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7

反害仁义，安能任管仲，能养人令之成事：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无道之君莫能用贤。使管仲贤，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无乱行也。有贤明之君，故有贞良之臣。臣贤，君明之验，奈何谓之有乱？难曰：“卫灵公无道之君，时知贤臣。管仲为辅，何明桓公不为乱也？”夫灵公无道，任用三臣，仅以不丧，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宁戚於车下，责苞茅不贡，运兵功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负妇人於背，虚矣。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户牖之间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负南面乡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诸侯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於後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於背矣。此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唐、虞时，夔为大夫，性知音乐，调声悲善。当时人曰：“调乐如夔一足矣。”世俗传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众称伯夷，伯夷稽首让於夔龙。秩宗卿官，汉之宗正也。断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後孔甲，田於东蓂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来之子必贵。”或曰：“不胜，之子必贱。”孔甲曰：“为余子，孰能贱之？”遂载以归，析缭，斧斩其足，卒为守者。孔甲之欲贵之子，有余力矣，断足无宜，故为守者。今夔一足，无因趋步，坐调音乐，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犹守者断足，不可贵也。孔甲不得贵之子，伯夷不得让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凿井时，常有寄汲，计之，日去一人作。自凿井後，不复寄汲，计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俗传言曰：“丁公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凿井，无为得人。推此以论，负妇人之语，犹此类也。负妇人而坐，则云妇人在背。知妇人在背非道，则生管仲以妇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妇人彻胤服，妇人於背；女气疮可去，以妇人治疽。方朝诸侯，桓公重衣，妇人袭裳，女气分隔，负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负妇人见诸侯乎？

　　传书言聂正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此虚也。夫聂政之时，韩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列侯卒。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

　　传书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不得，诛死。後高渐丽复以击筑见秦王，秦王说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击筑。渐丽乃置铅於筑中以为重，当击筑，秦王膝进，不能自禁。渐丽以筑击秦王颡，秦王病伤，三月而死。夫言高渐丽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虚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

　　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始皇，始皇杀轲，明矣。二十一年，使将军王翦功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虏燕王嘉。後不审何年，高渐丽以筑击始皇，不中，诸渐丽。当二十七年，游天下，到会稽，至琅邪，北至劳、盛山，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台，始皇崩。夫谶书言始皇还，到沙丘而亡；传书又言病筑疮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恆病疮。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50. 译文

 

　　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无根据胡说八道的书，认为竹简和丝织品上记载的，都是贤圣传下来的，没有不对的事，所以相信它，认为它是对的，并且读它、背诵它。看见真实正确的一般书与他们所相信的那些毫无根据胡说八道的书不一致，就一起说前面的书是价值不大的短书，不能相信。其实，背地里的事情尚且能知道，深沉隐晦的实情尚且可以判定，何况明明白白的文字，清清楚楚的记载，是非对错显而易见，却要笼统地一致传说它们不符合事实，这是因为用心不专一，对事情没有认真思考的缘故。

　　社会上传书解释先秦到汉诸子的话，大多想标新立异，作惊人之论，用来吓唬社会上一般人，作为希奇古怪的书，以标榜特殊奇异而闻名。

　　传书上说：延陵季子出去游玩，看见路上有丢失的金子。正当夏天五月，有个穿皮衣砍柴的人。季子喊砍柴的：“把地上的金子拿过来！”砍柴的把镰刀往地上一扔，瞪着眼睛将手一甩，说：“为什么你处在高位，眼光短浅，仪表相貌堂堂，说话却如此粗野？我正当夏天五月穿着皮衣来砍柴，难道是为你来拣丢失的金子！”季子向他道了歉，请问他姓名。砍柴的说：“你是个以貌取人的人，怎么值得我把姓名告诉你！”于是走开不理睬季子。社会上的一般人认为果真是如此，依我看恐怕这是句假话。

　　因为季子以吴国君王争权夺利的“吴之乱”为可耻，所以吴公子们想立他作为君主，他始终不肯接受，便离开京都去延陵，终身不回，廉洁谦让的操行始终如一。许由谦让君位，因此不被嫌疑贪图封侯。伯夷放弃君位饥饿而死，因此不被嫌疑贪图小便宜。廉洁谦让的操行，大事可能说明小事，小事却难得比喻大事。季子能谦让吴国的君位，怎么能怀疑他贪图地上丢失的金子呢？季子出使中原各国，路过徐国。徐国君主喜欢他的宝剑，他没有立即送给徐君。等回来的时候，这位徐国的君主已经死了，他解下宝剑挂在其墓旁的树上才离去。那高尚廉洁谦让的心，使他认为背弃自己以前许下的心愿是可耻的。季子不背弃死者，能舍弃自己的宝剑，怎么要被怀疑呵叱一个陌生人为他在地上去拣丢失的金子呢？季子没有离开吴国时，是个公子；已经离开吴国，也是延陵的统治者。公子与地方统治者，外出时前后都有护卫，车的前后还有随从的车，不会仅仅一辆车在路上走，这是明摆着的。既然不以得到别人丢失的金子为耻辱，派左右随从去拣有什么困难，而偏要烦劳那个穿皮衣的人呢，世人都称颂柳下惠的操行，说他能够在暗地里自己修身保持清白。贤良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操行，所以虽隔千年其心意是相通的。即使把季子放在暗处，尚且不会拣取丢失的金子，何况是在大白天，前前后后都具备随从的人。拣取路上丢失的金子，这不是季子的操行。关于这件事，或许是季子果真见到丢失的金子，可怜芽皮衣的砍柴人，想使他从中得到好处；或许是说要拣取那地上丢失的金子，想给砍柴的，又不愿意亲自去拾取。这样社会上传言，就说季子要拾取别人丢失在地上的金子。

　　传书上有人说：颜渊和孔子一起上鲁国的泰山。孔子向东南方远望，看见吴都昌门外栓着一匹白马，于是就指给颜渊看，说：“你看见吴都的昌门了吗？”颜渊回答：“看见了。”孔子又问：“门外有什么？”颜渊接着回答：“好像栓着一条白绸子样的东西。”孔子揉了揉他的眼睛，纠正了他的说法。于是就与他一同下山。下山之后颜渊头发白了，牙齿落了，终于因病死去。大概精神不如孔子，勉强使眼力到了自己的极限，精华用尽，所以早早死去。社会上一般人听到这事，都以为真是如此。要是真实评论起来，大概是假话。

　　考察《论语》上的文章，不见这段话。考察六经上的解释，也没有这段话。颜渊能看见千里之外，与圣人一样，孔子和诸子为什么回避不说呢？大概人的眼睛能看见的范围，不过十里。超过这个范围就看不见。不是人的视力所能看清楚，因为太远了。传书上说：“泰山很高大，但离开它一百里，就看不见土块大小的东西，因为太远了。”考察鲁国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假使让离朱来看，最终还是不能看见，何况是叫颜渊，他怎么能看清楚呢？如果才能和孔子差不多的人，眼力与众不同，那么世人就应该称他为亚圣，而不应该说是离朱。人的眼睛看东西，东西大的容易看清楚，东西小的就很难看清楚。即使颜渊在昌门外，看泰山的形状，始终不能看见。何况从泰山上，观察白马的颜色，颜色肯定是看不见，这很清楚。不只颜渊不能看见，就连孔子也不能看见。用什么来证明呢？人耳朵和眼睛的本领是相同的。耳朵不能听清百里外的声音，那眼晴也不能看见百里外的东西。陆贾说：“离娄的视力好，不能看清帐子和帘子后边的东西；师旷的听觉灵敏，不能听到百里以外的声音。”昌门与泰山，不只是帐子和帘子后面，或百里以外的东西。秦武王跟孟说比举鼎，不能胜任，筋脉崩断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产生，筋脉承受不住，断绝受伤而死，道理是合适的。如今颜渊用眼睛看远处，看很远的地方眼睛不能胜任，应该变成瞎子，可见他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不是由于“望远”导致的。头发白牙齿落，是对学习过分用心，勤奋努力没有好好休息，气力用尽，所以到最后死去。伯奇被放逐，头发早早地白了。《诗经·小雅·小弁（p2n盘）》中说：“忧伤因而使人衰老。”伯奇是因为忧伤，而颜渊是用眼睛，短暂远望时间仓促，怎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呢？

　　儒者的书上说：“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由于他们视察诸侯防地年纪老了，中途死在边远的地方。圣人以天下为家，不管远近，不分内外，所以死了就留在当地埋葬。说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是事实；至于说他们因为视察诸侯防地而死，是没有根据的。

　　舜和尧同是帝王，一道治理着方圆五千里的地方，一样管理着全国。二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共同承袭没有差异。《尚书·尧典》记载，舜巡视东到泰山，南到霍山，西到华山，北到恒山。认为四岳各自在东、南、西、北四方的中心，诸侯们来，就会按各自情况聚会在不同的岳下，这样不论是偏僻地区的，离得远的，离得近的，都没有不便来朝见的。因为圣人办事总是力求恰到好处。禹王像舜一样，办事的方法没有什么改动，巡视所到的地方，也应该和舜一样。说舜巡视到苍梧，禹巡视到会稽，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是舜、禹的时候，洪水还没有治理好。尧传位给舜，舜接受禅让作了帝王，于是与禹划分区域，分头到各处去治理洪水。尧死了之后，舜已经老了，也就把帝位传给了禹。这样舜去南方治水，死在苍梧；禹去东方治水，死在会稽。贤人圣人以天下为家，因此被埋葬在那里。

　　吴君高说：“会稽本来是山的名称，由于夏禹巡视诸侯，在这座山大会诸侯，计功行赏，于是就用它作为郡的名称，所以叫会稽。”说用山名作郡名，是可以的，但说禹巡视诸侯在此山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则没有根据。禹巡视诸侯本来不会到会稽，怎么会在会稽山会诸侯计功行赏呢？姑且听君高说的，的确会稽是他会诸侯计功行赏的地方，那么禹去南方巡视，又在什么地方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呢？再假设禹开始就往东巡视死在会稽，没有去南方巡视，那么舜也曾经巡视过南方，到过苍梧，又在什么地方会诸侯计功行赏呢？历代帝王治定了社会就要出去巡视，出巡就总要会诸侯计功行赏，那么四方到处的大山都成了会诸侯计功行赏的地方了。历代帝王当社会太平，就要登上泰山顶筑坛祭天。光泰山顶上，祭天的遗迹可以看清楚的就有七十二处，至于乱七八糟被湮没的那就数不清了。假使考察一下帝王们巡视总要会诸侯计功行赏的地点，那么像泰山顶祭天遗址一样会诸侯计功行赏的地方，全国各处大概多得很。郡和诸侯国有名称，就像万物的名称一样，是无法解释的，怎么会单独为会稽郡取名称呢？会稽郡周代原来的名称叫吴越，为吴越取名称，以前又根据什么呢？为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取名称，情况又该怎么样呢？全国的郡和诸侯国将近一百多，县城超出万座，乡亭村里，都有名称，即使有圣贤的才能也不可能把它们解释清楚。君高能解释会稽的名称，但不能辨别判定各地方的名称，因此“会计”的说法不可信。帝王巡视是为了考察，修正地方的法度，那么，禹的时代，吴是个不穿衣服的国家，人们剪短头发，身刺花纹，考察这样的地方，没有丝毫用处，那又为什么要在这里大会诸侯，讨功行赏呢？

　　传书上说：舜葬在苍梧，象为他耕地；禹葬在会稽，鸟为他耕田。大概因为圣人德操导致的缘故，天让鸟兽来报答他们，佑助他们。世人对这件事没有不相信是如此的。如果考察一下实际情况，恐怕不真实。

　　舜和禹的德操不会超过尧。尧葬在冀州，有人说葬在嵩山。冀州的鸟和兽都不为尧耕种，而鸟和兽唯独为舜与禹耕种，为什么天恩这样不公平呢？有人说：“因为舜和禹治水，不能安稳地住下来，所以舜死在苍梧，禹死在会稽。因为勤苦有功，所以天报答他们；由于他们远离中原，所以天怜惜他们。”天报答舜和禹，让象为舜耕地，鸟为禹种田，这对舜和禹有什么好处呢？天要是想报答舜和禹，就应该使苍梧和会稽的人们经常祭祀他们。让鸟兽为他们种田耕地，不会使人们去祭祀他们。祭祀供奉的贡品可以放在舜与禹的坟上，而种田只能给当地百姓人家有好处，天要报答佑助圣人，怎么这样苯拙，对舜和禹没有丝毫好处呢！由此说来，象耕地鸟种田，天以此来报答舜和禹，并不是事实。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苍梧是多象的地方，会稽是众鸟栖息的地方。《尚书·禹贡》上说：“彭蠡积满了水，就成了候鸟栖息的地方。”这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也是鸟兽行动的规律。象自然踩地，鸟自然吃草，土被象踩翻，草被鸟吃尽，就好像田上被耕过的样子。土壤松碎了，泥块扒平了，人们随之来栽种，社会上一般人就说它是舜田、禹田。海陵麋鹿掘松的田土，好像被耕过一样，又何曾有帝王葬在海陵呢？

　　传书上说：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放在镬里煮，然后用皮口袋装了丢到江里。伍子胥很愤恨，于是搅动江水成为波涛，把人淹死。如今会稽，沿丹徒的长江，钱唐的浙江，都建了伍子胥的庙。大概想安慰他怨恨的心，止住那凶猛的波涛。说吴王杀死伍子胥，把他丢在江里，有这事；但说他怨恨愤怒搅动江水成为波涛，就没有其事。

　　屈原怀着怨恨，自投湘江，而湘江没有波涛；申徒狄跳河而死，河水也没有波涛。世人一定要说屈原、申徒狄不够勇猛，力量和怒气都不如伍子胥。卫国把子路剁成肉酱，汉高祖把彭越煮成肉汤，伍子胥勇猛不会超过子路和彭越，然而他二人在鼎镬中没有发怒，用煮成的沸汤或肉汁溅击旁边的人。伍子胥也是开始时先放入镬里，后来才被投到江中。在镬中的时候。他的神魂又在什么地方去了呢？难道他在镬里的开水中胆怯，在江水中就勇猛？为什么他的怒气前后不相符合呢！再说投在江中，是哪条江呢？是丹徒的长江，钱唐的浙江，还是吴县的通陵江。有人说丢在丹徒的长江，但长江中却没汹涌的波涛，想说投在钱唐的浙江，可是浙江、山阴江、上虞江都有汹涌的波涛。三条江都有汹涌的波涛，难道是把皮口袋中的尸体分割开，分别丢入三条江中吗？一个人如果怀恨愤怒想报仇，仇敌没有死，或者仇敌的子孙还在，这是可以的。如今吴国已经灭亡，夫差没有后代，吴国已成会稽郡，设置了太守，伍子胥的神魂，还怨恨什么呢？兴起波涛不停止，是想索取什么呢？吴国和越国存在的时候，分占了今天的会稽郡，越国建都在山阴，吴国建都在今天的吴县，余暨县以南属于越国，钱唐县以北属于吴国。钱唐的江面，是两国的界限。山阴县和上虞县在越国的界限以内，伍子胥被丢在吴国的江中，兴起的波涛就应该终止在吴国界内，为什么会进入越国的地方？怀恨愤怒吴王，却在越国的江中发怒，违反了一般的道理，这是伍子胥死后没有神灵的证明。况且水难驱使，人容易驱使。人活着凭的是筋和力，死了靠的是神和魂。伍子胥活着的时候，不能驱使活人营救和保护他自己，自己让自己死去，筋力消灭，神魂飞散，怎么能掀起波涛？即使像伍子胥这样的人有数百千人之多，他们也只能坐船渡江，不会只身越过江水。伍子胥的整个身体，在镬中被开水煮，骨肉被煮得稀烂，成为肉汤，怎么能掀起波涛危害人呢？

　　周宣王杀了他的大臣杜伯，燕简公杀了他的大臣庄子义。后来杜伯的阴魂射死了宣王，庄子义的阴魂打死了简公。事理好像是这样，但仍然是假话。如今伍子胥不能使身体保持完整，像杜伯和庄子义做的那样去报复吴王，而是来回地驱赶着水，那点有报仇的意思，这是有知识的证明吗！社会上流传的不真实的话，变成了历史记载。而记载历史的文章，圣贤看后也会被迷惑。地上有众多的河流，如同人有血脉一样。血在血管中流动，脉搏显得一张一驰，自然而有节奏。众多的河流也一样，它们的早潮和晚潮一来一去，就像人的呼吸出气和进气一样。这些天地的本性，上古的时候也是有的。经书上说：“长江和汉水的潮水都来源于大海，尧、舜以前，它们从大海中出发的时候，水面宽阔、平缓；一流进三江里，大概因为江小，江床浅，江面狭窄，于是水急浪起，所以腾涌成为波涛。广陵的曲江有汹涌的波涛，文人曾作赋描述它。大江浩浩荡荡，而曲江却有波涛，到底是由于它江面狭窄的缘故。伍子胥在吴都被杀身，却在广陵驱水成为波涛，可见他的神灵到底是无知的。溪谷本来很深，水流是平静的，后来流经的地方由于河床浅沙石多，激荡成为急流。看来波涛的形成跟山间急流形成的道理是相同的。要说是伍子胥驱水成为波涛，那么又是谁在溪谷里制造急流呢？考察一下波涛涌进三江，江岸被汹涌波涛拍打，江心却没有涛声。如果一定要认为是伍子胥驱水成为波涛，那么他的尸体就该聚集在岸边。波涛的发生，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变化，其大小也随月亮的圆缺而不一样。如果是伍子胥驱水成为波涛，那么他的怒气也会因月亮的圆缺变化而成为他的节度。三江有时刮风，扬起迅猛的波涛也淹死过人，这样说来伍子胥的神灵，又成为风了。秦始皇过湘水，碰上大风，就问湘山祭祀的是什么神，左右的人回答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秦始皇大怒，于是叫三千从事苦役的罪犯砍掉湘山上的树木并且践踏它们。那么说伍子胥的神灵驱水成为波涛，就像说尧的二个女儿的精灵变成风一样。

　　传书上说：孔子对着泗水而葬，泗水为之倒流。这是说孔子的圣贤德操，能够使水回流，不去冲坏他的坟墓。世人也就相信它。于是儒者称颂评论，都说孔子的后代应该封爵，并拿泗水回流作为证明，假如推究考查一下这件事，恐怕是句假话。

　　孔子死后，比他生前怎么样？生前能修养操行，谨慎地遵循先王之道，顺应天意，死后操行也就断绝了。天祐助他道德最高尚，所以五帝、三王为他招来吉兆，都应该在他活着的时候，不应该在死后。孔子生前被拒绝排斥，不被容纳，所以叹息说：“凤凰不飞来，黄河没有图出现，我这辈子已经完了！”孔子生前没有得到天的祐助，死后反而得到天的回报？孔子死，跟五帝、三王死一样。五帝、三王死后都没有得到天的祐助，唯独孔子死后得到天的祐助，这岂不是孔子的魂魄圣灵，而五帝、三王的精灵不那么神明了。泗水无知，它为孔子回流，是天的神灵让它这样做的活，那么孔子生前，天的神灵为什么不叫人们尊敬他呢？如果泗水回流是天想封孔子后代的征兆，那么孔子生前，功德应该符合天意，天却不封他本人，竟要封他的后代呢，这大概是河水碰巧自然回流。江河中的流水，有其迂回的地方，众多江河的流向，有时也会改变河道，这跟河水回流没有什么不同。可见泗水回流，算不上神奇的事。

　　传书上称颂：魏公子贤德，能仁爱对待士人，并施及鸟兽。（一次，）

　　他正在跟客人喝酒，看见有只鹯追击一只斑鸠。斑鸠逃跑，在魏公子的几案下转来转去。鹯继续追击斑鸠，终于在魏公子面前把它啄死。魏公子以自己不能保护这只斑鸠为耻辱，立即叫人多设罗网捕鹯，捕到了数十只鹯，并以击杀斑鸠的罪过进行谴责。追击斑鸠的那只鹯，低着头不敢仰视，魏公子于是杀了它。世人称颂魏公子说：“魏公子为斑鸠报仇。”这是句假话。

　　鹯是动物，与人的心情不同，语音不通，圣人尚且不可能叫鸟兽按道义公理去办，魏公子是什么人，能使鹯低下头自我责备？鸟属于鹯的用千万数，以前它们攻击了斑鸠之后就飞离远去，怎么能再捉到？能够低下头自我责备的，这是圣鸟。知道魏公子的说话，就知道魏公子的所作所为，知道了魏公子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在他的面前攻击斑鸠。人尚且不会悔改过错，鸟与人不同，却说它们能知过悔改。可见，社会上一般人的话，违背了物类的实际情况。或许是魏公子确实捕捉到了鹯，鹯被捉到，人抓着它的头，扭折它颈子，痛得垂下头，不能仰视，于是有人顺着魏公子是个仁爱的人，就以此赞扬他，说鹯认了错。这恐怕是言谈话语之间，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根据的美言；在一个人有功业盛名的情况下，往往会有不符合事实的虚夸。

　　传书上说：齐桓公娶了他的姑姊妹七人为妻。这是句假话。

　　淫乱骨肉，冒犯亲戚，不讲尊卑、长幼，禽兽的本性，就是没有秩序，不知道伦理。考察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匡正天下诸侯，用道德引导他们，以威望统率他们，所以诸侯服从，没有谁敢不恭顺，这并非在家中胡作非为，心怀鸟兽本性的人所能做到的。率领诸侯为周王室办事，以周天子无权势而诸侯无礼为耻辱。在家庭之外尚且因礼制被废弃而感到可耻，在家庭之内怎么会冒犯礼教而自己败坏道德呢？家庭内外不相符合，就会功业不成而威望不立。世人诉说夏桀、商纣的罪恶，没有说他淫乱亲戚。据实论事的人认为夏桀、商纣的罪恶比被灭亡的秦朝小，被灭秦朝的罪过比王莽篡权轻，但对他们都没有淫乱的说法。齐桓公娶姑姊妹七个人，罪恶超过夏桀、商纣，罪过比胡亥使秦灭国和王莽篡权还严重。《春秋》“表彰细小的美德，贬斥细微的罪过。”齐桓公罪恶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受贬斥呢？鲁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襄公与她通奸。《春秋》经上说：“鲁庄公二年冬天，鲁桓公的夫人姜氏在郜会见齐襄公。”《春秋》为什么要责备齐襄公，并记录他的奸情；为什么又要宽恕齐桓公，隐藏其淫乱之情而不指责呢？如果是《春秋》记载有遗漏，那解释《春秋》的左丘明、公羊、谷梁为什么要回避不说呢？考察一下齐桓公的过失是宠爱的女人过多，像夫人一样受宠爱的女人有六个，有五个儿子争夺君位，致使齐国混乱，齐桓公死后三个月才公布死讯。世人听见他有六个像夫人样受宠的女人，妻妾无别，就说他淫乱于姑姊妹七个人。

　　传书上说：“齐桓公背着妇人来接受诸侯朝见。这是说齐桓公淫乱和无礼到了极点。

　　齐桓公在举行盛大朝会的时候，背上背着个女人，那游乐的时候，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做法呢？正当要整治诸侯礼节，推崇和鼓励庄重、恭敬的时候，背上背着个女人，怎么能率领诸侯替周王室办事？在葵丘会盟上，齐桓公骄傲自大，当时诸侯背离他的就有九个国家。怒目而视，礼貌不当。有九国背离，何况是背着女人这种淫乱行为，他们怎么肯留下呢？

　　有人说：“管仲告诉诸侯说，我的君主背上有个毒疮，没有女人伏在背上，疮病就不会减轻、痊愈。诸侯们相信了管仲的话，所以没有背离的。其实，有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孔子一样忠诚遵循礼制的。当时在场的诸侯和各国官史有千人以上，肯定有知道医术，治疗毒疮不用女人伏在背上的，而是管仲在为他的君王掩饰淫乱行为。诸侯们要是知道了在为他的君王掩饰淫乱行为而欺骗自已，必然会愤怒而背离，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长期地统率、会盟诸侯，成就霸业呢？

　　有人说：“齐桓公确实没有道义，因为任用了贤能的宰相管仲，所以才能够称霸天下。”其实，没有道义的人，跟狂人没有差别，听信谗言，疏远贤人，违反和损害仁义，怎么能任用管仲，怎么能养一班人，并支配他们呢？以往的事例是：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王子比干，说明没有道义的君主，不会任用贤人。即使管仲贤能，齐桓公也不会任用他；重用管仲，所以知道齐桓公没有淫乱行为。有贤明的君主，必定有忠贞贤良的臣子。臣子贤能，是君主贤明的证明，怎么能说齐桓公有淫乱的行为呢？

　　有人责难说：“卫灵公是个没有道义的君主，当时也知道任用贤臣。管仲做齐桓公辅佐，怎么就能证明齐桓公不做淫乱的事？其实，卫灵公没有道义，任用仲叔圄等三位大臣，只是做到不亡国，并没有任何功绩和作为。齐桓公能尊重懂算术的人，能把给人赶车地位低下的宁戚提拔起来，能指责楚国不向周室进贡芭茅而载兵去攻打楚国，能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匡正天下诸侯，这是一千代才出现一个的君主，却说他把女人背在背上，可见不真实。

　　解释《尚书》的人说：“周公处于摄政地位，掌握天子的大印，戴着天子的帽子，背靠屏风，面朝南边，接受诸侯朝拜。”门窗之间叫“扆”，是面朝南的座位。背靠屏风，面朝南坐，屏风在人的身后。齐桓公接受诸侯朝拜的时候，也许是面朝南坐着，女人在他身后站着。于是社会上流传，就说他背上背着个女人。这就像夔只有一只脚，宋国的丁老头挖井得到一个人的传说一样。尧、舜的时候，夔当大夫，生性通晓音乐，奏乐的声音非常动听。当时的人说：“像夔这样擅长演奏乐曲的人，有一个就够了。”可是社会上却流传说：“夔只有一只脚。”据考察舜时秩宗官缺人，帝舜广泛地寻求适当人选，众人推举伯夷，伯夷叩头致谢一定要让给夔和龙。秩宗是卿之类的官，相当于汉朝的宗正。说夔断了一只脚，这不符合当秩宗的常理。况且只有一只脚的人，靠什么走路？夏王孔甲在东蓂山打猎，遇雨天色昏暗，走进一个老百姓家，主人正在生孩子。有人说：“君王来到，这个孩子一定富贵。”有人又说：“受不了这福分，这孩子必定卑贱。”孔甲说：“做我的儿子，谁能使他卑贱？”于是把孩子放在车上带回去了。后来孩子长大劈柴，斧子砍断了他一只脚，终于只当了个看门人。孔甲想使这孩子富贵，他有富余的力量，孩子断了一只脚，没有适宜的官做，所以只好当了看门人。如今说夔只有一只脚，无法快步走，坐着演奏音乐，是可以的。当秩宗官，不宜只有一只脚，像看门人断了脚，就不能富贵一样。孔甲不能使孩子富贵，伯夷也不会把秩宗让给夔。宋国的丁老头是宋国人。自己没有挖井的时候，常去别人家打水，计算起来，每天要花去一个人的劳动。自从自己挖井以后，就不再去别人家打水，计算一下，每天能得到一个人劳动，因此说：“宋国的丁老头挖井每天得到一个人劳动。”社会上于是流传说：“丁老头挖井在井中得到一个人。”其实，人是人生的，又不在土里出生。破土挖井，不会得到人。以此推论，齐桓公背女人的传说，就像上面说的这类情况。背对着女人而坐，就说有女人伏在他背上。知道女人伏在他背上不合情理，就造出管仲用女人治疗毒疮的说法。假使齐桓公让女人去掉胸前衣服，女人伏在他的背上，利用女人之气治愈疮病，那才可以说用女人治疗毒疮。正在接见诸侯朝拜，齐桓公穿着好几层衣服，女人也穿着好几层衣服，女人之气被分隔开，背着她有什么好处？齐桓公仰慕贤士，点燃庭院中的火炬，夜色中静坐，在想招致贤士的事，怎么反而认为他会白天背着女人会见诸侯呢？

　　传书上说：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这不是事实。其实，聂政生活的年代，是韩烈侯的时侯。韩烈侯三年，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十二年，韩烈侯死，跟聂政刺杀侠累相隔十年。却说聂政刺韩烈侯，那些价值不大的短书小传，毕竟没有根据不能相信。

　　传书上又说：燕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刺杀秦始皇未成，被杀。过后高渐丽又以演奏筑被秦始皇接见，秦始皇见到他很高兴，当知道他是燕太子丹的门客，就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演奏筑。高渐丽于是在筑中放上铅以增加重量。在他演奏筑的时候，秦始皇听得入迷用膝挪动身体，已不能自我克制。这时高渐丽就用筑敲秦始皇的前额，秦始皇被击伤生病三个月就死去。那说高渐丽用筑打秦始皇，是事实；但说打中秦始皇，秦始皇受伤生病三个月就死去，这不符合事实。

　　秦王就是秦始皇帝。始皇二十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始皇，秦始皇杀掉荆轲，这是大家清楚的。始皇二十一年，派将军王翦攻打燕国，得到燕太子丹的首级。始皇二十五年，终于攻破燕国俘虏了燕王喜。后来不清楚是那年，高渐丽用筑打秦始皇不中，渐丽被杀。正值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游历全国，到会稽，去琅邪，北边至劳山和盛山，及沿海，西边达平原津就生了病，等到沙丘平台，秦始皇就死了。谶书上说秦始皇是回来，到沙丘时死的；传书上又说他是因被筑打伤得病三个月在秦死的。一个秦始皇的身体，世人有的说死在沙丘，有的说死在秦地，关于他的死因则说是长期创伤造成的。传书上的说法大多不真实，可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又都无法判定其真伪。

 

 

《卷四·变虚篇》

 

　　传书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守心，公惧，召子韦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也？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於岁。”公曰：“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尽也，子毋复言。”子韦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赏，星必三徙。徙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岁。臣请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请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韦之言，则延年审得二十一岁矣。星徙审则延命，延命明则景公为善，天佑之也。则夫世间人能为景公之行者，则必得景公佑矣。此言虚也。何则？皇天迁怒，使荧惑本景公身为有恶而守心，则虽听子韦言，犹无益也。使其不为景公，则虽不听子韦之言，亦无损也。

　　齐景公时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暗，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回德，方国将至，何患於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後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齐君欲禳彗星之凶，犹子韦欲移荧惑之祸也。宋君不听，犹晏子不肯从也。则齐君为子韦，晏子为宋君也。同变共祸，一事二人。天犹贤宋君，使荧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独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寿，何天佑善偏驳之齐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动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桑谷不生朝。高宗消桑谷之变，以政不以言；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恶言，能使荧惑守心乎？夫三恶言不能使荧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荧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获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岁之寿乎？非天佑善之意，应诚为福之实也。

　　子韦之言：“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於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人体比於天，非若蝼蚁於人也。谓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况天与人异体、音与人殊乎？人不晓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辞？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气变。”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於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贤者也。贤者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莫不尧、舜，恶人，莫不桀、纣。尧、舜操行多善，无移荧惑之效；桀、纣之政多恶，有反景公脱祸之验。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岁，是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今则不然，各随年寿，尧、舜、桀、纣皆近百载。是竟子韦之言妄，延年之语虚也。且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若是者，天使荧惑加祸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将相、若岁与国民乎？天之有荧惑也，犹王者之有方伯也。诸侯有当死之罪，使方伯围守其国，国君问罪於臣，臣明罪在君。虽然，可移於臣子与人民。设国君计其言，令其臣归罪於国人，方伯闻之，肯听其言，释国君之罪，更移以付国人乎？方伯不听者，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也。方伯不听自国人之罪，荧惑安肯移祸於国人！若此，子韦之言妄也。曰：景公听乎言、庸何能动天？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方伯闻其言，释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释诸侯之罪，荧惑安肯徙去三舍？夫听与不听，皆无福善，星徙之实，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然，则知天无验矣。

　　宋、卫、陈、郑之俱灾也，气变见天。梓慎知之，请於子产有以除之，子产不听。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使子产听梓慎，四国能无灾乎？尧遭鸿水时，臣必有梓慎、子韦之知矣。然而不却除者，尧与子产同心也。案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审如此言，祸不可除，星不可却也。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若荧惑守心，若必死，犹亡祸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却之？善政贤行，尚不能却，出虚华之三言，谓星却而祸除，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误矣。观子韦之言景公，言荧惑之祸，非寒暑风雨之类，身死命终之祥也。国且亡，身且死，祆气见於天，容色见於面。面有容色，虽善操行不能灭，死征已见也。在体之色，不可以言行灭；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见於面，人或谓之曰：“此必死之征也。虽然，可移於五邻，若移於奴役。”当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为善言之故灭，而当死之命，肯为之长乎？气不可灭，命不可长。然则荧惑安可却？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荧惑守心，未知所为，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谓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历於三舍也？案子韦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知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荧惑守心，为善言却，如景公复出三恶言，荧惑食心乎？为善言却，为恶言进，无善无恶，荧惑安居不行动乎？或时荧惑守心为旱灾，不为君薨。子韦不知，以为死祸。信俗至诚之感，荧惑去处星，必偶自当去，景公自不死，世则谓子韦之言审，景公之诚感天矣。亦或时子韦知星行度适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让之所致；见星之数七，因言星七舍，复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计年之数。是与齐太卜无以异也。齐景公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固可动乎？”晏子嘿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见公：“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夫子韦言星徙，犹太卜言地动也。地固且自动，太卜言己能动之。星固将自徙，子韦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钩星在房、心，则太卜之奸对不觉。宋无晏子之知臣，故子韦之一言，遂为其是。案《子韦书录序秦》亦言：“子韦曰：‘君出三善言，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时星当自去，子韦以为验，实动离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数，又虚生二十一年之寿也。

 

50. 译文

 

　　传书上说：“宋景公的时候，火星在心宿附近，宋景公感到害怕，召子韦来问他：“火星快要处在心宿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子韦回答：“火星的出现，预示着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但是，可以把它转嫁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我任命治理国家的人，却把死转嫁给他，不吉祥。”子韦又说：“可以转嫁给老百姓。”景公回答：“老百姓死光了，我将去做谁的国君呢？宁可我一个人死。”子韦再建议：“可以转嫁到年成上去。”景公则回答：“老百姓饥饿，一定会死去。做君主的却要杀他的百姓来求得自己活下去，那谁还肯把我当做君主呢？看来，这是我的寿命本来已经到头，你不要再说了。”之后，子韦又返回来，朝着北面再向景公叩拜说：“臣冒昧地向君王恭贺。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能听见地上的话，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这样君王就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景公问道：“你怎么知道呢？”子韦回答：“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所以要受到三次奖励，火星肯定会移动三个地方。移动一个地方要经过七颗星，一颗星相当于一年，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的寿命会延长二十一年。臣请求匍伏在宫殿的台阶下面观察，火星如果不移动，臣请求处死。”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动了三个地方。像子韦说的那样，景公确实得到延长寿命二十一年。火星果真移动，景公就延长了寿命，寿命确实延长，那么景公行善，这是上天保祐了他。这样看来，世上能做到景公善行的人，就必然会得到景公那样的上天保祐。这话不确实。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上天会降怒的说法，假使火星本来是由于景公自身有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听了子韦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火星不是为了景公的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不听子韦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齐景公的时候有彗星出现，景公要派人去祭祀和祈祷以解除灾难。晏子说：“没有用处，那只会受骗。天道不糊涂，不会更改它的命令和主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禳解它呢？况且天有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德行，又何必去禳解它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禳解又有什么用处呢？《诗经·大雅·大明》上说：‘这个周文王，小心翼翼地特意侍奉上帝，得到许多福祐；他的德行不奸邪，因而享有四方诸侯国。’君王你没有奸邪的德行，将要拥有四方诸侯之国，为什么要担忧彗星呢？《诗经》上说：‘我没有什么借鉴的，只看到夏朝和商朝，它们由于政治昏乱的缘故，老百姓终于流亡。’如果君王的德行邪乱，百姓就要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动，是无法弥补的。”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于是就停止了对彗星禳解的祭祀和祈祷。

　　齐景公想禳解彗星的灾难，就像子韦想转嫁火星的灾祸一样。宋景公不肯听信子韦的劝说，就像晏子不肯依从齐景公禳解彗星灾难一样。齐景公如像子韦，晏子如像宋景公。同样的凶兆，同类的事情，表现在两个人身上，上天好像赞赏宋景公，让火星移动三个地方，延长他寿命二十一年，唯独不称赞晏子，让彗星消除增添他的寿命，为什么上天保祐善人那么不公平、不纯正，不用同一个标准呢？国君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语，好德行生于好心，好言语出于好意，它们同样的来源，同样的气，没有什么两样。宋景公说了三句好听的话，在他说三句好话之前，必定有好的德行。有好的德行，一定有好的政治。政治好，就会有吉祥的征兆出现，福祥的到来，火星就没有理由迫近心宿。假使宋景公有错误的德行，导致成恶劣政治，恶劣政治发生，就会凶兆出现，火星就会迫近心宿，像桑树和穀树就会突然在朝廷里长出。商高宗消除桑树和穀树的灾祸，是靠改善政治，而不是靠讲好话；宋景公消除火星的灾祸，也应该靠好的行动。宋景公有恶劣德行，所以火星侵犯心宿。他却不改善政治修养德行，而是坐着说三句好话，怎么就能感动上天！上天怎么肯答应！用什么来证明呢？假使让宋景公说三句坏话，能使火星吃心宿吗？三句坏话不能使火星吃掉星宿，那么三句好话怎么能使火星退去转移三个地方呢？以三句好话得到二十一年寿命，如果说一百句好话，那不是要得到千年的寿命？这不是上天保祐善人的意思，也不是用赐福来报答诚心人的实情。

　　子韦的话说：“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的耳朵离地面却很近，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其实天体跟地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有形体的，耳朵都生在头上。身体与耳朵分开，从来没有过。天离人有数万里，假使让耳朵长在天上，要听数万里之外说的话，是不可能听见的。一个人坐在楼台上，观看地上的蝼蛄和蚂蚁，尚且看不见它们的身体，怎么能听到它们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蝼蛄和蚂蚁的身体细小，不如人体大，声音小、气少，是不可能达到楼台上的。如今天很高很高，并非楼台可比，人体与天比，不同于蝼蛄和蚂蚁跟人比。说天能听见人说话，于是随着人的善恶而降吉凶，这不对。四方的民族到中原地区来，要通过翻译才能互通语言。同样的形体，承受相同的气，说话却互相不懂得，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离开翻译而独自懂得四方民族的语言，何况天与人不是同一种形体，声音跟人不一样！人不知道天要做什么，天又怎么能知道人要做什么呢？假使天是实体，耳朵离地面太远就不能听见人说话。假使天是气，气同云彩烟雾，怎么能听得懂人的话！解释灾变的人说：“人在天与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一样。人能够用行为感动天地，就像鱼动能震荡水一样。鱼动水被震荡，就能使气受感应发生变化上达于天。”这不是事实。假使真是这样，也不会上达于天。鱼身长一尺，在水中动，震动旁边的水不会超过数尺，大的不过与人一样，所震荡的远近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仍然安然清彻平静，因为离得太远了。如果说人操行的善恶能使气变动，那么其远近应该跟鱼震荡水的远近相等，气受人操行善恶感应变化的范围，也应该跟水一样。人这七尺小的形体，形体中细微的气，不过跟蒸熟一鼎食物所需的气相同，却要从下面的地向上感动上天，怎么能达到那么高呢？况且宋景公是个贤者。贤者的操行，比上达不到圣人，比下超不过恶人。谈到世间上的圣人没有不说尧、舜的，讲到恶人没有不骂桀、纣的。尧、舜的操行多善行，并没有使火星移动地方而延长寿命的效验；桀、纣的政治多恶行，也没有火星降灾的效验，反而有宋景公逃脱灾难不早死的应验。宋景公说了三句好话，得延长寿命二十一年，那么尧、舜就应该得到延寿千岁，而桀、纣就应该夭折。如今则不然，他们各人随顺自己的年寿而终，尧、舜、桀、纣，都活到了近百岁。这样看来，子韦的话终究是不可靠的，宋景公延长寿命的说法是假的。

　　而且子韦的话说：“火星的出现，是上天要它这样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要是这样，就是上天使火星降灾祸给宋景公，怎么可以转移给将相，或者年成及老百姓呢？上天有火星，就像当王的人有方伯一样。诸侯有该死的罪过，王就派方伯去包围、监视这个诸侯国家。国君向大臣问罪，大臣说明罪在君王，即使这样，君王仍然可以把罪转移在大臣和老百姓身上。假设国君考虑了子韦的话，命令他的大臣把灾祸归罪在百姓身上，方伯听了，肯听话，而免除国君罪过，转移给老百姓吗？方伯之所以不肯听，因为本来是国君的罪过，并非是老百姓的罪过。方伯不肯听从，本来是国君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转移灾祸给老百姓呢？像这样，子韦的话就是假的。再说，宋景公不听从子韦的劝说，怎么就能感动上天呢？如果诸侯不肯听他臣子的话，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方伯听了他的话，能免除他的罪过，放他离开吗？方伯不免除诸侯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移动三个地方呢！可见，听不听子韦的话，都没有福善之类的事发生，火星移动的事情，不能相信。天上与人间是同样的道理，喜好和厌恶没有什么两样，人间的道理不是这样，那么也就知道上天不会有免除宋景公罪过的效验。

　　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同时发生火灾，这种气数的变化上天早有预兆。梓惧知道了，告诉子产，想办法把它禳除掉，子产不听。认为天道该这样，人力无法消除它。如果子产听了梓慎的话，四国能不发生火灾吗？尧遭遇洪水的时候，大臣中肯定有像梓慎、子韦见识的。然而没有禳除，是尧与子产有同样的想法。

　　考察一下子韦说的：“火星是上天派来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果如此言，灾祸不能消除，火星也不会退出。至于寒温失调，风雨不合时令，解说政事的人说它是政治失误造成的，可以用好的政治好的行为来消除并恢复正常。像火星迫近心宿，如果就预示必定死君主还要亡国家的话，那么灾祸怎么能消除呢？改良政治改善行为，又怎么能消除它呢？好的政治、好的行为，尚且不能消除，讲了华而不实的三句话，说火星就能退去，灾祸就能解除，于是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这话不对。看子韦讲火星的灾祸，并不是寒暑风雨之类，而是君主身死王朝命终的征兆。王朝将亡，君主将死，凶兆在天上出现，将死的神色在脸上呈现。脸上有将死的神色，即使有好的操行也不会消除，因为死的征兆已经出现。在人身上的神色，不能用言论、操行来消除；在天上的凶兆，怎么能用善政来消除呢？人病重将死，气色显在脸上，人有的说：“这肯定是要死的征兆。虽然如此，但是可以转嫁给五邻，或转嫁给奴仆。”该死的人即使严正他说不能够嫁祸于人，那将死的神色肯因为好听的话的缘故而消除，该死的命肯为之而延长吗？妖气不能消除，生命不能延长。那么火星怎么能够退出，宋景公的寿命怎么能增长呢？由此说来，火星迫近心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宋景公才没有死。

　　况且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的人，讲的是什么呢？是火星三次移动三个地方呢？还是一次移动经历三个地方呢？考察子韦说的：“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像这样火星终于移动了三个地方。宋景公竟坐着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个地方，如果说了十句好话，那火星岂不是要移动十个地方吗？火星迫近心宿，因为几句好话就退去，要是宋景公重复说出三句坏话，火星会吃掉心宿吗？因为好话而退去，因为坏话而进犯，无好话又无坏话，火星就会安定在位置上不行动吗？或许火星迫近心宿是旱灾的预兆，而不是君主要死的预兆。子韦不知道，就认为是君主将死的灾祸，便相信了世俗至诚能感动上天的说法。火星离开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它恰巧本来该离开，而宋景公本来也不该死，世人则说子韦的话确实，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上天。也或许是子韦知道火星按运行的度数恰好本来要离开，自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智，宣扬它是君臣相互推让造成的。他知道火星运行的规律每移动一次要经过七星，因此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于是宋景公又得二十一岁，这是通过火星移动地方来算出延年的数目。这与齐国的太卜没有什么不同。齐景公问太卜道：“你的道术能干什么？”太卜回答说：“能震动地。”晏子会见齐景公，景公说：“我问太卜：‘你的道术能干什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