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25

声音言语不相通，思想感情无法表达，怎么能支使吉凶之物呢？吉凶之物也不会被天所指使，它出现的神奇怪异，若是上天指使它的，那么就可以说是上天指使的了。

　　夏朝君王孔甲在首山打猎。下雨了天色阴暗，孔甲进入一位百姓家，这家主人正在生孩子。有人说：“君王到来，这个孩子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也有人说：“不能承受这种福气，这个孩子将来必有祸殃。”孔甲进入老百姓的家里，是偶然遇雨而去躲雨，并不是知道老百姓家将要生孩子，而他家孩子将来必定有凶险，才为此到他家的。既来之后，人们加以预测就会出现吉凶两种不同的说法了。吉凶之物在王朝中出现，或者进入老百姓家，好比孔甲遇雨进入百姓家一样。孔甲不知道他家将要生小孩，而因为这个缘故才到他家的，说凤凰等各种瑞物有预知，是应和吉祥而出现的，这就错了。

 

 

《卷十七·是应篇》

 

　　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硃草、醴泉、翔〔风〕、甘露、景星、嘉禾、脯、蓂荚、屈轶之属；又言山出车，泽出舟，男女异路，市无二价，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颁白不提挈，关梁不闭，道无虏掠，风不鸣条，雨不破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龙、骐驎、凤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瑞应之物，或有或无。夫言凤皇、骐驎之属，大瑞较然，不得增饰；其小瑞征应，恐多非是。夫风气雨露，本当和适。言其〔风〕翔、甘露，风不鸣条、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言男女不相干，市价不相欺，可也；言其异路，无二价，褒之也。太平之时，岂更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异乎？太平之时，无商人则可，如有，必求便利以为业。买物安肯不求贱？卖货安肯不求贵？有求贵贱之心，必有二价之语。此皆有其事，而褒增过其实也。若夫脯、蓂荚、屈轶之属，殆无其物。何以验之？说以实者，太平无有此物。

　　儒者言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形，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臰。夫太平之气虽和，不能使厨生肉，以为寒凉。若能如此，则能使五谷自生，不须人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何不使饭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灶乎？凡生者，欲以风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以风之乎？厨中能自生，则冰室何事而复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须手摇之，然後生风，从手握持，以当疾风，不鼓动，言脯自鼓，可也？须风乃鼓，不风不动。从手风来，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须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论之既虚，则脯之语，五应之类，恐无其实。

　　儒者又言：古者蓂荚夹阶而生，月朔日一荚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荚；於十六日，日一荚落，至月晦，荚尽，来月朔，一荚复生。王者南面视荚生落，则知日数多少，不须烦扰案日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荚以为日数，何不使荚有日名，王者视荚之字则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数，不知日名，犹复案历然後知之，是则王者视日，则更烦扰不省蓂荚之生，安能为福？夫蓂，草之实也，犹豆之有荚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陨零，万物皆枯，儒者敢谓蓂荚达冬独不死乎？如与万物俱生俱死，荚成而以秋末，是则季秋得察荚，春夏冬三时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荚，於十六日荚落，二十一日六荚落，落荚弃殒，不可得数，犹当计未落荚以知日数，是劳心苦意，非善佑也。使荚生於堂上，人君坐户牖间，望察荚生以知日数，匪谓善矣。今云“夹阶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称尧、舜高三尺，儒家以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荚生於阶下，王者欲视其荚，不能从户牖之间见也，须临堂察之，乃知荚数。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於扆坐，傍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且凡数日一二者，欲以纪识事也。古有史官典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数荚？尧候四时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时气，四星至重，犹不躬视，而自察荚以数日也？

　　儒者又言：太平之时，屈轶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状，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圣王则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圣王莫过尧、舜，尧、舜之治，最为平矣。即屈轶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来辄指知之，则舜何难於知佞人，而使皋陶陈知人之术？《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逾贤圣也。狱讼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轶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听讼，三人断狱乎？故夫屈轶之草，或时无有而空言生，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圣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轶能指佞人， ”百官臣子怀奸心者，则各变性易操，为忠正之行矣，犹今府廷画皋陶、<角圭 ><角虎>也。

　　儒者说云：觟<角虎>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曰：夫觟<角虎>则复屈轶之语也。羊本二角，觟<角虎>一角，体损於群，不及众类，何以为奇？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案能与贲，不能神於四足之龟鳖；一角之羊何能圣於两角之禽？

　　狌々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天性能一，不能为二。或时觟< 角虎>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恶受罪者之不厌服，因< 角圭><角虎>触人则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齿无怨言也。 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角虎>能触谓之为神，则狌々之徒皆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如以觟<角虎>谓之巫类，则巫何奇而以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杖钺把旄，号其众曰： “仓兕！仓兕！”仓〔兕〕者，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仓〔兕〕害汝，则复觟<角虎>之类也。河中有此异物，时出浮扬，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缘河有此异物，因以威众。夫< 角圭><角虎>之触罪人，犹仓〔兕〕之覆舟也，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又言太平之时有景星。《尚书中候》曰：“尧时景星见於轸。”夫景星，或时五星也，大者岁星、太白也。彼或时岁星、太白行於轸度，古质不能推步五星，不知岁星、太白何如状，见大星则谓景星矣。《诗》又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亦或时复岁星、太白也。或时昏见於西，或时晨出於东，诗人不知，则名曰启明、长庚矣。然则长庚与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时，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类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复更有日月乎？诗人，俗人也；《中候》之时，质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时，太白经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见之，则亦复名之曰景星。《尔雅》《释四时章》曰：“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气和为景星。”夫如《尔雅》之言，景星乃四时气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儒者所共观察也，而不信从，更谓大星为景星，岂《尔雅》所言景星，与儒者之所说异哉？《尔雅》又言：“甘露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醴泉乃谓甘露也。今儒者说之，谓泉从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说相远，实未可知。案《尔雅》《释水》章：“泉一见一否曰瀸。槛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悬出，悬出，下出也。”是泉出之异，辄有异名。使太平之时，更有醴泉从地中出，当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释四时章》中，言甘露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从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

　　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风起，甘露降。”雨〔霁〕而阴曀者谓之甘雨，非谓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论，甘露必谓其降下时，适润养万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饴蜜者，俱太平之应，非养万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饴蜜者，着於树木，不着五谷。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时，土地滋润流湿，万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尔雅》且近得实。缘《尔雅》之言，验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树木，察所着之树，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异於《尔雅》之所谓甘露。欲验《尔雅》之甘露，以万物丰熟，灾害不生，此则甘露降下之验也。甘露下，是则醴泉矣。

 

50. 译文

 

　　俗儒谈论太平之时的祥瑞，都说那时的瑞气和祥物卓越异常，如朱草、醴泉、祥风、甘露、景星、嘉禾、萐莆、蓂荚、屈轶这类瑞物。又说山里出现神车，水泽出现神马，男女各行其道，集市上没有两种价格，耕田的退让田界，行路的人互相让道，头发花白的老人没有提着东西走路的，关口桥梁不设关卡，路上没有抢劫的现象，风柔和得不让树枝发出声音，雨水不会冲坏土块，五天刮一次风，十天下一次雨，瑞应之物极美，出现了黄龙、麒麟、凤凰。俗儒的谈论，有些称美过分超出了实际。瑞应之物，也许有也许没有。说凤凰、麒麟这类瑞物，因为这些是很明显的大祥瑞，不必夸大修饰，那些小瑞物的征兆，恐怕很多不是事实。

　　风气雨露，本来应当调和适时。说那些柔风祥瑞露水甘甜，柔风不会让树枝出声，雨水不会冲坏土块，是可以的；说它五天一次风，十天一场雨，就夸张了。风雨即使适时而来，也不能完全按五天、十天这样的数字规定。说男女互不相犯，市价不互相欺骗，是可以的；说它男女分道而行，集市没有两种价格，就夸张了。太平之时，难道会另外给男女各修一条路吗？不另外修路，男女在一条路上行走，怎么能够异路呢？太平之时，没有商人则罢，如果有，必然会把赚钱图利作为经商的目的，买东西怎么肯不求买便宜的呢？卖东西怎么肯不卖高价钱呢？有求卖贵买贱的心思，必然就有讨价还价的话语。这都是有过的事实，而俗儒夸大得超过实际了。如萐莆、蓂荚，屈轶这类东西，大概是没有的。用什么来证明呢？可以用实际情况来说明，太平之时并不存在这些东西。

　　俗儒说萐莆生长在厨房中，是说厨房中自己长出了萐莆，薄得像扇子一样，摇动产生风，让食物冷却，使它不腐烂变味。太平之气即使谐和，也不能使厨房里长出萐莆，并用它来让食物冷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就能使五谷自己生长出来，不必要人去栽种它们了。太平之气能够让厨房里自己长出萐莆，为何不让饭自己在甑子中蒸熟，火在灶里自己燃烧起来呢？凡是长出萐莆，是想要用它扇风吹冷食物，为何不让食物自己不腐烂变味呢？何必要长出萐莆来吹冷食物呢？厨房中能自己长出萐莆，那么冰室为什么还要采冰用来冷藏食物呢？

　　人们在夏天拿着扇子，必须用手摇动扇子，然后才能产生风。用手轻轻拿着扇子，迎着大风，扇子也会摇动。那么说萐莆自己会摇动，也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风它才会摇动；没有风，它就不会摇动。既然把手放松要等风来扇子才会摇动，那么这风本身就足以吹凉厨房里的食物了，何必还要萐莆来扇风呢？世上传说燕太子丹使西斜的太阳再回到天空正中，天上下粟雨，乌鸦的黑头变成白头，马头上长出了角，厨房门上雕刻的木象生出肉脚来，评论它既然是虚妄的说法，那么关于萐莆的传说，也就如上述五种感应的传说同属一类，恐怕并没有这种事情。

　　俗儒又说：“古代的蓂荚沿着台阶的两旁生长，每月初一开始，一天长出一片荚来，到十五天就有十五片荚，从十六日起，每天落一片荚，至月底荚全部落完。第二个月的初一，一片荚再长出来。帝王朝南坐着看荚的生长脱落，就知道日子数目的多少，不必费事去查看日历来弄清日期。”上天既能够让荚长出来作为记日数的东西，为什么不让每片荚上有日子名称，帝王看到荚上的字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只是知道日子数，不知道日子的名称，还要再查看日历然后才能知道，这样帝王看日子不就更麻烦而不清楚了，蓂荚的生长，怎么能带来福呢？

　　蓂荚，是草的果实，如豆有豆荚一样。春夏季不结豆荚，豆荚的产生必定是在深秋之时。冬天非常寒冷，霜坠雪落，万物都枯萎了，俗儒能说唯独有蓂荚到冬天不死吗？如果与万物同样生长同样死亡，荚要在深秋才能长成，这样就只能在秋末考察蓂荚，春夏冬三个季节就不能考察了。而且十五天生十五片荚，在第十六天开始落荚，第二十一天落六片荚，落下的荚已散弃消亡了，不可能得到它的数目，还需要计算没有落下的荚才能知道日子的多少。这样劳苦心思，并不是什么有益的天助。

　　假使蓂荚生在殿堂上，君王坐在门窗之间，观察蓂荚的生长情况以此知道日子的多少，这才差不多可以说是有益的了。现在说蓂荚沿着台阶生长，就是长在殿堂之下了。君王的殿堂，墨子说尧、舜的殿堂高出地面三尺，儒家认为这还说得太低了。假使殿堂就是这样吧，高出地面三尺的殿堂，蓂荚长在台阶下，君王想看这些蓂荚，是不能够从门窗之间看到的，必须到堂前才能看见它，才会知道有多少片荚。起身去看殿堂下的蓂荚，这和把日历挂在君王座位附近，君王向旁一看就能见到相比，哪一个更方便些呢？天生祥瑞之物是想以此来使君王快乐，必须起身查看才知道日子多少，这是上天生出麻烦的东西给帝王添累赘啊。

　　况且蓂荚是一种草，君王的殿堂是他早晚要坐的地方，古代的人虽然生活朴实，宫室里面，长草了就要锄掉，怎么能够长出蓂荚来并让人可以从月初到月底都去数它呢？而且凡是计算日数的目的，都是为了用来记事。古代有史官主管历法负责记日，君王为什么要亲自去数荚片呢？尧要测定四季的中分之日，就授命曦、和他们四人观测四座星宿据以测定四时和节气。观察四星的出现事关重大，君王尚且不亲自去观察，反倒会亲自去察看荚片来计算日子吗？

　　俗儒又说：“太平之时，屈轶生长在殿堂的台阶下，形状像草一样，主要指明谁是佞人。佞人进入朝廷，屈轶就在殿堂的台阶下把他指出来，圣王就知道佞人在什么地方了。”上天能够有意识地生长这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不让圣王天生就能识别佞人，或者使佞人根本不能出生，一定要再另外生出一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为什么上天这样不怕麻烦呢？

　　圣王中没有谁能超过尧和舜，尧舜治理之时，天下最为太平。如果屈轶已经自己长在殿堂的台阶下，佞人来了，就指出来让人知道他，那么舜对于识别佞人又有什么困难，而要让皋陶陈述识别好人坏人的方法呢？经书上说：“能理解人就显得明智，连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人都含有五常之气，语言气息互相沟通，尚且还不能互相了解。屈轶，不过是一种草，怎么能够了解谁是佞人呢？如果俗儒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太平之时，草木的智慧就超过圣贤了。

　　打官司总有对有错，就人的情理来说也有理亏与理直，为什么上天不让屈轶直接指出那个有错而理亏的人，而一定要费尽心思去听取双方的申诉，判决以后还要等三天才定罪呢？所以屈轶这种草，或许根本没有而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或许真有这种草而捏造说它能指出佞人。假定这种草能指人，也可能是这种草生来见了人就会动。古人思想单纯，看见能动的草，就说它能指人，能指人，就说它能指出佞人。司南之杓，把它放在地上，它的柄能指向南方。鱼肉腐烂后生的小虫，落在地上后往北爬，这是虫的本性如此。现在草能指人，也是天性如此。圣人因为草能指人，就宣扬说：“殿堂阶下有屈轶，能够指出佞人。”百官臣子中有怀奸诈之心的人，就各自改变品性和操行，变为忠诚正直的品行。好比现在衙门里画着皋陶和觟……来威吓罪人一样。

　　俗儒说道：“觟……是一只角的羊，天生就能识别有罪的人。皋陶审理案件，对那些怀疑有罪而难以肯定的人，就让羊去触他，如有罪羊就抵触，无罪羊就不抵触。这大概是天有意生下来的独角怪兽，帮助法官检验疑案，所以皋陶很敬重羊，时刻都要侍奉它。这就是神妙奇特的瑞应一类的东西。”

　　王充说：有关觟……的说法仍旧是重复有关屈轶的说法。羊本来有两只角，觟……有一只角，形体上与一般的羊有所残缺，还不及同类，有什么神奇呢？三只足的鳖叫“能”，三只足的龟叫“贲”。考察能与贲并不比四只足的龟和鳖神奇，一只角的羊怎么会比两只角的更神圣呢？猩猩能知过去的事，喜鹊能知未来的事，鹦鹉能学人言，这些禽兽天生各有一种本领，不能再有第二种本领。

　　也许觟……的天性只能触人，不一定能知道谁是罪人，皋陶想把事情神化来帮助他处理政务，又讨厌判刑的人不心服，就借助觟……用角触人来判人的罪，意思是让人畏惧它而不犯法，判了刑的人终生不会有怨恨的话。动物的天性各自有所知道的东西，如果认为觟……能触人就说它神奇，那么猩猩之类都应该神奇了。巫师能知道吉凶，是替人预测祸福的，没有人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把觟……也说成是巫的一类，那么巫有什么神奇之处值得赞美呢？这都是人们想把事情神化以便施行教化。

　　师尚父任周代的司马，率领军队讨伐纣王，到达孟津渡口上，执钺握旗，号令他的部下说：“河中有仓兕！”仓兕是水中的一种怪兽，善于弄翻人乘坐的船。师尚父要借助神力来鼓动将士，想叫他们尽快渡河，说不快渡河，仓兕要祸害你们，这也是重复关于觟……一类的说法。河中有这种奇异的动物，有时浮出水面扬起身子，身上有九个头，人们又害怕又厌恨它，其实它不一定会弄翻人坐的船。尚父因为河中有这种奇异的动物，就借它来威慑众将士。觟……能触有罪的人，如同仓兕能弄翻船一样，大概徒有虚名，并没有什么实际效验。人们畏惧怪奇之物，所以就凭空把它夸大。

　　俗儒又说太平之时有景星出现。《尚书中候》上说：“尧的时候曾经有景星出现于轸宿所在的位置。”景星，或许就是五星。其中最大的就是木星和金星。或许那个时候正是岁星、太白星运行到了轸宿所在的位置上，古人头脑单纯不能推算出五星运行的度数，也不知道岁星和太白星是什么样子，出现大而亮的星就说是景星了。《诗经》上又说：“东边有启明星，西边有长庚星。”或许也是再次出现的岁星和太白星。或是黄昏时出现在西边，或是清晨出现在东边，诗人不明白，就叫做启明星、长庚星了。

　　然而长庚星与景星相同，都在五星之中。太平之时，日月分外明亮。五星，与日月同属一类。如果太平之时会另外出现景星，可以再另外出现日月吗？诗人，只是平常的人；《尚书中候》所记的时代，是质朴的时代，都不明白星的运行。王莽的时候，太白星横贯天空，明亮得如同半弦月，假如不明白星的运行的人看见它，就又再会称它做景星。

　　《尔雅·释四时章》上说：“春天万物开始生长，夏天万物兴盛，秋天收获农作物，冬天万物安定宁静。四季之气调和就称为景星。”按照《尔雅》上的说法，景星是四季之气调和的名称，恐怕不是指依附在天空的大星。《尔雅》这本书，是用来训诂五经的，是儒者共同钻研的书，反而不信服它，另外称大星为景星，难道《尔雅》上说的景星与儒者说的景星不同吗！

　　《尔雅》上又说：“甘露及时降下，万物因此得到好处，就叫做醴泉。”醴泉说的是甘露。现在俗儒的说法，称泉水从地中出来，它的味道甜得像甜酒一样，因此叫做醴泉。两种解释相差甚远，确实不容易弄明白。考察《尔雅·释水章》：“泉水一会儿出现一会又没有了叫‘瀸’。喷泉水直喷出来。正出，就是喷涌出来的意思。沃泉水从上往下流出。悬出，就是从上面流出的意思。”这类泉水流出的情况不同，就有不同的名称。如果太平之时，另外有醴泉从地中流出来，应当在这一章中说到它，为什么反而记载在《释四时》这一章中，说甘露是醴泉呢？如果这样，俗儒说醴泉从地中流出，又说甘露的味道很甜，就不可信了。

　　俗儒说：“道德达于上天，能感动上天使日月分外明亮，星辰不偏离运行的轨道，祥风吹来，甘雨普降。”雨停后天阴刮小风这种雨有利于农事就叫做甘雨，并不是说雨水的味道是甜的。据此推论，甘露必然是说它降下的时候，恰好滋润养育了万物，不一定露的味道是甜的。也有露水甜得像蜜糖一样，这都是圣王太平之时应和出现的祥瑞，并不是《尔雅》上说的那种滋养万物的甘露。用什么来证明呢？考察一下像蜜糖一样甜的露水，都是附在树木上，而不附在谷物上就可以证明了。那些味道不甜的露水，它们降下时，土地全都滋润，万物沾蒙恩泽，普遍受惠。

　　据此说来，《尔雅》上的解释比较接近实际。根据《尔雅》上的解释，对实物进行验证，考察味道甘甜的露水降下附着在树木上，察看甘露附着过的树木，并不比不附着甘露的树木更茂盛。然而儒者现在所说的甘露大概不同于《尔雅》上所说的甘露。要想验证是不是《尔雅》上所说的甘露，用农作物饱满成熟，灾害没有发生作为标准，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甘露下降的证明。甘露降下来，这也就是醴泉了。

 

 

《卷十七·治期篇》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古今论者，莫谓不然。何则？见尧、舜贤圣致太平，桀、纣无道致乱得诛。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吏百石以〔下〕，若〔斗〕食以〔上〕，居位治民，为政布教，教行与止，民治与乱，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洁，居位职废；或智浅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据有功而加赏，案无功而施罚。是考命而长禄，非实才而厚能也。论者因考功之法，据效而定贤，则谓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也。故危乱之变至，论者以责人君，归罪於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责，愁神苦思，撼动形体，而危乱之变，终不减除。空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虚受之责，世论传称，使之然也。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药气之愈病，犹教导之安民也，皆有命时，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

　　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於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贤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其福佑非德所为也。

　　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孙皆为孝善。子孙孝善，是家兴也；百姓平安，是国昌也。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此善恶之实，未言苦乐之效也。家安人乐，富饶财用足也。案富饶者命厚所致，非贤惠所获也。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世称五帝之时，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时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时政致。何以审之？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禀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於有余，争起於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於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谓为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照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以变见而明祸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於面部。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寿讫也。国之乱亡，与此同验。有变见於天地，犹人温病而死，色见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灾，犹人遇气而病也。灾祸不除，至於国亡，犹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论者谓变征政治，贤人温病色凶，可谓操行所生乎？谓水旱者无道所致，贤者遭病，可谓无状所得乎？谓亡者为恶极，贤者身死，可谓罪重乎？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然则国之乱亡，不在政之是非。恶人完强而老寿，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岁害鸟帑，周、楚有祸；綝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皆灾。当此之时，六国政教未必失误也。历阳之都，一夕沈而为湖，当时历阳长吏未必诳妄也。成败系於天，吉凶制於时。人事未为，天气已见，非时而何？五谷生地，一丰一耗；谷粜在市，一贵一贱。丰者未必贱，耗者未必贵。丰耗有岁，贵贱有时。时当贵，丰谷价增；时当贱，耗谷直减。夫谷之贵贱不在丰耗，犹国之治乱不在善恶。

　　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佑并至，世则谓之贤君所致。无道之君，偶生於当乱之时，世扰俗乱，灾害不绝，遂以破国亡身灭嗣，世皆谓之为恶所致。若此，明於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也。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长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无所改更。然而盗贼或多或寡，灾害或无或有，夫何故哉？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安危存亡，可得论也。

 

50. 译文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表现在尧、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桀、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凡“百石”以下和“斗食”以上的各级官吏，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办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与动乱，都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贤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

　　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百姓动乱国家危险，是君王无道造成的。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操劳，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如果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药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据此说来，教化行不行得通，国家的安定危乱，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国家的危险灾害，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诗经》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诗经》上说：“周朝留下的众民，没有一人不受罪。”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谁也超不过尧和汤，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汤却遭受大旱之灾。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子孙是孝善的人，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家庭平安老少欢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

　　考察富饶的人，是因为他的“命厚”而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命禄”厚重，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历数”吉利所决定的。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也许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这样，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不是由于盗贼众多，到处发生战争，老百姓抛弃了礼义，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像这类事情，是由于粮食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

　　传上说：“谷仓米库充足，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衣服食物富足，老百姓就会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富余，争斗起因于不足。谷物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礼仪盛多讲究礼义，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因此，荒年的春天，不拿东西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邀请四邻共同享受。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而在于年岁的丰歉。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物的充足。

　　考察谷物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庄稼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灾害出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出现。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大旱，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汤道德高尚，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根据尧、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根据灾变的出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五帝时代出现的太平社会，不是由于道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色在面部出现。生这种病，是遇到邪气了。这种病治不好，会引起死亡，寿命就会终结。国家的混乱危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天地间有灾变出现，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病态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出现水旱灾害，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灾祸不消除，就会引起国家灭亡；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

　　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贤人患了温病气色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所产生出来的吗？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贤人死了，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深重吗？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恶人有身强力壮而长寿的。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恶人身强力壮而长寿，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由此说来，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福瑞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上出现的变化，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食、月食现象，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食，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食。日食、月食的发生，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在于政治的好坏。千百次灾变，都是同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周、楚两国将有灾祸；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正当这个时候，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历阳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

　　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人还没有具体行动，天上的征兆已经出现，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价格有时高有时低。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头谷物不一定价钱高。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头，价高价低有一定的时数。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丰收的谷物价值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的谷物价值大减。谷物的价格高低，不在于丰收歉收，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

　　贤君登位，刚巧遇到社会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祥瑞福祐，一齐到来，世人就认为这是贤君所带来的。无道的君王，刚巧生逢社会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灾害接连不断，竟至于国破身亡子孙后代断绝，世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遭祸受福不在于为善或为恶，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遭祸还是受福。地方官上任，没有什么作为，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没有什么更改变动，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灾害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或者他的命贱享受不了当官的福份，就该当因为社会危乱而受到降职罢免。用现在的地方官的情况，去比照古代的国君，国家的安危存亡，产生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卷十八·自然篇》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说以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此谓天为人作农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义疑，未可从也。试依道家论之。

　　天者，普施气万物之中，谷愈饥而丝麻救寒，故人食谷衣丝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以若说论之，厌於人心矣。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

　　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於内，发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於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无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

　　或曰：“凡动行之类，皆本有为。有欲故动，动则有为。今天动行与人相似，安得无为？”曰：天之动行也，施气也，体动气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动气也，体动气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气也，非欲以生子，气施而子自生矣。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老聃得以寿矣。老聃禀之於天，使天无此气，老聃安所禀受此性！师无其说而弟子独言者，未之有也。或复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为君乃易乎？” 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难；已得仲父，何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复与知。皇天以至优之德，与王政〔随〕而谴告〔之〕，则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过上帝也。

　　或曰：“桓公知管仲贤，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将谴告之矣。使天遭尧、舜，必无谴告之变。”曰：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复与知。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曹参为汉相，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其子谏之，笞之二百。当时天下无扰乱之变。淮阳铸伪钱，吏不能禁，汲黯为太守，不坏一炉，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阳政清。夫曹参为相若不为相，汲黯为太守若郡无人。然而汉朝无事，淮阳刑错者，参德优而黯威重也。计天之威德，孰与曹参、汲黯？而谓天与王政随而谴告之，是谓天德不若曹参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卫，子贡使人问之：“何以治卫？”对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

　　或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不画不就，不为不成。天地出之，有为之验也。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复为有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笔黑而为图书乎？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晋唐叔虞、鲁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三者在母之时，文字成矣，而谓天为文字，在母之时，天使神持锥笔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难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是以太史公纪黄石事，疑而不能实也。赵简子梦上天，见一男子在帝之侧，後出，见人当道，则前所梦见在帝侧者也。论之以为赵国且昌之状也。黄石授书，亦汉且兴之象也。妖气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为之也。

　　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字，复为华叶乎？宋人或刻木为楮叶者，三年乃成。〔列〕子曰：“使〔天〕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列〕子之言，万物之叶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能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为乎？鸟兽未能尽实。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母怀子气，十月而生，鼻、口、耳、目、发肤、毛理、血脉、脂腴、骨节、爪齿，自然成腹中乎？母为之也？偶人千万，不名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李〕夫人，〔李〕夫人死，思见其形。道士以方术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宫门，武帝大惊，立而迎之，忽不复见。盖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伪，故一见恍忽，消散灭亡。有为之化，其不可久行，犹〔李〕夫人形不可久见也。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

　　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大〕，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败之道也。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

　　问曰：“人生於天地，天地无为。人禀天性者，亦当无为，而有为，何也？” 曰：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禀气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类圣贤，故有为也。天地为炉，造化为工，禀气不一，安能皆贤？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於为而物自化，无意於生而物自成。

　　《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谓〔虞〕舜也。〔虞〕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虞〕舜承尧之安，尧则天而行，不作功邀名，无为之化自成，故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年五十者击壤於涂，不能知尧之德，盖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故知无为也。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汲井决陂，灌溉园田，物亦生长，霈然而雨，物之茎叶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泽，孰与汲井决陂哉！故无为之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为也，气和而雨自集。

　　儒家说夫妇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妇法天地，不知推夫妇之道，以论天地之性，可谓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气烝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当其生也，天不须复与也，由子在母怀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与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训之义。天道无为，听恣其性，故放鱼於川，纵兽於山，从其性命之欲也。不驱鱼令上陵，不逐兽令入渊者，何哉？拂诡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鱼兽之类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鲜，与天地同操也。商鞅变秦法，欲为殊异之功，不听赵良之议，以取车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当其上，上安其下，纯蒙无为，何复谴告？故曰： “政之适也，君臣相忘於治，鱼相忘於水，兽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 ”孔子谓颜渊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饮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宾主颦蹙。夫相谴告，道薄之验也。谓天谴告，曾谓天德不若淳酒乎？

　　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相讥以礼，故相谴告。三皇之时，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为马，乍自以为牛，纯德行而民瞳矇，晓惠之心未形生也。当时亦无灾异，如有灾异，不名曰谴告。何则？时人愚蠢，不知相绳责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况之也。诰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德弥薄者信弥衰。心险而行诐，则犯约而负教；教约不行，则相谴告；谴告不改，举兵相灭。由此言之，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而谓之上天为之，斯盖所以疑也。

　　且凡言谴告者，以人道验之也。人道，君谴告臣，上天谴告君也，谓灾异为谴告。夫人道，臣亦有谏君，以灾异为谴告，而王者亦当时有谏上天之义，其效何在？苟谓天德优，人不能谏，优德亦宜玄默，不当谴告。万石君子有过，不言，对案不食，至优之验也。夫人之优者，犹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谓之谴告乎？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气自为之。夫天地之间，犹人背腹之中也。谓天为灾变，凡诸怪异之类，无小大薄厚，皆天所为乎？牛生马，桃生李，如论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为马，把李实提桃间乎？牢曰：“子云：‘吾不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