世人议论做好事的福至，干坏事的祸来。福与祸的报应，都由天定。人做出来，由天报应。公开做了好事，君主会奖励他的操行；暗中做了好事，天地会报应他的德行。不论贵、贱、贤、愚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由于他们不仅看见过去的事例有文字记载，又看见做好事的人时常得福，所以就相信了，认为确实是这样。这话或许是圣贤想规劝人们做好事，用一定会行善得福，为恶遭祸的说法，来表明有德必得好报；或许是做好事的人当时碰巧得福，遇见这种情况的人就认为行善得天好报这种情况是确实的。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判断，怎么会有上天赐福保佑的事呢？

　　楚惠王吃凉酸菜发现有蚂蟥，于是就吞食了，之后腹部得病不能吃东西。令尹问安道：“君王怎么得这病的？”惠王回答说：“我吃凉酸菜发现有蚂蟥，想如果责备厨师而不治他们的罪呢？这是破坏法令而使自己威严建立不起来的做法，我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怕百姓知道。要责备并给予他们惩罚呢？那厨师和管膳食的人按法律都该处死，心又不忍。我害怕左右的人看见，于是就吞食了。”令尹离开自己的座位再次叩拜并恭贺说：“我听说天道是没有亲疏的，只帮助有德行的人。君王具有仁德，靠天的帮助，病不会造成伤害。”这天晚上，惠王去后宫厕所排出了蚂蟥，同时病了很久的心腹积块也全都痊愈了。所以上天是爱护有德行的人的，这还能说不清楚吗！我说，这是句假话。

　　考察惠王吞吃蚂蟥，可以看出他是不贤明的君主。有不贤明的德行，上天不会保佑。为什么呢？惠王不忍心责备冷酸菜中有蚂蟥的事，恐怕厨师和管膳食的人按照法律都被杀掉。一国的君主，独断全国的奖励与惩罚；而赦免罪人的权力，也是君主所掌握。惠王用通常责备酸菜中为什么会有蚂蟥的作法，厨师和管膳食的人都该被依法处死，然而最终能不因饮食问题把人处死，并赦免，不判罪，其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厨师的罪过被发觉而没有杀他，自然会自新，改过以后不再犯。惠王宽恕小罪，使地位低微的人保全了性命，自身也会平安而不生病。现在则不是这样，惠王硬吃下有害自己的东西，让管理膳食的臣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失去了统治臣民的威严，可见没有制止错误的意思，这是不贤明之一。即使厨师和管膳食的人调味不当，或把尘土落在酸菜中，大小如虱子的卵，不是一般注意力所能察觉，不是眼睛所能看见，在推究动机定罪时，没有揭发他的过错，就可以说是极大的恩惠了。现今蚂蟥体宽可以用分来计算，身长可以用寸来衡量，掉在凉酸菜中，就是瞎了一只眼也还能看见，臣子对君王没有怕惧，又不恭敬，挑选洗涤不小心，罪过极大。而惠王却不责备，这是不贤明之二。酸菜中不该有蚂蟥，不能吃就应扔在地上；如果怕左右侍臣看见，可以把它揣在怀里，然后丢在隐蔽的地方，完全可以使蚂蟥不被人看见，又何必吃下去呢？如果不能吃的东西误落在酸菜中，难道能再悄悄地硬吃下去吗？这是不贤明之三。有不贤明的德行，而上天保祐他，这是上天善报保佑不贤明的人。

　　不忍心责备厨师和管膳食的人就吞食蚂蟥，世人于是认为贤明。贤者的操行，大多像吞食蚂蟥之类，吞下蚂蟥天就解除他的病，这样贤者永远不会生病。像这样的贤者品德太差，不足以称道。圣人的道德纯厚，操行很少有不对的地方，做出怜悯人的德行，以宽容人过失的事，一定很多。然而周武王有病，孔子生病，天保祐人，为什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呢！

　　或许是惠王吞下蚂蟥，蚂蟥正好自然被排出。人吃了活的东西在肚子里没有不死的，因为腹中是热的。刚吞下的时候，蚂蟥没有死，由于腹中热，蚂蟥翻动起来，所以腹中感觉疼痛。一会儿蚂蟥死了，腹痛也就停止。蚂蟥的本性吸血，惠王心腹的积块，大概是瘀血。所以吸血的虫死了，瘀血的病也就痊愈了。就像野猫本性吃老鼠，人得了鼠病，吞吃野猫就会自动痊愈一样。物类相互克制，开方配药正是利用它们相克的特点。吃下蚂蟥病痊愈了，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吃了活的东西在肚子里没有不死的，死后没有不被排出的。死后蚂蟥被排出，怎么能是天保祐呢！令尹看见惠王有怜悯人的品德，知道蚂蟥进入人腹中肯定要死，然后被排出体外，于是又叩拜又恭贺惠王的病不会造成伤害，是要显示自己知道未来的客观规律，以讨惠王的心欢喜，这跟子韦说宋景公说了三句怜惜人的话火星就会移动离开心宿，太卜在齐景公面前吹嘘自己能使地震动，没有两样。

　　宋国有个人喜欢做好事，祖孙三代都不懈怠。家中不知道什么缘故黑牛生了白犊，便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它去祭鬼神。”于是立刻用白犊去祭祀。过了一年，他父亲的眼睛无缘无故地瞎了。之后，黑牛又生了一头白犊，他父亲又让他儿子去问孔子。孔子仍然说：“是吉祥的征兆，用它去祭鬼神。”又立即用白犊去祭祀。过了一年，他儿子的眼睛又无缘无故地瞎了。那之后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城。在这时候，彼此交换孩子来吃，劈开人骨来烧。就唯独因为他父子双眼都瞎了的缘故，可以不登城守卫。等楚军退去，城的包围解除了，他父子的眼睛一齐恢复了视力。这就是修善积德天神报应的证明。我认为，这是假话。

　　宋人父子修善像这样，天神报答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先瞎然后再恢复视力呢？眼睛不瞎经常看得见，就不能保护他们吗？这样天神不能保护眼睛不瞎的人，那么也就不能用使人失明的办法来保护人了。假使宋国与楚国的君主使两军交锋兵器都用钝了，战士流血死掉，被俘虏，死去回不了家，他们却因眼瞎的缘故，能脱身不去打仗，可以说是天神报答他们了。如今宋军与楚军相互围攻，两军并没有交锋，宋国大臣华之与楚军大将子反口头达成协议各自退兵，双方军队都完整地撤回，武器的锋刃没有用坏的。即使有登城的战斗，也没有死亡的威胁。说善人得报应指的是登城守卫这段时间吗？如果当时他们不瞎，也还是不会死。眼睛瞎不瞎，一样能摆脱而免死。天神让他们瞎了眼，对行善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在宋国缺乏粮食的时侯，瞎了眼睛的人家，难道能独家富裕吗？一起参与登城守卫的人家都交换孩子来吃，劈人骨来烧的时候，反而因贫困偏偏瞎了眼看不见东西的，却成了天神报应保祐的人，真是违背了善恶的实际情况。或许是宋人父子以前正好自己因为风寒发病瞎了眼，楚军围城解除之后，失明碰巧自己好了。世人看见他们父子做好事，又用二头白犊祭祀，宋军与楚军相互攻打，唯独他们没有登城守卫，包围解除以后，他们父子的眼睛又都恢复了视力，就说这是修善的报应，得到了鬼神的保祐。

　　楚国令尹孙叔敖是孩子的时候，看见了两个头的蛇，于是把它杀死并埋掉。回家对着他母亲哭泣。母亲问他原因，回答说：“我听说遇见两个头的蛇的人会死。刚才出去，碰见了两个头的蛇，恐怕就要撇下母亲死去，因此哭泣。”他母亲说：“现在蛇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我恐怕后来的人看见，就杀掉埋了。”他母亲说：“我听说暗中有德行的人，天会以福佑报答他。你一定不会死，天肯定要报答你的。”孙叔敖终于没有死，并做了楚国的令尹。埋掉一条两头蛇，得到二次保祐，天报应做好事的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我认为，这是假话，因为看见两个头的蛇就会死，这是老百姓说的；暗中有德行的人，天会报答他福禄，这是老百姓的议论。孙叔敖相信老百姓的话埋掉两头蛇，他母亲相信老百姓的议论，认为一定会有好报，这就是说人的生死不决定于命，而决定于一条两头蛇的死活。

　　齐国孟尝君田文因为五月五日出生，他父亲田婴责怪他母亲说：“为什么要养活他呢？”孟尝君长大后问他父亲：“你不愿抚养五月出生的孩子，为什么呢？”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到跟门一样高，就会克死他的父母。”孟尝君反问道：“人命由天决定呢？还是由门决定呢？如果由天决定，你担忧什么！如果由门决定，那就应该把门增高，谁还能长到跟门一样高！”后来田文长得跟门一样高，而田婴并没有死。所以五月养孩子的忌讳，没有被验证。讨厌看见两个头的蛇，就像讨厌五月养孩子一样。五月养孩子，他的父亲没有死，就知道看见两头蛇的人，没有祸害。由此说来，看见两头蛇本来不会死，并不是他埋掉两头蛇的缘故。埋掉一条两头蛇，能得到二次保佑，如果埋掉十条两头蛇，要得到几次保祐呢？埋掉蛇是怕别人再看见，这是孙叔敖的贤行。贤人的贤行，难道只有埋蛇一桩事情吗？在埋蛇以前的时间里，应该已做了很多的好事。从天那里禀承了善性，一举一动都会是贤行。有贤行的人，应该见到吉祥的东西，不应该只看见会克死人的两头蛇。难道是孙叔敖还没有见到蛇的时候就有罪恶，天想杀他，见他埋掉两头蛇，解除了他的罪过，是天使他活下来的吗？石头本性坚硬，兰草生来幽香，如果说孙叔敖的贤行只在埋蛇的时候，那就不是生来就从天那儿禀承了善性。

　　儒家的门徒董无心，墨家的弟子缠子，相互见面交流学术思想。缠子称颂墨家尊重鬼，因此招致秦穆公有贤明的德行，上帝赏他多活十九年。董子以尧、舜没有受到上帝赏给的年寿，桀、纣也没有夭折来进行反驳。尧、舜、桀、纣的时代就算久远，姑且用秦穆公、晋文公来辩驳。谥号是人生前行为的写照，朝廷考察生前的行为，作为死后的谥号。“穆”是行为错乱的称号，“文”是有道德、贤惠的标志。为什么有错乱的行为，上天赏给他年寿；而有道德、贤惠操行的，上天却要缩短他的寿命呢？考察一下秦穆公的霸业超不过晋文公，晋文公的谥号比秦穆公美。天不给晋文公增加寿命，而偏偏赏给秦穆公的年寿，这说明天对人报应的错乱，跟秦穆公的行为一样。天下的好人少，坏人多。好人遵循道义，坏人违反天意。然而坏人的命长，好人的命短。天不要好人常享有一百年的寿命，坏人早死短命，这是为什么呢？

 

 

《卷六·祸虚篇》

 

　　世谓受福佑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

　　传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间，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汝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丧其明，曾子责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盖以天实罚过，故目失其明，已实有之，故拜受其过。始闻暂见，皆以为然；熟考论之，虚妄言也。夫失明犹失听也。失明则盲，失听则聋。病聋不谓之有过，失明谓之有罪，惑也。盖耳目之病，犹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听，谓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谓有过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谓伯牛不幸，故伤之也。如伯牛以过致疾，天报以恶与子夏同，孔子宜陈其过，若曾子谓子夏之状。今乃言命，命非过也。且天之罚人，犹人君罪下也。所罚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过，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换三罪。且丧明之病，孰与被厉之病？丧明有三罪，被厉有十过乎？颜渊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极祸也。以丧明言之，颜渊、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误矣。然子夏之丧明，丧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亲者人所力报也。丧亲民无闻，丧子失其明，此恩损於亲而爱增於子也。增则哭泣无数，数哭中风，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议，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缘俗议，因以失明，故拜受其过。曾子、子夏未离於俗，故孔子门叙行，未在上第也。

　　秦襄王赐白起剑，白起伏剑将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 “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罚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赵卒所以坑。如天审罚有过之人，赵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伤杀，则四十万众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无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佑，白起何故独以其罪伏天之诛？由此言之，白起之言过矣。

　　秦二世使使者诏杀蒙恬，蒙恬喟然叹曰：“我何过於天，无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当死矣。夫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径万里，此其中不能毋绝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药自杀。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灭诸侯，天下心未定，夷伤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救百姓之急，养老矜孤，修众庶之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与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则？蒙恬绝脉，罪至当死。地养万物，何过於人，而蒙恬绝其脉？知己有绝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绝之过。自非如此，与不自非何以异？太史公为非恬之为名将，不能以强谏，故致此祸。夫当谏不谏，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蚕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残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强谏，故致此祸，则己下蚕室，有非者矣。己无非，则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传，〔列〕善恶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卒夭死。天之报施善人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独遵何哉？”若此言之，颜回不当早夭，盗跖不当全活也。不怪颜渊不当夭，而独谓蒙恬当死，过矣。汉将李广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常不在其中，而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军攻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後人，然终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常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太守，羌常反，吾诱而降之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之，独此矣。”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广然之，闻者信之。夫不侯犹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负乎？孔子不王，论者不谓之有负；李广不侯，王朔谓之有恨。然则王朔之言，失论之实矣。论者以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见於骨体。大将军卫青在建章宫时，钳徒相之，曰：“贵至封侯。”後竟以功封万户侯。卫青未有功，而钳徒见其当封之证。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钳徒之言实而有效，王朔之言虚而无验也。多横恣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王朔之说，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类也。仓卒之世，以财利相劫杀者众。同车共船，千里为商，至阔迥之地，杀其人而并取其财，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为鱼鳖之食，在土为蝼蚁之粮；惰窳之人，不力农勉商，以积谷货，遭岁饥馑，腹饿不饱，椎人若畜，割而食之，无君子小人，并为鱼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觉。千人以上，万人以下，计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谓无道至痛甚矣，皆得阳达富厚安乐。天不责其无仁义之心，道相并杀；非其无力作而仓卒以人为食，加以渥祸，使之夭命，章其阴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为非之验，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审然。

　　传书：“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於秦，後被车裂之罪，商鞅欺旧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诛死之祸。”彼欲言其贼贤欺交，故受患祸之报也。夫韩非何过而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为商鞅所擒？车裂诛死，贼贤欺交，幽死见擒，何以致之？如韩非、公子卬有恶，天使李斯、商鞅报之，则李斯、商鞅为天奉诛，宜蒙其赏，不当受其祸。如韩非、公子卬无恶，非天所罚，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论者说曰：“韩非、公子卬有阴恶伏罪，人不闻见，天独知之，故受戮殃。”夫诸有罪之人，非贼贤则逆道。如贼贤，则被所贼者何负？如逆道，则被所逆之道何非？

　　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太公穷贱，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隐厄，逢齐桓而见官。非穷贱隐厄有非，而得封见官有是也。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贤者也，尚可谓有非。圣人，纯道者也。虞舜为父弟所害，几死再三；有遇唐尧，尧禅舜。立为帝。尝见害，未有非；立为帝，未有是。前时未到，後则命时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穷，後得达通，未必初有恶天祸其前，卒有善神佑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结发终死，前後无异。然一成一败，一进一退，一穷一通，一全一坏，遭遇适然，命时当也。

 

50. 译文

 

　　社会上认为受上天赐福保祐，完全因为是做好事招致的；又认为遭受祸害，是作恶得来的。以为有掩藏罪恶隐瞒过错的，天地会惩罚他，鬼神会报应他。而且凡是天地要惩罚的，不管罪恶大小还是要被发现；凡是鬼神要报应的，不管远近仍然可以达到。

　　传书上说：“子夏失掉了儿子又眼睛失明，曾子去安慰他，于是大哭起来。子夏呼喊道：“天哪，我没有罪！”曾子生气地说：‘商，你没有什么罪？我与你在洙水与泗水之间侍奉孔夫子，隐退，养老在西河上，你让西河的百姓拿孔夫子来比你，这是你的罪之一。你死了双亲，没有让百姓听到你有特殊的悲哀，这是你的罪之二。你死了儿子，又哭瞎了眼睛，这是你的罪之三。你说，你怎么没有罪呢？’子夏立即去掉拐杖赶快下拜，说：‘我有过错，我有过错！我离开大家独居，已经太久了！’”子夏丧失了视力，曾子以有罪责备他，子夏便丢掉拐杖下拜，恭敬地接受曾子的指责，大概以为上天确实在惩罚有过的人，所以自己眼睛失明，而且自己确实有曾子指出的那些过错，因此下拜恭敬地接受对他过错的指责。刚一听，猛一看，都以为是这样。但仔细分析评论它，是虚假的说法。

　　丧失视力就像丧失听力一样。丧失视力就眼瞎，丧失听力就耳聋。生病耳聋不能说是有过失，丧失视力却说有罪，真使人迷惑。耳朵眼睛生病，就像心腹有病一样。耳朵眼睛丧失视力听力，认为是有罪，那么心腹有病，不就可以认为是有过错了吗？伯牛有病，孔子从窗外握着他的手，说：“没命啦！这样的人却会得这个病！”推究孔子的话，是说伯牛不幸运，因而为他悲伤。如果伯牛因为过错而招致生病，天以疾病报应就应该跟子夏一样，孔子应该陈述他的过错，像曾子说子夏的罪状一样。如今孔子却说是命，命并非是过错。天惩罚人，就像君主惩处臣下一样。被惩罚的人服了罪，君主就该赦免他。子夏已经心服其过错，下拜而表示自愿悔过，天的圣德已表明，就应该使他的瞎眼痊愈。如果不是天的惩罚，子夏眼瞎，也就不是三条罪过造成的。况且失明的病哪里比得上身上长癞呢？失明有三条罪，那长癞不有十条过错了吗？颜渊早死，子路被剁成肉酱。早死、剁成肉酱，是天下最大灾祸。用子夏失明是天惩罚的说法来推论，那么颜渊、子路就有一百条罪状。由此说来，曾子的说法是错误的。

　　子夏失明，是由于丧子。对子女疼爱，是人共同的感情；对父母恩情，是人应竭力报答的。死了父母，周围的群众不知道；死了儿子，却哭瞎了眼睛，这是对父母的恩情不够，而对儿子的疼爱过分。过分地爱就哭泣得没完没了，久哭就会中风，于是眼睛瞎了。曾子按照百姓的议论，因此指出子夏三条罪状。子夏也根据百姓的议论，由于眼睛已经失明，所以下拜承认自己的过错。曾子、子夏还没有脱离世俗，所以孔子排次序没有把他们列在上等。

　　秦昭襄王赐给白起一把剑，白起把它放在脖子上将要自杀，喊道：“我对天有什么罪？”过了好一会儿，说：“我本来该死。长平战役，赵国士兵投降的有好几十万人，我欺骗而且全部坑杀了他们，这足以要我死，”于是自杀了。白起知道自己以前的罪过，因此接受了后来的惩罚。白起知道自己罪过的原因，却不知道赵国士兵被坑杀的原因。如果天确实惩罚有罪过的人，那么，赵国投降的士兵对天有什么罪呢？如果任军队乱砍乱杀，那四十万人中一定有不该死的人，不该死的人，为什么以他们的善行无罪而竟然被坑杀了呢？投降的士兵不能以善行蒙受上天的保祐，白起为什么偏偏因为他的罪过而受到天的惩罚呢？由此说来，白起的话错了。

　　秦二世派使者持诏令去杀蒙恬，蒙恬大声地叹息道：“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过，却要无罪而死呢？”过了好一会，又慢慢地说：“我的罪本来该死。起自临洮，直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经过一万里，这中间不可能不断绝地脉。这就是我的罪过。”便立刻服药自杀。太史公责怪他说：“秦国刚灭掉诸侯，天下人心还没有安定，创伤尚未治好，而蒙恬作为名将，不在这个时候极力规劝皇上，拯救百姓的急需，恤养老人，怜悯孤儿，使百姓能和平地生活，却去迎合皇上心意兴武功，筑长城，这样说来，他们兄弟遭受诛杀，不也应该吗！为什么却要怪罪“地脉”呢？

　　蒙恬的话完全不对，而太史公的责怪也不正确。为什么呢？蒙恬绝断地脉，罪过大到该死。可是土地滋养万物，对人有什么过错，而要绝断它的脉呢？蒙恬知道自己有绝断地脉的罪，却不知道绝断地脉为什么有罪。像这样责备自己，跟不责备自己有什么两样？太史公是责怪蒙恬作为名将，不能对皇上极力规劝，所以招致这杀身的灾祸。真是该规劝的不规劝因此导致遭受死刑的耻辱。然而太史公自己由于担保李陵而被判刑关进蚕室。如果根据太史公责怪蒙恬的说法，那么他自己就担保了不该担保的人，所以遭受宫刑的耻辱，是天命落在自己头上。责怪蒙恬因为不极力规劝皇上，所以招致这灾祸，那么自己被关进蚕室，也有不对的地方了。如果认为自己没有错，那么责怪蒙恬就错了。

　　太史公作《史记·伯夷列传》，排列善恶的秩序说：“七十二门徒，孔仲尼只推举颜渊好学。然而颜渊却屡屡贫穷，连糟糠也吃不饱，终于早死。可见，上天报应善人是什么样子！盗跖天天乱杀无辜的人，烤人肉吃，凶暴、任意胡为，聚集朋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长寿。这上天又遵循的是什么道德呢？”像这样说来，颜渊不该早死，盗跖不当长寿。埋怨颜渊不该早死，却又偏偏认为蒙恬该死，这是错误的。

　　汉将李广跟望气的术士王朔私下闲谈说：“从汉打击匈奴以来，我没有不参加的，而手下各校尉以下，才能达不到一般水平，然而因跟匈奴打仗有功得封侯的有好几十人。我李广不比别人差，但是最终没有得到尺寸功劳来取得封地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我的骨相不该封侯呢？还是本来命中注定呢？王朔问道：“将军自己想想，可曾有过悔恨的事呢？”李广说：“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人曾反抗，我引诱来投降的八百多人，都被我欺骗在同一天杀了。这事到今天都还在悔恨，就只此一件。”王朔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士兵更大的，这就是将军你得不到封侯的原因了。”李广认为是这样，听的人也相信是这样。

　　没有封侯，就像没有当上帝王一样。没有被封侯因为有悔恨的事，那么没有当上帝王又有什么亏心事呢？孔子没有当帝王，评论的人并不认为他有亏心事；李广没有被封侯，王朔却认为他有悔恨的事。这样，王朔的话，违反了论事的道理。评论的人认为人被封侯，自然有天命。天命的征兆在骨相上表现出来。大将军卫青在建章宫的时候，有个脖子上带铁钳的刑徒给他相面后说：“富贵到封侯。”后来竟然因为有功被封为万户侯。卫青还没有立功，钳徒就能看出他该封侯的征兆。由此说来，被封侯是有天命的，并非是人的操行好就能得到的东西。钳徒的话果真有效验，而王朔的话则虚假没有证明。更多的是任意横行的人却没有遭受灾祸，而遵循正道的人却得不到福，王朔的说法，就等于白起自己认为自己不对、蒙恬自己承认自己有罪一样。

　　兵荒马乱的时代，为了财物利益互相抢劫残杀的人多。同乘一辆车，共度一条船，去千里之外做买卖，到了空旷遥远的地方，就杀死同伴并夺取他的财物。尸体抛弃不收殓，枯骨暴露不埋葬，丢在水里做鱼鳖的食品，抛在地上成蝼蛄、蚂蚁的粮食。懒惰的人，不花力气务农却全力经商以便积累谷物和钱财，遇上年景饥荒，腹中饥饿不饱，用槌子打人就像打牲畜一样，并把肉割下来吃，不分君子和小人，都被当作鱼肉，外人不可能知道，官吏也不可能发觉，一千人以上，一万人以下，计算起来在一村之中，活的人只有百分之一，死的人有十分之九，可以说没有道义，到了令人痛心的极点，日后这些人又都公开地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