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8

回答：‘能震动地。’地会震动吗？”晏子默然不回答，出去碰见太卜说：“以前我看见水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地会震动吗？”太卜说：“对。”晏子外出，太卜跑去见齐景公说：“臣子不是能震动地，而是地原来将要自己震动。”看来子韦说火星移动地方，就像太卜说会使地震动一样。地本来将要自己震动，太卜则说自己能使它震动；火星本来将要自己移动，子韦则说宋景公能使它移动。假使晏子不说水星在房宿与心宿间的事，那么齐太卜欺骗性的回答就不会被发觉。宋国没有像晏子样有才智的臣子，所以子韦一说，就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考察《子韦书录序奏》也说子韦讲过：“君主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应该要移动。于是守候着，火星果真移动了地方。”但没有说移动三个地方。或许火星该自动离开，子韦以此作试验，而火星确实移动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世人便夸大说移动了三个地方。这既凭空夸大移动三个地方的数目，又虚构生出二十一年的寿命。

 

 

《卷五·异虚篇》

 

　　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谷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谷亡。三年之後，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谷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谷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

　　祖己之言“朝当亡”哉！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欲死，怪出。国欲亡，期尽。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祸？夫家人见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见妖改政，安能除祸？除祸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国，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谷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

　　鲁昭公之时，瞿鹆来巢。师己采文、成之世童谣之语，有瞿鹆之言，见今有来巢之验，则占谓之凶。其後，昭公为季氏所逐，出於齐，国果空虚，都有虚验。故野鸟来巢，师己处之，祸竟如占。使昭公闻师己之言，修行改政为善，居高宗之操，终不能消。何则？瞿鹆之谣已兆，出奔之祸已成也。瞿鹆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叶安得不茂？源发，流安得不广？此尚为近，未足以言之。夏将衰也，二龙战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於殷；殷亡，传於周，皆莫之发。至幽王之时，发而视之，漦流於庭，化为玄鼋，走入後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历王惑乱，国遂灭亡。幽、历王之去夏世，以为千数岁，二龙战时，幽、厉、褒姒等未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祸安得不就？瑞见，福安得不至？若二龙战时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则褒姒当生之验也。龙称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则厉王不得不恶，恶则国不得不亡。征已见，虽五圣十贤相与却之，终不能消。善恶同实：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谓恶异可以善行除，是谓善瑞可以恶政灭也。

　　河源出於昆仑，其流播於九河。使尧、禹却以善政，终不能还者，水势当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龙不可除，则桑谷不可却也。王命之当兴也，犹春气之当为夏也。其当亡也，犹秋气之当为冬也。见春之微叶，知夏有茎叶。睹秋之零实，知冬之枯萃。桑谷之生，其犹春叶秋实也，必然犹验之。今详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见於夏时，又何以知桑谷之生，不为纣亡出乎！或时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远近之实。高宗问祖己之後，侧身行道，六国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长未终，则谓起桑谷之问，改行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谷之生，殆为纣出，亦或时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寿长。祖己信野草之占，谓之当亡之征。

　　汉孝武皇帝之时，获白麟戴两角而共牴，使谒者终军议之。军曰：“夫野兽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为一也。”麒麟野兽也，桑谷野草也，俱为野物，兽草何别？终军谓兽为吉，祖己谓野草为凶。高宗祭成汤之庙，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为远人将有来者，说《尚书》家谓雉凶，议驳不同。且从祖己之言，雉来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鸟之形，若民人处草庐之中，可谓其人吉而庐凶乎？民人入都，不谓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则民人之类。如谓含血者吉，长狄来至，是吉也，何故谓之凶？如以从夷狄来者不吉，介葛卢来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为凶，硃草、蓂荚出，是不吉也。硃草、蓂荚，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为不吉。何故谓之瑞？一野之物，来至或出，吉凶异议。硃草荚善草，故为吉，则是以善恶为吉凶，不以都野为好丑也。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则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孙术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则雉之吉凶未可知，则夫桑谷之善恶未可验也。桑谷或善物，象远方之士将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获吉福，享长久也。

　　说灾异之家，以为天有灾异者，所以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过，异见於国；不改，灾见草本；不改，灾见於五谷；不改，灾至身。左氏《春秋传》曰：“国之将亡，鲜不五稔。”灾见於五谷，五谷安得熟？不熟，将亡之征。灾亦有且亡五谷不熟之应。天不熟，或为灾，或为福。祸福之实未可知，桑谷之言安可审？论说之家著於书记者皆云：“天雨谷者凶。”传书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此方凶恶之应。和者，天用成谷之道，从天降而和，且犹谓之善，况所成之谷从雨下乎！极论订之，何以为凶？夫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阴阳和者，谷之道也，何以谓之凶？丝成帛，缕成布。赐人丝缕，犹为重厚，况遗人以成帛与织布乎？夫丝缕犹阴阳，帛布犹成谷也。赐人帛，不谓之恶，天与之谷何，故谓之凶？夫雨谷吉凶未可定，桑谷之言未可知也。

　　使暢草生於周之时，天下太平，人来献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与彼桑谷何异？如以夷狄献之则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谓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炽酿，芬香暢达者，将祭灌暢降神。设自生於周朝，与嘉禾、硃草、蓂荚之类不殊矣。然则桑亦食蚕，蚕为丝，丝为帛，帛为衣。衣以入宗庙为朝服，与暢无异。何以谓之凶？卫献公太子至灵台，蛇绕左轮。御者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车轮左者速得国。”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见太子，太子曰：“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於君，不行私欲，共严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国而拜，其非君欲。废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则不忠。而欲我行之，殆欲吾国之危明矣。”投殿将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剑而死。夫蛇绕左轮，审为太子速得国，太子宜不死，献公宜疾薨。今献公不死，太子伏剑，御者之占，俗之虚言也。或时蛇为太子将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实。夫桑谷之生，与蛇饶左轮相似类也。蛇至实凶，御者以为吉。桑谷实吉，祖己以为凶。

　　禹南济於江，有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嘻笑而称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也。”龙去而亡。案古今龙至皆为吉，而禹独谓黄龙凶者，见其负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谷比於龙，吉凶虽反，盖相似。野草生於朝，尚为不吉，殆有若黄龙负舟之异。故为吉而殷朝不亡。

　　晋文公将与楚成王战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问咎犯，咎犯对曰：“以彗斗，倒之者胜。”文公梦与成王博，成王在上，盬其脑。问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战必大胜。”文公从之，大破楚师。向令文公问庸臣，必曰不胜。何则？彗星无吉，搏在上无凶也。夫桑谷之占，占为凶，犹晋当彗末，博在下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对彗见天之诡。故高宗长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问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战以大胜，世人将曰：“文公以至贤之德，破楚之无道。天虽见妖，卧有凶梦，犹灭妖消凶以获福。”殷无咎犯之异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谷之文，传世不绝，转祸为福之言，到今不实。

 

50. 译文

 

　　殷高宗的时候，桑树穀树一齐在朝廷生长，七天就长成两手合围那样粗。高宗召见他的相来问，相说：“我虽然知道这件事，但不能说。”于是高宗问祖己，祖己说：“那桑树穀树，是野生的东西，而现在长在朝廷中，意味着王朝要灭亡了！”高宗感到恐惧、害怕，就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思考求索前代圣王的政治措施，讲求敬养老人的道理，复兴频于灭亡的国家，延续中断了世袭权利的贵族世家，起用了隐居的人。于是桑树和穀树消失了。三年之后，远方诸侯通过翻译来朝拜殷高宗的有六国，他终于享受了百年的福分。殷高宗是个圣贤的君主，能感触到桑树和穀树生于朝廷的异常现象，而问祖己，按祖己的话，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于是桑树与穀树生于朝的凶象消失，诸侯来朝，在位时间长久。修善的意思诚心，所以吉祥的福多。这是靠不住的话。

　　照祖己的说法，商朝应当灭亡！王朝该灭亡，如同人该死一样。人要死，凶象就会出现；国家将亡，是期数已到尽头。人死与国命终止，人死不能再活，国亡就不会再存在。祖己讲改善政治，对于避免商朝灭亡有什么好处呢？高宗修善操行，对消除灾祸又有什么帮助呢？老百姓出现凶象修养善行，不能得吉祥；殷高宗出现凶象改善政治，怎么就能消除灾祸呢？消除灾祸尚且不能，何况要招来六国朝拜，延年到百岁！所以人的死活，在于生命的早亡与长寿，不在操行的好坏；国家的存在与灭亡，在于期数的长短，不在政治的得失。考察祖己的预言，桑树和穀树在朝廷长出是商朝将亡的凶象，灭亡的预兆已出现，即使修政改行，又会有什么补益呢！用什么来证明？

　　鲁昭公的时候，八哥到鲁国筑窝。师己取鲁文公、鲁成公时童谣中的话，有关八哥的传言，见如今有八哥来筑窝的应验，就预测说是凶象。那之后，鲁昭公被季平子所驱逐，出走到齐国，国家果然空虚，都城成为废墟，应验了童谣。由于野鸟来鲁国筑窝，师己作出判断，灾祸竟同他预测的一样。假使鲁昭公听到师己的话，修善操行改良政治，具备了高宗的操行，也终究不能消除灾祸。为什么呢？因为有关八哥的童谣已是征兆，出奔他国的灾祸已经成就。可见八哥的征兆，已在鲁文公、鲁成公的时代出现了。根已长出，叶子怎么能不茂盛；水源已发掘，水流怎么能不广阔。这个预言和应验的时间还相距太近，不足以说明王朝的灭亡早就注定。夏朝快要衰亡，二条龙在宫庭中争斗，吐了口水就离开了，夏王用木柜藏起它。夏朝灭亡，传给殷商；殷商灭亡，传给周朝，都没有把它打开。到周厉王的时候，打开来看，龙的口水在宫庭中流淌，化作一只黑蜥蝎，跑进后宫，跟女人交合，终于生下褒姒。褒姒嫁给周幽王，使幽王迷惑混乱，国家终于灭亡。厉王、幽王距离夏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二龙争斗的时候，周厉王、幽王、褒姒等还没有出生，周要灭亡的凶象，就已经出现很久了。凶象出现，灾祸怎么能不成就？吉兆出现，福分怎么能不到来？就像二龙争斗时说的：“我们是褒国姒氏的两位祖先。”这就是褒姒该出生的应验。龙说是褒国姒氏的祖先，所以褒姒不能不生下来，褒姒生下来那么幽王不得不作恶，周幽王作恶那么国家就不得不灭亡。灭亡征兆已经出现，即使许许多多圣贤来帮着阻止灾祸出现，始终不能消除。好坏都是同样的情况：好的征兆出现，国家肯定兴盛；坏的预兆出现，王朝必定灭亡。说凶兆特殊可以用好的操行来消除，这等于说吉兆也可以用坏的政治来消灭。

　　黄河的源头出于昆仑山，它的流水向九条河道流散。即使尧、禹想用他们好的政治使河水倒流，也终究不可能返回的，河水的流势该这样，靠人的好政治是不能阻止的。黄河的源头不可能堵住，二龙不可能消除，那么桑树和穀树所预示的灾祸也是不能避免的。王朝命数该兴旺，就像春天应当顺变成夏天一样。它该灭亡，就像秋天应当顺变成冬天一样。看见春天小小的叶芽，就知道夏天它会具有粗茎茂叶，目睹秋天凋落的果实，就知道冬天它们会枯萎。桑树和穀树的生长，那就像春天出芽秋天结果一样，它所预兆的事情是必然要应验的。如今即使认真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怎么能消除它呢？由于周朝灭亡的凶兆，在夏朝时候已出现，又凭什么知道桑树和穀树的生长，不是为预示商纣的灭亡而出现呢！也许祖己说的话，是相信了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预兆，但在应验时间远近的事实上弄错了。殷高宗问祖己之后，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远道的六国诸侯碰巧朝拜而来，高宗的生命本来就长不该寿终，就说成是由于高宗问起了桑穀生于朝的吉凶，于是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享受百年的福分。可见桑树和穀树的生长，大概是为预示商纣命运而出现。也或许是吉兆而不是凶兆，所以殷朝没有灭亡，高宗长寿。祖己相信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凶兆，就说它是商朝该灭亡的征兆。

　　汉武帝的时候，获得一只白麒鳞，头上长着一只肉角，每条腿有五个蹄，叫谒者终军来商议这事。终军说：“野兽的两角并成一角。象征着天下合为一统。”麒麟是野兽，桑穀是野草，都是野物，兽与草没有什么区别，终军说野兽是吉兆，祖已则说野草是凶兆。殷高宗祭祀成汤的宗庙里，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祖己认为是远方的使节将要有来朝贡的，但解说《尚书》的人则认为野鸡飞入宗庙是凶兆，议论杂乱不一。按祖己的说法，野鸡飞到宗庙是吉兆。野鸡趴在野草中，草掩盖了野鸟的形体，就像人住在草屋中，能说人是吉兆而草屋是凶兆吗？人进都城，不能说是凶兆；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为什么就不是吉兆？野鸡与人是一类。如果说有血气的是吉兆，那么高大的狄人到来，这该是吉兆，为什么要说是凶兆呢？如果认为从边远夷狄地方来的人不吉利，那么介国的葛卢来朝见，这该是凶事了，（为什么鲁君要以礼相待呢？）如果认为草木是凶兆，朱草，蓂荚长出，这该是不吉利的事。朱草、蓂荚都是草，宜长在野外却长在朝廷中，这该是不吉利的，为什么要说它吉祥呢？同是野生的东西，或到来，或长出，都有吉凶两种不同的议论。如果认为朱草、蓂荚是好的草，所以是吉利的，那这是以草的好坏作为吉凶的标准，而不是以草长在都城或野外作为区分好坏的标准。周的时候天下太平，越尝族献野鸡给周公，周公得到以为吉祥，野鸡也是草野之类东西，怎么就认为是吉祥呢？如果以为野鸡耿直有点像士，那么獐也依然有点像君子，公孙术得到白獐，占测怎么就认为是凶兆呢？这样看来野鸡的吉凶还不能知道，那么桑树与穀树的善恶也不可能验证。桑树与穀树或许是好东西，像远方的士将要在殷高宗的朝廷上站立，所以高宗得到吉祥福分，长期享受。

　　解说灾异的人认为天会降灾祸，用来谴责、警告国王，是确信无疑的。

　　国王有过错，灾害显现在国家；不改正，灾害显露在草木；再不改正，灾祸出现在五谷；还不改正，灾祸殃及自身。《左氏春秋传》上说：国家将要灭亡，“少有不连续五年粮食丰收的”。灾害在五谷上出现，五谷怎么能成熟呢？不成熟，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可是，上面《左传》说的灾异也有国家将亡而五谷丰收作应验的。可见五谷不成熟，或许是灾祸，或许是福分。是祸是福的情况并不能知道，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怎么能断定呢？著书立说的人写在书上的都说：“天降谷子是凶兆。”传书上说：“苍颉创造文字，天降谷，鬼夜哭。”这是说明天降谷是坏事的感应。“成谷之道”，从天降下适合五谷生长的风雨，作为对人事的应和，尚且还说它是吉兆，何况现成的谷物随雨而降呢！极认真地研究考查一下，为什么是凶兆？风调雨顺就五谷庄稼成熟，否则遭受灾害。风调雨顺，是五谷丰收的道理，为什么说它是凶兆？丝织成帛，线织成麻布。赐人丝、线，尚且算厚重，何况是用织好的帛与织好的麻布赠送人呢！那丝线如同风雨，帛布就像成熟的五谷。赐给人帛不认为是凶兆，天给人谷子为什么就认为是凶兆呢？看来天降谷的吉凶不能够断定，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是否正确也不能知道。

　　假使畅草长在周朝时候，天下太平，倭人来贡献畅草。但畅草也还是草野之类的东西，跟那桑树穀树有什么两样？如果以为夷狄贡献的就是吉利，那么假使畅草长在周王的朝廷中，能说它不好吗！畅草可以用来造酒，芬香畅达，要祭祀的时候把畅酒洒在地上，能求神降临。假设本来长在周朝，那与特别茁壮的禾、朱草、蓂荚之类没有区别。然而桑叶可以喂蚕，蚕吐丝，丝织成帛，帛做成衣，穿着它进入宗庙就成了朝服，这与畅酒没有区别，为什么认为它是凶兆呢？卫献公的太子去灵台，蛇缠绕他车子左边的车轮。驾车的人说：“太子赶快下拜。我听说国君的儿子遇到蛇绕在车的左轮上的，就很快要做国君。”太子始终不下车，直返回到住处。驾车的人遇见太子，太子说：“我们说做部下的，应该尽量对君主恭顺，不要搞私利，要恭顺严肃地接受君主的命令，不能扰乱君主的安宁。现在我要是做了君主，这国君就失去了安宁。只看见做君主的私利而忘掉国君安宁。这不是做儿子的道义。为了得到君位就下拜，这不是君主希望的事情。舍弃做儿子道义的不孝，背逆君主希望的则不忠，你想要我干这事，大概是希望我的国家发生危险已明显表现出来。”于是要拔剑自杀，那个驾车的赶忙阻止他却没有能制止住，终于用剑自杀而死。那蛇绕左边车轮，明明是为了太子赶快取得君。位，这样太子该不死，献公该早死。如今献公不死，反而太子用剑自杀，可见驾车人的预言，是庸俗的假话。或许蛇是太子要死的凶兆，驾车的相信了庸俗的预言，所以违背了吉凶的真实情况。看来桑树穀树长在朝廷上，与蛇绕左边车轮相类似。蛇的到来实际是凶兆，驾车的却认为是吉兆。桑树穀树的生长实际是吉兆，而祖己又认为是凶兆。

　　禹南渡长江，看见有黄龙驮着一只船，船中的人，惊恐得六神无主。禹却笑着自称说：“我从天那儿承受了命令，尽力为百姓操劳。活着，像寄身在外；死了，就像回到家里，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我看龙就同蝘蜒差不多。”于是龙离去而灾祸消除。考察从古到今有龙来都是吉兆，而禹独说黄龙是凶兆，是他看见那黄龙驮船，船中的人惊恐的缘故。拿桑树和穀树跟龙相比，对吉凶的看法虽然相反，但大概相类似。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如果是凶兆的话，那大概有如把黄龙驮船是吉兆说成凶兆一样。看来桑树和穀树长在朝廷中，本来是吉兆，因而殷朝没有灭亡。

　　晋文公快要与楚成王在城濮大战，彗星出现在楚国天空，彗星的柄在楚国一边，晋文公就这事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用扫帚当武器去进行战斗，把它倒过来用的人得胜。”晋文公梦见跟楚成王搏斗，成王在上面吸他的脑髓。又以此事询问咎犯，咎犯说：“君王得到天的帮助，成王低头认罪，打仗肯定要大胜”。晋文公听从了他的话，大败楚军。那时要是晋文公去问平庸的臣子，肯定说：“打不赢。”为什么呢？因为彗星不是吉兆，而搏斗时处在上方也不是凶兆。对桑树和穀树出现的预言，是凶兆，就同晋国处于彗星尾端，晋文公与楚成王搏斗时被压在下边，认为是凶兆一样。然而桑树与穀树的出现是吉兆，大概就像处于彗星尾端，脸向上这种奇异的征兆一样，（表面看来是凶兆，其实是吉兆），所以殷高宗在位长久，殷朝没有灭亡。假使晋文公不去问咎犯，或者咎犯不明白那是吉兆，打仗能大胜，世人就会说：“晋文公以最贤良的德操，打败了楚国的无道之师。天上虽然出现凶兆，睡觉又做恶梦，尚且能泯灭凶象消除恶梦而得到福分。”殷朝没有咎犯那样具有特殊才智的人，而只有祖己这种相信一般占卜的人，所以关于桑树与穀树出现于朝廷的记载，一代一代相传不绝，于是变祸为福的说法，至今没有被确定下来。

 

 

《卷五·感虚篇》

 

　　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虚也。夫人之射也，不过百步，矢力尽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万里数，尧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尧之时，天地相近，不过百步，则尧射日，矢能及之；过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尧时天地相近，尧射得之，犹不能伤日。伤日何肯去？何则？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矩，人从旁射之，虽中，安能灭之？地火不为见射而灭，天火何为见射而去？此欲言尧以精诚射之，精诚所加，金石为亏，盖诚无坚则亦无远矣。夫水与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灭之，则当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时，流滥中国，为民大害。尧何不推精诚射而除之？尧能射日，使火不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为害。夫射水不能却水，则知射日之语，虚非实也。或曰：“日，气也。射虽不及，精诚灭之”。夫天亦远，使其为气，则与日月同；使其为体，则与金石等。以尧之精诚，灭日亏金石，上射日则能穿天乎？世称桀、纣之恶，射天而殴地；誉高宗之德，政消桑谷。今尧不能以德灭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恶与桀、纣同也。安能以精诚获天之应也？

　　传书言：武王伐纣，渡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见。於是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於是风霁波罢。此言虚也。武王渡孟津时，士众喜乐，前歌後舞。天人同应，人喜天怒，非实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实。麾风而止之，迹近为虚。夫风者，气也；论者以为天地之号令也。武王诛纣是乎，天当安静以佑之；如诛纣非乎，而天风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过，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恶也，风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过，瞋目大言，父母肯贳之乎？如风天所为，祸气自然，是亦无知，不为瞋目麾之故止。夫风犹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则亦不能止风。或时武王适麾之，风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则谓武王能止风矣。

　　传书言：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此言虚也。凡人能以精诚感动天，专心一意，委务积神，精通於天，天为变动，然尚未可谓然。〔阳〕公志在战，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圣人麾日，日终之反。〔阳〕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鸿范》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有风雨。”夫星与日月同精，日月不从星，星辄复变。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从星之好恶也，安得从〔阳〕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减。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间，反三十日时所在度也？如谓舍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间，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诚出三善言，荧惑徙三舍。实论者犹谓之虚。〔阳〕公争斗，恶日之暮，以此一戈麾，无诚心善言，日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圣人麾火，终不能却；〔阳〕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时战时日正卯，战迷，谓日之暮，麾之，转左曲道，日若却。世好神怪，因谓之反，不道所谓也。

　　传书言：荆轲为燕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此言精感天，天为变动也。夫言白虹贯日，太白蚀昴，实也。言荆轲之谋，卫先生之画，感动皇天，故白虹贯日，太白蚀昴者，虚也。夫以箸撞钟，以算击鼓，不能鸣者，所用撞击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过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为，虽积锐意，犹箸撞钟、算击鼓也，安能动天？精非不诚，所用动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动，天反动乎！问曰：“人之害气，能相动乎？”曰：“不能！”“豫让欲害赵襄子，襄子心动。贯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动。二子怀精，故两主振感。”曰：“祸变且至，身自有怪，非适人所能动也。何以验之？时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时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祸变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为也。且凶之人卜得恶兆，筮得凶卦，出门见不吉，占危睹祸气，祸气见於面，犹白虹太白见於天也。变见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适然，自相应也。”

　　传书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从秦王求归。秦王执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当此之时，天地佑之，日为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此言虚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动天？圣人之拘，不能动天，太子丹贤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佑太子，生诸瑞以免其身，则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难。见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难。舍一事之易，为五事之难，何天之不惮劳也？汤困夏台，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陈、蔡。三圣之困，天不能佑，使拘之者睹佑知圣，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圣者，不与三誓，三圣心不愿，故佑圣之瑞无因而至。天之佑人，犹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则弗与也。”曰：“太子愿天下瑞之时，岂有语言乎！”心愿而已。然汤闭於夏台，文王拘於羑里，时心亦愿出；孔子厄陈、蔡，心愿食。天何不令夏台、

　　羑里关钥毁败，汤、文涉出；雨粟陈、蔡，孔子食饱乎？太史公曰：“世称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马生角，大抵皆虚言也。”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而云“虚言”，近非实也。

　　传书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此言杞梁从军不还，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诚悲痛，精气动城，故城为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者，虚也。夫人哭悲莫过雍门子。雍门子哭对孟尝君，孟尝君为之於邑。盖哭之精诚，故对向之者凄怆感动也。夫雍门子能动孟尝之心，不能感孟尝衣者，衣不知恻怛，不以人心相关通也。今城，土也。土犹衣也，无心腹之藏，安能为悲哭感动而崩？使至诚之声能动城土，则其对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向水火而泣，能涌水灭火乎？夫草木水火与土无异，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下世好虚，不原其实，故崩城之名，至今不灭。

　　传书言：邹衍无罪，见拘於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此与杞梁之妻哭而崩城，无以异也。言其无罪见拘，当夏仰天而叹，实也。言天为之雨霜，虚也。夫万人举口并解吁嗟，犹未能感天，皱衍一人冤而壹叹，安能下霜？邹衍之冤不过曾子、伯奇。曾子见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逐〕与拘同。吟、歌与叹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邹衍何人，独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剑，子胥刎颈。实孝而赐死，诚忠而被诛。且临死时，皆有声辞，声辞出口，与仰天叹无异。天不为二子感动，独为邹衍动，岂天痛见拘，不悲流血哉？伯冤痛相似，而感动不同也？夫然一炬火，爨一镬水，终日不能热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不能寒也。何则？微小之感不能动大巨也。今邹衍之叹，不过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镬水庖厨之丑类也。一仰天叹，天为陨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与乐同，喜与怒均。衍兴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赏，仰天而笑，能以冬时使天热乎？变复之家曰：“人君秋赏则温，夏罚则寒。”寒不累时，则霜不降，温不兼日，则冰不释。一夫冤而一叹，天辄下霜，何气之易变，时之易转也？寒温自有时，不合变复之家。且从变复之说，或时燕王好用刑，寒气应至；而衍囚拘而叹，叹时霜适自下。世见适叹而霜下，则谓邹衍叹之致也。

　　传书言：师旷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风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晋国赤地。或言师旷《清角》之曲，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与《清角》，或同曲而异名，其祸败同一实也。传书之家，载以为是；世俗观见，信以为然。原省其实，殆虚言也。夫《清角》，何音之声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风雨，如木为风，雨与风俱。”三尺之木，数弦之声，感动天地，何其神也！此复一哭崩城、一叹下霜之类也。师旷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质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学之时，宿昔习弄，非直一再奏也。审如传书之言，师旷学《清角》时，风雨当至也。

　　传书言：“瓠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或言：“师旷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鹤二八自南方来，集於廊门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吁於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尚书》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虽奇怪，然尚可信。何则？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禽兽见人欲食，亦欲食之；闻人之乐，何为不乐？然而“鱼听”、“仰秣”、“玄鹤延颈”、“百兽率舞”，盖且其实；风雨之至、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虚言也。或时奏《清角》时，天偶风雨、风雨之後，晋国适旱；平公好乐，喜笑过度，偶发癃病。传书之家，信以为然，世人观见，遂以为实。实者乐声不能致此。何以验之？风雨暴至，是阴阳乱也。乐能乱阴阳，则亦能调阴阳也。王者何须修身正行，扩施善政？使鼓调阴阳之曲，和气自至，太平自立矣。

　　传书言：“汤遭七年旱，以身祷於桑林，自责以六过，天乃雨”。或言：“五年。祷辞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於是剪其发，丽其手，自以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说，时雨乃至。言汤以身祷於桑林自责，若言剪发丽手，自以为牲，用祈福於帝者，实也。言雨至为汤自责以身祷之故，殆虚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有诸？”子路曰：“有之；《诔》曰：‘祷尔於上下神祗。’”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圣人修身正行，素祷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无罪，故曰祷久矣。《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叙，与鬼神合其吉凶。”此言圣人与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须祷以得福，是不同也。汤与孔子俱圣人也，皆素祷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祷以治病，汤何能以祷得雨？孔子素祷，身犹疾病。汤亦素祷，岁犹大旱。然则天地之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不可以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祷谢去，明矣。汤之致旱，以过乎？是不与天地同德也。今不以过致旱乎？自责祷谢，亦无益也。人形长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瘅热之病，深自克责，犹不能愈，况以广大之天，自有水旱之变。汤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诚，自责祷谢，安能得雨邪？人在层台之上，人从层台下叩头，求请台上之物。台上之人闻其言，则怜而与之；如不闻其言，虽至诚区区，终无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层台之高也，汤虽自责，天安能闻知而与之雨乎？夫旱，火变也；湛，水异也。尧遭洪水，可谓湛矣。尧不自责以身祷祈，必舜、禹治之，知水变必须治也。除湛不以祷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汤之祷祈，不能得雨。或时旱久，时当自雨；汤以旱久，亦适自责。世人见雨之下，随汤自责而至，则谓汤以祷祈得雨矣。

　　传书言：“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兴而乱渐见，故其妖变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实也。言其应仓颉作书，虚也。夫河出图，洛出《书》，圣帝明王之瑞应也。图书文章，与仓颉所作字画何以异？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何非何恶而致雨粟鬼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恶人有书，则其出图书，非也；天不恶人有书，作书何非而致此怪？或时仓颉适作书，天适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为。世见应书而至，则谓作书生乱败之象，应事而动也。“天雨谷”，论者谓之从天而下，〔应〕变而生。如以云雨论之，雨谷之变，不足怪也。何以验之？夫云〔雨〕出於丘山，降散则为雨矣。人见其从上而坠，则谓之天雨水也。夏日则雨水，冬日天寒则雨凝而为雪，皆由云气发於丘山，不从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谷之雨，犹复云〔布〕之亦从地起，因与疾风俱飘，参於天，集於地。人见其从天落也，则谓之天雨谷。建武三十一年中，陈留雨谷，谷下蔽地。案视谷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实也。此或时夷狄之地，生出此谷。夷狄不粒食，此谷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风暴起，吹扬与之俱飞，风衰谷集，坠於中国。中国见之，谓之雨谷。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泽，山泽之中，草木皆烧，其叶为灰，疾风暴起，吹扬之，参天而飞，风衰叶下，集於道路。夫“天雨谷”者，草木叶烧飞而集之类也。而世以为雨谷，作传书者以〔为〕变怪。天主施气，地主产物。有叶、实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为也。今谷非气所生，须土以成。虽云怪变，怪变因类。生地之物，更从天集，生天之物，可从地出乎？地之有万物，犹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谷何独生於天乎？传书又言：伯益作井，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言龙井有害，故龙神为变也。夫言龙登玄云，实也。言神栖昆仑，又言为作井之故，龙登神去，虚也。夫作井而饮，耕田而食，同一实也。伯益作井，致有变动。始为耕耘者，何故无变？神农之桡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龙何故登玄云？神何故栖昆仑？夫龙之登玄云，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时至，龙多登云。云龙相应，龙乘云雨而行，物类相致，非有为也。尧时，五十之民，击壤於涂。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尧时已有井矣。唐、虞之时，豢龙、御龙，龙常在朝。夏末政衰，龙乃隐伏。非益凿井，龙登云也。所谓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恶人为井？使神与人同，则亦宜有饮之欲。有饮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实也。夫益殆之凿井，龙不为凿井登云，神不栖於昆仑，传书意妄，造生之也。

　　传书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晋君忧之。晋伯宗以辇者之言，令景公素缟而哭之，河水为之流通。此虚言也。夫山崩壅河，犹人之有痈肿，血脉不通也。治痈肿者，可复以素服哭泣之声治乎？尧之时，洪水滔天，怀山襄陵。帝尧吁嗟，博求贤者。水变甚於河壅，尧忧深於景公，不闻以素缟哭泣之声能厌胜之。尧无贤人若辇者之术乎？将洪水变大，不可以声服除也？如素缟而哭，悔过自责也，尧、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责。梁山，尧时山也；所壅之河，尧时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变无以殊也。尧、禹治洪水以力役，辇者治壅河用自责。变同而治异，人钧而应殊，殆非贤圣变复之实也。凡变复之道，所以能相感动者，以物类也。有寒则复之以温，温复解之以寒。故以龙致雨，以刑逐〔景〕，皆缘五行之气用相感胜之。山崩壅河，素缟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时何壅之时，山初崩，土积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坏沮矣。坏沮水流，竟注东去。遭伯宗得辇者之言，因素缟而哭，哭之因流，流时谓之河变，起此而复，其实非也。何以验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缟哭无益也。使其天变应之，宜改政治。素缟而哭，何政所改而天变复乎？

　　传书言：曾子之孝，与母同气。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愿留，参方到。”即以右手扼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驰至问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来欲去，吾扼臂以呼汝耳。”盖以至孝，与父母同气，体有疾病，精神辄感。曰：此虚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谓德化至天地。俗人缘此而说，言孝悌之至，精气相动。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辄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母死，曾子辄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气能小相动，不能大相感也。世称申喜夜闻其母歌，心动，开关问歌者为谁，果其母。盖闻母声，声音相感，心悲意动，开关而问，盖其实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闻号呼之声，母小扼臂，安能动子？疑世人颂成，闻曾子之孝天下少双，则为空生母扼臂之说也。

　　世称：南阳卓公为缑氏令，蝗不入界。盖以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也。此又虚也。夫贤明至诚之化，通於同类，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闽虻之类也，何知何见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贤者处深野之中，闽虻能不入其舍乎？闽虻不能避贤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县？如谓蝗虫变与闽虻异，夫寒温亦灾变也，使一郡皆寒，贤者长一县，一县之界能独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贤者之县，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虫适不入界，卓公贤名称於世，世则谓之能却蝗虫矣。何以验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尽蔽地也，往往积聚多少有处。非所积之地，则盗跖所居；所少之野，则伯夷所处也。集过有多少，不能尽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则其过县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验善恶；有无安可以明贤不肖也？盖时蝗自过，不谓贤人界不入明矣。

 

50. 译文

 

　　儒者的传书上说：“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升起，万物焦烂枯死。尧就举箭射十个太阳，九个太阳被除掉，一个太阳永久升起。”这话是假的。人射箭，不超过一百步箭的力量就完了。太阳运行，是按天上星宿一定的度数转动的。天离人，要用万里来计算，尧举箭向上射，怎么能够射着太阳呢？假使尧的时候，天地相隔很近，不超过一百步，那尧射太阳，箭就能射到太阳；超过一百步，就不能射到。假使尧的时候天地相隔很近，尧射着太阳，尚且不能伤害太阳，太阳怎么肯离开呢？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是火。假使在地上的火点着一个火把，人从一旁用箭射它，虽然射中，怎么能使它熄灭呢？地上的火不是被射中而熄灭，天上火（太阳）怎么是被射中而去掉呢？这是想说尧是用真心诚意去射太阳，凡是真心诚意达到的地方，金属和石头都会被毁坏，似乎在“精诚”面前没有坚硬的东西，那么也就没有远得达不到的地方了。水与火，分别具有同是物质实体的特性，能射中火而使它熄灭，那就应该能射中水而使它消除。洪水成灾的时候，泛滥中原各国，成为老百姓的大祸害，尧为什么不拿出真心诚意来射洪水而使它消除呢？尧能够射太阳，使火不成为灾害，却不能射河，使水不成为灾害。射水不能使水退却，那就知道尧能射太阳的话，是虚假不真实的。

　　有人说：“太阳是气，用箭射虽然达不到，但真心诚意能去掉它。”天特别远，如果它是气，那跟日月相同；如果它是物体，那跟金属、石头一样。用尧的真心诚意能去掉太阳毁坏金属、石头，那他举箭向上射天就能射穿天吗？社会上声称夏桀、商纣的罪恶，射天而打地；称赞殷高宗的德操，能用善政消除桑树穀树生于朝廷的凶象。如今尧不能用良好的德操来除掉十个太阳，而一定要射掉它，这是他的德操不如殷高宗，罪恶则与夏桀、商纣相同，如此，怎么能用精诚的心获得上天去掉九个太阳的报应呢？

　　传书上说：“周武王讨伐商纣，过孟津，碰到惊涛骇浪，逆流而上，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人马都看不清楚。于是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握着白旄，瞪大眼睛挥动着它们，喊道：‘我在这里，天下有谁敢违反我意志的！’于是风停了波浪也平息了。”这个说法不真实。周武王过孟津的时候，将士们都欢喜快乐，前边的歌唱后边的舞蹈。照传书的说法，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人欢喜而天发怒，这实在不合情理。前边的歌唱后边的舞蹈，未必有其事；手挥动风就停止，事情近乎是虚构，风是气，议论的人认为它是天地发出的号令。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对的，天就应当用安静的环境来保祐他；如果讨伐商纣是不对的，那么天刮风就是发怒。周武王没有遵奉天的命令，检查自己的罪过，却瞪着眼睛喊道；“我在这里，天下有谁敢违反我意志的！”这就加重了天的愤怒，增加了自己的罪恶，风怎么肯停止刮呢？就像父母亲发怒，儿子不肯改正过错，反而瞪着眼睛大喊，父母亲肯饶恕他吗？如果风是天自然而然刮的，那么水波逆流，疾风晦冥这些祸气就是自然形成的，可见这些也是无意识的，不会因为周武王瞪眼、挥旄的缘故而停止。风同雨一样，即使周武王瞪眼用旄挥动雨就会停止下吗？武王不能使雨停下，那么也不能使风停刮。或许是周武王正好挥动白旄，风碰巧自然停止，世人为了赞扬武王的圣德，就说武王能制止刮风。

　　传书上说：“鲁阳公跟韩国打仗，打得正起劲太阳落山了，鲁阳公举戈一挥，太阳因此退了三舍。”这话是假的。凡是人能够以真心诚意感动上天的，都要专心一意，放弃一切事务，全神贯注，才能感应给天，天才会改变移动，但是还不能说就一定会使它如此。鲁阳公心思在打仗，因为太阳落山而挥了一下戈，怎么能使太阳退回呢？即使是圣人对着太阳挥戈，太阳也始终不会退回，鲁阳公是什么人，而能使太阳退回呢？《尚书·洪范》上说：“星宿有好刮风的，星宿有好下雨的。太阳与月亮运行，才有冬有夏。月亮靠近箕宿毕宿，就要刮风下雨。”星与太阳月亮同样是精气，太阳月亮不靠近星，星总是在反复变化，同样要刮风下雨。这表明太阳月亮的运行有一定的度数，不会随着星的好恶而靠近或离开星的，怎么会顺从鲁阳公的欲望而退三舍呢？星在天上，是太阳月亮休息停留的地方，就像地下有邮亭，作为地方官吏办公的地方。二十八舍划分得有度数，每舍大致十度，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说太阳退回三舍，就是三十度。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挥戈一下顷刻间，就退回到三十天前所在的地方。如果说一舍为一度，三度也就是太阳三天的行程。挥戈一下的瞬间，竟使太阳退回了三天的行程。宋景公发自诚心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舍。实事求是的人尚且说这件事是假的。鲁阳公正在打仗，讨厌的太阳要落山，因此挥了一下戈，没有诚心，也没有说好话，太阳就为他退回，这大概不是事实吧！况且太阳是火。圣人向火挥动一下，始终不能使火退却；鲁阳公对着太阳挥动一下戈，怎么能使太阳返回呢？或许打仗的时候太阳正在东方，打迷糊了，以为太阳要落山，于是挥戈转向东方，就错误地说太阳好像倒退回去了。世人好谈神怪，在此就说太阳退回去了，而不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传书上说：“荆轲为燕太子谋杀秦王时，天空出现白色长虹穿过太阳。

　　卫先生为秦国谋画长平之事时，天空出现金星侵蚀昴宿。”这话是说人用真心诚意感动上天，上天才会变化受打动。要说白色长虹穿过太阳，金星侵蚀昴宿，是事实。但说荆轲谋杀秦王，卫先生谋画长平之事，感动了上天，所以才有“白虹贯日，太白蚀昴”的事，这是假的。我们用筷子敲钟，用算筹来打鼓，之所以不能发出声音，是因为用来敲打的东西太小。如今人的形体不过七尺，凭人七尺形体中的精神，想有所作为，即使全神贯注真心诚意，也同用筷子敲钟、用算筹打鼓一样，怎么能感动上天呢？心不是不诚，而是用来感动上天的东西太小了。况且想杀害的是人，人还没有预感，天反而能预感到吗？有人问说：“人想谋害别人的气，能使人预感到吗？”我以为：“不能”。人又责难道：“那么豫让想谋害赵襄子，赵襄子却事先心动察觉；贯高想弑杀汉高祖，汉高祖也事先心动有所察觉。他二人怀有害人的精气，所以两位君主被震动而有感觉。”依我说：“祸害将要来，这人本身就会有作为预兆的奇怪现象出现，而并不是敌人害人的精气所能震动的。用什么来证明呢？有时会在路上碰到狂人，用刀砍他自己，狂人未必想伤自己的身体，然而自己身体先的时候却已经有作为预兆的奇怪现象发生。照这样说，奇怪现象的出现，是灾祸要到来的凶兆，而不是想害自己的人造成的。将要遭到灾祸的人，去占卜会得恶兆，去算卦会得凶卦，出门也会见到不吉利的事情，观天象占卜会见到祸气，祸气表现在脸上，就像白虹，金星在天空出现一样。灾变在天空呈现，奇异的预兆在人身上出现，天上地下的怪现象碰巧同时出现，这是自然的相互应和。

　　传书上说：“燕太子丹在秦国朝见，得不到离开，于是向秦王请求回国。秦王坚持要留下他，跟他发誓说‘除非偏西的太阳再回到正中来，天上降下谷子，使乌鸦白头，马长出角，厨门上的木象生出肉脚来，才能回去’。正当这个时候，天地保祐他，偏西的太阳则又回到正中，天上降下谷子，乌鸦白了头，马长出了角，厨门上的木象长出了肉脚。秦王认为他是圣人，就放他回去了。”这个说法是假的。燕太子丹是什么人，能感动上天？圣人被拘禁，没有能感动上天；太子丹是贤人，怎么能做到这样！上大能保祐燕太子丹，生出诸多吉祥的东西来以避免他的身体被困，那就应该能缓和秦王意图，以解除他的困境。要解决被拘禁一事很容易，要产生出吉祥的五件事来却是极困难的。抛开一件容易做的事，而去干五件困难的事，上天怎么就不怕辛苦呢？成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拘留在羑里，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三个圣人受困，上天不能保祐他们，使拘留者看到上天的保祐而知道他们是圣人，释放并尊重、厚待他们。有人说：“拘留三圣人的人没有与他们立誓，三个圣人的心里就没有产生求天保祐的愿望，所以保祐三圣的吉祥物就无从出现。上天保祐人，就像拿器物借给人一样，别人不来求取，就不给他。”我的回答是：燕太子丹希望上天降吉祥的时候，那里会开口说话呢？只是心里希望罢了。然而成汤被关在夏台，周文王被囚在姜里的时候，心里也希望被释放；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心里是多么希望有饭吃。上天为什么不使夏台、羑里的门闩和锁毁坏，让成汤、文王走出来；降谷子在陈国和蔡国，让孔子吃饱呢？太史公说：“世人称赞燕太子丹能使天降谷，马生角，大都是假话。”太史公是记载汉代真实情况的人，却说是“假话”，可见上面的说法近似不真实了。

　　传书上说：“杞梁的妻子对着城痛哭，城为此崩塌。”这是说杞梁随军打仗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很悲哀，对着城痛哭，至诚的悲痛，精气感动了城，所以城墙为此崩塌。说杞梁妻子对着城痛哭，是事实；但说城为此而崩塌，是假的。人们哭声的悲哀没有超过雍门子的。雍门子向孟尝君哭诉，孟尝君也为此抽泣，大概哭得真诚，所以面对他的人也感到凄惨悲痛。雍门子能感动孟尝君的心，但不能感动孟尝君的衣服，因为衣服不知道忧伤，不与人的心相贯通。如今的城是土的。土就同衣服一样，没有五脏，怎么会为悲哀的哭声悲痛而崩塌呢？假使至诚的哭声能感动城的泥土，那她对着草木哭，就能使草折断使树裂开吗？对着水和火哭泣，能使水冒出来灭掉火吗？草木水火与泥土没有两样，那么杞梁妻的哭声，不能使城崩塌，是明明白白的了，或许是城正好要自己崩塌，而杞梁的妻子恰巧这时痛哭。后代喜欢随便说的人，不追究这事的真实情况，所以杞梁妻使城崩塌的名声，到今天也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