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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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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世何以文薄?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後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後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

  夫器业变易,性行不异。然而有质朴文薄之语者,世有盛衰,衰极久有弊也。譬犹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鲜完,始熟香洁,少久穿败,连日臭茹矣。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独今也。何以效之?传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之〕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当教以忠。” 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则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见当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则谓上世朴质,下世文薄。犹家人子弟不谨,则谓他家子弟谨良矣。

  语称上世之人重义轻身,遭忠义之事,得己所当赴死之分明也,则必赴汤趋锋,死不顾恨。故弘演之节,陈不占之义,行事比类,书籍所载,亡命捐身,众多非一。今世趋利苟生,弃义妄得,不相勉以义,不相激以行,义废身不以为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义之性,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若夫琅邪兒子明,岁败之时,兄为饥人所食,自缚叩头,代兄为食,饿人美其义,两舍不食。兄死,收养其孤,爱不异於己之子,岁败谷尽,不能两活,饿杀其子,活兄之子。临淮许君叔亦养兄孤子,岁仓卒之时,饿其亲子,活兄之子,与子明同义。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将死。章后复为郡功曹,从役攻贼,兵卒北败,为贼所射,以身代将,卒死不去。此弘演之节,陈不占之义何以异?当今著文书者,肯引以为比喻乎?比喻之证,上则求虞、夏,下则索殷、周。秦、汉之际,功奇行殊,犹以为后。又况当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亲见之乎?

  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贵鹄贱鸡,鹄远而鸡近也。使当今说道深於孔、墨,名不得与之同;立行崇於曾、颜,声不得与之钧。何则?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有人於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为文书者,肯载於篇籍,表以为行事乎?作奇论,造新文,不损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而垂意观读之乎?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

  语称上世之时,圣人德优,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 ”舜承尧不堕洪业,禹袭舜不亏大功。其後至汤,举兵代桀,武王把钺讨纣,无巍巍荡荡之文,而有动兵讨伐之言。盖其德劣而兵试,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验也。及至秦、汉,兵革云扰,战力角势,秦以得天下。既得在下,无嘉瑞之美,若“叶和万国”、“凤皇来仪”之类,非德劣不及,功被若之徵乎?此言妄也。

  夫天地气和,即生圣人。圣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气不独在古先,则圣人何故独优!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又见经传增贤圣之美,孔子尤大尧、舜之功。又闻尧、舜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则谓古圣优於今,功化渥地後矣。夫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读经览书者所共见也。孔子曰: “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世常以桀、纣与尧、舜相反,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纣、桀。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则知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

  尧、舜之禅,汤、武之诛,皆有天命,非优劣所能为,人事所能成也。使汤、武在唐、虞,亦禅而不伐;尧、舜在殷、周,亦诛而不让。盖有天命之实,而世空生优劣之语。经言“叶和万国”,时亦有丹硃;“凤皇来仪”,时亦有有苗;兵皆动而并用,则知德亦何优劣而小大也?

  世论桀、纣之恶,甚於亡秦。实事者谓亡秦恶甚於桀、纣。秦、汉善恶相反,犹尧、舜、桀、纣相违也。亡秦与汉皆在後世,亡秦恶甚於桀、纣,则亦知大汉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万国”,固增而非实者也。有虞之“凤皇”,宣帝贴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并至。夫德优故有瑞,瑞钧则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尧、舜,何以能致尧、舜之瑞?光武皇帝龙兴凤举,取天下若拾遗,何以不及殷汤、周武?世称周之成、康不亏文王之隆,舜巍位亏尧之盛功也。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无细小毫发之亏,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见五帝、三王事在经传之上,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则谓古圣优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1. 译文

 

  一般的说法认为古代的人,身材高大面目姣美,身体强健,寿命很长,能活百岁左右;后代的人,身材矮小面目丑陋,短命早死。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和气纯厚,婚姻按照适当的婚龄,人民承受上天的和气而出生,生下来以后又没有受到伤害,骨节坚强稳定,所以身材高大而长寿,体形像貌美好。后代与此相反,所以身材矮小短命早死,体形面貌丑恶。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古代的统治者是圣人,后代的统治者也是圣人。圣人的功德,前后没有什么差异,那么他们所治理的社会,古今也没有什么不同。古代的天,就是后代的天,天没有变化,气也没有变化。古代的老百姓,和后代的老百姓一样,同样承受天的元气。元气纯厚和谐,古今没有差别,那么承受这种元气形成形体的人,为什么会不相同呢?承受元气相等,具有的本性就相同;具有的本性相同,那么形体也应相同;形体相同,那么美丑就一样;美丑一样,那么夭折长寿也应该相等。

  古今是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同样地生育万物。万物的产生,都是承受了同样的气。气的厚薄,千万年都是一个样。帝王治理天下,千百代同用一个道理。老百姓的嫁娶,都在同样的年龄举行相同的礼仪。虽然说“男子三十岁才结婚,女子二十才出嫁”,只是法令礼制上的规定,老百姓未必遵照执行。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用今天不奉行法令礼制的规定就可以证明了。礼乐的制度,在今天仍然存在,今天的老百姓肯执行它吗?今天的老百姓不肯执行,古代的老百姓也不肯执行。根据今天老百姓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古代老百姓是怎样的了。

  人,属于物;物,也属于物。人生的一辈子,活到一百岁。长到十岁的儿童时期,所看到的地上的各种东西,生死变化的现象很多。活到一百岁,临到将要死的时候,所见到的各种东西,与十岁年纪时所见到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古代和后代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人生一辈子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推断出来了。六畜的长短,五谷的大小,昆虫草木,金石珠玉,飞禽爬虫,以及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各种动物,没有什么差异的原因,这是由于它们的外形没有什么不同。

  古代的水与火,和现在的水与火一样。现在是气构成了水与火,假使认为古今的气不相同,那么古代的水是清的,火是热的,而现在的水是浊的,火则是冷的吗?人可以生长到六七尺高,胸围有三四围,面部有五种不同的气色,寿命可达到一百岁,这是万代也不会变化的。如果认为古代的人,身材高大面貌美好,强健长寿,后代的人与此相反,那么天地最初创立,刚刚形成人类的时候,就可以让人像防风氏的君王那样高大,面色像宋国的公子朝那样美好,寿命像彭祖那样长吗?

  从现在到千年以后,人可能只像荚英那样高,像嫫母那样丑,像朝生那样短命吗?王莽的时候,有个高大的人身长一丈,名叫霸。建武年间,颍川的张仲师只高二尺二寸。张苍身高八尺有余,他的父亲却身高不足五尺。这些人都在当今世上,有的高有的矮,俗儒的说法,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一般还讲到古代根据人的生理特点合理地使用老百姓,驼背的让他去守门,是侏儒就让他当俳优,如果都高大貌美,怎么会有驼背、侏儒这样的人呢?

  一般说法还讲古代的人,单纯朴实容易接受教化,后代的人,浮华轻薄,难于治理。所以《周易》上说:“上古时代,结绳记事,后代用书契取代了这种记事方法。”早先结绳记事,是古人容易接受教化的证明;后来使用书契,是后代人难于治理的证明。所以在宓牺氏之前,老百姓极其单纯朴实,躺着的悠然自得,坐着的也悠然自得,一群群聚集居住在一起,只知他们的母亲而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到了宓牺氏的时代,老百姓有点浮华了,聪明的想欺诈愚笨的,勇敢的想恐吓怯懦的,强健的想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想强暴人少的,所以宓牺制作了八卦用来治理老百姓。

  到了周国时,老百姓浮华轻薄,八卦很难再使用下去,因此周文发展为六十四卦,充分发挥了八卦的一切变化,使老百姓不再懈怠。到了春秋时期,老百姓轻浮很久了,因此孔子编写《春秋》,表彰极细小的善行,贬斥极细微的恶举,并称赞说:“周朝的礼制是依据夏、商两代的礼制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拥护周朝的礼制。”孔子知道社会在逐渐衰败,老百姓浮华轻薄难于治理,因此提出了周密的礼法制度,设置了很细微的各种禁令,纠正什么维护什么,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古代的人心中怀有五常道德,后代的人也怀有五常道德。同样都怀有五常道德,都是禀受了同样的气而产生出来的人,古代的为什么单纯朴实?后代的为什么浮华轻薄呢?那些见到古代的老百姓喝禽兽生血吃带毛生肉,没有五谷之类的食物,后代挖地造井,耕作土地播种谷物,饮用井水吃谷物粮食,懂得用水火来烹调食物;又见到上古的人居住在岩洞里,穿的是禽兽的皮,后代的人用宫室取代岩洞,懂得用布帛来打扮自己的人,就说上古的人单纯朴实,后代的人浮华轻薄了。

  器物职业会发生变化,人的本性与操行不会产生变化,然而出现了古人“质朴”,今人“文薄”这种说法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和社会注定有盛有衰,衰败太久就会出现弊病。比如衣食对于人,衣服刚做成时漂亮完整,食物刚熟时清香洁净,衣服稍穿久一点就破旧了,食物经过几天就腐臭了。典章制度与质朴诚信的法则,古今是一样的。有时侧重于“文”,有时侧重于“质”,社会有时衰败,有时兴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独今天是这样。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传上说:“夏后氏的君王倡导忠厚。君王倡导忠厚,君子都忠厚,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粗野。纠正粗野什么也比不上用敬奉天神和祖先的办法。殷代的君王倡导敬奉天神和祖先,君子都敬奉天神和祖先,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迷信鬼神。纠正迷信鬼神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典章制度,所以周代的君王倡导典章制度。君王倡导典章制度,君子都遵循典章制度,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浮华轻薄。纠正浮华轻薄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忠厚。”继承周代而统治天下的君王,就应当倡导忠厚。夏代所继承的尧、舜时代的教化产生了浮华轻薄的弊病,所以才倡导忠厚;尧、舜倡导典章制度,那么他们所承袭的前一代的教化,肯定存在着迷信鬼神的弊病。世俗之人见到当今的浮华轻薄现象,轻视它反对它,就说古代朴实单纯,后代浮华轻薄,好比自家的子弟不规矩,就认为别人家的子弟规矩忠厚了。

  一般说法讲到古代的人,重视礼义而轻视生命,遇到应该效忠尽义的事情,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此而牺牲生命是自己的本分,就必然会赴汤趋锋,至死也不顾惜悔恨。所以弘演的节操,陈不占的忠义,在以往的事例中和他们相类似的人中,书籍中所记载的,丧失性命抛弃身体的人中,这类事情很多,不只一种。如今社会上的人,贪求私利,苟且偷生,抛弃礼义,非分追求利益,不用礼义互相劝勉,不在操行方面互相激励,礼义被自己废弃了不以为有害,操行被自己所做的事情败坏了也不感到可怕。这些说法是荒谬的。

  古代的士和今天的士一样,都具有仁义的本性,那么他们遇上应当效忠尽义的事情都会有奋不顾身的节操。古代有无义的人,当代有树立节操的人,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事情呢?记载历史的人好推崇古代而贬低现代,重视所听到的古代传说而轻视所看到的现实。善辩的人则谈论那些古老的事情,写文章的人则写那些时代久远的事情,眼前存在突出的事迹而善辩的人不说它,现实存在异常的事而写文章的人不记录它。如同那位琅琊郡的倪子明,灾荒发生的时候,哥哥将被饥饿的人吃掉,他捆上自己向饥饿的人叩头,请求代替哥哥被吃掉,饥饿的人赞美他的义气,把他们哥弟俩都放掉不吃他们。哥哥死后,他收养了哥哥的遗孤,对孤儿的爱与自己的孩子没有丝毫差别。灾荒年谷物吃完了,不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饿死的是他的孩子,而让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临淮郡的许君叔也收养了哥哥的孤儿,岁月荒乱的时候,饿死了他的亲生的孩子,而让他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这与倪子明是同样的义气。

  会稽郡孟章的父亲孟英任郡的决曹掾,郡中官吏拷打杀害无罪的人,这件案子到朝廷复查的时候,孟英把罪过归于自己,终于代替长官被处死。孟章后来又当了郡的功曹,投入战斗攻击贼人,兵卒连吃败仗,被贼人用箭所射,孟章用身体掩护郡将,一直到死也不离开。这与弘演的节操、陈不占的忠义有什么区别呢?当今撰文写书的人,肯引孟章的事迹来比喻吗?比喻用的材料,往上则寻求至虞、夏时代,往下则寻求殷、周时代,秦、汉时期,有功德奇特操行特殊的人,尚且认为时代太近,又何况当今社会在百代之后,叙述历史的人亲眼见到这些了吗?

  画工好画古代的人,秦汉时期的人,即使功绩操行很突出,画工也不肯画他们。不肯画当世的人,是因为画工尊古卑今的缘故。贵重天鹅而轻贱鸡,因为天鹅离得远而鸡挨得近的缘故。即使现在有人所讲的道理比孔子、墨子还精深,名望也不可能与他们相等;表现出来的操行高过曾参、颜回,声誉也不可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世俗的本性是轻视所见的事实而重视所听来的传闻。有人在这里,树立起忠义节操,考核他的操行,古人没有能超过他的,撰文写书的人,肯把他的事迹记载在书籍里,把他当作和以往的事例一样来表彰吗?他们提出奇特的论点,写出新的文章,不比古人逊色,好事的人肯舍弃时代久远的书,而留心阅读这些东西吗?杨子云写《太玄》,著《法言》,张伯松不愿意读一读,因为他与杨子云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就轻视杨子云的言论。假如杨子云的时代在张伯松之前,张伯松就会把他的书当作珍贵文献了。

  一般说法讲到上古时代,圣人道德高尚,而治理国家又有卓越的功绩,所以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王!唯有天最为高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他的德行浩大无际,老百姓都不知道要怎样称颂他才好!他的功业太崇高了!他的礼乐制度多么光辉灿烂呀!”舜继承尧的德行,没有败坏大业;禹承袭舜的德行,没有损害大功。这以后到了商汤,发兵讨伐夏桀。周武王高举大钺讨伐殷纣王,人们对他们不再用“巍巍”、“荡荡”这种歌颂的言辞了,却用了动用军队讨伐的言辞。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比尧舜差,所以才使用武力,使用了武力教化就薄弱了。教化薄弱,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及尧、舜的明证。到了秦代,战争频繁各国以武力相斗,较量国势的强弱,秦国以武力统一了天下。即使统一了天下,也没有出现吉祥的征兆,如“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凤凰来朝”这类吉兆,不正是道德差赶不上、功业小比不上尧舜的证明吗?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天施放的阳气和地施放的阴气协调和谐就产生了圣人,圣人治理好天下就立了大功,和气不只是古代才存在,那以为什么只有古代的圣人才特别好呢?世俗的本性,喜好推崇古代而毁谤现代,轻视所见到的事实而重视听到的传闻,又见经传上夸张贤圣的美德,孔子特别夸大了尧和舜的功德,又听说尧禅让帝位给舜,商汤、周武王讨伐而与桀、纣相争夺,就说古代的圣人比现在的圣人好,功业教化比后代纯厚了。经书上有赞扬增美的文辞,世间上有凭空夸张的言论,这是读经览书的人都共同见到的。孔子说:“殷纣王的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所以君子很厌恶自己处于众恶所归的地位,因为天下的坏事都会归到处于下流地位的人身上。”

  世人经常把桀、纣与尧、舜看成是相反的人物,称美谁就以尧、舜为例,贬斥谁就举桀、纣为例。孔子说过“殷纣王的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的话,那么就可知尧、舜的功德,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盛大。尧、舜的禅让,商汤、周武王的诛伐,都是由天命注定的,不是道德的好坏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假如商汤、周武王生活在尧、舜那个时代,也会禅让而不用讨伐;尧、舜生活在殷、周时代,同样也会诛讨而不禅让,既有天命注定的事实,而世人却凭空捏造出所谓道德好坏的说法,经书上说尧“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当时也有发生在丹水的战争;舜时“凤凰来朝”,当时也发生了与有苗的战争。既然古今帝王都用兵动武,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道德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而功业也没有什么大小的不同。

  世人认为桀、纣的罪恶超过了秦王朝,实事求是的人认为秦王朝的罪恶超过了桀、纣。秦王朝与汉王朝的善与恶相反,如同尧、舜与桀、纣的善与恶相反一样。秦王朝与汉王朝都在后世,秦王朝的罪恶超过桀、纣,也就可以知道大汉王朝的功德不比尧、舜的功德差。唐尧的“协和万国”,本来是夸大而下符合实际的。虞舜的“凤凰来仪”。汉宣帝时已经五次招来了凤凰。汉明帝时祥瑞一齐出现。道德高尚所以有祥瑞出现,既然祥瑞一样多,那么功业就不相上下。汉宣帝、汉明帝如果道德不好,赶不尧舜的话,为什么能招来与尧、舜同样的祥瑞呢?

  光武皇帝好比龙兴凤举,夺取天下就像捡起遗物一般的容易,为什么功德比不上殷汤和周武王呢?世人讲到周代的周成王和周康王没有损害周文王的盛大功业,舜的品德崇高没有损害尧的盛大功业。当今汉章帝,继承了光武帝、汉明帝的事业,具有更加兴盛非常美好的教化,没有细小如毫发的缺点,往上追溯,为什么不及舜、禹呢?往下为什么不如周成王、周康王呢?世人见到五帝、三王的事迹记载在经传上,而汉朝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载,还是档案文书,就说古代的圣人道德高功业大,后代的道德不好而教化又差了!

 

 

《卷十九·宣汉篇》

 

  儒者称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汉兴已来,未有太平。彼谓五帝、三王致太平,汉未有太平者,见五帝、三王圣人也,圣人之德能致太平;谓汉不太平者,汉无圣帝也,贤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见孔子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方今无凤鸟、河图,瑞颇未至悉具,故谓未太平。此言妄也。

  夫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百姓安者,太平之验也。夫治人以人为主,百姓安而阴阳和,阴阳和则万物育,万物育则奇瑞出。视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则平矣,瑞虽未具,无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验,立实以效,效验不彰,实诚不见。时或实然,证验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实,不必具验。圣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须符瑞。

  且夫太平之瑞,犹圣〔王〕之相也。圣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为当等?彼闻尧、舜之时,凤皇、景星皆见,河图、洛书皆出,以为後王治天下,当复若等之物,乃为太平。用心若此,犹谓尧当复比齿,舜当复八眉也。夫帝王圣相,前後不同,则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无凤鸟、河图,〔谓〕未太平,妄矣。孔子言凤皇、《河图》者,假前瑞以为语也,未必谓世当复有凤皇与河图也。夫帝王之瑞,众多非一,或以凤鸟、麒麟,或以河图、洛书,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阴阳和调,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应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袭。何以明之?以帝王兴起,命〔佑〕不同也。周则乌、鱼,汉斩大蛇。推论唐、虞,犹周、汉也。初兴始起,事效物气,无相袭者。太平瑞应,何故当钧?以已至之瑞,效方来之应,犹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应各异,犹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积米谷,或藏布帛,或畜牛马,或长田宅。夫乐米谷不爱布帛,欢牛马不美田宅,则谓米谷愈布帛,牛马胜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终谓古瑞河图、凤皇不至,谓之未安,是犹食稻之人入饭稷之乡,不见稻米,谓稷为非谷也。实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圣人,何以致之,未见凤皇,何以效实?问世儒不知圣,何以知今无圣人也?世人见凤皇,何以知之?既无以知之,何以知今无凤皇也?委不能知有圣与无,又不能别凤皇是凤与非,则必不能定今太平与未平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也〕。汉兴,至文帝时二十余年,贾谊创议以为天下洽和,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夫如贾生之议,文帝时已太平矣。汉兴二十余年,应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汉一〔世〕之年数已满,太平立矣,贾生知之。况至今且三百年,谓未太平,误也。且孔子所谓一世,三十年也;汉家三百岁,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时,固已平矣,历世〔治〕平矣。至平帝时,前汉已灭,光武中兴,复致太平。

  问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无瑞,谓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应,前後不同。虽无物瑞,百姓宁集,风气调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变,治未平,气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太平之应也,治平气应。光武之时,气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气已验,论者犹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长乐宫,或集於上林,九真献麟。神雀二年,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四年,凤皇下杜陵及上林。五凤三年,帝祭南郊,神光并见,或兴〔於〕谷,烛耀斋宫,十有余〔刻〕。明年,祭後土,灵光复至,至如南郊之时;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中树上。甘露元年,黄龙至,见於新丰,醴泉滂流。彼凤皇虽五六至,或时一鸟而数来,或时异鸟而各至。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祭後土、天地之时,神光灵耀,可谓繁盛累积矣。孝明时虽无凤皇,亦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见,离木复合。五帝、三王,经传所载瑞应,莫盛孝明。如以瑞应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谓太平矣。

  能致太平者,圣人也,世儒何以谓世未有圣人?天之禀气,岂为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圣,文王、武王、周公并时猥出。汉亦一代也,何以当少於周?周之圣王,何以当多於汉?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核事理之情,定说者之实也。俗好褒远称古,讲瑞〔则〕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睹奇於今,终不信然。使尧、舜更生,恐无圣名。猎者获禽,观者乐猎,不见渔者,心不顾也。是故观於齐不虞鲁,游於楚不欢宋。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抽〕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矣。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与周家断量功德,实商优劣,周不如汉。

  何以验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汉则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佑;孝宣、〔孝〕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来,可谓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物瑞已极,人应〔斯〕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岁遭运气,谷颇不登,迥路无绝道之忧,深幽无屯聚之奸。周家越常献白雉,方今匈奴、善鄯、哀牢贡献牛马。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马珍於白雉,近属不若远物。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於周,度土境则周狭於汉,汉何以不如周?独谓周多圣人,治致太平?儒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也。

 

  1. 译文

 

  俗儒说五帝、三王时期招致了天下太平,汉代兴建以来,没有出现太平。他们说五帝、三王时期招致了天下太平汉代没有出现太平,是由于见五帝、三王是圣人,圣人的功德,可以招致天下太平的缘故;说汉代不太平,是由于汉代没有圣帝,贤人的教化,是不能招致天下太平的缘故。又见孔子说过“凤鸟不飞来了,黄河中也没有图出现,我这一生可能是完了”。当今没有凤鸟、河图,祥瑞略欠齐备,所以说汉代不太平。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天下太平是以社会安定作为吉祥的征兆的,老百姓是以安居乐业作为吉祥的征兆的。孔子说:“修养自身以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尧、舜大概也还难于完全做到这一点吧!”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天下太平的证明。治理人,就应该以人为主。老百姓安居乐业就阴阳之气和谐;阴阳之气和谐就万物滋生;万物滋生就有奇瑞出现。看看当今的天下,老百姓是安居乐业呢?还是岌岌可危呢?既然老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天下就是太平的了,祥瑞即使不齐备,并不妨害它称为太平盛世。所以先王之道用祥瑞作为判断天下太平的根据,如果祥瑞不显著,那就是天下太平的事实还没有出现。但是有时也许天下确实太平了,然而祥瑞未必齐备,所以先王之道又是用事实来作为判断天下太平的根据的,不一定要求祥瑞齐备。圣主治理天下,盼望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并不期待符瑞的出现。

  象征太平的祥瑞,好比是圣王的骨相。圣王的骨相特征未必都相同,象征太平的祥瑞为什么就应当相同呢?他们听说尧、舜的时候,凤凰、景星都出现,河图、洛书也都出现,就认为以后的帝王大治天下时,也应当出现这一类祥瑞之物,才能称为天下太平。依照这种想法,好比说尧应当像帝喾那样长出比齿,舜也应当像尧那样眉毛有八种颜色。帝王的圣相前后不相同,那么他们遇到的祥瑞古代和现代就不会一样。如果当今的帝王由于没有凤鸟、河图一类的祥瑞,便认为天下还没有太平,这就错了。孔子说到凤凰、河图这类东西,是要借用从前出现过的祥瑞来阐述自己观点的缘故,不一定是说世上应当再有凤凰与河图出现。

  帝王遇到的祥瑞,多种多样并非一种,或许是凤鸟、麒驎,或许是河图、洛书,或许是甘露、醴泉,或许是阴阳之气调和,或许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现在的祥瑞未必与古代的相同,古代的祥瑞未必与现在的相合,偶然遇上什么祥瑞就是什么祥瑞,不一定古今相沿袭。用什么证明这一点呢?用帝王兴起时,遇到的祥瑞不同就可以证明。周武王遇到的是赤乌、白鱼,汉高祖是斩了大白蛇。推论唐尧、虞舜时的祥瑞,也应当如同周代和汉代的祥瑞不相沿袭一样。帝王刚刚兴起的时候,具体遇到的祥瑞,没有互相沿袭相同的,象征天下太平的祥瑞,为什么应当相同呢?用已经出现过的祥瑞作为标准,去硬套将来会出现的祥瑞,就好比是采用守株待兔和藏身破置的办法一样可笑。

  天下太平,出现的祥瑞各不相同,如同老面姓发财致富,收藏的财物不相同。有的积蓄米谷,有的收藏布帛,有的畜养牛马,有的添置田宅。喜欢米谷的不喜欢布帛,喜欢牛马的不羡慕田宅,就说米谷胜过布帛,牛马胜过田宅了。当今老百姓安乐了,符瑞也出现了,竟然说古代的祥瑞河图与凤凰没有到来,认为天下还不太平,这好比吃稻米的人进入吃稷类的地方,没有看见稻米,就认为稷不属于谷类一样。实际上,天下已经太平了。有人说:“没有圣人,怎么能使天下太平呢?没有见到凤凰,怎么能证明天下太平是事实呢?”质问俗儒并不能识别圣人,凭什么知道当今没有圣人呢?一般人见到了凤凰,又怎么能识别它呢?既然不能识别它,凭什么知道当今没有凤凰呢?确实不能识别有没有圣人,又不能识别凤凰是不是凤凰,那么必然不能确定当今天下是太平还是不太平。

  孔子说:“如果有圣人兴起统治天下,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经过三十年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汉朝兴起,到汉文帝时已经二十多年了,贾谊首先建议,修改正月初一的日子,改变服色,改变各种制度,确定官职名称,兴办礼乐仪式。汉文帝刚登上帝位,谦让说还来不及顾到这些改革。按照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时天下就已经太平了。汉朝兴建二十多年,应验了孔子“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的话。汉朝三十年的年数已经满了,太平已经成功,贾谊明白这一点。何况至今已将近三百年了,说天下还不太平,这就错了。况且孔子所说的一世,是三十年。汉家天下已经历了三百年,十位皇帝功德显耀,说天下还没有太平怎么行呢?汉文帝的时候,本来天下已经太平了,历代都达到了太平。到了汉平帝时,前汉已经灭亡,光武皇帝复兴了汉朝,再次导致了天下太平。

  有人问:“汉文帝时有祥瑞出现,可以称为天下太平,光武皇帝时没有祥瑞出现,称之为天下太平,怎么行呢?”回答说:帝王的祥瑞,前后出现的不相同,虽然没有具体的事物表现祥瑞,但是老百姓安定,风调雨顺,这些也都是祥瑞。用什么证明这一点呢?帝王治理天下太平时,就要登上泰山封禅,这是向上天报告天下太平了。秦始皇登上泰山封禅,遇到了雷雨的灾变,是因为治理天下还没有太平,阴阳之气尚未调和。光武皇帝登泰山封禅,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是天下太平的应验,天下太平了,和气就自然会同它应和。光武皇帝的时候,阴阳之气调和老百姓安定,物瑞等待出现。“人安”、“气和”已经应验,然而论事的人却还不肯相信。汉宣帝元康二年,凤凰停落在泰山上,后来又停落在新平这个地方。元康四年,神雀停落在长乐宫,有时又停落在上林苑,同时九真郡进献了麒麟。神爵二年,凤凰,甘露降落在京城长安。神爵四年,凤凰飞下杜陵县及上林苑。五凤三年,汉宣帝在南郊祭天,神光一齐出现,有时出现在山谷中,照耀斋宫达十余刻。第二年,汉宣帝祭祀土地神,灵光再次出现,灵光出现时的情形和在南郊祭天时一样。同时,甘露、神雀降落在延寿宫和万岁宫。这年三月,鸾凤停落在长乐宫东门中的树上。甘露元年,黄龙来到,出现在新丰这个地方,同时,醴泉涌流不息。那些凤凰虽然来了五六次,或许是同一只凤凰来了几次,或许是不同的凤凰分别到来,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先后出现,祭祀土地神和天地的时候,神光显灵照耀,可以说是祥瑞繁盛层出不穷了。汉明帝时候,虽然没有出现凤凰,也招致了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黄金铜鼎出现,伸出去的树枝又长回到树干上。五帝、三王时代,经传上所记载的祥瑞,没有一个超过汉明帝的。如果以祥瑞来判断天下是不是太平,那么汉宣帝、汉明帝时的瑞应已加倍胜过五帝、三王时代了。如果是这样,汉宣帝、汉明帝时可以称作天下太平了。

  能够招致天下太平的,是圣人,俗儒凭什么说当代没有圣人呢?上天供给气,难道由于是前代的人就供给多些,是后代的人就供给少些吗?周代有三位圣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同时纷纷出现。汉朝也是一个朝代,凭什么圣人应当少于周代呢?周代的圣王,凭什么应当多于汉代呢?汉代的汉高祖、光武帝,可与周代的文王、武王相比。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以及当今皇上汉章帝,都超过了周代的周成王、周康王和周宣王。并不是因为自己生活在汉代,就随意夸大赞美汉代,以博得君王的宠幸、赞赏啊。是为了考察事理的真情,判断论说者的实际情况。世俗喜好赞美称颂远古时代,说祥瑞就认为古代的为好,论治理天下就认为古代的帝王贤明,在当今见到卓绝的帝王,却始终不相信。即使尧、舜再生,恐怕也不会获得圣人的美名。

  打猎的人猎获了禽兽,旁观的人就对打猎感兴趣,由于没有观看到捕鱼的人,观者的心理就不会向往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齐国观光就不会喜欢鲁国,在楚国游览就不会喜欢宋国。唐尧、虞舜、夏代、殷代的事情都记载在二尺四寸大的经书上,读书人认真钻研,早晚互相讨论学习,由于经书上看不到关于汉代历史的记载,就说汉代不行,比不上唐、虞、夏、殷几代。也就如观看打猎没有看见捕鱼,游览在齐国、楚国就不羡慕宋国、鲁国一样。假使汉代有擅长写文章的人,把汉代的历史写成经传,那就会和《尚书》、《春秋》一样受重视了。读书人尊崇它,做学问的人温习它,将会接续原来的六经而成为七经,从当今的皇帝往上推到汉高祖都成为圣王了。看杜抚、班固等献上的歌颂汉代功德的辞赋,颂扬汉代的功德祥瑞,像汪洋一样又深又广,像急流一样永无止息,超过了唐、虞时代,进入了三皇时代的崇高境界,连夏、商、周三代也显得很浅陋,它们的深度只不过像低洼的泥塘罢了。

  “殷代的借鉴不必到很远的时代去寻找,就在夏代可以找到。”故且抛开唐、虞、夏、殷几代不谈,就近和周代比较功德。实事求是地评定优劣,周代比不上汉代。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周代承受天命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汉代则是汉高祖和光武皇帝。周文王和周武王受命时出现的祥瑞,赶不上汉高祖和光武帝兴起时出现的祥瑞;汉宣帝和汉明帝时出现的祥汉,好于周代成王、康王、宣王时代。汉宣帝和汉明帝时出现的祥瑞,从尧、舜以来,可以说是最盛的了。当今皇帝即位,继承前代功业各方面都很完善,天下统一,全国安宁。祥瑞之物已经多到了极点,表现在人事上的瑞应同样兴盛。唐尧时代百姓和睦融洽,当今也是天下讲求仁义道德。尽管遇上了灾害之气,谷物颇为歉收,可是远行没有被拦路抢劫的忧虑,偏僻的地方也没有坏人聚集。周代有越常进贡白野鸡,当今有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周朝所管辖的区域不超过五千里,汉朝开拓疆域,控制了最边远的荒服之外的地区。牛马比白野鸡珍贵,近处缴纳的东西不如远方的贡物珍贵。古代西北的戎狄,现在变成了中原的诸侯国;古代的裸人,现在穿上了朝服;古代光着头的人,现在戴上了帽子;古代赤足的人,现在穿上了厚底鞋。把沙石地改造成肥沃的田土,把强悍不驯的人教化成良民,把高低不平的土地铲得很平整,教化不臣服的人成为平民,这不是天下太平而是什么呢?依据事实判断在道德教化方面则周代不可能超过汉代,若讲到祥瑞的出现则汉代比周代兴盛,计算国土区域则周代比汉代狭小,汉代为什么不如周代呢?偏说周代圣人多,治理天下达到太平。世儒称颂圣人过高,使得圣人卓越无比而无法仿效;称颂天下大治也太过分,使得太平之世断绝而无法延续下去。

 

 

《卷十九·恢国篇》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言颜渊学於孔子,积累岁月,见道弥深也。《宣汉》之篇,高汉於周,拟汉过周,论者未极也。恢而极之,弥见汉奇。夫经熟讲者,要妙乃见;国极论者,恢奇弥出。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审矣。何以验之?黄帝有涿鹿之战;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夏启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成王管、蔡悖乱,周公东征。前代皆然,汉不闻此。高祖之时,陈犭希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时,吴、楚兴兵,怨晃错也。匈奴时扰,正朔不及,无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内附,贡献牛马。此则汉之威盛,莫敢犯也。

  纣为至恶,天下叛之。武王举兵,皆愿就战,八百诸侯,不期俱至。项羽恶微,号而用兵,与高祖俱起,威力轻重,未有所定,则项羽力劲。折铁难於摧木,高祖诛项羽,折铁;武王伐纣,摧木。然则汉力胜周多矣。凡克敌一则易,二则难。汤、武伐桀、纣,一敌也;高祖诛秦杀项,兼胜二家,力倍汤、武。武王为殷西伯,臣事於纣,以臣伐〔君〕,夷、齐耻之,扣马而谏,武王不听,不食周粟,饿死首阳。高祖不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诛恶伐无道,无伯夷之讥,可谓顺於周矣。

  丘由易以起高,渊洿易以为深。起於微贱,无所因阶者难;袭爵乘位,尊祖统业者易。尧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尧授禅,禹以司空缘功代舜,汤由七十里,文王百里,为西伯,武王袭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缘,力易为也。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则起高於渊洿,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为优?

  传书或称武王伐纣,太公《阴谋》,食小兒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殷民见兒身赤,以为天神,及言殷亡,皆谓商灭。兵至牧野,晨举脂烛,奸谋惑民,权掩不备,周之所讳也,世谓之虚。汉取天下,无此虚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纣,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举脂烛,殆且然矣。汉伐亡新,光武将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将〔百〕万人战於昆阳,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见。汉兵出昆阳城,击二公军,一而当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助汉威敌,孰与举脂烛以人事谲取殷哉?

  或云:“武王伐纣,纣赴火死,武王就斩以钺,悬其首於大白之旌。”齐宣王怜衅钟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庄王赦郑伯之罪,见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恶〔恶〕,不恶其身。纣尸赴於火中,所见凄怆,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斩以钺,悬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阳,阎乐诛二世,项羽杀子婴,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尸。光武入长安,刘圣公已诛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斩赴火之首,与贳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岂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与秦夺周国,莽鸩平帝也?邹伯奇论桀、纣之恶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则纣恶微而周诛之痛,秦、莽罪重而汉伐之轻,宽狭谁也?

  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好酒〔贳〕饮,酒舍负仇,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斩蛇,蛇妪悲哭;与吕后俱之田庐,时自隐匿,光气暢见,吕后辄知;始皇望见东南有天子气。及起,五星聚於东井。楚望汉军,云气五色。光武且生,凤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无烛,空中光明。初者,苏伯阿望舂陵气,郁郁葱葱。光武起过旧庐,见气憧憧上属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闻此怪。尧母感於赤龙,及起,不闻奇佑。禹母吞薏苡,将生,得玄圭;契母咽燕子;汤起白狼衔钩;後稷母履大人之迹;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鱼、乌:皆不及汉太平之瑞。黄帝、尧、舜凤皇一至。凡诸众瑞,重至者希。汉文帝黄龙、玉桮。武帝黄龙、麒麟、连木。宣帝凤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龙、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同,奇有神鼎黄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绝。此则汉德丰茂,故瑞佑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前世龙见不双,芝生无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龙并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县。德惠盛炽,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

  儒者论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论衡》《初〔禀〕》以为王者生禀天命,性命难审,且两论之。酒食之赐,一则为薄,再则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汉独再,此则天命於汉厚也。如审《论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汉家所禀厚也。绝而复属,死而复生。世有死而复生之人,人必谓之神。汉统绝而复属,江武存亡,可谓优矣。

  武王伐纣,庸、蜀之夷佐战牧野。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暢。幽、历衰微,戎狄攻周,平王东走,以避其难。至汉,四夷朝贡。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贤,辅以周公,越常献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豪〕良愿等〔种〕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

  方今哀牢、鄯善、诺降附归德,匈奴时扰,遣将攘讨,获虏生口千万数。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广陵王荆迷於{薜女}巫,楚王英惑於〔侠〕客,事情列见。孝明三宥,二王吞药,周诛管、蔡,违斯远矣!楚外家许氏与楚王谋议,孝明曰:“许〔氏〕有属於王,欲王尊贵,人情也。”圣心原之,不绳於法。隐强侯传悬书市里,诽谤圣政;今上海〔恩〕,犯夺爵土。恶其人者,憎其胥余。立二王之子,安楚、广陵,〔隐〕强弟员嗣祀阴氏。二王,帝族也,位为王侯,与管、蔡同。管、蔡灭嗣,二王立後,恩已褒矣。隐强,异姓也,尊重父祖,复存其祀。立武庚之义,继禄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则?并为帝王,举兵相征,贪天下之大,绝成汤之统,非圣君之义,失承天之意也。隐强,臣子也。汉统自在,绝灭阴氏,无损於义,而犹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内则注於骨肉,外则布於他施。唐之晏晏,舜之烝烝,岂能逾此!

  欢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称荐於尧。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国。鲧不能治水,知力极尽。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恶谋上,怀挟叛逆。考事失实,误国杀将,罪恶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则论徙边,今上宽惠,还归州里。开辟以来,因莫斯大。晏子曰:“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夫地动天时,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犹归於治,广征贤良,访求过阙。高宗之侧身,周成之开匮,<廑力>能逮此。谷登岁平,庸主因缘以建德政,颠沛危殆,圣哲优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恆医皆巧,笃剧扁鹊乃良。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国维,转谷振赡,民不乏饿,天下慕德,虽危不乱。民饥於谷,饱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乡内。以故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迥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1. 译文

 

  颜渊感叹说:“仰慕老师的学问崇高无比,越钻研它越觉得艰深。”这是说颜渊向孔子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发现学问越加艰深。在《宣汉篇》中,把汉代的地位放在周代之上,把汉代比拟超过了周代,但论述的人还没有把话说尽。如果充分论述把话说尽,更能看到汉代的功业杰出。对经书反复熟读,才能发现其中精微的道理;对一个朝代越是充分论述,它的杰出之处就越显著。对汉代充分加以论述,它的地位在历代之上,就很清楚了。怎样来证明这一点呢?

  黄帝时在涿鹿山发生了战争,尧时在丹水流域动用了军队,舜时派兵征服有苗,夏启时有扈氏发生叛乱,殷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战胜它,周成王时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为平叛而东征。前代都发生了这类事情,汉朝没有听说有这类事情发生。汉高祖时,陈狶反汉,彭越谋反,是因为汉朝统治刚刚安定下来。汉景帝时,吴、楚等国起兵叛乱,是因为怨恨晁错。过去匈奴经常侵扰汉朝,不奉行汉朝历法,对自古以来边远荒僻的地区,君王建立功业不使用武力,现在全都归顺了汉朝,向汉朝贡献牛马。这就是因为汉朝的威力盛大,没有谁敢来侵犯。

  殷纣王罪大恶极,天下人都背叛了他。武王起兵讨伐他,各诸侯国都自愿参战,八百诸侯事先并没有约定就全都来了。项羽的罪恶比纣轻微些,号称善于用兵打仗,与汉高祖同时起兵,当时群雄声威的大小力量的强弱,还没有定局,而项羽的势力要稍强些。折铁比断木困难。汉高祖消灭项羽,好比折铁;周武王讨伐纣王,好比断木。这样说来汉朝的威力大大超过了周代。

  一般说来,战胜一个敌人容易,战胜两人敌人就困难。成汤、周武王分别讨伐夏桀、殷纣,战胜的只是一个敌人;汉高祖灭亡秦朝消灭项羽,同时战胜两家敌人,力量超过成汤、周武王一倍。周武王作为殷代西方诸侯的领袖,以臣子身份侍奉纣王。作为一个臣子而去讨伐君王,伯夷、叔齐认为这是可耻的,牵住周武王的马进行规劝,周武王不听他们的劝告,他们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高祖不是秦朝的臣子,光武帝不在王莽手下做官,他们诛杀的是恶人,讨伐的是无道的君王,没有伯夷这类人的规劝,可以说比周武王讨伐纣王更名正言顺了。

  土丘容易增高,潭池容易加深。出身微贱,毫无依靠凭借的人取得天下就很难;承袭封爵,借助官位,能借重和继承祖先基业的人取得天下就容易。尧以唐侯的身份继承了帝位,舜以司徒的职位通过尧禅让帝位给他,禹以司空的职位凭借治水之功接替舜当了君王,商汤从七十里的辖地起家,周文王从百里的封地发展,周武王是西方诸侯的首领,继承了文王的爵位因此而取得天下。唐、虞、夏、商、周取得天下,都有所承袭和凭借,有了权力就容易做到这一点。汉高祖从一个亭长手提三尺剑夺取天下,光武帝从白水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