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28

奋起声威武力称帝海内。他们没有一寸封地可以因袭，没有一官半职可以凭借，只不过是奉了天命，出于自然。这就好比从潭池的基础上去加高，从土丘的高度上去挖深。和唐、虞、夏、商、周五代相比，哪一个的条件更优越呢？

　　传书上有的记载周武王征伐纣王这件事，说太公望玩弄阴谋，用朱砂喂小孩儿吃，使小孩儿的身体完全变成红色，小孩儿长大以后，教他们说“殷朝要灭亡了”。殷朝的老百姓看到小孩儿全身发红，认为他们是天神，等到小孩儿说“殷朝要灭亡了”，大家都认为商朝真要灭亡了。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清晨就点燃火把去袭击敌人。使用诡计迷惑老百姓，玩弄阴谋去偷袭毫无准备的人，这是周朝所忌讳的，世上的人也说这些都是谣传。汉朝取得天下，却没有这一类谣言。《尚书》中的《武成》篇，记载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血流成河把杵都漂起来了。根据《武成》篇的记载来说，用朱砂喂小孩儿吃，清晨点燃火把袭击敌人，大概真是如此了。汉朝讨伐新朝，光武帝率领五千人，王莽派遣王寻、王邑率领百万人，在昆阳决战，当时大雷雨中天色昏暗，前后的人互相看不见。汉兵冲出昆阳城，以一人抵挡十人，王寻、王邑的军队被冲散。天用降雷雨的方式帮助汉军向敌人逞威，周武王点燃火把袭击敌人靠人为的欺诈取代殷朝怎么能与它相比呢？

　　有的记载说：“周武王讨伐纣王，纣王投入火中自焚而死，周武王到纣王自焚的地方去用钺把纣王的头砍了下来，又把纣王的头悬挂在大白旗的杆上。”齐宣王可怜用来祭钟的牛，是因为看到牛的神情恐惧战栗。楚庄王赦免了郑襄公的罪，是因为看到他肉袒而暴露了形体。君子痛恨恶人，并不痛恨他的躯体。纣王的尸体投入火中，看到的是一片凄惨情景，不仅仅是神情的恐惧战栗，肉袒的暴露形体而已。武王去用钺砍头，把纣王的头割下挂起来，多么残忍啊！汉高祖进入咸阳城时，阎乐已杀了秦二世，项羽杀了子婴，汉高祖从容不迫地进入秦都咸阳，不残害二世和子婴两人的尸体。光武帝进入长安，刘圣公已杀了王莽，他率领士兵来到王莽被杀的地方，但却不伤害王莽的死尸。砍下投火自焚者的头，同饶过被杀者的尸体相比，谁的恩德大，谁的暴虐深呢？难道是周武王因为父亲周文王曾被囚禁在羑里而对纣王怨恨太深的缘故吗？纣王作为君王而囚禁他的臣下周文王，纣王的倒行逆施，比起秦国消灭周朝和王莽毒死汉平帝来，哪个罪轻，哪个罪重呢？邹伯奇论定桀、纣的罪恶比不上秦朝，秦朝的罪恶比不上王莽。既然如此那么纣王的罪恶轻而周武王惩罚他过重，秦朝、王莽的罪恶重而汉朝惩罚得却太轻，谁宽宏大量，谁心胸狭窄呢？

　　汉高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有条蛟龙伏在她的身上，她在梦中与神交配。高祖喜欢喝酒常去赊酒喝，每逢高祖去喝酒酒店出售的酒就会翻倍。等到喝醉了留在酒店中躺卧，他的身上经常有神怪现象出现。高祖在晚上行走斩了一条蛇，蛇的母亲因此而悲哭。高祖与吕后一起到乡下去居住，有时他独自隐藏在山野之中，会有光气很明显的出现，所以吕后往往知道他隐藏在哪里。秦始皇望见东南方有天子气出现。等到刘邦兴起攻入咸阳之时，五星正好聚集在东井这一方。项羽的军队望见刘邦的军队，有五色云气围绕。光武帝将要出生的时候，凤凰停落在济阳城，嘉禾生长在庭院中。刘秀的母亲分娩时，半夜里没有点烛，室中却自然明亮。当初，苏伯阿望见舂陵乡的云气，极为旺盛。光武帝兴起后，路过旧居，看见云气摇曳不定上接于天。五帝三王刚生下和兴起之时，没有听说有这类怪现象。尧的母亲与赤龙交配而生尧，等到尧兴起之时，再没有听说有什么奇异的祥瑞出现。禹的母亲因为吃了薏苡而怀孕生了禹，将要生禹时，得到一块青色的玉圭。契的母亲因为吞食了燕卵而怀孕生了契。商汤将兴起的时候，有天神牵着衔着金钩的白狼进入他的宫廷。后稷的母亲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孕生了稷。周文王将兴起的时候，得到赤雀衔来的天书。周武王将伐纣，遇到白鱼和赤乌的祥瑞。以上这些都不如汉代天下太平的祥瑞。

　　黄帝、尧、舜在位的时候，凤凰只出现过一次。一般说来各种祥瑞重复出现的很少见。汉文帝时出现黄龙、玉杯。汉武帝时出现黄龙、麒麟、连木。汉宣帝时凤凰五次出现，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龙、神光也出现过。汉平帝时出现白雉、黑雉。汉明帝时出现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汉宣帝时同样的奇瑞，又有神鼎、黄金出现的怪事。一个朝代的祥瑞，多次频繁不断地出现，这就是汉代功德美盛，所以祥瑞就多。汉明帝死后，当今皇上继承帝位，在建初元年二年之间，美德遍及全国。建初三年，零陵郡长了五棵灵芝草。建初四年，甘露普降达五个县。建初五年，灵芝草又生了六棵；黄龙出现，大小共计八条。前代有龙出现不会成双，灵芝草不会长两棵，甘露只降一次，而现在八条龙同时出现，十一棵灵芝草先后长出来，甘露遍及五个县，汉章帝的功德恩惠昌盛，所以祥瑞极多。自古以来的帝王，谁能招来这样多的祥瑞呢？

　　俗儒议论说：“统治天下的人因为提倡和奉行道德，所以从上天承受了当帝王的‘命’。”《论衡·初禀》篇中认为统治天下的人生来就承受了天命。关于“性”和“命”的问题很难弄清楚。姑且把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都论述一下。赏赐酒食，给一次就称为薄，给两次就称为厚。按照俗儒的说法，唐、虞、夏、商、周五代都只承受了一次天命，唯独汉朝两次承受了天命，这就是天命对于汉朝优厚了。如果确实像《论衡》所说的那样，人的“性命”是承受了气而自然形成的，这也说明汉朝承受的气是特别优厚的。因为帝系断了又重新接续下去，这和人死了之后又重新活过来是一样的。世上如果有死而复生的人，人们一定认为他是神。汉朝世代相传的帝位断绝了又重新接续下去，光武帝恢复保存了已经灭亡了的朝代，可以说承受的气是特别优厚的了。

　　周武王讨伐纣王，庸、蜀这些部族，在牧野协助作战。周成王的时候，越常人进献野鸡，倭人进贡畅草。幽王、厉王时周朝国势衰弱，犬戎入侵周朝，周平王往东迁徙，以避开犬戎入侵的灾难。到了汉代，四方各族朝见贡礼。汉平帝元始元年，越常辗转翻译进献一只白野鸡，两只黑野鸡。凭周成王的贤明，又有周公辅佐，越常才进献一只野鸡，而汉平帝却得了三只。后来到了元始四年，金城郡塞外的羌豪良愿等部族，贡献了他们养鱼产盐的地方，愿意内附，归属汉朝，于是汉朝得到了西王母的石宫殿，因此而设置了西海郡。周代时犬戎进攻周幽王，到了汉代却愿意内附，归属汉朝，献出他们的宝地。西王母国在极边远的地方，而汉朝统辖了它。周代与汉代相比，功德哪一个大？疆域哪一个的宽广呢？

　　当今哀牢、鄯善、婼羌投降内附服从汉朝统治，匈奴经常侵扰，派遣将领防御讨伐，活捉俘虏以千万计。夏禹到了吴国随俗裸体。太伯逃往吴越地区采药，剪短头发，身刺花纹。唐尧、虞舜时代的疆域，吴还在荒服之列，越还在九夷之列，穿的还是贯头的罽衣，当今都换上了中原一带的服装，宽袍大袖并穿上了鞋子。巴、蜀、越雋、郁林、日南、辽东、乐浪诸郡的人，在周代还在披散头发或盘成椎形发髻，当今都戴上了皮帽。周代这些人的话要经过辗转翻译才懂，现在他们已经能够朗读《诗经》、《尚书》了。

　　按照《春秋》上的道理，对于君王和父母不能有犯上作乱的企图，有犯上作乱的企图，一定要被诛杀。广陵王刘荆受妖巫迷惑，楚王刘英受侠客迷惑，谋反的事情一件件明摆着，虽然汉明帝再三赦免他们的死罪，但广陵王和楚王还是服毒自杀了。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与汉明帝的做法相比差得太远了。楚王刘英的外家许氏参与了楚王反叛的阴谋，汉明帝说：“许氏与楚王有亲属关系，希望楚王更加尊贵，这是人之常情。”圣王的心宽恕了这件事，不用法律来惩罚他们。隐强侯阴傅在街市上悬挂文书，诽谤君王的政治，当今皇帝恩德如海，免去了剥夺他的爵位和封地的罪。怨恨一个人，就连他家的奴婢也怨恨。封刘荆、刘英的儿子为侯，让他们仍然安享楚和广陵的封地，让隐强侯阴傅的弟弟阴员继承爵位，延续阴氏的祭祀。广陵王和楚王，是皇帝的宗族，封为王侯，与管叔、蔡叔相同。管叔和蔡叔绝了后代，广陵王和楚王却封了后人，帝王的恩德已经够大的了。

　　隐强侯阴傅是异姓王侯，帝王尊贵他的前辈，所以又延续了阴氏祖先的祭祀。当年周武王封武庚的恩义，让禄父继续拥有封地的恩德，和汉朝相比较就差得多了。为什么呢？周武王与殷纣王同是帝王，派兵互相征讨，贪图天下之大，灭了商汤建立起来的帝统，这不是圣君应做的事情，违反了承受天命的本意。隐强侯只是一个臣子，汉朝的帝统本来就存在，绝灭了阴氏，在道义上没有什么损害，然而仍就延续了阴氏，汉朝的恩惠是很深厚的。所以帝王恩惠的布施，对内倾注于自己的亲属，对外则遍施于别的家族。唐尧十分温和，虞舜十分淳厚，怎么能超过汉朝的这种恩德呢？

　　驩兜的品行，花言巧语阳奉阴违，共工和他有私交，在尧的面前赞美推荐他。三苗是个巧言令色，谄媚奉承的人，有人又说他是一个对尧、舜有罪的诸侯国。鲧不能治理好洪水，而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却耗尽了。罪恶都在自身，对君王没有侵害，唐、虞流放他们，让他们死在荒远的地方。刘荆、刘英心怀怨恨阴谋犯上，怀有仇恨企图叛乱，审理案件不顾事实，危害朝廷杀害大将，罪恶比驩兜、共工、三苗、鲧更重。汉明帝施以恩德，只是定罪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当今皇帝宽大为怀，施加恩惠，又把他们释放回家乡。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帝王的恩惠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晏子说：“钩星运行到房宿与心宿之间，大概要地震了吧？”地震，是自然运行到一定时序的必然变化，不是政治所造成的。皇帝自己震动畏惧，尚且归罪于自己统治得不好，广泛征召贤良人才，要求臣民指出自己的过失。殷高宗谨慎行道，周成王开匮悔过，仅仅能赶得上这一点。谷物丰收年岁太平，平庸的君王可以借此树立德政；社会动荡危险，只有圣贤中的杰出人物才能建立功德教化。因此，遇到小病，一般医生都成了高手，碰上重病才能显示出扁鹊是名医。

　　建初初年，自然灾变出现，这是年成的疾疫，连年大旱不下雨，耕牛死亡老百姓流亡他乡，可以说是很厉害的灾害了。皇帝道德淳厚，贤能的人居官任职，司空第五伦，是皇帝的得力辅佐，国家的栋梁，调运粮食救济供养百姓，老百姓不困乏饥饿，天下都仰慕朝廷的恩德，国家虽然危急但是不混乱。老百姓虽然吃不上粮食，但对皇帝的恩德却很满意。人虽然在道路上流亡，心却向往着朝廷。所以道路上没有盗贼的踪迹，最偏僻、边远的地方也没有拦路抢劫的坏人。把危险转变为安宁，把困难转变为顺利，五帝、三王哪一个能比得上这样的功德啊！

 

 

《卷十九·验符篇》

 

　　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际有湖。皖民小男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於湖涯。挺先钓，爵後往。爵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 爵即归取竿纶，去挺四十步所，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没水中。爵以为铜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举。挺望见，号曰：“何取？”爵曰：“是有铜，不能举也。 ”挺往助之，涉水未持，樽顿衍更为盟盘，动行入深渊中，复不见。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爵父国，故免吏，字君贤，惊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 ”即驰与爵俱往，到金处，水中尚多，贤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并闻，俱竟采之，合得十余斤。贤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遗吏收取，遣门下掾程躬奉献，具言得金状。诏书曰：“如章则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诏书，归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诏书，以为疑隐，言之不实，苟饰美也，即复因却上得黄金实状如前章。事寝。十二年，贤等上书曰：“贤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献，讫今不得直。 ”诏书下庐江，上不畀贤等金直状。郡上贤等所采金自官湖水，非贤等私渎，故不与直。”十二年，诏书曰：“视时金价，畀贤等金直。”汉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独纪之。

　　金玉神宝，故出诡异。金物色先为酒樽，後为盟盘，动行入渊，岂不怪哉？夏之方盛，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禹谓之瑞，铸以为鼎。周之九鼎，远方之金也。人来贡之，自出於渊者，其实一也。皆起盛德，为圣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应。文帝之时，玉棒见。金之与玉，瑞之最也。金声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纤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采得，日重五铢之金，一色正黄。土生金，土色黄。汉，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黄比见者，黄为瑞也。圯桥老父遗张良书，化为黄石。黄石之精，出为符也。夫石，金之类也，质异色钧，皆土瑞也。

　　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宁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长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茎叶紫色，盖紫芝也。太守沈酆遗门下掾衍盛奉献，皇帝悦怿，赐钱衣食。诏会公卿，郡国上计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并闻，吏民欢喜，咸知汉德丰雍，瑞应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阳、始安、冷道五县，榆柏梅李，叶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饴蜜。五年，芝草复生泉陵男子周服宅〔土〕，六本，色状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

　　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临水有侠山，其下岩淦，水深不测，二黄龙见，长出十六丈，身大於马，举头顾望，状如图中画龙，燕室丘民皆观见之。去龙可数十步，又见状如驹马，小大凡六，出水遨戏陵上，盖二龙之子也。并二龙为八，出移一时乃入。宣帝时，凤皇下彭城，彭城以闻。宣帝诏侍中宋翁一。翁一曰：“凤皇当下京师，集於天子之郊，乃远下彭城，不可收，与无下等。 ”宣帝曰：“方今天下合为一家，下彭城与京师等耳，何令可与无下等乎？”令左右通经者论难翁一，翁一穷，免冠叩头谢。宣帝之时，与今无异。凤皇之集，黄龙之出，钧也。彭城、零陵，远近同也。帝宅长远，四表为界，零陵在内，犹为近矣。鲁人公孙臣，孝文时言汉土德，其符黄龙当见。其後，黄龙见於成纪。成纪之远，犹零陵也。孝武、孝宣时，黄龙皆出。黄龙比出，於兹为四。汉竟土德也。

　　贾谊创议於文帝之朝云：“汉色当尚黄，数以五为名。”贾谊，智襄之臣，云色黄数五，土德审矣。芝生於土，土气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穑，稼穑作甘，故甘露集。龙见，往世不双，唯夏盛时，二龙在庭，今龙双出，应夏之数，治谐偶也。龙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龙六头，并出遨戏，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时，百兽率舞，今亦八龙遨戏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过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获寿考之徵，生育松乔之粮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县，应土之数，德布濩也。皇瑞比见，其出不空，必有象为，随德是应。

　　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皇帝圣人，故芝草寿徵生。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皇帝宽惠，德侔黄帝，故龙色黄，示德不异。东方曰仁，龙，东方之兽也，皇帝圣人，故仁瑞见。仁者，养育之味也，皇帝仁惠爱黎民，故甘露降。龙，潜藏之物也，阳见於外，皇帝圣明，招拔岩穴也。瑞出必由嘉士，佑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应偶合。圣主获瑞，亦出群贤。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50. 译文

 

　　永平十一年，庐江郡皖侯国边境上有个大湖。皖侯国百姓家有两个男孩叫陈爵和陈挺，年龄都在十岁以上，他们一起到湖边去钓鱼。陈挺先去钓，陈爵后来才去。陈爵问陈挺：“钓着鱼了吗？”陈挺说：“钓着了。”陈爵立马回去取钓竿和钓线，走到离陈挺四十步左右的地方，看见湖边有个酒樽，颜色纯黄，淹没在水中。陈爵以为是铜器，就到水中去取它，又滑又重不能搬动。陈挺看见了，大声问：“捞什么东西？”陈爵说：“这里有铜器，搬不起来。”陈挺过来帮助他，到水中还没有抓住，酒樽立刻变成一个盟盘，下沉到深水之中，再也看不见了。

　　陈挺和陈爵守候在湖边四下观看，看到数百上千枚像钱一样的纯黄的东西，就一同捡取这些东西，各人捡得满满的两手，跑回家拿给家里人看。陈爵的父陈国，是过去免职的官吏，字君贤，他大惊问道：“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陈爵讲述了捡到的情况，君贤说：“这些都是黄金呀。”立即与陈爵一起跑去那里，到了出现金子的地方，水中黄金还很多，君贤亲自下水去拾取。陈爵和陈挺的邻居们都听说了，一齐来争捡黄金，合计捡得十多斤。君贤亲自把这件事告诉了相，相又告诉了太守。太守派官吏收取捡到的黄金，派门下属官程躬将黄金献给皇帝，详细他讲述了捡到黄金的情况。皇帝下诏书说：“如果像奏章所说的那样，就算了。如果不像奏章所说的那样，就要依法惩办。”

　　程躬奉接了诏书，回来让太守看。自太守以下各级官吏思索领悟诏书的意思，认为皇帝怀疑奏章上有隐瞒的地方，说的情况不真实，作了不正当的粉饰美化，就又找机会向皇帝报告得到黄金的真实情况，内容和上次的奏章一样。这件事就搁下了。永平十二年，君贤等人给皇帝上书说：“君贤等人从湖水中捡得黄金，郡长官把黄金献给了皇帝，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报酬。”皇帝下诏书令庐江郡呈报不给陈君贤等人献金报酬的具体情况。庐江郡呈报陈君贤等人所采取的黄金来自官家的湖水中，不是来自陈君贤等人的私家沟渠，所以不给报酬。永平十二年，皇帝下诏书说：“比照当时黄金的价格，给陈君贤等人献金的报酬。”汉代的祥瑞不止一种，黄金出现特别怪异，所以单独记下了这件事。

　　金玉是神奇的宝物，所以它们的出现奇怪异常。金物的样子先是酒樽，后来变成盟盘，游动沉入深水中，难道不奇怪吗！夏朝正当全盛的时候，边远地区把当地的特产神怪之物绘成图画献给朝廷，九州的长官向夏朝献铜，夏禹认为这是祥瑞，把铜铸成大鼎。周朝的九鼎，是远方的铜铸成的。远方的人进贡的金和自然出现在水中的金，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由于帝王有盛德，为圣王出现的祥瑞。如金玉般的盛世，所以就有金玉出现的瑞应。汉文帝的时候，玉杯出现。金和玉在祥瑞中是无与伦比的。金的声音和玉的颜色，是人间极稀有的。永昌郡中也有金，细小得像粟粒那样大，在水边的沙中，老百姓每天可以采得五铢重的金，一色纯黄。土生金，土色是黄色。汉朝，属土德，所以黄金就化生出来。金有三个等级，黄金一再出现，因为黄色是汉朝祥瑞的标志。圯桥上一位老人授给张良一部兵书，后来老人又变成黄石，黄石之精变成老人出现，是汉朝的一种符瑞。黄石，也是金一类的东西，质地虽然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

　　建初三年，零陵郡泉陵县女子傅宁的家里，土中忽然长出五棵灵芝草，长的有一尺四五寸，短的有七八寸，茎叶全是紫色，是紫灵芝。郡太守沈丰派门下属官衍盛把紫芝奉献给皇帝，皇帝非常喜欢，赐给钱、衣服和食物。皇帝下令召集三公九卿、地方各郡、各诸侯国、上计吏、豪绅地主等，把紫灵芝的出现向全国公布。天下同时闻知此事，官民欢呼喜庆，都知道汉朝的功德隆盛，所以祥瑞出现了。建初四年，甘露降下泉陵、零陵、洮阳、始安、泠道五个县，榆柏梅李各种树木的叶子普遍得到滋润，茂盛的树叶往下滴甘露，老百姓吸饮甘露，甘甜得像饴蜜一样。建初五年，灵芝草又在泉陵县男子周服的家中长出六棵，颜色形状与建初三年长的一样，连同前面长出的共计有十一棵之多。

　　湘江距泉陵城七里远，江水中有一座砂石堆成的小岛叫“燕室丘”，江边有座山叫“侠山”，山下是陡壁悬崖，水深得测不到底。两条黄龙出现在这里，长度超过了十六丈，身体比马粗大，龙抬着头四处观望，形状就像图画中画的龙那样，燕室丘附近的老百姓都望见了这两条龙。距两龙大约数十步远的地方，又看见形体像马驹一样大的龙，大大小小一共六条，从水中出来在丘陵上游玩，它们是那两条龙的儿子。连同两条龙一起共为八条龙，出水经过一个时辰才进入水中。汉宣帝时，凤凰降落在彭城郡，彭城郡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汉宣帝下诏询问侍中宋翁一，翁一说：“凤凰应当降落在京城，停落在天子祭天的地方，竟远远地降落在彭城，不可取，和没有降落一样。”汉宣帝说：“当今天下统一成一家，降落在彭城和降落在京师是一样的，怎么能把它看作和没有降落一样呢？”皇帝命令左右通晓经书的人反驳宋翁一，翁一理屈辞穷，取下头冠向皇帝叩头谢罪。汉宣帝的时候，与现在没有什么区别。凤凰的停落，黄龙的出现，都是同样的。彭城和零陵距都城远近差不多。帝王的领土又长又远，四边以极远的地方为疆界，零陵郡在四表之内，仍然是很近的了。鲁地人公孙臣，在汉文帝时说汉朝属土德，汉朝的符瑞应当是黄龙出现。以后，黄龙在成纪县出现。成纪县的远近，和零陵一样。汉武帝和汉宣帝时，黄龙都出现过。黄龙接连出现，到这次出现共有四次了，汉朝完全了它的土德。

　　贾谊在汉文帝在位时首先建议，说：“汉朝的服色应当崇尚黄色，数字应当以五作为标志。”贾谊是足智多谋的大臣，说崇尚黄色和五这个数字，可见汉朝确实是土德了。灵芝草生长在土中，土气调和，所以灵芝草生长。土是适合耕种收获的，庄稼长出来味道甘甜，所以甘露就汇集。龙出现，以往不见双数，只有夏朝兴盛时有两条龙出现在朝廷，当今龙成双出现，符合夏朝时龙出现的数目，说明汉朝的统治与夏朝同样好。以往出现龙，小龙极少出现，当今六条小龙一起出现游玩嘻戏，就像乾坤六子，象征子孙后代很多。唐尧、虞舜的时候，各种野兽都欢舞，当今也有八条龙游玩嘻戏了很长时间。灵芝草可以延年益寿，是仙人吃的东西，以往长出来不过一二棵而已，当今连同前后长出的总共十一棵，这是很多人将会获得长寿的征兆，因为灵芝草是养育赤松子、王子乔一类仙人的食粮啊。甘露降落，以往降一个地区，当今散布五个县，符合土德所崇尚的数字，这是由于汉朝的功德广泛传播的缘故。大的祥瑞连接出现，它们的出现不是平白无故的，必然有所象征，是密切应合了汉朝的功德的。

　　孔子说：“聪明的人快乐，仁爱的人长寿。”汉代皇帝圣明仁爱，所以作为长寿象征的灵芝草就出现了。黄色是土相配属的颜色，位置配属五方的中央，所以轩辕氏功德高尚，用“黄”字作为名号称“黄帝”。汉代皇帝宽厚仁惠，功德与黄帝相等，所以龙的颜色是黄色，表示汉代皇帝的功德和黄帝没有两样。东方属仁，龙，是东方之兽，皇帝圣明仁爱，所以仁瑞就出现了。甘味，是滋养万物的味，皇帝仁惠，爱护老百姓，所以甘露就降下来了。龙，是潜藏着的神物，却公开出现，象征皇帝圣明，收罗选用隐居的人才。祥瑞出现一定是因为有了贤臣，福祐到来必定是因为有了良臣。天道自然无为，这种应合是偶然碰到了一起。圣主遇到祥瑞，也就会碰巧出现很多贤良的人才。君王圣明臣下贤良，所有的事情因此都办理得很好。周文王和周武王承受天命，是得力于周公和邵公的辅佐。

 

 

《卷二十·须颂篇》

 

　　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问儒者：“礼言制，乐言作，何也？”曰：“礼者上所制，故曰制；乐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颂声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以作未？传者不知也，故曰拘儒。卫孔悝之鼎铭，周臣劝行。孝宣皇帝称颍川太守黄霸有治状，赐金百斤，汉臣勉政。夫以人主颂称臣子，臣子当褒君父，於义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

　　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观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称异人之翁，未为德也。汉，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孰与疑暗不能也？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或年五十击壤於涂，或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尧之德”者，乃知尧者也。涉圣世不知圣主，是则盲者不能别青黄也；知圣主不能颂，是则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则方今盲喑之儒，与唐击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尧德，盖尧盛也；击壤之民云“尧何等力”，是不知尧德也。

　　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於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历难测。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又《诗》颂国名《周颂》，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於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夫颂言，非徒画文也。如千世之後，读经书不见汉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於竹帛；颂上令德，刻於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

　　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锸平而夷之，为平地矣。世见五帝、三王为经书，汉事不载，则谓五、三优於汉矣。或以论为锸，损五、〔三〕，少丰满汉家之下，并为平哉！汉将为丘，五、三转为洿矣。湖池非一，广狭同也，树竿测之，深浅可度。汉与百代俱为主也，实而论之，优劣可见。故不树长竿，不知深浅之度；无《论衡》之论，不知优劣之实。汉在百代之末，上与百代料德，湖池相与比也，无鸿笔之论，不免庸庸之名。论好称古而毁今，恐汉将在百代之下，岂徒同哉！

　　谥者，行之迹也。谥之美者，成、宣也；恶者，灵、历也。成汤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汤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灾，不能亏政，臣子累谥，不失实也。由斯以论尧，尧亦美谥也，时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犹言尧者，得实考也。夫一字之谥，尚犹明主，况千言之论，万文之颂哉？

　　船车载人，孰与其徒多也？素车朴船，孰与加漆采画也？然则鸿笔之人，国之船车、采画也。农无〔强〕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暗不彰。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

　　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於传书之上，宣昭名於万世之後，厥高非徒参天也。城墙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筑蹈之力，树立临池。国之功德，崇於城墙，文人之笔，劲於筑蹈。圣主德盛功立，〔若〕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人有高行，或誉得其实，或欲称之不能言，或谓不善，不肯陈一。断此三者，孰者为贤？五、三之际，於斯为盛。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当今非无李斯之才也，无从升会稽历琅琊之阶也。弦歌为妙异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则？妙异难为，观者不知善也。圣国扬妙异之政，众臣不颂，将顺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上书於国，奏〔记〕於郡，誉荐士吏，称术行能，章下记出，士吏贤妙。何则？章表其行，记明其才也。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

　　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亦宜累属。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时已有，世无以知，故有《讲瑞》。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後。《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儒者称圣过实，稽合於汉，汉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如〕实论之，汉更难及。谷熟岁平，圣王因缘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为汉激发。治有期，乱有时。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圣世之期也。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从门应庭，听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窥室，百不失一。《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

　　日刻径重千里，人不谓之广者，远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隐也。圣者垂日月之明，处在中州。隐於百里，遥闻传授，不实。形耀不实，难论。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显三累之行。大汉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邮〕表，路出其下，望〔邮〕表者昭然知路。汉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广之德未光於世也。

 

50. 译文

 

　　古代建立了鸿大功德的帝王，必须要有擅长写作的臣子赞美记载，他的鸿大功德才会显著，万代以后才能知道。问解释《尚书》的人：“‘尧敬慎节俭，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虑通达’以下的话，是谁人说的？”答：“著作家说的。”“著作家是谁呢？”“是孔子。”这样说来孔子是擅长写作的人了。“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它纯正，《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孔子挥动大笔整理乐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解释《尚书》的含义说：“‘尚’就是‘上’（君王）的意思；君王的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叫《尚书》。”“下面的人是谁呢？”“是臣子”。这样说来臣子是应当记录君王的所作所为的了。问儒者：“为什么把礼说成是‘制定’的，把乐说成是‘创作’的呢？”答：“礼是君王制定的，所以说是制定；乐是下面的人创作的，所以说是创作。天下太平，歌功颂德的乐曲就创作出来了。”

　　当今天下太平了，歌颂功德的诗歌乐曲，可不可以创作，释经的人不知道，所以称他为“拘儒”。卫国孔悝受到鼎铸铭文的表彰，周代的臣子互相激励操行。汉宣帝称赞颍川太守黄霸有优良的政绩，赏赐一百斤金子，汉朝的大臣都尽职政事。因为君王称颂了臣子，所以臣子应当颂扬君父的功德，这在道理上是很清楚不过的。虞舜统治的时代天下太平，夔歌颂舜的功德。周宣王使周朝中兴，《诗》里就颂扬他的品行。召伯勤于政事，周人歌颂他在棠梨树下判案的美德。所以《周颂》有三十一篇，《殷颂》有五篇，《鲁颂》有四篇，总共颂有四十篇，都是诗人写来颂扬君王的。照此说来，臣下应当颂扬君王，是很明白的了。

　　儒者认为汉代没有圣明的帝王，统治教化尚未达到天下太平。《宣汉篇》中，论述了汉代已经有了圣明的帝王，国家的治理已经太平。《恢国篇》充分论述了汉代功德非同一般，确实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朝代。表彰颂扬功德，宣扬称颂皇帝，《诗》中写有颂诗，这是古代臣子的职责。抛开自己的家而赞赏别人的家，轻视自己的父亲而颂扬别人的父亲，不能称为美德。汉朝，就是当今天下人的家；已死的汉明帝和当今皇上，就是老百姓和臣子的父亲。知道君王的功德而称颂他的完美，看到汉朝的杰出而表彰它的功德，这和那些愚昧而不能这样做的人相比，谁高明呢？

　　孔子称颂说：“真是太伟大了，尧这样的君王！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尧的功德浩大无际，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称颂他才好。”有位年纪在五十岁的人在路上作击壤游戏。有人说：“真伟大呀，尧的功德！”击壤的人说：“我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落山就休息，挖井而饮用井水，耕田而食用粮食，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呢？”孔子及称颂“真伟大呀，尧的功德”的人，都是了解尧的功德的人。经历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黄色一样，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称颂，这就像哑巴不能说明是非一样。这样说来，当今的又瞎又哑的儒者，和唐尧时代击壤的老百姓，才智是同样的低劣了。孔子和唐尧时代称颂“真伟大啊”的人，是因为了解尧的功德，因为尧的功德确实很伟大啊；击壤的老百姓说“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尧的功德啊。

　　夜间点燃灯烛，光亮所达到的地方，是可以测量到的，太阳照耀天下，普及远近广狭之处，难于测量。在淮河、济河中乘船，都知道它们的曲折；乘船进入东海的人，就分不清南北了。所以，如果过于广阔，长宽就很难计算；非常深，深浅就很难测量。汉朝功德盛广，如同太阳的光辉、大海的海面一样。明智的人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了。汉朝人写书，大多上溯到殷、周时代，汉代的作者都在写文章，论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没有褒颂帝王的话，而《论衡》里面就有。又有《诗》里称颂周代的叫《周颂》，与杜抚、班固所呈献的歌颂汉朝的辞赋，是相类似的。

　　汉宣帝的时候，画像表彰汉朝的功臣，有的人不在画像表彰之列，子孙为此感到可耻。为什么呢？父祖辈不贤良，所以没有受到画像表彰。那些称颂的话，不仅仅是画张像而已，而是文字记录。如果千代以后，读经书看不到汉朝的美德，后代的人就会感到奇怪。所以古代通晓经书的大臣，记载君王的盛功，记录在竹帛之上；称颂君王的美德，铸刻铭文于鼎上。文人经历世事，以此来自我勉励。汉朝功德被认为不如唐、虞、夏、商、周、秦六代，是由于论述的人不注意颂扬汉朝君王美德的缘故。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所以有高有低，有人用锸填满池塘挖平山丘，地面就成为平地了。一般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迹写成经书了，而汉朝的事迹不见记载，就认为五帝、三王时代比汉代好。如果有人把议论当作锸，减掉一点对五帝、三王的颂扬，略微增添到汉代名下，岂止会把二者拉平啊！汉代将会成为山丘，五帝、三王时代反而成为池塘了。湖和池不一样，尽管面积相同，立起竿子去测量它们，深浅是可以测量得到的。汉代君王与以往各个朝代的君王，同样都是君王，依据事实评论他们，他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不树立长竿，就不知道湖池深浅的程度；没有《论衡》的评论，就不知道历代君王优劣的真实情况。汉代在百代的最后，往上与百代比较功德，如同湖和池互相对比一样。没有大手笔的评论，仍旧不能免掉平庸的名声。议论的人喜欢颂古非今，这样恐怕汉代就会在过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岂止是与它们相同呢！

　　谥号，是生前行为的评价。谥号好的，如“成”、“宣”之类；谥号不好的，如“灵”、“厉”之类。成汤时遇到旱灾，周宜王时也同样遇到旱灾，但是商汤死后给他加上“成”的谥号，宣王死后的谥号称为“宣”。偶然发生的灾害，不能因此而贬低他们的政绩，臣子依据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上的谥号，并没有违反真实情况。据此以评论尧。“尧”也是好的谥号。当时也发生了洪水之灾，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仍然给他“尧”这个谥号，是因为如实考核了他的政绩。一个字的谥号，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况千言的评论，万字的颂扬呢？

　　用船车运载人和让人步行比较，哪种办法好呢？没有装饰的车船和漆上彩画的车船比较，哪种更美呢？如此说来擅长写文章的人，好比是国家的船车和彩画了。农业没有强劳力，庄稼就没有收成；国家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帝王的功绩就幽隐而不显著。汉朝的功德显得不怎么美好，混杂在百代之中，是因为那些擅长著述的儒生不撰写不记载的缘故，自从汉高祖以来，撰文著书并非完全不评论汉代。司马长卿写过《封禅书》，文章写得简略，论述不够完备。司马子长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史实。杨子云记录了汉宣帝以至哀帝、平帝的事迹。陈平仲记录了光武帝的生平。班孟坚颂扬了汉明帝的功业。汉代的功德，稍微可以观看到一些。当今皇帝即位，没有颂扬的记载，《论衡》的作者，为此费尽了精力，所以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的出现。

　　龙不借助云雨，就不能高入云霄，擅长写作的人，就好比是国家的云雨。记载国家的功德在传书之上，传播显赫的名声于万世之后，这样的高度就不仅仅是高入云霄了。城墙上的土，原来是平地上的土，是人加以了夯踩结实的力量，城墙才屹立在护城河边。国家的功德。比城墙更崇高；文人的笔，比夯踩更有劲。圣主的德行丰盛功业创立，如果不加以赞美称颂记载下来，怎么能迅速传播流传下去而没有穷尽呢？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品行，有的人对他颂扬得完全符合实际，有的人想称赞他却说不出来，有的人却认为他不好而不愿说一句称颂的话。判断这三种人，哪一种贤良呢？从五帝、三王时代开始，到汉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汉明帝的时候，各种祥瑞同时出现，各级官吏大臣，不算少了，只有班固等人称颂国家的功德，可以算是称颂得完全符合实情了。歌颂功德的文章写得既奇异又出色，用以表彰汉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使帝王的名声如日月在天，这和想称颂而又说不出来以及说它不好的相比较，哪一个好呢？

　　秦始皇到东南方巡视，登上会稽山，李斯刻石立碑，记载和颂扬秦始皇的功德。到了瑯琊山也仍然这样做。秦国，是个无道的国家，刻石立碑粉饰当世，观看阅读碑文的人，仿佛看到了像尧、舜那样的美德。由此说来，必须颂扬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当今并不是没有李斯那样的人才，而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李斯那样跟随皇帝登上会稽山、瑯琊山。弹唱的是美妙奇异的歌曲，听众不说好，弹唱的人必然会懈怠而不愿精心弹唱。为什么呢？因为美妙奇异的歌曲是很难弹唱的，听众却不懂得它的妙处。圣明的国家推行如妙异之曲一般的政治，朝中大臣不赞颂，不顺势发扬它的好处，又怎么能施行这种政治呢？

　　当今医书写在竹简丝帛之上，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到的人就看不起它，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剂服用。如果题写有某某人的验方，并说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人都争着刻写传抄，把它视为珍贵的秘方。向朝廷上奏章，向郡守陈述书面意见，称赞推荐士子和官吏，称颂陈述他们的操行和才能，奏章和书面意见得到批准，这些士子和官吏就获得了操行好、才能高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奏章上表彰了他们的操行，奏记中宣扬了他们的才能。朝廷的功德伟大崇高，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和歌颂，使得圣明的大汉国只有很一般的名声，过错就在于俗儒们没有如实加以论述。

　　从古至今圣王不断出现，那么他们遇到的符瑞也应当接连不断地出现。

　　当今符瑞的出现，不同于古代，或许已经有了，世人无法认识它，所以我就写了《讲瑞篇》。俗儒喜好颂古非今，讲到祥瑞就厚古薄今，我的《是应篇》对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实、判断，证明汉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汉代有具体的事例，俗儒不称颂；古代有不真实的美名，俗儒却真心诚意地相信它。俗儒相信远古时代不真实的美名，却不重视近代当代的事实，这就是我写作“三增”、“九虚”的原因，《能圣》、《实圣》也因此而写出来了。俗儒称颂古代圣王言过其实，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核汉代，汉代就赶不上古代。并不是汉代赶不上古代，而是俗儒的解释使它难以赶上古代。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汉代更是古代难以赶上的。

　　粮食丰收，年岁太平，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所以我的《治期篇》，是为汉朝发扬光大功德的。社会安定有一定的期数，社会混乱有一定的时数，能把乱变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这种杰出的人物在汉代是存在的。建初初年，无妄灾变出现，正是东汉注定要遇到的期数。皇帝坚持一贯的道德和政治，做一些救灾备荒的事情，所以我在《顺鼓篇》、《明雩篇》中，为汉朝提出应付灾变的办法。所以灾变的出现，或许在圣明之世，有时旱灾，有时水灾，我为汉朝论述灾变的出现。所以《春秋》为汉朝制定了治国的大法，《论衡》为汉朝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

　　在门庭间服役，听堂室里的话，十句有九句听得不准确；如果登上堂屋窥探内室，一百句话不会有一句听不准确。《论衡》的作者，居住在自古荒僻边远的地方，那里距京城不只是门庭离堂屋那么远了。太阳直径千里，人们不认为它大，因为它离人太远了，十五的夜晚下了大雨，月光并不阴暗，人们看不见月光，因为月光被遮隐住了。皇帝的功德像日月一样放射光芒，因为住在中州，隐居在深宫，远远地听到别人传授的消息很不真实。日月的形状光辉看不真实就难以充分论述功德。诏书下达，上计吏归来，才了解了圣王的政治。因此，歌颂皇帝的功业就连丘山那么大的功绩也给漏掉了，赞颂皇帝的道德像膏腴般的美德也给遗漏了。假如让我到台阁去当官，继承班固、贾逵的事业，我论述皇帝功德的真实情况，不会有丝毫的失误。周武王为比干的坟墓堆土，孔子表彰三位受连累的人的品行。大汉朝的功德，不仅仅是比干和三位受连累的人那样的品行。大道上设立路标，道路标明在路标下，看到路标的人就能清楚地识别路途。汉朝的功德明显卓著，可是没有人写出像路标那样醒目的文章，所以汉朝浩大宽广的功德没有在世间发扬光大。

 

 

《卷二十·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闻弦歌之声，俱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经传也而有〔闻〕弦歌之声，文当兴於汉，喜乐得闻之祥也。当传於汉，寝藏墙壁之中，恭王〔闻〕之，圣王感动弦歌之象。此则古文不当掩，汉俟以为符也。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於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孔子曰“才难”，能推精思，作经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虽奸非实，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故不烧灭之。疏一椟，相遣以书，书十数札，奏记长吏，文成可观，读之满意，百不能一。张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汉世〔寡〕类，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吏，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成帝赦张霸，岂不有以哉？

　　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於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於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於积猗顿之财。”

　　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於内也。候气变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观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观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时，息於泽陂，蛟龙在上，龙觩炫耀；及起，楚望汉军，气成五采；将入咸阳，五星聚东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

　　恶人操意，前後乖违。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後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五经之儒，抱经隐匿，伏生之徒，窜藏土中。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之及孙。李斯创议，身伏五刑。汉兴，易亡秦之轨，削李斯之迹。高祖始令陆贾造书，未兴《五经》。惠、景以至元、成，经书并修。汉朝郁郁，厥语所闻，孰与亡秦？王莽无道，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详。孝明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购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声！唐、虞既远，所在书散；殷、周颇近，诸子存焉。汉兴以来，传文未远，以所闻见，伍唐、虞而什殷、周，焕炳郁郁，莫盛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