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26

艺。’”又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人之贱不用於大者，类多伎能。天尊贵高大，安能撰为灾变以谴告人？且吉凶蜚色见於面，人不能为，色自发也。天地犹人身，气变犹蜚色。人不能为蜚色，天地安能为气变！然则气变之见，殆自然也。变自见，色自发，占候之家，因以言也。

　　夫寒温、谴告、变动、招致，四疑皆已论矣。谴告於天道尤诡，故重论之，论之所以难别也。说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

 

50. 译文

 

　　天施放的阳气与地施放的阴气相互交合，万物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如同夫妇的精气交合，子女就自然产生出来一样。万物的产生，其中含有血气的人类，知道饥饿知道寒冷。他们发现五谷可以食用，就取五谷作为食物；发现丝麻可以作衣服，就取丝麻做成衣服穿。有的解释认为天生出五谷供给人们吃，生出丝麻供给人们穿。这是说天在给人类充当农夫和桑女之类的人，这不符合天道自然的道理，所以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不可信从。试按照道家的观点来论证一下这个问题。

　　天普遍地散布气于万物之中，谷物能充饥而丝麻能御寒，所以人类吃谷物、穿丝麻。天不是有意识地生出五谷丝麻来给人类吃穿，就像出现了自然灾变不是天想用它来谴责告诫人一样。物自然地产生出来而人类穿它吃它，气自然地产生灾变而人类畏惧它。以这样的解释来论述它，就能使人心服了。如果祥瑞是天有意安排的，那么，自然的道理在哪里呢？无为的道理又在何处呢？

　　根据什么知道天的自然无为呢？就是根据天没有口目这一点知道的。考察凡是有意识行为的东西，都具有口目这一类器官。嘴巴要吃东西而眼睛要看东西，内心里产生嗜好欲望，就会在外面表现出来，用嘴巴和眼睛去寻求，要得到了才会满足，这是欲望所产生的作用。现在天既然没有口目所产生的欲望，对事物无所追求和索取，它怎么会有意识地行动呢？根据什么知道天没有口目呢？根据地的情况知道这一点。地以土为形体，土原本就没有口目。天地，如同夫妇，地体没有口目，也就知道天没有口目了。如果说天是形体吗？那就该与地体相同。如果说天是气吗？气就像云烟一样，云烟这类东西，哪里会有口目呢？

　　有人说：“凡是有动作行为的东西，都以有为作根本。有了欲望就会有意识地行动，有行动就是有为。现在天的动作行为与人的动作行为相类似，怎么会是无为的呢？”我说：天的动作行为就是散布气，天体动作气才散布出来，万物才产生。如同人运动精气，人体动作精气才出来，子女也就产生了。人施放精气，并不是想借此生子女，是精气施放而子女就自然产生了。天体运动并不想借此创生万物，然而万物却自己产生了，这就叫“自然”；天体施气并不是想要创造万物，而万物承受气却自己形成了，这就叫“无为”。什么叫天的自然无为呢？就是施放气了。气是清静而没有什么欲望，无为无事的东西，老聃承受了气而长寿。老聃从上天承受了气，如果上天没有这种气，老聃怎么能承受它而具有这种天性呢？老师没有讲过的，学生却能独自讲出来，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

　　有人向齐桓公报告执行使命的情况，齐桓公说：“把这件事告诉仲父。”左右的臣子说：“一次有人来报告，说去找仲父；二次有人来报告，又说去找仲父，做君王那么容易吗？”齐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所以感到难做；已得到仲父，有什么不容易做呢！”齐桓公得到仲父，任用他掌管国家大事，委托他处理政务，自己不再参与过问。皇天以它至高的道德把政权授予君王而后又要谴责告诫他，那么皇天的道德不如齐桓公，而齐桓公这位霸主的品行却超过上帝了。

　　有人说：“齐桓公知道管仲贤良，所以委任他；如果不是管仲，上天也将要谴责告诫齐桓公的。如果上天遇到尧、舜这样的君王，必定不会出现谴责告诫的灾变。”我说：天能够谴责告诫君王，那么也能够有意识地任命圣明的君王，选择才智像尧、舜这样的人物，授予他君王之权，委任他行君王之事，也不再参与过问人间的政事了。现在却不是这样，生出昏庸无道的君王，不行天道抛弃道德，天随后又谴责告诫他，天为何如此不怕麻烦呢？曹参任汉代的丞相，放纵饮酒，欢歌取乐，不过问政治，他的儿子规劝他，他却打了儿子二百板。当时天下并没有因此发生扰乱的事变。淮阳地方铸造假钱，官吏无法禁止，汲黯任淮阳太守，不毁坏一座铸钱炉，不惩罚一个铸造假钱的人，每天高枕安卧，而淮阳的社会却很安定。

　　曹参任丞相，好像没有担任丞相一样；汲黯当太守，好像淮阳郡没有这个人一样，即使这样，汉朝没有发生什么事变，淮阳废弃刑罚不用，是因为曹参的道德好而汲黯的威望高的缘故。衡量天的威望与道德，跟曹参、汲黯的相比，哪个高呢？而认为天参与了君王的政治，随后又谴责告诫君王，这是说天的道德不如曹参的好，而威望不及汲黯的高了。蘧伯玉治理卫国，子贡让人问他：“用什么方法治理卫国？”蘧伯玉回答说：“用不治的方法去治理它。”这种不治而治的方法，就是无为的道理。

　　有人说：“太平盛世的瑞应，是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图不画不成，书不写不成，天地出示了河图、洛书，这是上天有意识活动的证明。张良游荡在泗水旁，遇到黄石公授与太公书，大约是上天辅佐汉朝灭亡秦朝，有意命令神石写成兵书授与张良，这又是上天有意识活动的证明。”我说：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上天怎么会用笔墨来写成图书呢？天道自身如此，所以图书自己生成。晋唐叔虞、鲁成季友出生之时，有文字在他们的手上，所以叔的名字叫“虞”，季的名字叫“友”。宋仲子出生之时，有文字在她的手上，文字是“为鲁夫人”。这三个人在母体里的时候，手上的文字就已经形成了。如果说这些字是天写成的，难道是他们还在母体里的时候，上天命令神拿锥子笔墨把文字刻写在他们身上的吗？

　　自然的变化，本来就难以断定难以弄清，在外像是有意识的，在内实际上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太史公记载黄石这件事时，也感到疑惑而不能证实。赵简子做梦到了天上，看见一位男子在天帝的旁边。后来赵简子外出，看见有人拦在路上，就是前面所梦见的在天帝旁边的那个人。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这是赵国将要兴起而出现的妖象。黄石公授兵书给张良，也是汉朝将要兴盛的征兆。妖气形成鬼，鬼像人的形状，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谁有意识地把它创造出来的。

　　草木的生长，花叶苍翠茂盛，都有曲折的纹脉，像文字图案一样，要说那些人手上的文字是天写成的，那么花叶又该是天造的吗？宋国有人用木头刻成楮树叶，三年才刻成功。列子说：“如果天地三年才生成一片叶子，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正如列子所说的，万物的叶子是自然而然地生出来的。因为是自己生出来的，所以才能同时长出许多叶子。如果说是天有意识创造的，那么叶子的生长就会像宋人刻楮叶那样缓慢了。观察鸟兽的毛羽，毛羽上的各种彩色，难道可以有意识地创造出来吗？只用鸟兽作比喻，还不能完全证实这个道理。

　　春天观看万物的生长，秋天观看万物的成熟，是天地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呢？还是万物自然生成的呢？如果认为是天地制造的，制造应当用手，天地怎么会有千千万万只手，同时制造出千千万万的东西呢？各种东西在天地之间，如同子女在母亲的腹中。母亲怀上了产生子女的气，足十个月就生下孩子，孩子的鼻口耳目，头发皮肤汗毛纹理，血液脉络脂肪肥肉，骨骼关节指甲牙齿，是在母腹中自然长成的呢？还是母亲有意制造的呢？木人、泥人虽然成千上万，不能称之为人，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鼻口耳目，并不是天生自然如此的。

　　汉武帝庞爱李夫人，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想看到她的形体，道士用法术作出了李夫人的形象，形象作成后，在宫门内外出入，汉武帝很惊异，站起来去迎接她，忽然形象不再出现。因为这不是自然产生的真实形象，而是道士弄虚作假搞出来的假象，所以一出现就不清楚，很快就消散灭亡了。人为的变化，它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如同李夫人的形象不可能长时间出现一样。道家论述自然的道理，不知道引用具体的事物来证明自己的言行，因而他们的自然之说没有被人们所相信。

　　然而万物虽说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但也还需要人的有意识的行动给予辅助。使用耒耜耕地除草，顺应春时节令播种，这就是人有意识的行动。等到谷种播入地中，一天天长大，人就不能改变它了。如果有人想改变它的生长，那只能是一种损害它的做法。宋国有个人担忧他的庄稼长得不快，就到地里去拔高它，第二天庄稼全枯死了。那些想要代行自然职能的人，就同宋人这种人一样。

　　有人问：“人生在天地之间，天地没有意识，人承受了天性，也应当没有意识，而人却是有意识进行活动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回答说：道德最高尚、纯厚的人，承受天的气最多，所以能效法天，就能达到自然无为的境界。承受天的气薄而又少的人，不遵从道德规范，与天地不相似，所以叫不肖。不肖，就是不相似。与天地不相似，与圣贤不相同，所以就有意识的活动。天地像熔炉，自然的变化像工匠，承受天的气不一样，怎么能人人都是圣贤呢？圣贤中最纯的人，是黄、老。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黄帝、老子的操行，身心清静无所追求，端庄严肃而阴阳之气自然调和，无心于有意识的活动而万物自然变化，无意于万物的产生而万物自己生成。

　　《周易》说：“黄帝、尧、舜不必有所作为，就达到天下大治。”所谓垂衣裳，就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意思。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王！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孔子又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享天下而他们却觉得好像与自己不相干似的。”周公说：“上帝制止游乐。”上帝，指的是虞舜。虞舜继承了安治天下的办法，任用贤能之人，恭敬自持顺应自然而天下大治。虞舜承继了尧的安治之法，尧遵循天道自然无为的原则行事，不有意去创立功业，不存心去追求名誉，无为而治的教化却自然获得成功，所以说，“尧治理天下自然无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他的功德”。五十多岁的老人在道路上作击壤游戏，而没有意识到尧的德政，这是听其自然的教化的结果。

　　《周易》上说：“大人的德行与天地相配合。”黄帝、尧、舜，就是大人，他们的德行与天地相配合，所以知道顺应自然的变化。天道原本是无为的，所以春天的出现并不是天有意要农作物始生；而夏天的出现并不是天有意要农作物成长，秋天的出现并不是天有意要农作物成熟，冬天的出现并不是天有意要农作物收藏。阳气自然产生，农作物就自然始生成长了；阴气自然产生，农作物就自然成熟收藏了。从井中打水掘开池塘引水来灌溉田园，农作物仍然会始生成长。下了大雨，农作物的茎叶根，没有一处不湿润。比较一下雨水滋润农作物与汲取井水决开池塘滋润农作物哪一个的作用更大呢？因此顺应自然变化的作用更大些。本来就不想追求功业，反而它建立了功业；本来就不想追求名声，反而它获得了名声。滋润农作物的大雨，功业名声是很大的，而天却不有意下雨，阴阳之气和顺而大雨就自然降落下来了。

　　儒家认为夫妇间的关系是效法于天地。知道夫妇效法天地，却不知道用夫妇间的关系推论天地的本性，可以说是够糊涂的了。天覆盖在上面，地仰卧在下面，地下的气升上天，天上的气降下地，万物就自然产生在天地之间了。当万物产生的时候，天就不必再干预它了，就像胎儿孕育在母亲腹中，父亲不能过问一样。万物自然产生，胎儿自然形成，天地父母何须干预过问啊！等到子女生下以后，按人世间的道理就对他有教育的义务。

　　天道原本是无为的，听任放纵万物的本性，所以把鱼类放在河里，把兽类放在山中，顺从它们性命的需要。不驱逐鱼类强使它们上丘陵，不驱逐兽类强使它们入深水，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样做就违背了它们的本性，使它们失去了适宜的生存环境。老百姓，如同鱼类兽类一样，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治理他们，好像煎小鱼那样，与天地具有同样的道德。商鞅改变秦国法律，想建立特殊优异的功勋，不听从赵良的建议，因此自取车裂而死的祸患，道德不高尚而又有多种欲望，君臣之间必然相互憎恶怨恨。道家道德高尚，下面敬仰上面，上面也适应下面，纯朴浑厚顺应自然，上天怎么再谴责告诫它呢？

　　所以说：政治完美，君臣彼此忘怀于无为之治，鱼类彼此忘怀于水中，兽类彼此忘怀于林中，人类彼此忘怀于世上，因而称为自然。孔子对颜渊说：“我思念的过去的你，全都忘记了；你思念的过去的我，也全都不存在了。”以孔子为老师，颜渊为学生，尚且不能谴责告诫他们，何况以老子为老师，文子为学生呢！老子和文子，如同天与地一样。醇酒的味道甜美，饮酒的人醉了也彼此不知道；淡酒的味道酸苦，客人主人饮了都皱眉头。相互谴责告诫，是道德衰微的证明。说是天谴责告诫，难道天的道德还不如醇酒吗！

　　“所谓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互相用礼来进行指责，所以就互相谴责告诫。三皇的时代，人们在家中悠然自得，在路上也悠然自得，时而觉得自己是马，时而觉得自己是牛。纯朴的道德风行于世而老百姓愚昧无知，机巧奸诈之心还没有形成产生。当时也没有什么灾异。即使有灾异，也不称它是上天的谴责告诫。为什么呢？当时的人愚蠢，不知道相互约束谴责。末世道德衰微，君臣互相指责，灾异经常到来，就制造出上天谴责告诫的说法。

　　现在的这个天，就是古时候的那个天。并不是古时候的天厚，而现在的天薄。谴责告诫的说法产生于现在，是人们以自己的心理来推论天的缘故。诰、誓在五帝时是没有的，强迫订盟在三王时代是没有的，交换儿子作人质的做法在五霸时期是没有的，道德愈不高尚的人就愈不讲信用。心怀阴险而行为不正的人，就会违犯盟约，违背教令。教令、盟约行不通，就相互谴责告诫。谴责告诫后又不改正，就发兵相互消灭。由此说来，谴责告诫的说法，是衰乱时代的言语，反而认为谴责告诫是天有意识做的，这就是谴责告诫之说为什么值得怀疑的原因。

　　况且，凡是宣扬谴责告诫的人，都是用人世间的道理来验证的。依照人世间的道理，君王可以谴责告诫臣下，上天便可以谴责告诫君王，并且说灾异就是谴责告诫。依照人世间的道理，臣下也有劝谏君王的，把灾异看作谴责告诫，那么君王也应当时常有劝谏上天的这种合理行为了。它的表现又在哪里呢？如果认为天的道德异常高尚，人不可能劝谏它，那么具有高尚道德的天也应当是沉默的，不应该谴责告诫人类。万石君的子孙有了过错，他不说话，只是对着食盘不吃饭，这便是道德极高尚的证明。道德极高尚的人，都能沉默不语，皇天的道德至高无比，而竟认为它会谴责告诫人类么！

　　天本来是无为的，所以不言语。灾变时常到来，是气自然形成的。天地不能造出灾变，也不能知道灾变的发生。腹中有了寒气，腹中就会患病疼痛，不是人使它疼痛的，是气自然使它疼痛的。天地之间，如同人的背腹之中一样。认为天有意造成灾变，凡是各种怪异的东西，不管大小厚薄，都是天有意造成的吗？牛生马和桃生李这些怪事，按照谴告论者的说法，难道是天神钻入牛肚子里造出马来，把李树的果实从桃树中取出来的吗？

　　子牢说：“孔子说过‘我没有被任用做官，所以学会了一些技艺。’”

　　孔子又说：“我小时候由于贫穷，所以学会了许多平常的技艺。”地位低贱不被重用的人，一般都有很多技能。天如此尊贵高大，怎么能选择造成灾害来谴责告诫人类的做法呢？况且预兆吉凶的面色出现在脸上，人是不能有意这样做的，面色是自然发生的。天地如同人的身体一样，气形成的灾变就同蜚色一样。人不能有意做出蜚色，天地怎么能有意使气形成灾变呢？那么气形成的灾变的出现，大约是自然而然的变化了。灾变自然出现，蜚色自然发生，占候之家就借此来预言吉凶。

　　关于寒温、谴告、变动、招致，四个方面的疑问都已经论述了。谴告说违背自然之道最远，所以再次评论它，评论它是为了进一步责难它，搞清楚它。谴告说符合于人世间的事情，却不符合自然的道理。服从自然的道理，不迁就人世间的事情，虽然违反了儒家的学说，但它符合黄、老的道理。

 

 

《卷十八·感类篇》

 

　　阴阳不和，灾变发起，或时先世遗咎，或时气自然。贤圣感类，慊惧自思，灾变恶徵，何为至乎？引过自责，恐有罪，畏慎恐惧之意，未必有其实事也。何以明之？以汤遭旱自责以五过也。圣人纯完，行无缺失矣，何自责有五过？然如《书》曰：“汤自责，天应以雨。”汤本无过，以五过自责，天何故雨？〔使〕以过致旱，〔不〕知自责，〔亦〕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为汤至，雨不应自责。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气也。此言，《书》之语也。难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有请福，忧念百性也。汤遭旱七年，以五过自责，谓何时也？夫遭旱一时，辄自责乎？旱至七年，乃自责也？谓一时辄自责，七年乃雨，天应之诚，何其留也？〔如〕谓七年乃自责，忧念百姓，何其迟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厌忧民之义。《书》之言未可信也。

　　由此论之，周成王之雷风发，亦此类也。《金滕》曰：“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当此之时，周公死，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於〔葬〕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变，或以为葬疑，或以为信谗，二家未可审。且订葬疑之说，秋夏之际，阳气尚盛，未尝无雷雨也，顾其拔木偃禾，颇为〔壮〕耳。当雷雨时，成王感惧，开金滕之书，见周公之功，执书泣过，自责之深。自责适已，天偶反风，《书》家则谓天为周公怒也。千秋万夏，不绝雷雨。苟谓雷雨为天怒乎？是则皇天岁岁怒也。正月阳气发泄，雷声始动，秋夏阳至极而雷折。苟谓秋夏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为天怒，雨为恩施。使天为周公怒，徒当雷，不当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则不歌”。《周礼》“子卯稷食菜羹”，哀乐不并行。哀乐不并行，喜怒反并至乎？

　　秦始皇帝东封岱岳，雷雨暴至。刘媪息大泽，雷雨晦冥。始皇无道，自同前圣，治乱自谓太平，天怒可也。刘媪息大泽，梦与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圣人而为雷雨乎？尧时大风为害，尧〔缴〕大风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风雷雨。尧、舜世之隆主，何过於天，天为风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秋夏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师旷奏《白雪之曲》，雷电下击，鼓《清角》之音，风雨暴至。苟为雷雨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师旷为之乎？此雷雨之难也。

　　又问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礼葬周公，天为雷风，偃禾拔木，成王觉悟，执书泣过，天乃反风，偃禾复起。何不为疾反风以立大木，必须国人起筑之乎？” 应曰：“天不能。”曰：“然则天有所不能乎？”应曰：“然。”难曰：“孟贲推人〔而〕人仆，接人而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复起，是则天力不如孟贲也。秦时三山亡，犹谓天所徒也。夫木之轻重，孰与三山？能徒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谓三山非天所亡，然则雷雨独天所为乎？”问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礼葬周公，以公有圣德，以公有王功。《经》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也。”

　　难之曰：“伊尹相汤伐夏，为民兴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汤死，复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宫，摄政三年，乃退复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时，天何以不为雷雨？”应曰：“以《百〔两〕篇》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大雾三日，乱气矣，非天怒之变也。东海张霸造《百〔两〕篇》，其言虽未可信，且假以问：“天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开金匮雷止乎？已开金匮雷雨乃止也？”应曰：“未开金匮雷止也。开匮得书，见公之功，党悟泣过，决以天子孔葬公，出郊观变，天止雨反风，禾尽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觉悟，雷雨止矣。难曰：“伊尹〔死〕，雾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须成王觉悟乃止乎？太戊之时，桑谷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谷消亡。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出三善言，荧惑徒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无三善言，桑谷不消，荧惑不徒。何则？灾变所以谴告也，所谴告未觉，灾变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为雷雨，以责成王，成王未觉，雨雷之息，何其早也？”

　　又问曰：“礼，诸侯之子称公子，诸侯之孙称公孙，皆食采地，殊之众庶。何则？公子公孙，亲而又尊，得体公称，又食采地，名实相副，犹文质相称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礼葬，何不令成王号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礼乎？” 应曰：“王者，名之尊号也，人臣不得名也。”难曰：“人臣犹得名王，礼乎？武王伐纣，下车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诸侯，亦人臣也，以王号加之。何为独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岂能明乎？岂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为涛濑。相涛濑之流，孰与初起之源？秬鬯之所为到，白雉之所为来，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号，岂天恶人妄称之哉？周衰，六国称王，齐、秦更为帝，当时天无禁怒之变。周公不以天子礼葬，天为雷雨以责成王，何天之好恶不纯一乎？”

　　又问曰：“鲁季孙赐曾子箦，曾子病而寝之。童子曰：‘华而晥者，大夫之箦。’而曾子感惭，命元易箦。盖礼，大夫之箦，士不得寝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礼葬，魂而有灵，将安之不也？”应曰：“成王所为，天之所予，何为不安？”难曰：“季孙所赐大夫之箦，岂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独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门人为臣，非天之心而妄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况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细，犹却非礼；周公至圣，岂安天子之葬？曾谓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与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为雷雨以责成王乎？”

　　又问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应曰：“九龄之梦，天夺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时，九龄之年未尽，武王不豫，则请之矣。人命不可请，独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滕；不可复为，故掩而不见。”难曰：“九龄之梦，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应曰：“已得之矣。”难曰：“已得文王之年，命当自延。克殷二年，虽病，犹将不死，周公何为请而代之？”应曰： “人君爵人以官，议定，未之即与，曹下案目，然後可诺。天虽夺文王年以益武王，犹须周公请，乃能得之。命数精微，非一卧之梦所能得也。难曰：“九龄之梦，文王梦与武王九龄。武王梦帝予其九龄，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须复请？人且得官，先梦得爵，其後莫举，犹自得官。何则？兆象先见，其验必至也。古者谓年为龄，已得九龄，犹人梦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梦，请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问曰：“功无大小，德无多少，人须仰恃赖之者，则为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与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应曰：“成事，周公辅成王而天下不乱。使武王不见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难曰：“若是，武王之生无益，其死无损，须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诸侯背畔，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使无管仲，不合诸侯，夷狄交侵，中国绝灭。此无管仲有所伤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诸侯礼葬，以周公况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岂以周公圣而管仲贤乎？夫管仲为反坫，有三归，孔子讥之，以为不贤。反坫、三归，诸侯之礼；天子礼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为。大人与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讥管仲之僭礼，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验。《书》家之说，未可然也。 ”

　　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见蜚蓬而知为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仓颉起鸟迹也。晋文反国，命彻麋墨，舅犯心感，辞位归家。夫文公之彻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惭，自同於麋墨也。宋华臣弱其宗，使家贼六人，以铍杀华吴於宋命合左师之後。左师惧曰：“老夫无罪。”其後左师怨咎华臣，华臣备之。国人逐狗，狗入华臣之门，华臣以为左师来攻己也，逾墙而走。夫华臣自杀华吴而左师惧，国人自逐狗而华臣自走。成王之畏惧，犹此类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礼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则惧而畏过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责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惧以自责也。夫感则苍颉、奚仲之心，惧则左师、华臣之意也。怀嫌疑之计，遭暴至之气，以类之验见，则天怒之效成矣。见类验於寂漠，犹感动而畏惧，况雷雨扬〔軯〕盖之声，成王庶几能不怵惕乎？

　　迅雷风烈，孔子必变。礼，君子闻雷，虽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惧激气也。圣人君子，於道无嫌，然犹顺天变动，况成王有周公之疑，闻雷雨之变，安能不振惧乎？然则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气；成王畏惧，殆且感物类也。夫天道无为，如天以雷雨责怒人，则亦能以雷雨杀无道。古无道者多，可以雷雨诛杀其身，必命圣人兴师动军，顿兵伤士，难以一雷行诛，轻以三军克敌，何天之不惮烦也？

　　或曰：“纣父帝乙，射天殴地，游泾、渭之间，雷电击而杀之。斯天以雷电诛无道也。”帝乙之恶，孰与桀、纣？邹伯奇论桀、纣恶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纣、秦、莽之〔死〕，不以雷电。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采善不逾其美，贬恶不溢其过。责小以大，夫人无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变何以过此？《洪范》稽疑，不悟灾变者，人之才不能尽晓，天不以疑责备於人也。成王心疑未决，天以大雷雨责之，殆非皇天之意。《书》家之说，恐失其实也。

 

50. 译文

 

　　阴阳之气下和谐，灾变就会发生，或许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凶祸，或许是由于气自然而然形成的。贤人圣人对同类事物有所感触，心怀疑惧而自己思考，灾变这种坏征兆，是因为什么而出现的呢？归过于自己而自我责备，害怕自己有过错，这是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自己并不一定真有那样的过错。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用成汤时遭受大旱灾成汤责备自己有五大过夫这件事来证明。圣人的道德纯正完美，行为没有任何缺点和过失，为什么要责备自己有五大过失呢？然而正如《尚书》上说的：“成汤责备自己，上天用下雨来应和。”成汤本来没有过失，用五大过失责备自己，天为什么有意下雨呢？因为没有过失而导致旱灾，也应当知道责备自己并不能求得天下雨。因此说来，旱灾并不是为成汤犯了过失而出现的，雨不是应和成汤引咎自责而降下的。然而先干旱而后又下雨的情况，是由于自然之气不和谐造成的。“汤自责，天应以雨”的说法，不过是《尚书》里的一句话罢了。

　　我责难它说：“《春秋》上记载的雩祭，董仲舒提倡用设置土龙的办法来祭天求雨，都是为了一时间出现的旱灾。一时间不下雨，君王就心里恐惧而举行雩祭，求天下雨祈请福祐，这是君王为百姓担忧啊。成汤时遭受七年的大旱，成汤用五种过失责备自己，指的是哪一个时间呢？是一遇到旱灾就责备自己呢？还是大旱了七年，才责备自己呢？如果说成汤一遇到旱灾就责备自己，而七年后天才下雨，上天应和他的诚意，为什么会这样迟缓呢？如果说大旱了七年成汤才责备自己，成汤为百姓的担忧为什么这样晚呢？这既不符合雩祭的规矩，又不符合君王为百姓担忧的道理。《尚书》上的话，是不可全信的。

　　据上述情况来论述这一点，周成王时的雷雨狂风暴发，也属于这一类。

　　《尚书·金縢》上说：“秋天庄稼成熟，还没有收割，天上雷雨大作，刮起了大风，庄稼都倒伏了，大树全都连根拔起，国人大为恐慌。”正当这个时候，周公死了。儒者解释这件事，认为是因为周成王在用什么礼节葬周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引起的。周成王想以天子礼葬周公，周公只是个大臣；想以大臣礼葬周公，周公有类似君王的功绩。犹豫在用什么礼节葬周公的问题之间，上天降下大雷雨，动了威怒示以灾变，以此来表彰周公的功德。古文经学家则认为武王死后，周公代成王执政，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成王心里怀疑周公，周公出奔到楚国，所以上天降下雷雨，以使周成王醒悟。

　　这忽儿雷忽儿雨的不同变化，有的认为是由于成王葬周公时犹豫不决引起的，有的认为是成王听信了谗言引起的。两家的说法谁是谁非还弄不清楚，姑且先考订一下关于葬疑的说法。秋夏时节，阳气还在旺盛，未尝没有雷雨发生，只是它拔起大树使庄稼倒伏，多少是一种特殊现象罢了。正当大雷雨的时候，成王因此而感到恐惧，开启了金縢中的册书，发现了周公的功绩，捧着周公的祈祷册书，一边哭泣一边责备自己的过错，表现了他在深刻地责备自己。他责备自己恰好完毕，天偶然刮起相反方向的风，解释《尚书》的人就认为上天是为周公的事而发怒了。

　　千万个秋夏季节，雷雨没有断绝过，如果认为雷雨是天发怒的表现吗？

　　这样的话，那么皇天年年都在发怒了。初春时节阳气开始散发出来，雷声开始发作，到秋夏时节阳气发展到极点而雷电击断树木。如果说秋夏时节的雷是天大怒的表现的话，那么正月的雷是天小怒的表现吗？雷是天发怒的表现，雨是天施恩的表现。假如天为周公发怒，只应当打雷，不应当下雨。现今雷雨一齐来，难道上天又发怒又高兴吗？“孔子在吊丧的这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了。”《周礼》上说：“逢子日、卯日只吃稷米饭和菜汤。”这是不同时做哀伤和欢乐的事情。既然不同时做哀伤和欢乐的事情，上天的高兴和发怒反而会同时表现出来吗？

　　秦始皇帝登泰山筑坛祭天，雷雨突然出现。刘媪在大泽中休息，出现雷雨天色昏暗。秦始皇是无道君王，却自称同前世的圣人一样，国家统治得很乱还自认为太平，上天为此发怒还可以说得过去。刘媪在大泽中休息，梦中与神人交合，于是生下了汉高祖，上天对于生圣人为什么还要发怒而降雷雨呢？尧的时候大风造成灾害，尧射风伯于青丘的郊外。舜进入深山老林当守林小吏，在狂风雷雨的时候也不迷误。尧和舜是世间道德高尚的君王，对上天有什么过错，而上天要对他们刮狂风、下暴雨呢？

　　天下大旱，《春秋》上记载举行雩祭，又有董仲舒设置土龙，想以同属阴类的土龙招致阴气。如果上天应和雩祭和土龙，必定要降雷雨。为什么呢？秋夏时节的雨，是与雷同时出现的。果真听从《春秋》和董仲舒的主张，那么举行雩祭和设置土龙，难道是为了求得激怒上天吗？师旷演奏《白雪》之曲，雷电击了下来；演奏《清角》之曲，暴风雨突然来到。如果认为降雷雨是上天发怒，上天为什么憎恨《白雪》、《清角》两曲，而恼怒师旷演奏它们呢？这就是我对雷雨是天发怒这种说法的责难。

　　我又责问说：“周成王不用天子礼节安葬周公，上天降下雷风，吹倒了庄稼拔起了大树。周成王觉悟了，捧着周公的册书哭泣责备自己的过错，于是天就刮起相反方向的风，倒伏的庄稼又重新立起来，为什么不刮猛烈的反方向的风而把大树重新立起，必须要老百姓去扶起来并用土筑实它呢？”回答说：“天不能做到这一点。”问：“然而天有不能做到的事吗？”回答说：“是的。”责难说：“孟贲推人，人就会跌倒；扶人起来，被扶的人就站立起来了。天能拔起大树，不能重新扶起大树，这样天的力量就不如孟贲了。秦代时有三座山消失了，尚且说是天搬走的。树木和三座山相比，谁轻谁重呢？能搬掉三座山，不能扶起大树，不合符上天用力的道理。如果认为三座山不是上天搬掉的，然而雷雨单单是上天降下的吗？”回答说：“上天想叫周成王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因为周公有圣德，因为周公有王功。《尚书》中说：‘周成王才看到了周公自认为比武王有本事愿替武王去死的祝词。’现在上天动了威怒，以表彰周公的功德。”

　　责难说：“伊尹辅佐汤讨伐夏桀，为老百姓兴利除害，致使天下太平。

　　汤死后，又辅佐太甲。太甲游乐无度，伊尹放逐他到桐地的一座离宫中去，代他执政三年，才退下恢复太甲的王位。周公说：‘伊尹受到上天的嘉许’。上天应当如此表彰他。伊尹死的时候，上天为什么不降下雷雨呢？”回答说：“依据《百两篇》上说的‘伊尹死的时候，天大雾了三天。’”大雾三天，是阴气和阳气错乱了，并不是上天发怒显示出来的灾变。东海郡的张霸伪造的《百两篇》，书中的话虽然不可信，姑且借他的说法来问难一下：“天降下雷雨以使成王觉悟，是成王还未打开金匮雷雨就停止了呢？还是已经打开了金匮雷雨才停止的呢？”回答说：“还未打开金匮雷雨就停止了。打开金匮，得到册书，发现了周公的功绩，觉悟到了就哭泣悔过，决心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去到南郊祭天观察灾变，上天止住了雨刮起了相反方向的风，倒伏的庄稼全都立起来了。”

　　据此说来，成王尚未觉悟，雷雨就停止了。责难说：“伊尹死的时候，天大雾了三天。上天为什么不降三天的雷雨，等待成王觉悟后才停止呢？太戊的时候，桑树穀树生长在朝廷上，七天就长大到一抱粗。太戊考虑并实行圣王的政治，桑树穀树就消失了。宋景公的时候，荧惑星迫近心宿，景公说了三句善良的话，荧惑星就离开了心宿所在的位置。假如太戊不思考并实行圣王之政，宋景公没有讲三句善良的话，桑树穀树就不会消失，荧惑星就不离开心宿。为什么呢？灾变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人的，被谴责告诫的人还没有觉悟，灾变是不会消除的，这是上天的最深的用意。现今上天发怒降下雷雨，以此责备成王，成王尚未觉醒，雨雷的停息，为什么这样早呢？”

　　又发问说：“按周朝礼制，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诸侯的孙子称为公孙，他们都享有封地，不同于老百姓。为什么呢？公子公孙，是君王的亲属，因而地位尊贵，能够享有“公”的称号，又享有封地，名称与实际相符合，如同表里配合适当一样。上天表彰周公的功绩，强使成王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为什么不强使成王封周公以周王的称号，以符合安葬时用天子的礼节呢？”回答说：“王，是名号中最尊贵的称号，臣子不能称王。”责难说：“人臣也还有称王的，这符合礼吗？周武王讨伐纣王，战争一结束，就追封他的先人为大王、季王、文王。这三个人，是诸侯，也是臣子，却用王号加封给他们。为什么偏偏对于三王可以加封王号，对周公又不可以呢？上天的本意是想表彰周公，难道这样能显示出来吗？难道是因为开创周朝的业绩起源于他们三个人吗？然而周公也同样具有开创周朝的业绩。长江发源于岷山，往下流就形成了波涛和急流。察看有波涛急流的流水，有哪一处与源头相同呢？秬鬯之所以贡到，白雉之所以献来，是由于三王的功德呢？还是由于周公的功德呢？周公的功德比三王盛大，没有加封王号，难道是由于上天憎恨人们随便称王的缘故吗？周朝衰败，六国相继称王，齐国、秦国甚至称为帝，当时上天并没有显示出要禁止他们而发怒的灾变。不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天降下雷雨用以谴责成王。为什么上天的好恶如此不纯正专一呢？”

　　又问：“鲁国季孙氏赐给曾子一张席子，曾子病了就睡在这张席子上。

　　侍童说：‘华丽漂亮的席子，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听了感到惭愧，叫曾元撤换了这张席子。按礼制，大夫享用的席子，士子不能躺在上面。而今周公，只是臣子，用天子的礼节安葬他，他的魂魄如果有灵知，将会安心不会呢？”回答说：“成王这样做，是上天授意的，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责难说：“季孙氏赐给曾子的大夫享用的席子，难道是曾子自己制造的吗？为什么偏偏会感到不安呢？孔子病重，子路派门人充当孔子的家臣。孔子病势转轻，就说：‘很久以来，仲由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了！我本来没有家臣，却硬装做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孔子这段话是责备子路的。自己不是大夫，子路派门人充当家臣，不符合天的心意，而随便这样做，这是欺骗上天。周公也不是天子，用孔子的心比照周公的心，周公一定会感到不安。季孙氏旅祭于泰山，孔子说：“竟然认为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礼啊！”凭曾子的低下地位，尚且拒绝作违背周礼的事，周公是大圣人，怎么能够安心于用天子的礼节来安葬自己呢？竟然认为周公不如曾子吗？据此推究这件事，周公会感到不安的。圣人的德行与天地完全一致，周公感到不安，上天也会感到不安，为什么有意降下雷雨用来谴责成王呢？”

　　又问：“‘死生是命运安排，富贵由上天决定。’武王的命，怎么可以代替呢？”回答说：“周武王作了增加九年寿命的梦，上天减损文王的寿数用以加给武王。推翻殷王朝后的第二年，所增加的九年寿数还没有完，武王生了病，周公就请求上天愿代武王去死。一般人的寿命是不可以请求上天延长的，唯独武王的可以。这不是世上常用的方法，因此将册书藏在金縢中；这种事不可能再做第二次，所以掩藏起来不让人看见。”责难说：“武王做‘九龄之梦’时，已得到文王的寿数没有呢？”回答说：“已经得到九年的寿数。”责难说：“已经得到文王的寿数，武王的命应当自然延长，推翻殷王朝后的第二年，即使病了仍然不会死的，周公为什么请求代他去死呢？”回答说：“君王用官爵授予人，议论定了，并不立刻给他官爵，要通过尚书曹下达给经办文书的官吏写成奏章，然后由君王批准才授予官爵。上天虽然减损文王的寿数用来加给武王，仍然必须经过周公请求，才能得到它。人的寿命长短极其精细微妙，不是做一个梦所能得到的。”责难说：“九龄之梦，讲的是文王在梦中给武王九年的寿数，武王就梦见上帝给予他九年寿数，这么说来，上天已经给予他了，武王已经得到它了，何必要再行请求呢？某人将要得官做，事先会梦见得到雀子，以后即使没有人推荐，他还是会得到官爵的。为什么呢？预兆事先出现，其效验一定会实现。古人称年为龄，已经得到九龄，如同人梦见得雀一样。周公凭借武王所做的必然会有效验的梦，对天请求代死，功绩怎么称得上大呢？”

　　又问：“功绩无论大小，德行无论多少，别人必须仰仗依靠他的人，那就是完美的了。假使周公不祈求代替武王去死，武王病死了，周公与成王能导致天下太平吗？”回答说：“据已有的事例，证明用公辅佐成王而天下没有混乱。假使武王不被周公替代，终于生病至死，周公照样能导致太平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责难说：“如果是这样，武王活着没有什么益处，他死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只要有周公的功业也就成了。周朝衰微，诸侯背叛，管仲多次会盟诸侯，纠正天下诸侯的行动。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会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假使没有管仲，不会盟诸侯，边远的夷族狄族交相侵入，中原各诸侯国会被消灭，这就是没有管仲会带来的损害。衡量带来的好处，管仲的功劳，和周公并列。管仲死后，齐桓公不用诸侯的礼节安葬他，与周公相比较，天也应当发怒，却连小雷小雨都没有出现，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由于周公是圣人而管仲不是贤人吗？管仲造反坫，拥有三归，孔子讥讽他，认为他不贤良。拥有反坫、三归是诸侯的礼节，用天子的礼节安葬，是君王的礼制，因为都是臣下，完全不能这样做。圣人的德行与天地一致。孔子是位圣人，讥讽管仲超越了礼的规范，皇天却想让周公违反礼的规定，这不是圣人与天地德行一致的证明。解释《尚书》者的说法，不可以认为是正确的。”

　　因为看到鸟的足迹而知道创造文字，看到飞旋的蓬草而知道制造车子。

　　上天并没有用鸟的足迹来叫仓颉创造文字，用飞旋的蓬草来叫奚仲发明车子。奚仲有感于飞旋的蓬草，而仓颉受启发于鸟的足迹。晋文公返回晋国，命令面目变黑的人撤到队伍后边去，舅犯有感于此事，辞去官位回到家里。晋文公撤面目变黑的人，并不是想去掉舅犯；舅犯感到惭愧，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皮肤变黑了的人。宋国的华臣要削弱自己的宗族，派六个刺客藏于家中，用铍把华吴杀死在宋国合地左师向戍的屋后。左师害怕地说：“我没有什么罪。”事后左师怨恨华臣，华臣时刻防备着他。都城的人驱逐疯狗，疯狗跑进了华臣家的大门。华臣以为左师来攻打自己，就翻墙逃跑了。

　　华臣自己杀了华吴而左师感到害怕，都城的人自己驱逐疯狗而华臣自己却逃走了，成王的畏惧心理，同上述情况一样。心里疑惑于不用天子礼节安葬周公这件事情，遇到雷雨突然到来，就因为恐惧而害怕自己有什么过错了。这场雷雨的到来，上天不一定是在责备成王。雷雨到来，成王恐惧因而责备自己。有所感这是仓颉、奚仲的心理，有所惧这是左师、华臣的心理。抱着怀疑的心理，遇上突然到来的气，认为与自身有关的事物的应验出现了，于是雷雨是天发怒的表想这种想法就形成了。在平静的环境中看到与自身有关的事物得到了应验，还是会因有所感动而畏惧，何况雷雨中发出震动声，成王怎么能不惊恐呢？

　　遇到迅雷烈风，孔子必定会改变常态。依照礼制，君子听到打雷，即使是在半夜，也要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正襟危坐，这样来敬畏阴阳之气激起的雷。圣人君子对于道是问心无愧的，然而还是顺应天的变动，何况成王有用什么礼葬周公的犹豫，听到雷雨的变化，怎么能不震动害怕呢？然而雷雨的到来，大概还是由于天上气的变化引起的；成王畏惧雷雨，大概还是由于感触类似的事物引起的。天本来是无为的，如果天能用雷雨来责怒人类，就能以雷雨杀掉无道的人。自古以来无道的人众多，上天可以用雷雨来杀掉他们，却偏要授命圣人出动大军，损坏兵器，损伤士卒去讨伐他们。上天不愿用一个炸雷去诛杀无道的人，却轻易地出动三军去战胜无道的人，为什么上天如此不怕麻烦呢？

　　有人说：“纣的父亲帝乙，用箭射天又击打大地，当他在黄河、渭水之间行走时，雷电击杀了他。这是上天用雷电来诛杀无道的人。”帝乙的罪恶，与桀、纣相比哪一个更大呢？邹伯奇评论桀、纣的罪恶比不上秦朝，秦朝又比不上王莽，然而桀、纣、秦朝、王莽的灭亡，不是由于雷电诛杀了他们。孔子编写《春秋》，表彰极小的善行，贬斥极细的恶举。表彰善行不夸大他的美德，贬斥恶举也不超过他的过错。用重罚处理小过错，孔子没有这样做过。成王稍有犹豫，天就降下大雷雨。如果成王决定按照臣子之礼安葬周公，上天将会降下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灾变呢？《洪范》中分析解决疑难大事，并没有讲到要用灾变来使人对疑难之事省悟，这是因为人的才智不能什么都通晓，上天不会由于人有了犹豫就对他加以责备。成王心里犹豫不决，上天用大雷雨责备他，大概不是皇天的本意。《书》家的解释，恐怕有失真实吧。

 

 

《卷十八·齐世篇》

 

　　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何则？上世和气纯渥，婚姻以时，人民禀善气而生，生又不伤，骨节坚定，故长大老寿，状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丑恶。此言妄也。

　　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後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则禀以为形体者，何故不同？夫禀气等则怀性均，怀性均，则体同；形体同，则丑好齐；丑好齐，则夭寿适。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时共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礼乐之制，存见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举。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

　　〔人，物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寿至一百岁。生为十岁兒时，所见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岁，临且死时，所见诸物，与年十岁时所见，无以异也。使上世下世，民人无有异，则百岁之间，足以卜筮。六畜长短，五谷大小，昆虫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动，跂行喙息，无有异者，此形不异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气为水火也，使气有异，则古之水清火热，而今水浊火寒乎？

　　人生长六七尺，大三四围，面有五色，寿至於百，万世不异。如以上世人民侗长佼好，坚强老寿，下世反此；则天地初立，始为人时，长可如防风之君，色如宋朝，寿如彭祖乎？从当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长如荚英，色如嫫母，寿如朝生乎？王莽之时，长人生长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颖川张仲师长一丈二寸，张汤八尺有余，其父不满五尺，俱在今世，或长或短。儒者之言，竟〔大〕误也。语称上世使民以宜，伛者抱关，侏儒俳优。如皆侗长佼好，安得伛、侏之人乎？

　　语称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故《易》曰：“上古之时，结绳以治，後世易之以书契。”先结绳，易化之故；後书契，难治之验也。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时，人民文薄，八卦难复因袭，故文王衍为六十四首，极其变，使民不倦。至周之时，人民〔文〕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称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难治，故加密致之罔，设纤微之禁，检〔押〕守持，备具悉极。此言妄也。

　　上世之人，所怀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怀五常也。俱怀五常之道，共禀一气而生，上世何以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