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37

掌握“道”的人反而被当作不成材的人了。汉高祖得到天下，赏赐群臣的功劳，萧何是受赏赐的群臣中的第一名。为什么呢？汉高祖论功劳的大小，用猎人驱使猎狗来作比喻。猎狗本身捕获了禽兽，功劳却归于猎人。群臣奋力战斗，他们好比是猎狗；萧何沉着稳重，他好比是猎人。一定要根据成绩来称之为贤人，这就是说萧何毫无功绩了。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一点。

　　圣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统治术就功业成就，治理国家不得法事业就要失败。譬如医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严重也能治好；没有良方，仅仅是一点轻微的病也治不好。良方就像治理国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国家的祸乱，医生如同官吏，用药好比教化。采用良方药力就发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国方略教化就会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祸乱就会停止，药力发生作用病就会治好。能把病治好的医生不一定比没有把病治好的医生高明。这样说来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官吏贤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种方子，碰巧懂得了这种治理的方法而已。治国必须要靠方法来建立功业，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混乱之期，即使运用了治国之术，功业始终不能建立的；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安定之期，即使没有治国之术，功业仍就能建立的。所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有的正当时运而功业成就，有的背离时运而毫无成就。有治理之术的人能顺应时运而建立功业，但不能够违背时运而使天下安定。良医能医治命不该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数已完，寿限已尽，尽管用了良方也不会生效了。所以时运当乱的时候，即使是尧、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业；生命该当死亡的时候，即使是扁鹊施用任何药方，也不能治好病。

　　射箭驾车的技艺，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运用自身的办法，然后事业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显地见到。治理国家，就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运用办法一样；功业建立，就是事情办成功，如果说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贤人，这就是说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是贤人了。赵人吾丘寿王，是汉武帝时的待诏，汉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干高，通晓事理，后来做了东郡都尉。汉武帝根据寿王很贤明，没有另外向东郡派遣太守。当时由于不断兴兵打仗，老百姓骚动不安，年成也不好，盗贼不断出现。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你在我跟前的时候，很有谋略，我认为你是天下无双，海内独一无二的人，以至于拥有统辖十几座城的权力，一身担负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现在盗贼却乘船流动攻占夺取库中的兵器，这和从前你在我身边时的作为很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寿王向武帝谢罪，说骚乱很难禁止。汉武帝又召他为光禄大夫，经常在皇帝的身边，议论任何事理，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才能高智谋深，通晓事理而很有见识，然而他做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断出现，老百姓骚动不安，他没有办法去禁止。不知是寿王没有掌握治理东郡的方法呢？还是东郡碰巧该当又有祸乱，而寿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这种时运呢？

　　凭寿王的贤明，治理东郡却不能建立功绩，一定要以功绩来看是不是贤人，那么寿王就该被贬斥而不该被提拔。恐怕世间必然有很多如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却因为他没有功绩就看不出他的贤能。燕国有一个山谷，谷中气候寒冷，庄稼不能生长。邹衍吹奏律管招来暖气，不久之后寒谷变成温谷，燕国用它来种黍，黍长得很好获得了丰收，到今天还称它叫“黍谷”。使阴阳之气调和，应当靠道德至诚之心。然而邹衍吹奏律管之后，寒谷变成温谷，庄稼能够生长成熟。据这种情况来推论各种办得成功的事情，犹如采取邹衍吹奏律管的办法一样。所以掌握了那种方法，即使是不贤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数，即使是贤圣，也有治理不好国家的时候。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二点。

　　人们办事情，有的心意尽到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办成功，事情没有办成功但是气势却震撼山岳。荆轲和御医夏无且就是这样的人。荆轲到秦国去的计划，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将他活捉到燕国，偶尔不巧，被秦国捉住了。当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环绕柱子而奔逃的时候，御医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荆轲。后来，天下的人都称荆轲是壮烈之士，秦王赏赐夏无且二百镒金。荆轲被秦国捉住，没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劳，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对救护君王并没什么好处，然而人们之所以仍然称赞荆轲，秦王仍然赏赐夏无且，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尽到了气势也很旺盛的缘故。天下的人士不会因为荆轲没有立下功劳而不称赞他的道义，秦王也不会因为夏无且没有做出功效而不赏赐他的心意。心意好就不必检验是否成功，道义尽到了就不必考虑事情是否办好了。道义有余，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劳细小，明智的人就会赏赐这样的人，昏庸的人就会惩罚这样的人。如果一定只考虑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论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内心意图，那么，豫让拔剑砍赵襄子衣服这件事，就不值得记载：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这件事，不值得记载；张良锤击秦始皇误中随从的车子这件事，也不值得记载。三个人都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利，考虑谋画得不周全，仅仅有气势而没有实际功效，心怀报仇的计划而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这是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三点。

　　把对父亲孝顺、对兄长尊敬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遵循孝悌的人，都是有父兄的人，由于父兄不仁慈，他们的孝悌表现才出名。舜由于有谋害他的父亲瞽瞍，曾参由于有虐待他的父亲曾皙，他们才成就了孝子的名声，众人都称赞他们。如果没有父兄，或者父兄很慈爱善良，便不会有明显的孝悌表现，孝悌的名声，也就不会被发现了。忠于君王的人，也与这种情况相同。关龙逢和比干忠君的名声在夏、殷两代很显著，是由于君王桀、纣很坏；稷、契、皋陶忠君的名声在唐、虞时代不显著，是由于尧、舜很贤明。所以萤火虫的亮光，会被阳光月光所掩盖；忠臣的名声，会被贤明君王的名声所遮蔽。为君王的危难而死，献出生命捐弃身躯，与这种情况相同。臣子遇到国家动乱之时，而死于君王的危难，因此才显出忠君的节义而获得忠臣的美名。大贤人经历世事，像鸟儿那样来回飞翔，察看形势，然后再落下来，受到惊恐就赶快飞走；昏乱的君王所造成的祸难，不会连累到大贤人本身；危害国家的变乱，不会牵连到大贤人的家庭，怎么会遇到那种祸乱而死在那种祸乱中呢？

　　齐侯问晏子说：“忠臣侍奉他的君王，应该怎样做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灾难的时候不为他而死，君王避难逃亡的时候不去护送。”齐侯说：“分地而赏赐给他，封爵位而使他尊贵，君王有难不为君王去死，君王出逃不去护送，可以称为忠臣吗？”晏子回答说：“臣子的建议如果能被君王采用，臣子怎么会死呢？臣子的劝谏如果能被君王听从，君王就一辈子不会出逃，臣下怎么会去护送呢？如果建议不被采用，君王有难时为他而死，这是白白地送死；如果劝谏不被听从，君王出逃时去护送，这是装模作样的行为。所以作忠臣的能尽力给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能与君王共同陷于灾难之中。”依照晏子的回答在世间寻求贤人，为君王之难而死，树立忠节的臣子都不符合标准了。所以大贤人很少有值得称道的节操，小贤人有许多可赞美的行为。

　　能够用筭计算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目小，能够用升斗量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量少。数目非常大，用筭就不能计算了；数量非常多，用升和斛就不能量了。稍微有一点特殊名声的行为，又产生在一个衰乱而容易显示节操的时代，所以节操行为显著而名声传遍天下。飘洋过海的人，辨别不清方向，是因为海洋太大了；航行于河沟之中，谁都能辩别船只的行迹，是因为河沟小。河沟小就容易辨认方向，衰乱的时代也容易发现人的节操。所以社会不危乱，奇特的行为就不会被发现；君王不昏庸，忠臣的节义就不会树立。崇高的节操，产生于战乱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显现于衰乱的社会。

　　把保全自己免遭侵害，不被刑罚杀戮，像南宫适那样被“白圭”诗句所震惊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免于受到侵害的人是侥幸，是禄命吉利，并不是靠才智能禁止，靠操行所能避免的。神蛇能使它断开的躯体再连接起来，但却不能让人不斩断它。圣贤能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却不能让人不加害于他。南宫适能自己免于刑戮之难，公治长无辜地被关在监狱中，蘧伯玉在危乱的国家里能深藏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这都不是操行不好带来的灾难，灾难突然侵袭自己，就会有自己无法避免的灾难，使自己牵连受害而陷入困境。不能自免于祸患的人，就不能在世间延长寿命。寿命到了尽头，贤人也不能自己使它延长；时运该当受困，圣人也不能自免。

　　把放弃国家和君王的职位、放弃富贵而归于贫贱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放弃国家的人，是因为遭到了某种逼迫。像伯夷这类人，兄弟之间以国相让，可耻有争夺王位的名声，以及太王古公亶甫不忍心让他原有的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都放弃国家和放弃王位，是由于道行不通又不得志的缘故。如果道行得通又很得志，也就不放弃王位了。所以放弃国家、王位，都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因此而称之为贤人，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国家、王位的君王能称之为不肖吗？况且有国家王位的人，才能够放弃它，没有国家王位的人放弃什么呢？拿出自己的财物让在下位的人得到分给的财物，和这种情况是同一回事。没有财物用什么来分呢？自己都没有吃的又推让什么呢？“粮仓充实，老百姓才知道讲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懂得荣辱。”推让产生于有多余，纷争产生于不富足。有人拿出财物资助别人，袁将军一再把家财分给他哥哥的儿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讲究恩义的行为。昆山之下，把玉当作石头；彭蠡湖边，用鱼来喂狗和猪。假如推让的人，家财像昆山的玉、彭蠡的鱼那样多，家财无论分多少出来，也不值得称赞。韩信在南昌亭长家寄食的时候，有什么财产来分割呢？颜渊家境贫穷之时，有什么财物来推让给别人呢？管仲分取财利时自己多拿，没有廉让的礼节，是由于贫穷不富足，丧失了志气节义。

　　把远离世俗隐居，身心行为清洁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同放弃国家王位的人是一类情况。富贵是人情所贪图的，高官大位是人们乐于想往的，放弃高官富贵而隐居，是由于一生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自己的报负无法得以实现。长沮、桀溺避开世俗隐居，伯夷、於陵仲子放弃富贵而自取贫贱，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把清静无为没有欲望，志向不在于做官，只是想保全自身修养情性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老聃这一类人。道家与贤人所以不同类，在于贤人忧伤世道而企图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因此孔子日夜忙碌，墨子匆忙不安。不进而与孔子、墨子这样的人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倒回去与黄、老那样的人修养同样的品性，这就不是贤人。

　　把千里赴义，对老师、长官、朋友不废弃礼节的人称为贤人吗？只有那些家财富足，筋力强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事情。生活贫困就拿不出财物来讲究礼节，体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讲究义气，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所以拥有百金的富贵人家，就是远在境外也没有断绝交往的；有千乘战车的大国，盟国之间不会废弃相互赠馈的礼节，这是由于财富多的缘故。假如谷物粮食像水火那样容易得到，即使是贪吝的人，也会跨越境界给人们施舍财物。所以财物少就连正常的礼节也不能讲究一点，财富有余就能胡乱施舍给上千的人，家境穷得没有一筲粮食储蓄的人，就难以用交往和布施来责备他了。挑着担子千里奔波的人，执鞭骑马跨越疆界的人，手脚磨出了硬皮，面孔晒得黝黑，不会患体力不支的疾病，他们的筋力皮肤一定有与常人不同之处。据此推论比照那些为长官作证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自身受刑吃苦而不肯供出一字，也是由于他们的肌肉骨节坚强的缘故。骨肉坚强就能掩盖事实树立节义，骨肉软弱就会歪曲事实败坏名节。豫让毁伤自身，连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贯高被拷打，全身没有完整的皮肉。壮实的身体与众人有不同之处的人，他的气节操行就有与众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精通经书带学生聚集门徒讲学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精通经学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学习经书才成儒者的。儒者靠的是勤学经书，勤学经书，也就成为儒者了。传授前辈老师的学问，把老师讲的东西背诵下来再用它去教育学生，心中没有一点创见，也不能思考判断论点的正确与否。投送文书的差役递送文书，就同守门人传达长官的命令一样，封记完整文书没有遗失，传达命令清楚转达指示没有错误的人，就是很好的了。儒者传授学问，不随便改动一字，前代老师的古话，至今全部详尽地保存下来，即使带领门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学之列，不过是邮人、门者这类人罢了。

　　把博览古今图书，秘隐传记无所不熟记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不过是与儒者同类的人。才智高对事物有广泛兴趣，勤奋学习而不间断，就像容成的后代，有祖上留下来的著作，得以继承祖上的书籍，细心阅览认真诵读。或者掌管图书档案，就像太史公和刘子政这类人，有主管书籍文献的职位，也就有了博览群书学问通达的名声。

　　把权术诈谋奇异，能率领士兵统率众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是韩信这类人。国家战乱时建立功勋，称为名将；在社会安定时才能没有地方施展，反倒陷入灾祸之中了。“高飞的鸟被射死，良弓就被收藏起来了；狡兔被猎获，优良的猎犬就被煮了。”有权术诈谋的大臣，就像射飞鸟的良弓、获狡兔的良犬一样。安定和平的时期，这种人没有用处，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样。安定和平时期的君王，并不是要抛弃有权术的大臣，轻视有战功的将士，而是他们生平用来辅助君王的本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假如当初韩信运用善于权变的才能，做出像叔孙通那样的事业来，怎么会有因谋反而被殊死的灾祸呢？具有攻打强敌的权谋，没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领兵的计谋，却看不到天下已经稳定的大势，处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却搞叛逆的密谋，这就是他之所以功劳、封国被取消，不能称为贤人的道理。

　　把有口才而善辩，言语动听言辞巧妙的人称为贤人吗？那就是子贡这类人。子贡的口才超过颜渊，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下。真实的才能并不高，口才机智锋利的人，人们必定会称赞他。自汉文帝赞赏虎圈啬夫，斥责上林尉以后，张释之举周勃、张相如为例，汉文帝因此才醒悟。那些以口才善辩的人，就如虎圈啬夫这类人一样，很难用他们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贤人。

　　把文思敏捷，落笔快得像雨点洒下的人称为贤人吗？笔头快与口才好，实际上是一回事。口说出来就是言语，笔写出来就是文章。口头善辩的人，不一定才高；这样说来，下笔敏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而且文章写得快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应用在对官府的事务处理得快吗？官府的事务最难办的莫过于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有疑难就用“请谳”的办法。举世善于断案的莫过于张汤，张汤援用法律条文苛刻，在汉朝，并不称他为贤人。太史公排列人物高下，认为张汤是酷吏，残酷并不是贤人的行为。鲁国树林中痛哭的妇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儿子，她所以不愿离开那里，是因为爱那里赋税不苛繁，官吏不残暴。酷吏，是苛刻残暴的那类人，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把善于作赋、颂，能写宏伟华丽文章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司马长卿、扬子云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华丽而且篇幅巨大，言辞精妙而且旨趣高深，然而文章却不能判断确定是非，分别不出正确与错误的真实情况。即使文章像锦绣那样美，含意像黄河、汉水那样深，老百姓却不能从中明白是与非的界限，这对于制止弄虚作假，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点好处。

　　把自守清白的节操，不降低志气，不屈辱身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远离世俗隐居，长沮、桀溺一类的人。即使不远离世俗，节操却与远离世俗隐居的人一样，保持自身的清白而不辅助君王，坚守节操而不关怀老百姓。大贤人生活在世上，时势适宜做官就出来做官，时势适宜隐居就去官隐居，权衡时势是否适宜，以此来确定操行的清浊以便选择。子贡让财却阻止了别人行善，子路受财却勉励了别人讲道德。推让是廉洁；受财就是贪婪了。贪财而有益于人，廉洁却有损于人，推让与受财的节操，并不可能常常是清高的。伯夷不愿出来做官，孔子反对他的做法。操行与圣人违背，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仁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说：“颜渊、子贡、子路三个人都比你贤能，而愿为你奔走效劳，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我既能仁爱又能残酷无情，既善辩又能言语迟钝，既能勇敢又能胆怯。用他们三个人的能耐和我的这套本领交换，我是不干的。”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去处理问题的。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洁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那就和愚昧而无操行的人是一个样了。

　　如此说来，人人都有缺点。没有一点缺点的人可以称为贤人吗？这就是乡原那种人。孟子说：“乡原这种人，要想指责他，又举不出什么大过错；要想讥剌他，却又无可讥剌。他总是迎合流俗，讨好污世，平日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动也好像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孔子说：“乡原是破坏道德的人，”似乎很有德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人，孔子很厌恶他。

　　如此说来，怎样识别真正的贤人呢？识别贤人究竟根据什么呢？世人的考察标准是，如果见他才高多能，有取得成功的功效，就认为他是贤人。像这样就太容易了，识别贤人有什么困难呢？《尚书》说：“能识别人的就是明智的人，这一点连舜也感到很困难。”根据才能高超杰出的人就被称为贤人来看，识别贤人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尚书》既然说难，自有认为难的理由。连虞舜也不容易识别贤人，而世人自认为能识别贤人，就错了。

　　这样说来贤人就不可识别吗？我说：很容易识别。之所以说它难，不了解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难，即使是圣人也不容易识别贤人。等到知道了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看出贤人了。譬如工匠制造器物，掌握了制作方法就不难，不掌握方法就不容易制造了。识别贤人比工匠制造器物还容易，世人没有区别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贤人混杂在俗士之中，俗士凭能言善辩的小聪明，占据官爵的尊位，期望显耀的荣誉，于是就专断了称为贤人的名声。贤人退居在闾巷之间，贫贱到老死，还要蒙受不见功效的毁谤。

　　如此说来，到什么时候才能识别贤人呢？如果一定要想识别贤人，就看他有没有善心。贤人，不一定才高但能明辨是非，不一定多智但行止没有错误。用什么来看是否有善心呢？必须根据他的言论。有善心，就有好的言论。根据他的言论而考察他的行为，有好的言论就有好的行为了。言论行为没有错，治家可使亲属之间讲伦理，治国能使尊卑上下有次序。没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视善恶为同类，会使政治错乱，法度失去公平。所以只要心善，就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心不善，就没有什么是好的。心善就能辨明是非。是非的道理能够确定，心善的功效也就显明了，即使贫穷低微，境遇艰难，功名不成，业绩不立，但他们仍然是贤人。

　　所以治国不一定考虑功绩，关键在于所依据的道理是否正确；行为不要求功效，那要看所做的事是否纯正。做事纯正、道理正确果真显明，那么言语不必繁琐，事情也不必很多。所以说：“说话不必追求长篇大论，应当努力使所说的话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骛远，应当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则。”说话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迟钝而不善辩说，而善辩已在心胸之中了。所以人追求的是心辩，而不应该追求口辩。心辩就是言辞虽不华美动听，却不会违背正道，口辩就是言辞华丽却没有什么用处。

　　孔子列举少正卯的罪恶说：“言论错误却显得很博学，附和错误的东西却又加以润饰。”内心歹毒而外表却用才能将它粉饰起来，众人不能发现，就认为他是贤人。内心歹毒而外表却掩饰得很好，世人认为他是贤人，那么内心善良外表却无法自我表露的人，众人也就认为他是不肖之辈了。是非混乱而不治理，唯独圣人能识别是非。人的言行大多如少正卯这类人，唯独贤圣能识别他们。世间有是非颠倒的言语，也有正确与错误混淆不清的事情。判明颠倒的言语，判断混淆不清的事情。只有贤良圣明的人才能够胜任。圣人的心清明而不昏暗，贤人的心有条理而不紊乱。用清明考察谬误，没有什么看不明的；用条理解释疑惑，疑惑没有不能断定的。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所以正确的言论被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被众人所指责。《管子》说：“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很奇怪这样的说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如果正确的话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人说的话违理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歌曲很绝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说的话符合实际，同意的人也很少。和歌和听话，是同一回事。歌曲绝妙人们就不能都附和，言论正确人们就不能都相信。“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顺序，有三个大臣离开祖庙；鲁定公按照礼法祭祀，却有五个大臣离开祖庙。”习惯于世俗的人，就说按照礼法做是错的。通晓礼法的人少，那么识别正确与否的人就稀少。君子说的话，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满意呢？

　　人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别人所说的真实内容，要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没有当上君王，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当君王的品德。孔子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即使不具备孔子那样的才能，这也是贤人的实际证明。贤人与圣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贤人既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就可以论定了。

　　问：“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编写《春秋》。《春秋》的写作，起因于周代礼制的败坏。如果周道不败坏，孔子不编写《春秋》，未必他不具备作为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理由来促使他从事编写。如果是这样，单从孔子编写《春秋》这件事，不能够看出他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还不能识别他是贤人吗？”

　　回答说：周代礼制败坏，孔子起而编写《春秋》，《春秋》的文义褒贬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实内涵，没有违背礼义不合正道的错误，所以据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贤明，是很实际的。没有言论就以文章来考察，没有文章就以言论来考察。假设孔子不编写《春秋》，也还有别的遗留下来的言论，发表言论必定有原由，如同写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样。考查文章的好坏，而不考虑写作的起因动机，世间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是与非不分，对与错不定，桓君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实质。依据文章来考察真实情况，桓君山就是汉代的贤人。陈平没有做官时，在乡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样，这是他能当丞相的证明。分肉与评论文章，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汉朝治国的大权，他的用心与论文意旨不会不同。孔子没有当上君王，素王的业绩反映在《春秋》上。这样说来，那么桓君山没有当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绩已留存在他的《新论》之中了。

 

 

《卷二十八·正说篇》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於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於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於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所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敢二年。隐公元年，不载於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义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後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礼〔为〕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於秦，汉兴於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於时，观厥刑於二女。”观者，观尔虞舜於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於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於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50. 译文

 

　　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解说《尚书》的人，有人认为它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遇到秦朝焚烧《诗》、《书》，遗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九篇。说秦朝焚烧《诗》、《书》是对的，说《尚书》本来就有一百零两篇就错了。《尚书》本来有一百篇，是孔子用来传授学生的。遇上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郡的伏生抱着一百篇的《尚书》隐藏在山中。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尚书》。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汉文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尚书》二十余篇。伏生年老死去，《尚书》因此残缺不全。晁错将《尚书》传授于倪宽。到汉宣帝时，河内郡的女子拆旧房子，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把它们呈奏给朝廷。汉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这以后《易》、《礼》、《尚书》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到汉景帝的时候，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汉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没有谁能读懂，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外间不能得见它。到汉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把它献给汉成帝。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书》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所以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流传在世间，传阅见到它的人就说《尚书》本来有一百零两篇了。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烧的是解释《诗经》的著作，《诗经》本文并没有被烧毁。《诗经》被烧掉的正是它的诗本身。“书”，是五经的总名称。传上说：“男子不读经书，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思想。”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做县宰，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说：“费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为什么只有读书才叫学习呢？”这些都证明五经的总名叫“书”。传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烧诗书的起因，所以不了解烧书的实际情况。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个博士上前为秦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进前称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认为秦始皇不封赐子弟，终有一天会出现像田常、六卿争权那样的祸乱，就无法挽救，讥讽周青臣的称颂，称之为阿谀奉承。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议论交给丞相府去评议，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建议不能采用，因此说诸生的议论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与混乱，就命令史官将五经全部烧掉，有敢于私藏诗书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经。可见五经都烧了，不光是烧掉了解释《诗经》的书籍。传闻的人相信了只烧“诗家之书”的说法，看到焚书令中的“诗书”二字，就认为烧的只是解释《诗经》的书籍了。

　　传授的人也许知道《尚书》被秦朝所焚烧，而认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当时已经亡失没有被烧掉的部分。真像这种说法的话，《尚书》二十九篇，就是秦焚书后的剩余了。七十一篇被烧成了炭灰，为什么二十九篇唯独会遗留下来呢？伏生年纪大了，晁错跟他学习《尚书》时，恰好学得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唯独二十九篇出现在世间，而七十一篇亡失了。本来亡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说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

　　有人说《尚书》的二十九篇，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四七二十八篇，另外那一篇说成是效法北斗星，所以有二十九篇。《尚书》在秦朝灭绝，其中存在能见到的有二十九篇，怎么谈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数呢？汉宣帝时，得到散失了的《尚书》和《易》、《礼》各一篇，《礼》、《易》的篇数也才补足，又哪会有所效法呢？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缺遗的有七十一篇，单单为二十九篇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怎么行呢？有人解释说：“孔子另外选了二十九篇，唯独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大概是一般读书人的解释，不一定是传记上的明文。二十九篇残缺不全，就有传授它的人，根据这个不完整的篇数，编造出效法星宿的说法，既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又违背了古今的事实。经书有篇数，就像有章节句读一样；有章节句读，就像有文字一样。文字具有一定的意义以构成句子，句子具有一定的数目以构成章节，章节具有一定的体例以缀结成篇。篇就是章节句读的结合。说篇数有所效法，这就是说章节句读也有所效法了。《诗经》古时候也有几千篇，孔子删去重复的篇数，订正而保存下三百篇，如同《尚书》只有二十九篇一样。说《尚书》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就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

　　有人解释《春秋》，说是效法每年十二个月的。《春秋》按鲁国十二公编年纪事，如同《尚书》有一百篇一样，一百篇无所效法，十二公怎么会有所效法呢？解释《春秋》的人说：“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人道’周全，‘王道’完备，表彰好的，谴责坏的，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没有比得上《春秋》的。”如此说来，通过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正好全部讲透了。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敌寇，横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动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东西。孔子编写《春秋》，只记载了鲁国十二公，正像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样；将士有一万二千人，正像《春秋》纪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样。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组成一国的军队，那么孔子通过《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纪事，也完全可以阐明自己的道理了。论说此事的人喜欢把道理说得神乎其神，把意义夸大得毫无边际，认为不这样做就会遭受祸殃，所以经传的篇数，都被说成是有所效法的了。考订核实根本，评论那些文章的含义，孔子编写《春秋》和那些贤人写书，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人写经，贤人写书，意义和道理讲尽了，文辞完备了，就构成了篇。他们编写一篇，就把同一个种类的内容归在一起，把章节互相连接起来。如果种类不同，论说不一样，就另外写成一篇。意义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变了篇目也就更换了，根据事情的意义来写作，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认为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释说这是汉朝享国年数的一半。又解释说这二百四十二年，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国之道完备。如果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就不对了；如果说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正确，那么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说法就错了。二者互相冲突而想确定它的含义，圣人的本意又怎么来确定呢？凡是记载事情而标明年月日的，是为了记得详尽以表示对事情的重视。《洪范》用五纪、岁、月、日、星，是记录事情的文字，不是效法模仿的说法。《春秋》记载鲁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数，总共有二百四十二年，这些就成了确立中寿三世说的根据了。实际上，孔子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是认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阐明“王道”。根据中寿三世的说法，而中寿三世的年数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国年数才凑足的。如果根据记载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阐明“王道”，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为了凑足中寿三世的年数才出现的。如果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取三八二十四之数，二百四十年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多取二年呢？解释的人又说：“这是想要配合鲁隐公纪元的开始。不多取二年，那么隐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记载在经书里了。”如果《春秋》本来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而作的，那么何必一定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端呢？必须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备为根据，根据中寿三世年数的说法不再适用了。假如隐公享国五十年，是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都记载下来呢？还是从中间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呢？如果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全记载下来，那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就从中间被割断了。如果从中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的年数，那么隐公纪元的开始又不符合了，怎么能行呢？况且年和月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它们所记载的，是同一回事。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说它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确定的，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么数字作为根据了。年数是根据中寿三世，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据什么呢？《春秋》有年数，就同《尚书》有章一样。用章揭示要旨，用年来记载事情。说《春秋》的年数有根据，这就是说《尚书》的章也是有所根据的了。

　　解释《易》的人都认为是伏羲制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它推演为六十四卦。圣王兴起，黄河中出图，洛水中出书。伏羲称王，《河图》从黄河水中出现，这就是《易》的八卦。夏禹时得到《洛书》，书从洛水中出现，这就是《尚书·洪范》中的九畴。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夏禹依据《洪范》来治理洪水。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河图》，夏后氏继承了它而称之为《连山》；归藏氏之王得到《河图》，殷朝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归藏》；伏羲氏之王得到《河图》，周代人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周易》。这种经上的卦都是六十四个，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写出彖辞十八章。世间传授解释《易》的人，说是伏羲制作八卦，如果不切实地考究《易》的本源，那就会认为八卦真是伏羲制作的了。伏羲是得到八卦，并不是制作了八卦；周文王得到的已经是现成的六十四卦，并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推演制作的说法，产生于俗传之中。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就会使那些真实情况几乎全部被抹杀而不存在了。既不知道《易》就是《河图》，又不知道存在于世间的是哪一家的《易》，也许是《连山》、《归藏》，也许是《周易》。依据夏、殷、周三代删减增加的礼制，有显著的区别。如果因为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就说今天的《易》是《周易》，那么今天的《礼经》也就应该是周代的礼了。然而《周礼》的六典和现存的《礼经》却并不相符合，今天的《礼经》不一定就是周礼，那么也应该怀疑今天的《易》不一定就是《周易》了。但是，考察左丘明在《左传》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辞和今天的《易》又很相符合，据此，今天的《易》大概就是《周易》了。

　　解释《礼》的人都知道《礼》，今天的《礼经》是哪个朝代的礼制呢？

　　孔子说：“殷代承袭的是夏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承袭的是殷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说来，夏、殷、周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礼制。现在流传的《礼经》是周代的礼制呢？还是夏、殷时代的礼制呢？如果认为它是周代的礼制，那么周礼有六典，而考察今天的《礼经》，却并不见六典。也许由于殷礼并没有全部绝迹，而记载六典的礼书却没有流传下来，世人根据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因此就把《礼经》说成是周礼了。考察《周礼》记载的礼仪制度，与今天的《礼经》不相符合，那么《周礼》应该是记载六典的了。《周礼》一度失传，就像古文《尚书》和《春秋左氏传》一度不流传一样。

　　解释《论语》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释字义和文意，不知道《论语》原本有多少篇；仅仅知道周代以八寸为一尺，却不知道《论语》只用一尺长的竹简来书写的意思。所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记录的孔子的言行，他们接受教诲需要记录的时候很多，达到几十几百篇，以八寸为一尺的竹简记录，是为了记录简要，怀藏携带方便。因为《论语》不是作为经书遗存下来的，而是怕忘记而作为传文记录下来的，所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