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22

霍光家族败亡的征兆。也许是当时杞国的城墙刚好要倒塌，而杞梁之妻又恰好在城下痛哭，正如燕国天气正好变冷，而邹衍偶然对天呼号一样。两件事同属一类，发生的时间又恰巧相连，听到的人，有的因此也就相信两者真有因果关系了。再说城老了，墙就朽坏，也有自动倒塌的。一位妇人的痛哭，就能倒掉五丈城墙，如此说来，一个指头就能摧毁三仞高的柱子了。春秋时期，山峰多有变化。山和城是同一类事物。痛哭能使城墙倒塌，又能够哭垮山吗？你相信了晋景公穿着孝服去向河而哭，被堵塞的河水就流通了的说法，那么相信杞梁妻痛哭能使城墙倒塌，本来也就是应该的了。考察杞梁是随军出征战死的，没有活着回来。他的妻子迎接灵柩，齐庄公在路上吊唁，杞梁妻不接受这种吊唁，棺材运回家中，齐庄公到她家里去吊唁，并没有讲到杞梁妻在城下痛哭的事情。本来是随军出征战死，随军战死并不在城中，杞梁妻向城痛哭，哭的不是地方。如此说来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倒塌的事情，又是荒诞无稽的说法了。

　　以此类推，荆轲谋刺秦王，出现白虹贯穿太阳的现象，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战后的策略，出现金星侵犯昴宿的现象，也是荒诞的说法。豫让谋杀赵襄子，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桥头心动觉察。贯高预谋杀害刘邦，暗藏人在夹墙中，刘邦到达伯人县，也心动觉察。两人预谋刺杀两位君主，两位君主都心动觉察。据实而论此事，尚且说不是两人的精神所能触动的。何况荆轲想刺杀秦王，连秦王的心也没有被触动，怎么能使白虹贯日呢？如此说来，白虹贯日是由于天象变化而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荆轲的精气化为白虹穿过了太阳。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大地将要发生震动的征兆。大地将要震动，钩星就相应地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作为预兆。金星侵犯昴宿，好比钩星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说卫光生对长平之战后的建议，使金星侵犯昴宿，可疑得很。岁星侵入“朱雀”的尾部，周国和楚国很憎恶这种天象。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灾害。考察当时的周国和楚国，没有什么过错，而宋、卫、陈、郑四国也没有恶迹。然而岁星首先侵入“朱雀”尾部，灾气在天空垂现，在此之后，周国、楚国才有灾祸，宋、卫、陈、郑四国同时都遭了灾祸。岁星使周、楚二国遭祸，天气使宋、卫、陈、郑四国受灾，怎么知道不是“白虹贯日”导致荆轲杀秦王，不是“太白食昴”引起卫先生在长平出谋画策呢？

 

 

《卷十五·招致篇》

 

已佚

 

 

《卷十五·明雩篇》

 

　　变复之家，以久雨为湛，久旸为旱。旱应亢阳，湛应沈溺。或难曰：夫一岁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风。雨颇留，湛之兆也。旸颇久，旱之渐也。湛之时，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时，未必亢阳也。人君为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早，时气也。范蠡计然曰：“太岁在〔於〕水，毁；金，穰；木，饥；火，旱。” 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岁直其运，气当其世，变复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过自改。旸久自雨，雨久自旸，变复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术。试使人君恬居安处不求己过，天犹自雨，雨犹自旸。旸济雨济之时，人君无事，变复之家，犹名其术。是则阴阳之气，以人为主，不〔统〕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此变复也。《诗》云：“月离於毕，比滂沲矣。”《书》曰：“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然则风雨随月所离从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则湛，出南则旱。或言出北则旱，南则湛。案月为天下占，房为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独为鲁也。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有顷，天果大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昨暮月离於毕。”後日，月复离毕。孔子出，子路请赍雨具，孔子不听，出果无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月离其阴，故雨。昨暮，月离其阳，故不雨。”夫如是，鲁雨自以月离，岂以政哉？如审以政令月，离於毕为雨占，天下共之。鲁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国之时，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赏罚异时，必以雨为应政令月，离六七毕星，然後足也。

　　鲁缪公之时，岁旱。缪公问县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县子不听。“欲徙市，奚如？”对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公薨，巷市五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县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诗》、书之文，月离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节度，肯为徙市故，离毕之阴乎？夫月毕，天下占。徙鲁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过毕星，离阳则旸。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离毕〔阴〕，其时徙市而得雨乎。夫如县子言，未可用也。

　　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义，设虚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诸侯雩礼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诸侯及今长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云雨者气也，云雨之气，何用歆享？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国邑。然则大雩所祭，岂祭山乎？假令审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异川而居，相高分寸，不决不流，不凿不合。诚令人君祷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见在之水，相差无几，人君请之，终不耐行。况雨无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

　　夫雨水在天地之间也，犹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赍酒食，请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终不为之陨涕。夫泣不可请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门子悲哭，孟尝君为之流涕。苏秦、张仪悲说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傥可为雍门之声，出苏、张之说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远，音气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当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离毕之阴，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毕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之时，鲁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旷然自旸。夫如是，天之旸雨，自有时也。一岁之中，旸雨连属。当其雨也，谁求之者？当其旸也，谁止之者？

　　人君听请，以安民施恩，必非贤也。天至贤矣，时未当雨，伪请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听请之类也。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或未当雨，而贤君求之而不得；或适当自雨，恶君求之，遭遇其时。是使贤君受空责，而恶君蒙虚名也。世称圣人纯而贤者驳，纯则行操无非，无非则政治无失。然而世之圣君，莫有如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审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从请求，安耐复之？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於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

　　夫灾变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灾，有无妄之变。政治之灾，须耐求之，求之虽不耐得，而惠愍恻隐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亲，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药。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无益，然终不肯安坐待绝，犹卜筮求崇、召医和药者，恻痛殷勤，冀有验也。既死气绝，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复，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无妄之灾，百民不知，必归於主。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问：“政治之灾，无妄之变，何以别之？”曰：德酆政得，灾犹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变应来者，政治也。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以复其亏；无妄则内守旧政，外修雩礼，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厉世时至，当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验之？周公为成王陈《立政》之言曰：“时则物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维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谓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赈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话一言，政事无非，毋敢变易。然则非常之变，无妄之气间而至也。水气间尧，旱气间汤。周宣以贤，遭遇久旱。建初孟〔年〕，北州连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贱。圣主宽明於上，百官共职於下，太平之明时也。政无细非，旱犹有，气间之也。圣主知之，不改政行，转谷赈赡，损酆济耗。斯见之审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鲁文公间岁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贬食省用，务啬劝分。 ”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备，不改政治。变复之家，见变辄归於政，不揆政之无非，见异惧惑，变易操行，以不宜改而变，只取灾焉！

　　何以言必当雩也？曰：《春秋》大雩，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无讥之文，当雩明矣。曾晰对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曰：“吾与点也！”鲁设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

　　《春秋》《左氏传》曰：“启蛰而雩。”又曰：“龙见而雩。启蛰、龙见。” 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谷雨，秋祈谷实。当今灵星，秋之雩也。春雩废，秋雩在。故灵星之祀，岁雩祭也。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使雩失正，点欲为之，孔子宜非，不当与也。樊迟从游，感雩而问，刺鲁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夫雩，古而有之。故《礼》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礼，故孔子不讥，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礼也。雩祭得礼，则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礼也。得礼无非，当雩一也。礼祭〔地〕社，报生万物之功。土地广远，难得辨祭，故立社为位，主心事之。为水旱者，阴阳之气也，满六合难得尽祀，故修坛设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义，复灾变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阴阳精气，傥如生人能饮食乎？故共馨香，奉进旨嘉，区区惓惓，冀见答享。推祭社言之，当雩二也。岁气调和，灾害不生，尚犹而雩。今有灵星，古昔之礼也。况岁气有变，水旱不时，人君之惧，必痛甚矣。虽有灵星之祀，犹复雩，恐前不备，肜绎之义也。冀复灾变之亏，获酆穰之报，三也。礼之心悃，乐之意欢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欢忻以钟鼓验意。雩祭请祈，人君精诚也。精诚在内，无以效外。故雩祀尽己惶惧，关纳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钟鼓之义，四也。臣得罪於君，子获过於父，比自改更，且当谢罪。惶惧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获过之类也。默改政治，潜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释。故必雩祭，惶惧之义，五也。汉立博士之官，师弟子相呵难，欲极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难，不得从说；不发苦诘，不闻甘对。导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厉，欲求銛也。推《春秋》之义，求雩祭之说，实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殁，仲舒已死，世之论者，孰当复问？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党，为能说之。

 

50. 译文

 

　　专门祈祷消除变异的人认为，雨下久了就成涝灾，天晴久了就成旱灾。

　　旱灾是上天对君主骄横的谴告，涝灾是上天对君主迷恋酒色的谴告。有人诘难说：“一年之中，或十天下一次雨，或五天刮一次风。雨稍微下久一点，就是涝灾的预兆；天晴久一点，就是旱灾的苗头。发生涝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迷恋于酒色；发生旱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骄横。君主施政，前后一致，然而无论涝灾旱灾，都是因为碰上了当时的灾害之气。”《范蠡·计然》上说：“太岁运行到北方，庄稼被毁坏；运行到西方，五谷丰登；运行到东方，发生饥荒；运行到南方，发生旱灾。”这样说来，水旱灾害饥荒丰收是和太岁运转相关联的。太岁恰好运行到某一方位，灾害之气正好在世上出现，变复之家就针对这种情况编造出一套说法。君主采用他们的说法，找出自己的过错加以改正。晴久了自然会下雨，雨下久了自然会天晴，变复之家于是就把晴雨的变化说成是他们的功劳，君主认为正确，于是就相信了他们的占术。假如让君主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不寻求自己过错，上天仍然会下雨，雨后仍然会天晴。晴止雨止之时，君主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变复之家，仍然要自吹他们的占术。这样说来，阴阳之气的变化是以人决定的，而不是统属于天的了。人不能用道德行为感动天，天也不会随从人的道德行为来谴告人。

　　《春秋》记载鲁国举行雩祭，是天旱祈求下雨的祭祀。天旱了好长时间不下雨，祷告祭祀求天福佑，就像人生了疾病，祭祀神灵解除灾祸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变复之道。《诗经》上说：“月亮靠近毕宿，马上就有滂沱大雨。”《尚书》上说：“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就会多风多雨。”如此说来，风和雨是随着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而来的了。房星以四颗星为标志构成三条通道，日月的运行，出入于此三道之间。出于北道就有雨，出于南道就有旱。或者说出于北道就有旱，出于南道就有雨，按照月亮靠近箕宿或毕宿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来预测风雨，月亮运行经过房宿北道或南道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作观测涝旱的事实，月亮经过房宿的南道或北道不光是为了鲁国啊。孔子外出，让子路携带雨具，一会儿，天果然下了大雨。子路问这又是什么缘故，孔子说：“因为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后来有一天，月亮又靠近毕宿。孔子外出，子路请求带雨具，孔子不听从，出去果然没有下雨。子路问这是什么缘故，孔子说：“那天，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所以下雨；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的南面，所以不下雨。”这样看来，鲁国下雨本来是因为月亮靠近了毕宿，哪里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呢？如果确实是由于政令的缘故，那么月亮靠近毕宿预示天要下雨，这是天下所共同的。鲁国下雨，天下也都应该下雨。战国时期，各国政冶不同，君主施政，赏罚不在一个时间，一定要把下雨说成是上天应和六国的政令，那么上天就要使月亮靠近毕宿六七次，然后才能满足这种情况。

　　鲁穆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大旱。穆公问县子：“天旱不下雨，我打算晒巫求雨，怎么样？”县子不赞成他的做法。穆公又说：“我打算迁移集市，怎么样？”县子回答说：“天子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七天；诸侯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五天。为了天旱而迁移集市，不也是可以的吗？”考察县子的这种说法，是为迁移集市而求雨。考察《诗经》、《尚书》上的记载，月亮靠近毕宿就会下雨。日月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能因为迁移集市的缘故，靠近毕宿的北面而使天下雨吗？月亮靠近毕宿天下人用来预测涝旱，迁移鲁国的集市，怎么能改变月亮运行的轨道呢？月亮在天空运行，三十日一个周天。一个月之中，有一次经过毕宿，靠近毕宿的南边就天晴。假使以迁移集市的行为去感动天，能使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那么在月亮已经靠近毕宿南面的时候迁移集市，能够让月亮再靠近毕宿的北面而求得下雨吗？像县子的这种说法，是不可采用的。

　　董仲舒向天求雨，是为了发挥《春秋》的大义，所以设立土坛进行祭祀。死去的父亲不享用庶子所供的祭品，上天也不享用各诸侯国的祭品。诸侯各国雩礼所祭祀的，不知道是什么神灵。如果说是祭祀天神，只有天子的祭品天神才肯享用。诸侯各国以及现在的地方长官的祭品，天神是不享用的。天神不享用他们的祭供，他们怎么能得到天神的恩惠呢？如果说是祭祀云雨之气的话，云雨之气用什么来享用祭品呢？云雨之气沿着石缝蒸发出来，紧密地接合在一起，不到一早上的时间，普天下都下了雨，这是泰山上的云雨之气。泰山的云雨之气形成的雨，能够遍及天下；小山形成的雨，只局限于一个地区。如此说来，大雩礼所祭祀的，岂不是祭泰山吗？假使真的如此，也还是得不到雨的。用什么来检验呢？水聚集在不同的河道里，高低相差在分寸之间，不挖开堤岸，水不会流出来，不开通河道，两条河的水就不会汇合在一起。如果让君主在河水旁边祷告祭祀，能使相差分寸的水流汇合吗？呈现在眼前的河水，高低相差不多，君主祈求它，终究不能流出。何况雨在降落之前无形无踪，深藏在高山上，君主举行雩祭，怎么能够求得它呢？

　　雨水在天地之间，好比眼泪在人体中一样。有人把酒食送到一个仁慈的人面前并提出请求，请求他哭出泪来，那位仁慈的人终究不会为他的请求而流泪的。眼泪不可以因请求而流出，雨怎么又可以因请求而得到呢？雍门子悲痛地哭泣，孟尝君被感动得也哭了起来。苏秦、张仪在深谷中悲哀地诉说，鬼谷先生眼泪流下沾湿了衣襟。有人如果能发出雍门子那样的哭声，说出苏秦、张仪那样的话来，也许因此就能感动上天了吧？再说天的耳目又高又远，声音气息与人不相通。杞梁的妻子已经又悲哀地痛哭，天不下雨城墙反而倒塌，如果是这样，究竟应当用什么才能招来下雨呢？鼓吹雩祭的人，以什么办法来感动上天呢？考察月亮出入于房宿北道，靠近毕宿的北面，很少有不下雨的。因此说来，北道是毕宿所在的位置。北道毕宿肯因为雩祭的缘故而下雨吗？孔子外出，让子路带雨具的时候。鲁国未必举行雩祭。没有举行雩祭，雨自己仍然下得很大；没有祈求，天自己仍然很晴朗。如果是这样，天的晴雨，自有一定的时候。一年之中，晴天雨天交替出现。当天下雨的时候，是谁求它下的呢？当天晴朗的时候，是谁禁止它不下雨的呢？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举行雩祭来安抚人民施以恩惠，必定不是贤良的君主。天是极为贤良的了，这时不应当下雨，人为地请求它下雨，因此就随便下起雨来，好比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是同样的。鼓吹变复之道的人，不用类推的办法去验证它，凭空吹嘘法术，迷惑君主。或者这时不应当下雨，而贤良的君主祈求也不会下雨；或恰好上天正要下雨，凶恶的君主祈求它，正好碰上这个时候，这就使得贤良的君主受到枉然的责备，而凶恶的君主则获得虚假的名声。

　　世人都声称圣人纯正而贤者不纯正。纯正则行为品德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则政治就不会失误。然而世间上的圣明君主，没有一个比得上唐尧和成汤的。唐尧执政时国家遭受洪水，成汤执政时国家遭受大旱。如果说是由于政治所带来的，那么唐尧、成汤都是凶恶的君主了；如果不是政治带来的，那就是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运行的阴阳之气出现有一定的时机，怎么可以由于祭祀祷告而出现呢？世上论说此事的人，仍然说唐尧、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洪水和大旱出现，是时节问题。那些小的旱涝灾害，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旱涝灾害的呢？确实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导致了灾害，不去修正政治上造成的失误，而只是举行祭祀祷告，怎么能消除灾害而恢复常态呢？世人确实认为唐尧、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是由于上天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并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导致的。天上运行的阴阳之气时机适当就自己形成，即使举行雩礼祭祀祷告，终究毫无补益。世人又说成汤遭大旱时，他曾经找出自己的六种过错在桑林祈祷，当时立即就获得了雨。如果说旱涝是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的，那么祈祷于桑林的说法就得排除；肯定祈祷于桑林的说法，那么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旱涝的看法就得取消。世上论说这件事的人，究竟应当遵循哪一种说法呢？而救水旱灾害的办法，到底应当采用哪一种呢？

　　灾变大致有两种，有由于政治导致的灾害，有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政治导致的灾害，应该进行祈祷。祈祷即使不能得到天的保佑，然而表示了君主对百姓的一种仁慈怜悯的恩典，不由得不那样做的意思。慈父对于儿子，孝子对于双亲，知道有病必然祭祀神灵保佑，知道疾痛必然配药医治。即使知道是根本无法可治的病，治疗也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终究不肯让病人安坐家中等待死亡，还是要占卜求问是什么鬼神在作怪，请来医生配药，忧伤悲痛情意恳切，希望医治能有效果。亲人已经死亡气绝，无可奈何，还要爬上屋脊，摇动衣服招魂，悲哀悔恨思念不已，希望死者复活过来。雩祭者的用心，如同慈父孝子的用意一样。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老百姓不知道，必然怪罪于君主，执政的君主为了安抚民心，所以也心须举行雩祭。

　　问：“政治失误引起的灾祸和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用什么来区别它们呢？”答：君主德行纯厚政治得当，灾害仍然出现，就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君主德行衰微政治失误，灾害应和这种状况出现，就是政治引起的灾害。如果是政治引起的灾害，那就在外举行雩祭而在内修改政治，用这种办法来挽回它造成的亏损；如果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那就在内坚持原有的政治，在外举行雩礼，用这种办法来安抚民心。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历代不时出现，应当坚持本身一贯的做法，不应该改变政治。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周公为周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有时灾祸会干扰政事，即使在一句话一个字上，我都没有错误，只是用有才德的人，治理好我承天命所得的百姓。”周公在用人理政方面，可算是很得体的了。知道异常的灾祸，不对百姓进行救济就不会消除。因此告诫周成王从一句话一个字开始，政事上没有过失，就不要轻易改变。然而异常的灾祸，由于意料不到的阴阳之气的干扰而出现。造成水灾的阴阳之气干扰唐尧，造成旱灾的阴阳之气干扰成汤。周宣王作为一位贤君，却遭遇长时间的旱灾。汉章帝建初元年，北面三州接连大旱，耕牛死亡人民贫乏，开放流民到谷价便宜的地方求生。圣主在朝廷宽厚英明，百官在地方忠于职守，就是太平盛世。政治上没有细小的过失，旱灾还有发生，是阴阳之气干扰造成的。圣主知道这种情况，不改变政治德行，调运谷物救济百姓，运送丰收地区的粮食去救济灾区。这种见解确实高明，救灾的方法是非常得当的。鲁文公在位时隔年一次大旱，臧文仲对鲁文公建议：“修理外城城墙，减少吃食节省费用，致力农业，奖励各人搞好本职工作。”臧文仲知道灾祸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引起的，所以仅仅是加强预防措施，不改变政治。鼓吹变复之道的人，见到灾变总是归罪于政治原因，不考察政治上有没有过失。见到怪异就惊惧疑惑，改变道德行为，把不应当改变的也改变了，结果只能是自取灾祸！

　　为什么说必定要举行雩祭呢？《春秋》上有关于雩祭的记载，作“传”

　　的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都对此没有讥刺的说法，应当雩祭是很清楚的。曾皙对孔子谈自己的志向说：“春末之时，春衣已经做好穿上，相约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鲁国设雩祭之所在沂水旁。“暮”，是晚的意思。“春，讲的是四月。“春服既成”，讲的是四月的衣服已经做好了。“冠者”、“童子”，指的是雩祭伴奏、跳舞的人。“浴乎沂”，讲的是涉过沂水，象征从水中出来的龙。“风乎舞雩”，“风”是讲唱歌。“咏而馈”，是讲唱着歌用酒食雩祭，歌唱咏诵而祭祀。解说《论语》的人，认为浴是在沂水中沐浴。风，是吹干身上。周历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天气还在寒冷，怎么能沐浴后让风吹干身体呢？由此说来，是涉水而不是沐浴，雩祭是确实的了。《春秋左氏传》上说：“惊蛰时要雩祭。”又说：“龙星出现要雩祭”，惊蛰与龙星出现，都在二月，春天二月雩祭，秋天八月也雩祭。春雩是为谷苗祈求雨水，秋雩是为谷穗祈求长得饱满。现在祭祀灵星，就是过去秋天举行的雩祭。春雩废除了，秋雩还存在，所以现在对灵星的祭祀，就是每年的雩祭。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这是称赞曾点的说法，想用雩祭来调和阴阳之气，所以赞同他的想法，假如雩祭不符合正道，曾点想那样做，孔子应当反对，就不该赞同了。樊迟随孔子出游，对鲁国的雩祭有所感触而求问于孔子，这是批评鲁国不崇尚德行而光知道一再搞雩祭。

　　雩祭，很古以前就有的。所以《礼记》上说：“雩祭，是祭祀解除水旱灾害。”自古就有雩礼，所以孔子对此不讥刺，而董仲舒发挥了它的大义。如果是这样，雩祭，是祭祀之礼。雩祭符合礼，发大水就击鼓献上牲畜祭祀土地神，这也是符合于古礼的。符合于礼就不会错，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一条理由。按照礼的规定，祭祀土地神，报答它生长万物的功德。土地宽广遥远，难得普遍祭祀到，因此建立一个社作为供奉土地神的场所，一心一意地供奉它。造成水旱灾害的是阴阳之气，它充满天地之间，难得全部祭祀到，所以修建祭坛设立牌位，恭恭敬敬地祈求，仿效祭祀土地神的道理，这是消除灾害，恢复正常状况的办法。把对待活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死人，把对待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鬼神。阴阳精气，也许像活人一样能饮食吧，所以供奉芳香的祭品，奉献可口的祭品，诚心诚意，希望能对自己的供奉给予报答。从推行祭祀社神方面说来，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二条理由。一年中阴阳之气调和，灾害不发生，尚且还要举行雩祭。现在祭祀灵星是依照古代的雩礼。何况一年中阴阳之气发生了变化，水旱灾害经常出现，君主的惊惧，必然是很痛切的。虽然有了对灵星祭祀，仍然要再举行雩祭，唯恐只有前一项祭祀还不够周到，这就是一祭再祭的含义了。期望消除灾害带来的损失，获得庄稼丰收的报答，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三条理由。行礼的时候心是至诚的，乐曲的节奏是欢快的。至诚可以用玉器丝帛来表达心意，欢快可以用钟鼓来检验诚意。雩祭祷告祈求，君主是极诚恳的。至诚的心意隐慝于内，无法表达出来，所以举行雩祭以尽量表达自己恐惧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诚心献到雩祭台前。用玉帛钟鼓来表达祭祀的诚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四条理由。大臣得罪了君主，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等到自己改正时，尚且应当对自己的罪过进行道歉。君主对旱灾惶恐不安，如果旱灾是由政治所引起的，就好比大臣得罪君主和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一样。不声不响地改变政治，暗中改变道德行为，不显露出来，上天的愤怒不会解除，所以必须举行雩祭，为表达对旱灾的惶恐不安的心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五条理由。

　　汉代设立博士这种官，老师学生互相责难，想要穷尽“道”的深奥，弄清是非的道理。不进行横加责难，就得不到正确的看法。不进行一再的追问，就听不到绝妙的回答。摇动簸箕选择谷米，是想得到精米；用磨刀石磨刀，是想使刀刃锋利。以上议论是为了推究《春秋》的原义，寻求关于雩祭的道理，证实孔子的想法，查考董仲舒的心思。孔子已经死了，董仲舒已经死了，世间上的论述者，又应当去问谁呢？唯有像孔子这样的人，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去解释它了。

 

 

《卷十五·顺鼓篇》

 

　　《春秋》之义，大水，鼓用牲於社。说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 胁之。”胁则攻矣。〔阴〕胜，攻社以救之。

　　或难曰：攻社谓得胜负之义，未可得顺义之节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党类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阴阳缪戾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复之，反逆节以犯尊，天地安肯济？使湛水害伤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伤，物也。万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体，於道违逆，论《春秋》者，曾不知难。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类，山川是矣。大水之灾，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为害而攻土，土胜水。攻社之义，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凿也？以椎击凿，令凿穿木。今傥攻土，令厌水乎？且夫攻社之义，以为攻阴之类也。甲为盗贼，伤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然则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属，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计山水与社，俱为雨类也，孰为亲者？社，土也。五行异气，相去远。

　　殷太戊桑谷俱生。或曰高宗。恐骇，侧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义，桑谷消亡，享国长久。”此说《春秋》〔者〕所共闻也。水灾与桑谷之变何以异？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违反，行之何从？周成王之时，天下雷雨，偃禾拔木，为害大矣。成王开金滕之书，求索行事周公之功，执书以泣遏，雨止风反，禾、大木复起。大雨久湛，其实一也。成王改过，《春秋》攻社，两经二义，行之如何？

　　月令之家，虫食谷稼，取虫所类象之吏，笞击僇辱以灭其变。实论者谓之未必真是，然而为之，厌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变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复塞？苟以为当攻其类，众阴之精，月也，方诸乡月，水自下来，月离於毕，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兽，兔、蟾蜍也。其类在地，螺与蚄也。月毁於天，螺、蚄舀缺，同类明矣。雨久不霁，攻阴之类，宜捕斩兔、蟾蜍，椎被螺、蚄，为其得实。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於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蝗犹不止。况徒攻阴之类，雨安肯霁？

　　《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出川不祝，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杀宗，五品不训，责於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诸侯卿大夫，各有分职。大水不责卿大夫而击鼓攻社，何〔如〕？不然，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公羊高不能实，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义，至今复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将难之曰：“久雨湛水溢，谁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复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过解天。如非君臣，阴阳之气偶时运也，击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则为沈溺之行，水则为亢阳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硃丝萦之，亦复未晓。说者以为社阴、硃阳也，水阴也，以阳色萦之，助鼓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众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热不能胜也。今国湛水，犹大山失火也；以若绳之丝，萦社为救，犹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状天治以人事。人相攻击，气不相兼，兵不相负，不能取胜。今一国水，使真欲攻阳，以绝其气，悉发国人操刀把杖以击之，若岁终逐疫，然後为可。楚、汉之际，六国之时，兵革战攻，力强则胜，弱劣则负。攻社一人击鼓，无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旸一雨，犹一昼一夜也；其遭若尧、汤之水旱，犹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复塞其变，冬求为夏，夜求为昼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霁，试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犹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试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犹自雨。何则？〔阳〕极反阴，阴极反〔阳〕。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瘅疾也？祷请求福，终不能愈，变操易行，终不能救；使医食药，冀可得愈；命尽期至，医药无效。

　　尧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祷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东流。夫尧之使禹治水，犹病水者之使医也。然则尧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医也。说者何以易之？攻社之义，於事不得。雨不霁，祭女娲，於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夫《春秋经》但言“鼓”，岂言攻哉？说者见有“鼓”文，则言攻矣。夫鼓未必为攻，说者用意异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六国兵革相攻，不得难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责尊，为逆矣。或据天责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过，子可据父以责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谏。若事，臣子之礼也；责让，上文礼也。乖违礼意，行文如何？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为攻此社，此则钟夫礼以鼓助号呼，明声响也。古者人君将出，撞钟击鼓，声鼓鸣攻击上也。

　　大水用鼓，或时再告社，阴之太盛，雨湛不霁。阴盛阳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与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义也。俱为告急，彰阴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锺鼓，小而缓者用铃{狄}，彰事告急，助口气也。大道难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犹先告急，乃斯政行。盗贼之发，与此同操。盗贼亦政所致，比求阙失，犹先发告。鼓用牲於社，发觉之也。社者，众阴之长，故伐鼓使社知之。说鼓者以为攻之，故攻母逆义之难，缘此而至。今言告以阴盛阳微，攻尊之难，奚从来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礼也；攻之用牲，於礼何见？硃丝如绳，示在旸也。旸气实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针，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笃病有瘳。硃丝如一寸之针、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间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吴而存楚。击鼓之人，〔诚〕如何耳；使诚若申包胥，一人击得。假令一人击鼓，将耐令社与秦王同感，以土胜水之威，却止云雨。云雨气得与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霁晏，有楚国之安矣。迅雷风烈，君子必变，虽夜必兴，衣冠而坐，惧威变异也。

　　夫水旱，犹雷风也，虽运气无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以俟其时，无恻怛忧民之心。尧不用牲，或时上世质也。仓颉作书，奚仲作车，可以前代之时无书、车之事，非後世为之乎？时同作殊，事乃可难；异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之足以立四极。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傥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湛乎！

 

50. 译文

 

　　按照《春秋》上说的道理，“发生水灾，应当在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击鼓献上牲畜。”解释《春秋》的人说：“击鼓，就表示攻击土地神。”有人又说：“威胁土地神。”威胁也就是攻击了。阴胜过阳，就攻击土地神以此来消除水灾。有人责难说：攻击土地神这种说法，可以认为符合争胜负的道理，但是不能认为符合礼义的规定。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的亲族造成祸害，可以攻击母亲来消除祸害吗？由于政令违犯了正道，致使阴阳错乱的人，是君王。不责备自己以消除阴阳错乱所造成的灾祸，反而违背礼义冒犯尊长，天地怎么肯帮助他呢？如果大水伤害的是天，从不该以地害天的道理上，攻击土地神是可以的。现在大水伤害的是万物。万物与土地相比，是卑贱的。因灾害而冒犯最尊贵的土地之体，这是与道义相违反的。论述《春秋》的人，竟然不知道责难。

　　考察雨是产生于深山之中，流入于河川里面，大水这类东西，是山川所造成的。大水的灾害产生，人们不攻击山川。社，是土地神。五行的性质，水与土是不相同的。因为大水造成灾害而攻击土地神，土是克水的，攻击土地神的道理，不就像当今世上的工匠使用槌子和凿子的道理一样吗？用槌子敲击凿子，使凿子穿进木头。现在如果说攻击土地神是想让它去克水吗？而且攻击土地神的理由，又把它说成是攻击阴的同类事物了。某甲成了盗贼，伤害人民，某甲还在没有逃跑，抛开某甲而去攻击某乙之家，能制止某甲盗窃吗？现在雨就是水。水还在，不去攻击水神，反倒去攻击土地神。考察天将要下雨，深山里先出现云，云聚集而变成雨，雨又流为水。这样，山就好比是父母；水就好比是子弟。犯了重罪的人受刑罚要牵连他的亲族，应该惩罚他的父母子弟吗？惩罚他的朋友徒弟吗？衡量山、水与土地神，同样属于两类，哪一个更亲近呢？社，是土地神，五行中水、土属于不同的气，性质相距很远，所以攻击土地神是没有道理的。

　　殷代太戊在位时，桑树穀树忽然一齐生长在宫廷中。有人说此事发生在殷高宗的时候。殷高宗惊恐害怕，惶惶不安地执行天道，思索执行先王的政治，复兴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起用被遗落了的隐士，发扬奉养老人的道理，桑树穀树就消失了，国家就长治久安。这是解释《春秋》的人所共同知道的事情。水灾与桑树穀树的变异有什么区别呢？殷王改变政治，《春秋》上攻击土地神，与道理相违反，应当遵循哪一种做法呢？周成王的时候，天降大雷雨，禾苗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造成的灾害很大。周成王打开金縢之书，搜寻历年往事，看见了周公的功绩，手捧周公祈祷的册书流泪悔过，遏止住了风雨，禾苗复原，大树又立了起来。大雨和长久的水灾，其实是一回事。周成王改正过错，《春秋》上攻击土地神，两种经书两种说法，按照哪一种说法执行呢？

　　按照“月令之家”的说法，害虫吃谷禾庄稼，就捕捉害虫所象征的官吏，加以鞭打污辱，用这种办法去消灭虫害。据实论事的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一定真能起作用，然而这样做了，可以满足迎合人们的心愿。现在招致久雨的原因在于政治和官吏本身，不改变这种政治，不惩罚那些官吏，而仅仅去攻击土地神，怎么能够消除和制止久雨呢？假如认为应当攻击它的同类，那么所有阴类事物的精华是月亮。用方诸向着月亮，露水自然会下来。月亮靠近毕宿，出入于房星北边一道，很少有不下雨的。月亮中的动物，是兔子和蟾蜍。它们在地下的同类，是螺和蚌。月亮在天空亏缺之时，螺蚌肉也会缩小，它们同属一类是很明白的。雨下了很久天不放晴，攻击属于阴物的同类，就应当捕捉斩杀兔子和蟾蜍，槌破螺蚌的壳，这才符合它的道理。蝗虫经常出现，或飞舞或聚落。蝗虫聚落的地方，谷草全部枯败。官吏差役和当地的老百姓，在路上挖濠沟掏坑穴，扑打驱赶蝗虫到濠沟坑穴里，把蝗虫耙在一起堆集之多要以千斛来计算，直接攻击蝗虫本身，蝗灾还不能制止，何况仅仅去攻击阴类事物，雨怎么能够停止呢？

　　《尚书大传》上说：“祭祀天地的时候不认真举行仪式，不祭祀山川之神，风雨失调，霜雪不按时而降，就对天公进行责罚。臣下不应弑君而弑君，庶子不应弑嫡长子而弑，五常紊乱，就对人公进行责罚。不修治城墙，不清理沟池，水泉不旺盛，水给百姓造成了灾害，就对地公进行责罚。”君王设置三公，各有所主管的事务，诸侯卿大夫，各有份内的职责。大水成灾不责罚卿大夫，而去击鼓攻击土地神，怎么知道不能这样做呢？鲁国因此而违背了礼，孔子修《春秋》才指明它并以此作为警戒。公羊高不能正确加以解释，董仲舒也不能作出定论，所以攻击土地神的作法，到现在仍然在实行。假使公羊高还在活着，董仲舒也没有死，我将要责问他们说：长时间下雨大水漫溢，是谁引起的？如果是君王，应当改革政治改变操行，以此来消除制止灾害；如果是臣下，应当惩罚那个人，把他的过失禀告上天。如果不是君王和臣下的过失，而是当时阴阳之气的运行偶然造成的，采用击鼓攻击土地神的办法，怎么能救治和制止水灾呢？

　　关于《春秋》的解释说道：“君王骄横就会招来旱灾，迷恋酒色就会引来水灾。”如此说来，旱灾是君王骄横的行为引起的，水灾是君王迷恋酒色的行为引起的，为什么却要攻击土地神呢？攻击土地神的道理既不可理解，用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这种做法，仍然也不可理解。解释这件事的人认为社属于阴，红色属于阳。水，属于阴，用红色围绕它，辅以击鼓可以救治水灾。如果大山上失火，用瓦罐装水去浇灭，众人都知道这样不能灭火，为什么呢？火势盛大而水极少，热气使水不能压灭它。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好比大山失火一样。用像绳子一样的朱丝，围绕社坛来救治水灾，就好比用瓦罐装水去浇灭大山上的大火一样。根据人的心意来推求天的心意，用人间的事情来比喻上天所治理的事情，人们互相攻击，气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兵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就不能取得胜利。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如果真想要攻阴，以断绝造成水灾的阴气的话，应该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拿着刀和棍子去攻击土地神，就像年终驱逐疫鬼那样，这样做了以后才是适合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六国征战的时期，各国发兵战守攻防，力量强大就获胜，力量弱小就失败。攻击土地神，一个人击鼓，没有军队的威力，怎么能够救治大雨造成的灾害呢？一天晴一天雨，好比一昼一夜一样。国家如果遭到像尧、汤那时的洪水和久旱，就好比一冬一夏一样。如果有人想用人间祭祀的办法去消除水旱灾害，就像想使冬天变成夏天，夜晚变成白天一样。用什么来证实这一点呢？长久下雨不天晴，试让君王在高枕上安心躺着，雨仍然会自行停止。雨停久了就出现大旱，试让君王在高枕上安心躺着，旱久了就仍然会自行下雨。为什么呢？天气晴、早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阴、雨；天气阴、雨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晴、旱。所以天地之间出现了大水，凭什么知道不像有水肿病的人呢？天地之间出现了久旱，凭什么知道不像有黄疸病的人呢？祷告祈求神灵赐福，病终究不会痊愈；改变道德行为，最终也不能够挽救。请医生诊病吃药，才有希望痊愈。命里注定的寿限完了，死期到了，医药也就毫无效果。

　　尧在位时遭受洪水之灾，这是《春秋》上记载的大水。圣君尧知道了此事，不对神祷告，不改变政治，派大禹去治理洪水，所有的河流都疏通向东流去。尧派大禹治水，好比水肿病人求医治病。然而尧在位时的洪水，是天地的水肿病；大禹去治水，好比是洪水的良医。解释《春秋》的人怎么能改变这个事实呢？攻击土地神的做法，不符合于事理。久雨不止，祭祀女娲，在礼制上哪里见到过呢？伏羲、女娲，都是圣人，抛开伏羲而祭祀女娲，《春秋》上没有讲过这件事。董仲舒这种祭女娲的建议，其理由是什么呢？《春秋经》上只是说到“击鼓”，哪里说是“攻击”呢？解释《春秋》的人见有“鼓”字，就认为是“攻击”了。讲到击鼓未必就是攻击，解释者的用意和《春秋》经文有区别。“季孙氏比鲁国的公室还富裕，冉求却又帮他实行田赋制度，替他增加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学生可以公开攻击他。’”攻的意思是责备，是斥责他。因此六国用兵相互攻战的事例，是不能用来指责攻社这件事的。这种说法又不对了。以卑下的身份去责备尊贵的人，是逆礼行事。或许是按照天意来谴责土地神吧。君王把土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有过错，儿子可以按照父亲的意志来谴责母亲吗？下对于上，应该用“谏”。这样做，是臣和子应遵守的礼节；斥责，是君王应遵守的礼节。违反礼节，怎么去行动呢？按照礼仪，击鼓是用来助长呐喊，使声音更响亮的。古时候，君王将要外出，就要撞钟击鼓，本来是用来警戒臣民的。一定要把击鼓说成是攻击土地神，这就等于把钟响鼓鸣说成是攻击君王了。

　　大水时采用击鼓的方式，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向土地神告急。阴气太盛，久雨成涝天不放晴，阴气过盛阳气衰微，与天道不相适宜。光凭嘴祷祝还不够，另外用击鼓来辅助，与日蚀时击鼓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向土地神告急，表明阴气过盛了。事情重大而紧急就使用钟鼓，事情不大不急就使用铃箫，表明告急之书，辅助光用嘴祷告。天道难以明白，大水久不消退，如果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仍然先要告急，这才修政改行。盗贼之事发生，与此同样办理。盗贼出现也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等到寻求政治上的过失时，仍然是先发布文告。击鼓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让它发现觉察到阴气过盛了。社，是所有阴类之首，所以击鼓使社知道阴气过盛了。解释“鼓”字的人认为击鼓是攻击土地神，所以“攻母”、“逆义”之类的非难，就由此产生了。现在说击鼓是为了告诉土地神阴气盛，阳气衰，那么攻击尊上的这种指责，又从何而来呢？而且祷告适宜于用牺牲，用牺牲并不适合于攻击。祷告事由奉献牺牲，是讲礼仪；攻击而奉献牺牲，在礼仪上哪儿见到过呢？用朱丝或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是表示阳气的存在。阳气实在太微弱了，所以只能用细微的东西来表示。在经络穴位上投入一寸长的针，施放一丸艾绒，重病也能治好。朱丝好比一寸之针、一丸之艾绒也能起作用。吴国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逃奔出走，申包胥偷跑到秦国，向秦国哭泣请求救援，终于得到救兵，打退了吴军而保存了楚国。击鼓之人就看他诚意怎么样了。假使诚意像申包胥一样，有一个人击鼓就可以了。假如让一个人击鼓，将能让土地神同秦王一样受感动，以土能克水的威力，就能消退制止云雨之气。云雨之气就会和吴国害怕秦国一样，消散退入山中，遭受水灾之害的老百姓，就会得到雨止天晴的好处，有像楚国一样的安全。

　　迅猛的炸雷猛烈的刮风，君子也要改变常态，即使在半夜里也要爬起来，穿戴好衣帽，正襟危坐，畏惧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水旱灾害就像雷风一样，即使是阴阳之气造成的意外之灾，如果君王高枕安卧，等待晴天的到来，就表明君王没有怜悯百姓的伤痛之心。尧不奉献牺牲，或许是因为古代的人纯朴的缘故。仓颉创造文字，奚仲制造车子，能因为前代之时没有文字车子这样的东西，就非议后世制作这些东西吗？时代相同而做法不一样，对这样的事才能进行非难；时代不同，风俗习惯有所改变，怎么能相互非难呢？世俗之人图画女娲的像，把她画成妇人的形体，又号称她为“女”。董仲舒的原意，大概认为女娲是古代的女帝王。男属阳女属阴，阴气造成灾害，因此祭祀女娲求她给予福祐。传上又说：“共工与颛顼争战想当天子，不能取胜，愤怒地撞碰不周山，使得天柱折断，地的四角塌陷。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断鳌的四足来支撑大地的四边。”董仲舒之所以要祭祀女娲，大约是见到过这本传。女娲本来就具有修补苍天、支撑大地四极的神通，天气不调和，阳道胜不过阴道，也许女娲可以用她的精神帮助圣王止雨消涝吧！

 

 

《卷十六·乱龙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