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39

上书谓之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

　　晋之乘，而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杨氏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二经发於台下，读於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後进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著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其言伸绳，弹割俗传。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论也。玉乱於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之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渍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浴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浴薄丧葬也。孔子径庭丽级，被棺敛者不省。刘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约。光武皇帝草车茅马，为明器者不奸。何世书俗言不载？信死之语汶浊之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风雨。夫不论其利害，而徒讥其造作，是则仓颉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责也。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

　　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至〕今。《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50. 译文

 

　　有的人问：“贤圣不写没有目的性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这类人，下至荀子、孟子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上书称为“奏”，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论衡》的作者，向郡守写报告，认为应该严禁奢侈，以防备困乏。建议不受采用，回来就在奏记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备乏》。酿酒浪费五谷，容易产生盗贼，嗜酒无度，盗贼就不会断绝，又向郡守报告，严禁老百姓酿酒。回来在报告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禁酒》。由此说来，写作书，就是写奏章、报告一类的文章，说它是创作，那么写奏章、报告也都该叫创作了。

　　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鲁国的史书《春秋》，都是史书，只是记的人和事不同而已。《易》的“乾坤”，《春秋》的“元”，扬雄《太玄》中的“玄”，讲的都是气，只是赋予气的称呼不同罢了。由此说来，唐林、谷永的奏章，和《论衡》、《政务》是同一种意旨的东西。汉代的文人多极了，书论的写作，在汉代特别的多。阳成子张写《乐经》，扬子云著《太玄经》，两种经产生于兰台之中，诵读于宫廷之内，奇异杰出惊人耳目，不是阐述而是创作，才智可与圣人相比，而在汉朝并没有人讥刺他们。何况《论衡》只是细说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辩明是与非的道理，让后辈读书做官的人，明白对与错的区别，唯恐这些废弃散失，就写在简牍之上，它和祖述经书的章句之学以及前辈老师与众不同的议论同属一类，是极常见的东西。它的议论是为伸张法度，批判剖析庸俗的书传。伪书泛滥，贤明通达的人，痛恨不已。孔子说：“诗人痛恨它不能沉默不语，我痛恨它不能藏在心中不说。”因此我要发表议论。宝玉和石头混杂在一起，一般人不能识别；就像楚国的玉尹把宝玉当作石头，终于使卞和遭受了刖足的刑罚。对的反而变在成了错的，虚假的反倒成了真实的，怎么能不发表议论呢？庸俗的传闻已经错了，庸俗的书当然又是假的。就如邹衍说现今中国只是一个州，四海之外有如中国这样的州有九州。《淮南子》上说共工与颛顼争当天子，没有获胜，生了气而撞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地绳拉断。尧时十个太阳一同出来，尧从天上射下九个太阳。鲁阳公与人交战太阳偏西了，便向太阳挥戈，太阳因此而回到中天。社会上的著作，大多如上述这类事例一样，浮妄虚伪的说法，淹没和压倒了正确的事实。思潮喷涌而出，手握笔疾书，怎么能不发议论呢？发议论时对问题用心加以思考，用事实加以证明，浮夸虚假的事情，马上就会检验出来。如太史公书，证实许由没有归隐，燕太子丹也没有使西偏的太阳再回到中天，读到见到的人，没有谁不称赞好的。

　　《政务》这篇文章是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应当重视而勉力从事的问题，要让守、相、令、长做到养护百姓树立教化，从而颂扬朝廷的恩德。《论衡》中的九虚、三增等篇，目的是使一般人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论死》、《订鬼》两篇，目的是使社会上俭约办理丧葬。孔子穿过庭院跨上台阶，是由于被装进棺材的随葬品没有俭省；刘子政上书给皇帝提倡薄葬，而拿去埋葬的器物并没有因此而节约；汉光武称赞古人用草车茅马随葬，专做殉葬器物的人却不仿制。为什么世俗书中不记载这些事呢？是因为相信人死后变鬼的胡言乱语使人们受了蒙蔽。现在我写了《论死》及《死伪》这两篇文章，阐明人死无知不能变鬼的道理，希望读者会因此了解一点薄葬的意义，变得更为节俭。这就是《论衡》这部书有益于社会的证明。这些言论如果有益于社会，即使创作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仓颉造的文字，社会上用来纪事；仲奚造的车，社会上用来运载；伯余发明的衣服，人们用来防御寒暑；桀发明的用瓦盖屋，人们用来躲避风雨。不考虑它是有利还是有害，只是讥讽他们的创作，这样的话仓颉这些人就有错，《世本》中记载的十五个发明家全都要受到指责了。如果是对社会有益的，即使创作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没有益处，虽然无害，又有什么用呢？

　　古代有派使臣到各地采集民诗的事情，这是君王想以此来了解各地风俗和老百姓的情况。诗创作于民间，难道圣王能够说“你们是老百姓，为什么也要作诗”，因而囚禁降罪于他们，消灭他们作的诗吗？现在已经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所以《诗》一直流传到今天。《论衡》、《政务》，它们如同诗一样。希望能够被采集，而说它有什么错。这就是我写《论衡》这部书的起因。大凡写书的错误，想必是因为其中言论荒谬而又有诽谤君王的地方吧。《论衡》实事求是，痛斥虚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中的议论，没有诽谤的言辞。写作书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免于降罪了。

 

 

《卷三十·自纪篇》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於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兒，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於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之言。其论说始若诡於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不好徼名於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不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於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锺。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氾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无罪见陷，胡不自陈？羊胜之徒，摩口膏舌；邹阳自明，入狱复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见尘，不高不见危，不广不见削，不盈不见亏。士兹多口，为人所陷，盖亦其宜。好进故自明，憎退故自陈。吾无好憎，故默无言。羊胜为谗，或使之也；邹阳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见之，故归之於命，委之於时，浩然恬忽，无所怨尤。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志不为亏。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齐死生，钧吉凶而一败成，遭十羊胜，谓之无伤。动归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淡，不贪富贵。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或曰：“心难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择地，浊操伤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为乘田委吏，无於邑之心；为司空相国，无说豫之色。舜耕历山，若终不免；及受尧禅，若卒自得。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垂棘与瓦同椟，明月与砾同囊，苟有二宝之质，不害为世所同。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处卑与尊齐操，位贱与贵比德，斯可矣。

　　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答曰：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故苏秦精说於赵，而李兑不说；商鞅以王说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脯也。故鸿丽深懿之言，关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孔子失马於野，野人闭不与，子贡妙称而怒，马圄谐说而懿。俗晓〔形〕露之言，勉以深鸿之文，犹和神仙之药以治鼽咳，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礼有所不彳侍，事有所不须。断决知辜，不必皋陶；调和葵韭，不俟狄牙；闾巷之乐，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须，而又不宜。牛刀割鸡，舒戟采葵，鈇钺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故文能为深浅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磋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

　　答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於简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且名白，事自定也。

　　《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道畔巨树，堑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树不巨而隐，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

　　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後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於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义可晓。

　　充书违诡於俗。或难曰：“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众。”

　　答曰：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侍坐於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郑为人悲；礼舞，於赵为不好。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於闾巷；拨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畔者三人。盖独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

　　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了於耳，则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则篇留於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於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淡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暇秽。《吕氏》、《淮南》悬於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曰：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稻谷千锺，糠皮太半；阅钱满亿，穿决出万。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贵家起，文粪自贱室出，《淮南》、《吕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充书既成，或稽合於古，不类前人。或曰：“谓之饰岁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琐，文给甘酸，谐於经不验，集於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後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後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声，皆快於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有是言也。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於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

　　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或〔戏〕曰：“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於事，力未尽於职，故徒幽思属文，著记美言，何补於身？众多欲以何移乎？”答曰：材鸿莫过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树，接〔淅〕，见围，削迹，困饿陈、蔡，门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与之等，偏可轻乎？且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遇者则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显；命薄禄恶，奇俊落魄。比以偶合称材量德，则夫专城食土者，材贤孔、墨。身贵而名贱，则居洁而行墨。食千锺之禄，无一长之德，乃可戏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过，未足以为累也。士愿与宪共庐，不慕与赐同衡；乐与夷俱旅，不贪与蹠比迹。高士所贵，不与俗均，故其名称不与世同。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细，於彼为荣，於我为累。偶合容说，身尊体佚，百载之後，与物俱殁，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遗於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德汪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言溶氵窟而泉出，富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於一世，名传於千载，乃吾所谓异也。

　　充细族孤门。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於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答曰：鸟无世凤皇，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文孰常在有以放贤，是则〔醴〕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屈奇之士见，倜傥之辞生，度不与俗协，庸角不能程。是故罕发之迹，记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铭。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迹，百载异发。士贵雅材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榜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谲出君山。更禀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後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後。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

 

50. 译文

 

　　王充，会稽郡上虞县人，字仲任。他的祖先籍贯在魏郡元城，又姓孙。

　　祖上几代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才一年因变乱而失去了爵位和封地，于是就在那里落了户，以种地养蚕为业。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结果跟很多人都合不来。灾荒年头，拦路杀伤过人，因此仇人众多。又赶上兵荒马乱，怕被仇人捉住，于是祖父王汎领着全家肩挑车载家当，准备到会稽郡城去安家，但中途在钱唐县留了下来，以经商为业。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祖祖辈辈好讲义气，到了王蒙、王诵就更厉害了，所以王蒙、王诵在钱唐县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欺凌别人。后来，又与土豪丁伯等人结下了怨仇，只好全家又搬到上虞县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