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21

寒冷与温暖天气交替的到来，在几天之间，君主不一定会有喜怒的气在胸中产生，然后强烈地表现在外面而引起气候的寒冷与温暖。而是解释寒温的人看见外界天气的寒温，这才推知君主胸中喜怒的气。当君主喜怒的时候，胸中的气不一定就会改变天气的寒温，君主胸中的气，与国境内的气怎么能有差别呢？胸中的气，不因为喜怒而改变，那么国境内天气的寒温，又怎么会产生变化呢？战国的六国时期、秦、汉时期，诸侯互相讨伐，到处是战争，国与国之间有互相攻打的怒气，将与将之间有相互要战胜的志气，士兵与士兵之间有互相厮杀的仇气，当时天下的天气却未必经常寒冷；太平盛世，尧、舜的时候，政治得当百姓安宁，君主常常欢喜，弹琴唱歌击鼓起舞，家家都有，当时天下天气却未必经常温暖。难道喜怒的气只为小事而发，不为大事而动吗？为什么它们不跟已往的事相一致呢？

　　靠近水就寒冷，接近火就温暖，离它们越远，冷热的感觉就逐渐减弱。

　　为什么呢？因为水火寒温之气的扩散，与离距它们的远近有差别。已往事例是：火的位置在南边，水的位置在北边，在北边就寒冷，在南边就炎热。火在炉内，水在河里，喜怒之气在人体中，其实一样。当君主喜怒的时候，影响天气寒温的气，寝室门内应当最厉害，周围环境应当轻微。如今考察天气的寒温，室内外都相等，由此看来，天气的寒温大概不是君主喜怒所引起的。俗儒的说法，是妄加判断。

　　帝王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整个天下，诸侯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整个领地，卿大夫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他们的职权范围，老百姓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他们的家庭。既然一家人能引起变化，那么他们的喜怒也能引起屋内气温的变化。父子互相生气，夫妻互相责备，或者正在发怒的时候又转为高兴，放纵过失，掩盖错误，那么整个屋内，应该有寒温的变化了，可是没有发生。这样说来，天气的变化不是喜怒造成的，这就很明白了。

　　有人说：“因为同类互相招引。欢喜时态度温和，态度温和就会赏赐别人，“阳”的特点是使万物生长，阳气温和，所以温和的气与欢喜相感应而出现。发怒时样子恼怒，样子恼怒就会惩罚杀人，“阴”的特点是使万物凋残，阴气寒冷，所以寒冷的气与发怒相感应而出现。虎啸山谷就会有风来，龙腾彩云就会出现，它们同气同类，一举一动会互相招引，所以说由形体带来影子，由龙招引来了雨。雨感应龙而来，影感应形而去，天地的本性，就是自然的本质。秋冬时节要审判罪案，处决犯人，判处小罪时，寒气就已稍稍露头，执行死刑时，天气会非常寒冷，寒冷跟随着判刑的轻重情况而到来，同类相招引，这是很清楚的了。”

　　把寒温比作风云，把喜怒比作龙虎，同气同类，一举一动会互相招引，是可以的。虎啸的时候，风从山谷中产生；龙腾的时候，彩云在百里内兴起。要是在其他山谷和地方，就不会有风云出现。如今寒温的变化，同一时候都是一样的。百里内用刑，千里内都会寒冷，这大概不是君主喜怒的作用。春秋时齐国与鲁国接壤，同时赏罚，假设齐国奖赏鲁国惩罚，就应该招致不同的结果，难道当时会齐国温暖而鲁国寒冷吗？

　　考察前代用刑的情况，蚩尤、秦朝最厉害。蚩尤的老百姓，到处躲避酷刑，社会秩序乱哄哄的；秦朝道路上，穿着赭衣的囚犯，一个挨一个。可当时天下的天气未必经常寒冷。京都的市场上，宰杀牛羊，每天要用百头来计数。杀犯人杀牲口，都有杀害的心，京都的市场上，气候却不会寒冷。

　　有人说：“人比别的动物尊贵，只有杀人才能感动天气。”那么是由于执刑的人感动天气呢，还是由于受刑的人使天气有变化呢？如果是由于执刑的人，那么杀人跟宰禽兽，是同一个心理，就应该引起寒温的变化。如果是由于受刑的人，那么人和禽兽都是动物，都属于万物，难道上百头牛羊还抵不上一个人吗？

　　有人说：“只有君主能感动天气，一般人不行。”既然感动天气的必须是君主，那么世人为什么要赞颂邹衍呢？邹衍是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能感动天气，世人竟然又相信了这件事。杀死一个人天气就会寒冷，那么赦免一个人天气就要温暖吗？四处下赦免令，上万的死囚一齐被解除，但是当时天气并没有温暖。往年，万家失火，火焰和烟雾直冲天空；黄河决堤淹没千里，四望无边。火跟温暖的天气同类，水跟寒冷的天气同类。万家失火、黄河决堤的时候，天气却不变寒冷也不变温暖。既然如此，那么寒温天气的到来，大概也不是政治所造成的。那么寒温天气的到来，恰好与君主的赏罚碰在一起，解说变复的人，就根据这种偶然现象，说君主的喜怒能造成天气的寒温变化。

　　春天温暖、夏天炎热、秋天凉爽、冬天寒冷，只要君主不作事干预，四季就自然变化。四季的化不是政治造成的，而偏偏要说寒温的变化是应和政治的。正月开始，到立春之间，各种案件都处理完毕，监牢空空，然而天气却有时寒冷，有时温暖。当天气寒冷的时候，是施行了什么刑罚呢？当天气温暖的时候，又赦免了什么犯人呢？像这样，天气的寒温，是天地的节气所决定，不是人所能影响的，这已经很明白了。

　　人有寒病温病，并不是操行造成的。而是遇上风寒热气，身体便产生了寒热。即使改变人的操行，寒病温病也不会消除。近到自己的身体，尚且不能用改变操行的办法来消除疾病，国家和封邑离得很远，又怎么能调合天气使它恢复正常呢？人被寒气所伤，吃药消解，痛苦就会稍微减轻；要是转为温病，吞下发汗的药丸随着就好了。传说燕国有个寒冷的山谷，不长五谷。邹衍吹律管，寒冷的山谷便可栽种庄稼。燕国人把黍种在这山谷中，称作“黍谷”。如果确实有这事，寒温引起的灾变也只有用吹律管的办法来调合天气使它恢复正常了，那改变政治和操行的办法，又怎么能消灭它呢？所以寒病温病，不吃药就不能治好；黍谷里的气候，不吹律管就不能调合。尧碰到洪水，派禹去治理它。天气的寒温跟尧时的洪水，是同类情况。尧不能用改变政治和操行来治理洪水，就知道那洪水不是政治和操行所造成。既然洪水不是政治和操行所造成，也就知道天气的寒温不是政治和操行所造成。

　　有人责难说：“《尚书·洪范》庶征上说：‘君主急躁时，常有寒冷天气顺应他；君主舒畅时，常有温暖天气顺应他。’其中若，就是顺应；燠，就是温暖；恒，就是经常。君主急躁，就常有寒冷天气顺应他；君主舒畅，就常有温暖天气顺应他。天气的寒温顺应心情的急舒，说它不是政治造成的，怎么行呢？其实，这哪里是在说君主心情急躁时天气不会寒冷，心情舒畅时天气不会温暖呢？君主心情的急舒跟天气的寒温是交替着出现的，是自然而然的巧合，好像是故意相互应和一样。如同占卜得到“兆”，算卦得到“数”一样，人认为天地本来就应该回答卜筮者的提问，这确实是碰巧。其实，天气的寒温应和了心情的急舒，就像占卦的兆数应和了卜筮的提问一样，从外面看好像是互相应和，这的确也是碰巧。用什么来证明呢？因为天道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就是无意识的。兆数回答了卜筮的问题、人事、气候、兆数三者的一致，是恰好偶然碰在一起的，人和社会上一切事开始产生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所有现象就已经存在，所以叫做“道”。假使天气变化应和了政事，这就是说天道是有意识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

　　京房把《周易》中的六十卦分配在一年里，每六日七分，有一卦主事。

　　卦有阴有阳，气有升有降，阳气上升天气就温暖，阴气上升天气就寒冷。这样说来，天气的寒温是随着卦的变化而来，没有应和政治。根据《周易》“无妄”卦中的应和例子，水灾旱灾的到来，都各自有一定的时间。千千万万的灾变，恐怕都是同一个道理。解说变复的人，我怀疑他们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根据什么来怀疑呢？“圣王与天地的德行是一致的，圣王先天示意采取行动，不会违反天意，在天已经示意而不知道的情况下行动，也符合天时。”《尚书·洪范》上说：“君主急躁时，常有寒冷天气顺应他；君主舒畅时，常有温暖天气顺应他。”如果《尚书·洪范》里是说，天气是随着君主的喜怒而变动，那应该说“先天而天不违”就行了，又为什么还要说“后天而奉天时”呢？后的意思是，天气已经寒温在前，而人的赏罚在后。这样说来，《周易》说的跟《尚书》说的不一致，这是第一个疑问。京房占卜天气的寒温是根据阴气阳气的升降，解说变复的人是根据君主的刑赏与喜怒，两家的看法是互相矛盾的，这是第二疑问。老百姓预测天气的寒温，多是今天寒冷明天温暖，早晨霜厚，晚上星光闪耀，早晨有雨气候温暖，早晨天晴气候寒冷。雨属阴，旸属阳；寒属阴，而温属阳。早晨天晴反而气候寒冷，早晨有雨反而气候温暖，不是同类互相应和，这是第三个疑问。这三个疑问不解决，天道自然的说法，也就不可能建立。

 

 

《卷十四·谴告篇》

 

　　论灾异，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之也。灾异非一，复以寒温为之效。人君用刑非时则寒，施赏违节则温。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也。故楚〔庄〕王曰：“天不下灾异，天其忘〔予〕乎！”灾异为谴告，故〔庄〕王惧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国之有灾异也，犹家人之有变怪也。有灾异，谓天谴人君；有变怪，天复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将可以喻。身中病，犹天有灾异也。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灾异谓天谴告国政，疾病天复谴告人乎？酿酒於罂，烹肉於鼎，皆欲其气味调得也。时或咸苦酸淡不应口者，犹人芍药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灾异也，犹烹酿之有恶味也。苟谓灾异为天谴告，是其烹酿之误，得见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审天。使〔庄〕王知如孔子，则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犹夫变复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且天审能谴告人君，宜变易其气以觉悟之。用刑非时，刑气寒，而天宜为温；施赏违节，赏气温，而天宜为寒。变其政而易其气，故君得以觉悟，知是非。今乃随寒从温，为寒为温，以谴告之意，欲令变更之且。太王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今刑赏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为异气，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为同气以谴告之，人君何时将能觉悟，以见刑赏之误哉？

　　鼓瑟者误於张弦设柱，宫商易声，其师知之，易其弦而复移其柱。夫天之见刑赏之误，犹瑟师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变气以悟人君，反增其气以渥其恶，则天无心意，苟随人君为误非也。纣为长夜之饮，文王朝夕曰：“祀兹酒。”齐奢於祀，晏子祭庙，豚不掩俎。何则？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谨敬；吏民横悖，长吏示以和顺。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见於周公，拜起骄悖，三见三笞；往见商子，商子令观桥梓之树。二子见桥梓，心感觉悟，以知父子之礼。周公可随为骄，商子可顺为慢，必须加之捶杖，教观於物者，冀二人之见异，以奇自觉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犹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觉悟，若二子观见桥梓，而顾随刑赏之误，为寒温之报，此则天与人君俱为非也。无相觉悟之感，有相随从之气，非皇天之意，爱下谴告之宜也。

　　凡物能相割截者，必异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气者也。是故《离》下、《兑》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气，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臰洿，故称香洁之辞；渔父议以不随俗，故陈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熏隧，或令之负豕。二言之於除臰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温，非刑赏也，能易之乎？

　　西门豹急，佩韦以自宽；董安於缓，带弦以自促。二贤知佩带变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气谴告变易，反随其误，就起其气，此则皇天用意，不若二贤审也。楚庄王好猎，樊姬为之不食鸟兽之肉；秦缪公好淫乐，华阳後为之不听郑、卫之音。二姬非两主，拂其欲而不顺其行. 皇天非赏罚，而顺其操，而渥其气：此盖皇天之德，不若妇人贤也。

　　故谏之为言，“间”也，持善间恶，必谓之一乱。周缪王任刑，《甫刑篇》曰：“报虐用威。”威虐皆恶也，用恶报恶，乱莫甚焉。今刑失赏宽，恶也，〔天〕复为恶以应之，此则皇天之操，与缪王同也。故以善驳恶，以恶惧善，告人之理，劝厉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硃敖。”周公敕成王曰：“毋若殷王纣！”毋者，禁之也。丹硃、殷纣至恶，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与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辞，圣人审之。况肯谴非为非，顺人之过，以增其恶哉？天人同道，大人与天合德。圣贤以善反恶，皇天以恶随非，岂道同之效、合德之验哉？

　　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窦婴、灌夫疾时为邪，相与日引绳以纠缠之。心疾之甚，安肯从其欲？太伯教吴冠带，孰与随从其俗与之俱倮也？故吴之知礼义也，太伯改其俗也。苏武入匈奴，终不左衽；赵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汉朝称苏武而毁赵他。之性习越土气，畔冠带之制，陆贾说之，夏服雅礼，风告以义，赵他觉悟，运心向内。如陆贾复越服夷谈，从其乱俗，安能令之觉悟，自变从汉制哉？三教之相违，文质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袭也。谴告人君误，不变其失而袭其非，欲行谴告之教，不从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岂云当篡畔哉？人道善善恶恶，施善以赏，加恶以罪，天道宜然。刑赏失实，恶也，为恶气以应之，恶恶之义，安所施哉？汉正首匿之罪，制亡从之法，恶其随非而与恶人为群党也。如束罪人以诣吏，离恶人与异居，首匿亡从之法除矣。狄牙之调味也，酸则沃之以水，淡则加之以咸。水火相变易，故膳无咸淡之失也。今刑罚失实，不为异气以变其过，而又为寒於寒，为温於温，此犹憎酸而沃之以咸，恶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

　　今薪燃釜，火猛则汤热，火微则汤冷。夫政犹火，寒温犹热冷也。顾可言人君为政，赏罚失中也，逆乱阴阳，使气不和，乃言天为人君为寒为温以谴告之乎！儒者之说又言：“人君失政，天为异；不改，灾其人民；不改，乃灾其身也。先异後灾，先教後诛之义也。曰：此复疑也。以夏树物，物枯不生；以秋收谷，谷弃不藏。夫为政教，犹树物收谷也。顾可言政治失时，气物为灾；乃言天为异以谴告之，不改，为灾以诛伐之乎！儒者之说，俗人言也。盛夏阳气炽烈，阴气干之，激射{敝衣}裂，中杀人物。谓天罚阴过，外一闻若是，内实不然。夫谓灾异为谴告诛伐，犹为雷杀人罚阴过也。非谓之言，不然之说也。

　　或曰：谷子云上书陈言变异，明天之谴告，不改，後将复有，愿贯械待时。後竟复然。即不为谴告，何故复有？子云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终始。履霜以知坚冰必至，天之道也。子云识微，知後复然，借变复之说，以效其言，故愿贯械以待时也。犹齐晏子见钩星在房、心之间，则知地且动也。使子云见钩星，则将复曰：“天以钩星谴告政治，不改，将有地动之变矣。”然则子云之愿贯械待时，犹子韦之愿伏陛下，以俟荧惑徙，处必然之验，故谴告之言信也。予之谴告，何伤於义。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称天之谴告，誉天之聪察也，反以聪察伤损於天德。何以知其聋也？以其听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视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当也。夫言当视听聪明，而道家谓之狂而盲聋。今言天之谴告，是谓天狂而盲聋也。

　　《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贤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则天德也；贤者之言，则天言也。大人刺而贤者谏，是则天谴告也，而反归告於灾异，故疑之也。《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验古以〔今〕，知天以人。受终於文祖，不言受终於天。尧之心知天之意也。尧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乡与舜。舜之授禹，禹之传启，皆以人心效天意。《诗》之“眷顾”，《洪范》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摄，当时岂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不信圣人之言，反然灾异之气，求索上天之意，何其远哉？世无圣人，安所得圣人之言？贤人庶几之才，亦圣人之次也。

 

50. 译文

 

　　谈论灾异的人，认为古代的君主治国违背了先王之道，天就用灾异来谴责警告他。灾异不止一种，又用天气的寒温来作为君主“为政失道”的证明。君主用刑不符合时令，天就用寒气来谴责警告他；施赏违背节气，天就用温气来谴责警告他。天谴告君主，就像君主发怒斥责臣下一样。所以楚庄王说：“天不降灾异，是老天忘了我吧！”灾异是上天的谴告，所以楚庄王对天不降灾异感到害怕，总想着它。

　　我说：谴告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国家有灾异，就像家中有异常现象一样。国家有灾异，就认为是上天在谴告君主；那么家中有异常现象，又是上天在谴告老百姓吗？上天不会谴告老百姓，这个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人的身体也还可以用来作个比喻。身体有病，就像天有灾异。血脉不调和，人就生病；气候失调，一年中会发生灾异。把灾异说成是上天谴告国家政治，那么生病是上天又在谴告人吗？在坛子里酿酒，在鼎里煮肉，都想把它们的味道调得可口。有时或咸或苦、或酸或淡，不适合人的口味，是由于人调和五味不得当。国家政治发生灾异，就像煮肉、酿酒出现坏味道一样。如果说灾异是上天的谴告，这就是说，煮肉酿酒不当，也会被上天谴告了。用小事推测大事，明白用具体事物来作比喻，就足以了解天了。假使楚庄王的智慧像孔子，那么他的话可以相信。但他仅具有在衰落的年代中称霸的才能，就像那解说变复的人一样，说的话未必可信，所以值得怀疑。

　　天道是自然的，自然是无为的。如果天能谴告人，那它是有为的，而不是自然的。黄老学派论说天道，是符合实际的。再说，要是天真能够谴告君主，就应该改变天气使君主觉悟。如果君主用刑不符合时令，刑气属寒，那么天应该用温气来谴告他。如果君主施赏违背节气，赏气属温，那么天应该用寒气来谴告他。上天要改变君主的政治，就该改变他施政时的天气以示谴告，故意使君主能够觉悟，懂得是非。现在天却随着刑气寒、赏气温，来继续散布寒气和温气，这不符合谴告的意图，也不是想叫君主改变政治的适当办法。周太王古公亶父认为王季可以立为君主，所以给他改名叫“历”。历的意思就是“嫡”。太伯明白父亲的用意，就去吴越采药，以避开王季。假使周太王不改王季的名字，还用他的字“季”，太伯怎么会觉悟而避开王季呢？现在君主的刑赏违反了法度，天想要改变他的政治，就该用相反的气来谴告，像周太王改王季的名字那样。如今天却又用同类的气来谴告，那么君主什么时候才能觉悟，看见自己刑赏的错误呢？

　　弹瑟的人上错了弦，安错了柱，宫、商两个音阶走了调，他的老师知道了，会给他调整弦并移动瑟柱。上天看见了君主刑赏的错误，就像老师看见瑟的弦柱有不对的地方一样。上天却不改变天气的寒温来使君主觉悟，反而增加原来天气的程度来助长他的错误，这就是说天没有心意，是胡乱跟着君主为非作歹的。商纣王是通宵达旦地饮酒，周文王却朝夕告诫：“只有祭祀才能用酒。”齐国人祭祀时很奢侈，而晏子祭祖庙，上供的猪仔，连俎也遮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反对和痛恨的事，应该有办法来改变它。要是儿子和弟弟傲慢无礼，那么父亲和哥哥就要用谨慎恭敬来教育他们；官吏与百姓横蛮不讲理，地方长官就要用和睦恭顺来教导他们。所以康叔与伯禽不遵循作弟弟与儿子的礼节，拜见周公，下拜和起立都很傲慢，多次拜见多次被打。去见商子，商子叫他们去看乔树和梓树。二人看了乔树和梓树，心中感到有所觉悟，因此懂得了父子、兄弟的礼节。本来周公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骄横相待，商子也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傲慢相待，然而一定要用鞭子和棍棒打他们，用观看乔树、梓树来教育他们，是希望他二人看见与自己行为不同的事物，通过这些不同而使他们自己觉悟。君主政治上的失误，就像他二人违背礼节一样。天不用恰当的办法告诉君主，让君主觉悟，像让康叔、伯禽二人观看乔树、梓树那样，反而是随着君主刑赏的错误，做出随寒从温的反应，这就是天与君主一起做错事了。天没有起到帮助君主觉悟的作用，而是帮着随寒气从温气，这不是上天的意愿，也不是上天爱护君主降下谴告的适当办法。

　　凡东西能相克的，必然性质不同；能相辅相成的，必然元气相同。所以离下兑上叫“革”。革，是变更的意思。火与金不同气，所以能够相克。如果都是火，都是金，怎么能相克呢？屈原痛恨楚国政治腐败，所以喜欢作后人称道的“香洁之辞”；屈原与渔父讨论不要跟随世俗，于是陈述了关于沐浴的那番话。大凡要去掉身上沾满猪圈里脏东西的人，有人会教他焚香薰身，有人会叫他背猪掩盖臭味。这二种说法对除掉身上的脏臭，谁对谁不对呢？进行指责又不能改变，是很少有益处的。其实，用随寒从温的办法来指责君主刑赏的错误，能使他改变吗？

　　西门豹性情急躁，就佩带皮带提醒自己和缓些；董安于行动缓慢，就带着弓弦提醒自己紧张些。二位贤人懂得佩带能改变自己性格的东西，来克服自身的缺点。天是最英明的，君主政治有失误，不用相反的气来谴告使他改变，反而顺随君主的错误，迁就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就是说，上天的用意不如两位贤人精明了。楚庄王好打猎，樊姬为此不吃鸟兽的肉；秦缪公喜欢无节制的地作乐，华阳后为此不听郑、卫两国的音乐。二位姬妃不满意两位霸主，就违背他们的欲望，不顺从他们的行为。上天指责君主赏罚失时，却顺着君主的错误行为，助长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大概是说，上天的德行不如妇人贤良了。

　　所以“谏”这个词，就是阻拦的意思。用善去阻拦恶，一定认为它能制止祸乱。周缪王滥用刑罚，《尚书·吕刑》上说：“要用暴力来对付残暴。”暴力、残暴都不好。拿坏事来对付坏事，祸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如今惩罚与将赏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坏事。天又用不好的办法来顺应他，这就是说，上天的德行与周缪王相同了。因此用好的去驳斥坏的，用坏人坏事作例，使人畏惧而变好，这是告诫人的道理，是勉励人为善的方法。舜告诫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狂妄。”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纣王那样。”毋，是禁止、不要的意思。丹朱、殷纣王太坏，所以用“毋”来表示禁止学他们。说“毋若”，跟说“必若”，谁恰当呢？所以“毋”、“必”这二个词，圣人分得很清楚。怎么能用错误来谴告错误，顺着别人的过失来增加他的罪过呢？天和人都是同一道理，圣人和天都是同样的德行，但圣贤用好的来反对坏的，而上天却用有害的办法来将就错误，难道这是天人同道，圣人与天合德的证明吗？

　　汉武帝喜欢神仙，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武帝读了就有飘飘然腾云上天的神气。汉成帝喜欢扩建宫室，杨子云献上《甘泉颂》：描写甘泉宫堪称美妙神奇，说它不是人力能够办到，要鬼神的力量才能建成。皇帝没有察觉其用意，反而做个不停。司马相如的赋，如果直说修仙不会有实际效果，杨子云的颂，要是直说奢侈有害，汉武帝怎么会有飘飘然要上天的神气，汉成帝怎么会执迷不悟呢？然而天用相反的气来谴告君主，反而顺从君主的心意用不对的办法来迎合他的错误，就像司马相如和杨子云二人写的赋、颂那样，使汉武帝和汉成帝两帝执迷不悟。

　　窦婴和灌夫痛恨当时的风气不正，天天在一起用为人标准来指责那些负恩弃交的人，他俩心里痛恨极了，以往的门客怎么又肯顺从他俩的愿望呢？周太伯教吴人穿衣戴帽，跟顺从吴俗和他们一起光着身子相比，哪个好呢？所以吴人懂得礼义，是周太伯改变了他们风俗的结果。苏武到了匈奴，始终不肯向左边开衣襟；赵他到了南越，就岔开脚坐，梳个椎形发髻。于是汉朝人就称赞苏武，指责赵他。因为赵他的习性，占染了南越的地方风俗，违背了汉朝的穿衣戴帽制度。陆贾去劝说他的时候，穿的是中原服装，行的汉朝礼节，用道理去规劝他，赵他觉悟，就回心转意，归附汉朝。如果陆贾也穿南越人的衣服，说南越人的话，顺从他们的落后风俗，怎么能使赵他觉悟，自动转变而服从汉朝的制度呢？

　　夏、商、周三代教化互相不同，文与质互相交替，这是因为前代政治上的错误，后代不能回头沿袭的缘故。上天谴告君主的错误，不去纠正他的过失，却沿袭他的错误。要推行谴告的教化，又顺从其阴阳，这怎么行呢？管叔、蔡叔叛乱之前，周公再三告诫教导他们。他用来告诫教导的话，难道是说应当叛乱吗？做人的道理应该是表扬好的，憎恶坏的，对好事加以奖赏，对坏事加以惩罚，天道也应当如此。刑赏不符合事实，是恶行，天又用恶气去顺应它，那么憎恶坏事的原则，又运用在那里了呢？汉朝治窝藏首犯之人的罪。制订不准放跑犯人的法律，是因为痛恨人们跟着作恶并与坏人成群结党。如果人们能捆住犯人送交官吏，离开坏人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么“首匿”、“亡从”的法律就会废除。狄牙调味，酸了就拿水加，淡了就用盐放。就跟水火能相克变化一样，所以饭菜不会过咸过淡。如今刑赏违背实际，不用相反的气来改变君主的错误，而是再在寒气中增加寒气，在温气中增加温气，这就像嫌酸而拿盐放，怕淡而用水加一样。像这样说来，谴告的说法，应该怀疑呢，还是一定要相信呢？现在点柴烧釜，火大水就开，火小水就凉。其实，国家的政治就像火，天气的寒温就像釜中水的冷热。只能说君主处理政事赏罚不当，扰乱了阴气与阳气，使得气不调和，怎么能说是天因为君主有错就用寒气和温气来谴告他呢？

　　儒者的话又说：“君主政治失误，天就显示异常；如果不改，就灾害他的百姓；再不改，就灾害他自身。先显示异常然后降下灾害，是天先教育后惩罚的道理。”我说：这又值得怀疑了。在夏天栽种作物，作物会干枯不能生长；在冬天才收割谷物，谷物会掉在地上无法收藏。从事国家政治与教化，就像栽种作物，收藏谷物一样。只能说由于政治不合时宜，天气和万物出现了灾害；怎么能说天用变异来谴告君主，要是不改正，就用灾害来惩罚他呢？儒者的这个说法，是俗人的言论。炎夏阳气盛烈，阴气触犯阳气，就闪电打雷，击杀人与物。说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这话表面听来好像是对的，其实不正确。说灾异是为了谴告和惩罚，就像说雷击杀了人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一样，是没有道理的，不正确的说法。

　　有人说：“谷子云向皇帝上书陈述变异，指明是上天的谴告，要是不改，以后还会再有灾异出现，并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异的到来。后来果然还是出现了他说的灾异。如果这灾异不是上天对君主的谴告，为什么还有灾异出现呢？有了谷子云的这个说法，所以后来出现了用来以示告诫君主改正过失的灾异”。

　　我说：变异本来有征兆，世间万物本来就有始有终。踩着霜就能知道坚厚的冰一定要出现，这是自然的规律。谷子云能看出变异的苗头，知道它以后还会出现，就借变复和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话，故意表示愿意戴上刑具来等待变异的出现。这就像齐国晏婴看见水星在房宿与心宿之间，就知道地要动一样。假使谷子云看见水星，那他将又会说天要用水星来谴告政治，如果不改，会有地动的灾变。那么谷子云就会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变降临，就像子韦表示愿意伏在皇宫的台阶下等待火星移动位置一样，必然会得到证明，因此谴告的说法就被人相信。把变异说成是上天给予君主谴告，在道理上有什么损害呢？损害了上天的本性，把自然无为的事情转变成了人有意识的活动，所以难以听信。

　　说天能谴告君主，是要赞美天听觉灵敏，目光锐利。结果反而因为耳聪目明而损伤了天的本性。“怎么会知道他聋了呢？因为他的听觉很灵敏。怎么会知道他瞎了呢？因为他的视觉很灵敏。怎么知道他疯了呢？因为他说话很得当。”你看，说话得当，视觉清楚，听觉灵敏，道家却认为是疯子、瞎子、聋子。现在说天会谴告君主，这等于说天是疯子、瞎子、聋子了！

　　《周易》上说：“圣人与天地的德行是一致的。”所以太伯说：“天不说话，却在贤者的心中种下了自己的道德。”这样说，圣人的道德，就是天的道德；贤者的话，就是天的话。圣人的指责，贤者的规劝，这就是天的谴告，然而反把灾异说成是谴告，所以这很可疑。

　　六经文章，圣人的话，动辄就说天，是想教化无道的君主，恐吓愚昧的百姓。他们想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意思，也是天的意志。等到圣人说起天，还是根据人的心理进行描绘，而不是指上天蓝蓝的天体。那些讲变复的人，看见关于天的胡言乱语，而灾异又不时到来，于是就造出谴告的说法来。

　　拿现在的事来证明古代的事，用人的事来推知天意。“舜在尧的始祖庙里接受尧的禅让”，而没有说在天接受禅让，因为尧的心能推知天的意思。尧禅让给他，也就是天传位给他，所以百官群臣都拥护舜。舜禅让给禹，禹传位给启，这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意。《诗经·大雅·皇矣》里说的上天“眷顾”，《尚书·洪范》里说的上帝“震怒”，这也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的意思。周文王、周武王死了，成王幼小，周朝统治还没有巩固，周公摄政，当时难道有上天的教导吗？而是周公推知人心符合天的意志。上天的心意，在圣人的胸中，等到它需要谴告的时候，就由圣人的口表达出来。不相信圣人的话，反而相信灾异之气，要求索上天的意志，那该是多么遥远啊！当今没有圣人，怎么能听到圣人的话呢？贤人的才能跟圣人差不多，也就是次于圣人的人了。

 

 

《卷十五·变动篇》

 

　　论灾异者，已疑於天用灾异谴告人矣。更说曰：“灾异之至，殆人君以政动天，天动气以应之。譬之以物击鼓，以椎扣锺，鼓犹天，椎犹政，锺鼓声犹天之应也。人主为於下，则天气随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於天，天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马，车骑盈野。”非车骑盈野，而乃王良策马也。天气变於上，人物应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故在且风，巢居之虫动；且雨，穴处之物扰：风雨之气感虫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

　　夫风至而树枝动，树枝不能致风。是故夏末蜻{列虫}鸣，寒螀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蛰〕发而蛇出，起〔阳〕气也。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顾可言寒温感动人君，人君起气而以赏罚；乃言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乎？六情风家言：“风至，为盗贼者感应之而起。”非盗贼之人精气感天，使风至也。风至怪不轨之心，而盗贼之操发矣。何以验之？盗贼之人，见物而取，睹敌而杀，皆在徙倚漏刻之间，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风已以贪狼阴贼之日至矣。

　　以风占贵贱者，风从王相乡来则贵，从囚死地来则残。夫贵贱、多少，斗斛故也。风至而Ｂ谷之人贵贱其价，天气动怪人物者也。故谷价低昂，一贵一贱矣。《天官》之书，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者旱，从北方来者湛，东方来者为疫，西方来者为兵。太史公实道言以风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统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杀也。天〔也〕。如或欲春杀冬生，物终不死生，何也？物生统於阳，物死系於阴也。故以口气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温。使见吹吁之人，涉冬触夏，将有冻旸之患矣。寒温之气，系於天地，而统於阴阳。人事国政，安能动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树怪其枝，不能动其株。如伐株，万茎枯矣。人事犹树枝，〔寒〕温犹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气，以天为主，犹耳目手足系於心矣。心有所为，耳目视听，手足动作，谓天应人，是谓心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缀於杆，杆东则旒随而西。苟谓寒温随刑罚而至，是以天气为缀旒也。钩星在房、心之间，地且动之占也。齐太卜知之，谓景公：“臣能动地。”景公信之。夫谓人君能致寒温，犹齐景公信太卜之能动地。夫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

　　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占大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夫喜怒起事而发，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发，而寒温之气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温，怒喜之後，气乃当至。是竟寒温之气，使人君怒喜也。

　　或曰：“未至诚也。行事至诚，若邹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器而城崩，何天气之不能动乎？”夫至诚，犹以心意之好恶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气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之细，员圌易转，去口不远，至诚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乎！盛夏之时，当风而立，隆冬之月，向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温也，至诚极矣。欲之甚者，至或当风鼓Ｃ，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犹不能致，况自刑赏，意思不欲求寒温乎？

　　万人俱叹，未能动天，一邹衍之口，安能降霜？邹衍之状，孰与屈原？见拘之冤，孰与沉江？《离骚》《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屈原死时，楚国无霜，此怀、襄之世也。厉、武之时，卞和献玉，刖其两足，奉玉泣出，涕尽续之以血。夫邹衍之诚，孰与卞和？见拘之冤，孰与刖足？仰天而叹，孰与泣血？夫叹固不如泣，拘固不中刖，料计冤情，衍不如和，当时楚地不见霜。李斯、赵高谗杀太子扶苏，并及蒙恬、蒙骜。其时皆吐痛苦之言，与叹声同；又祸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气不生。秦坑赵卒於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当时啼号，非徒叹也。诚虽不及邹衍，四十万之冤，度当一贤臣之痛；入坑坎之啼，度过拘囚之呼。当时长平之下，不见陨霜。《甫刑》曰：“庶僇旁告无辜於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无罪於上天也。以众民之叫，不能致霜，邹衍之言，殆虚妄也。

　　南方至热，煎炒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燕在北边，邹衍时，周之五月，正岁三月也。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时降。北边至寒，三月下霜，未为变也。此殆北边三月尚寒，霜适自降，而衍适呼，与霜逢会。传曰：“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复温，则能使气温，亦能使气复寒。何知衍不令时人知己之冤，以天气表己之诚，窃吹律於燕谷狱，令气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为须贾所谗，魏齐僇之，折干摺胁。张仪游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记其状。邹衍见拘，雎、仪之比也，且子长何讳不言？案《衍列传》，不言见拘而使霜降。伪书游言，犹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虚矣！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顿牟叛，赵襄子帅师攻之，军到城下，顿牟之城崩者十余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军有哭者乎？秦之将灭，都门内崩；霍光家且败，第墙自坏。谁哭於秦宫，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门崩墙坏，秦、霍败亡之征也。或时杞国且圮，而杞梁之妻适哭城下，犹燕国适寒，而邹衍偶呼也。事以类而时相因，闻见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墙朽，犹有崩坏。一妇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则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时，山多变。山、城，一类也。哭能崩城，复能坏山乎？女然素缟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从军死，不归。其妇迎之，鲁君吊於途，妻不受吊，棺归於家，鲁君就吊，不言哭於城下。本从军死，从军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处也。然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复虚言也。

　　因类以及，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食昴，复妄言也。夫豫子谋杀襄子，伏於桥下，襄子至桥心动。贯高欲杀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动心。二子欲刺两主，两主心动；綝实论之，尚谓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轲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动，而白虹贯日乎？然则白虹贯日，天变自成，非轲之精为虹而贯日也。钩星在房、心间，地且动之占也。地且动，钩星应房、心。夫太白食昴，犹钩星在房、心也。谓卫先生长平之议，令太白食昴，疑矣！岁星害鸟尾，周、楚恶之。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案时周、楚未有非，而宋、卫、陈、郑未有恶也。然而岁星先守尾，灾气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祸，宋、卫、陈、郑同时皆然。岁星之害周、楚，天气灾四国也。何知白虹贯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不〕使长平计起也？

 

50. 译文

 

　　主张灾异之说的人，对于天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的说法已被怀疑了。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灾异的出现，大概因为君主施政影响了天，天就运用气来应和君主。以用槌击鼓，用槌敲钟作比喻，钟鼓好比是天，槌好比是施政，钟鼓的声音好比是天的应和。君主在人间施政，天上的气就随着君主施政的好坏而出现了。

　　我说：这又值得怀疑了。天能影响万物，万物怎么能感动天呢？人和物都隶属于天，天是人和物的主宰。所以说：“王良用马鞭赶马，战车战马就布满原野。”不是地上先发生了战争而后王良才赶马的。天的气在上面发生变化，人和物在地下应和。所以天将要下雨，商羊鸟就飞舞，并不是商羊鸟飞舞才使天下雨的。商羊鸟，是能预知要下雨的鸟，天将要下雨，它就屈起它的一只脚飞舞。所以天将要下雨，蝼蛄蚂蚁就会搬家，蚯蚓就会爬出泥土外，琴弦就会松弛，旧病就会复发，这就是万物受天的影响的应验。所以天将要刮风，窝中的鸟就会飞舞，天将要下雨，洞穴中的动物就会骚动不安。这就是风和雨的气影响了虫鸟这类动物。因此，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好比跳蚤虱子在衣裳里面，蝼蛄蚂蚁在洞穴缝隙之中。跳蚤虱子蝼蛄蚂蚁前后左右乱爬，能够使衣裳洞穴缝隙之间的气变动吗？跳蚤蝼蛄蚂蚁不能够，而唯独说人能够，就是不明白物与气之间的关系。

　　风吹来树枝会摇动，树枝本身不能招来风。所以夏末蟋蟀鸣叫，寒蝉啼叫，是受了阴气的感动。春雷响动而野鸡惊飞，惊蛰到来伏蛇出洞，是受了阳气的激发。到半夜的时候鹤就鸣叫，天将亮的时候公鸡就啼叫，这些即使不是异常现象，也是天上的气影响了万物，万物应和天上的气的应验。只能说寒温之气感动了君主，君主受气的激发而对人施以赏罚，岂能说君主以赏罚感动了天，天用寒温之气来应和君主的政治呢？根据风向预测吉凶的人说：“风吹来了，干盗窃的人受到风的感应而作案。”并不是盗贼的精气感动了天才使风吹来。是风吹来，引发了盗贼犯法的心理，而盗贼的偷窃行为就发生了。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盗贼这种人，见到财物就偷取，发现仇人就杀害，这些行为都发生在短时间，未必往日他就有这种心思，而是天上的风正好在贪狼阴贼当道的日子刮来了。

　　根据风向预测物价的高低，风从王相乡吹来物价就高，从囚死地吹来物价就低。谷价有高有低，谷米有多有少，但斗斛并没有改变。风吹来了，卖谷的人依据风向就抬高或降低谷价，这是由于天上的气影响了人心和物价的缘故。因此谷价高低变化，有时贵有时贱。《史记·天官书》上说，在夏历正月初一的早晨，根据四方之风来占测一年的吉凶。风从南方吹来就会大旱，从北方吹来就发大水，从东方吹来说发生瘟疫，就西方吹来就发生战乱。太史公据实论事讲根据风向预测水、旱、兵、疫、是因为人、物的吉凶都受天的支配。使万物生长的，是春季；使万物衰亡的，是冬季。使万物春季生长而冬季衰亡的是上天。如果有人想让万物春季衰亡而冬季生长，万物最终既不生也不死，是什么道理呢？万物生长受春阳之气的支配；万物衰亡是由冬阴之气决定的。因此，用嘴里的气吹人，人不会寒冷；用气呵人，人不会温暖。让被吹气和呵气的人，经冬历夏，就会有挨冻受晒的忧患。寒冷的温暖的气，归属于天地而受阴阳的支配，人事与国政，怎么能够影响它呢？

　　况且天是根本而人是末节。爬树摇树枝，不能动摇树干。如果斫伐树干，所有的树枝都会枯死。人事好比树枝，寒温之气好比树根树干。人为天所生，就含有天的气，以天为根本，好比耳目手足受心的支配。心里想干什么，耳目就听什么看什么，手足就会随着动作起来。如果说天会应和人，这就是说心是受耳目手足所支配的吗？旌旗悬挂穗带，穗带连接在旗杆上，旗杆往东穗带就朝西飘。如果说寒温之气是随君主的刑赏而来的，这是把天上的气当作系在旗杆上的带了。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地将要震动的征兆。齐太卜看见了这种天象，对齐景公说：“我能使大地震动。”齐景公相信了他。如果说君主能引来寒温之气，就好比齐景公相信太卜能使大地震动一样。人不能使大地震动，也就不能使天感动。

　　寒温之气，是天上的气。天极为高大，人极为卑小。小竹枝不能敲响钟，而萤火不能烧鼎煮饭，为什么呢？因为钟长大而竹枝短小，鼎高大而萤火细小的缘故。凭七尺长的细小身躯，想感动皇天的大气，它不会有丝毫效验，这是必定无疑的。占卜郡守将要进入郡的首府这件事，如果天气寒冷，就表明郡守要发怒；如果天气温和，就表明郡守会高兴。喜怒是有感于事情而发生的，郡守尚未进入郡界，没有见到官吏百姓，没有察明是非，喜怒尚未发生，而寒温之气已经预先来到了。如果怒喜能导致天气寒温的话，那么应该在郡守怒喜之后，寒温之气才能到来。这反而是寒温之气使郡守发怒或高兴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不十分虔诚，如果做事十分虔诚，就像邹衍仰天长叹而天降霜，杞梁妻痛哭而城墙崩塌一样，怎么天上的气就不能感动呢？”所谓至诚，还是就心意的好恶来说的。有瓜果这类东西，在人的面前，距嘴只有一尺远，心里想吃它，用口里的气吸它，是不能吸来的；用手拿取送进嘴里，然后就可以得吃了。就凭瓜果这样细小的东西，又圆又团极易转动，距嘴又不远，十分虔诚地想吃它，却不能得到，何况上天距人又高又远，它的气无边无际，无头无尾呢？盛夏时节，迎风站立；隆冬季节，向着太阳而坐。这是夏天想得到凉爽而冬天想得到温暖，算是极端虔诚了，希望得到凉爽和温暖最心切的人，甚至有的迎风煽扇子，有的对着太阳而又烧燃火炉，但是上天终究不会为了他而改变寒温之气，寒来暑往有一定的规律，不会为人诚心不诚心而改变。诚心想得到寒温之气尚且不能招来，何况君主施行刑赏时本来就没有想要得到寒温之气的意思呢。

　　万众人都叹息，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声长叹，怎么能使上天降霜呢？邹衍的处境，哪能与屈原相比？被拘囚的冤屈，哪能与投江相比？《离骚》、《楚辞》凄凉悲伤，一声长叹，怎能与它相比？屈原死的时候，楚国并没有降霜，这是楚怀王、楚襄王时的事情。楚厉王、楚武王时，卞和向他们呈献玉石，被砍掉了双足，卞和捧玉而流泪，眼泪流尽了接着就哭出血来。邹衍的虔诚，怎能与卞和相比呢？被拘囚的冤屈，怎能与砍掉双足相比呢？仰天长叹，怎么能与哭出血相比呢？长叹确实不如哭泣，拘囚确实不如砍足，衡量冤情，邹衍不如卞和，当时楚地也不见降霜。李斯、赵高假造遗诏杀害太子扶苏，并牵连蒙恬、蒙毅等人。当时他们都倾吐了痛苦的话，与邹衍的叹息声相同，又遭祸直到被杀死。不仅仅是被拘囚，在他们被害死的地方，并没有寒冷之气产生。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在长平城下，四十万人同时被活埋。当时他们的哭啼叫喊，不仅仅是叹息。他们的虔诚虽然不及邹衍，四十万人的冤屈，估计应当抵得上一位贤臣的悲痛；他们被活埋时的哭喊，估计应超过被拘囚者的呼号，当时长平城下也不见降霜。《尚书·吕刑》上说：“被杀害的百姓纷纷对天帝诉说自己没有罪过。”这说的是蚩尤统治下的老百姓受了冤屈，纷纷对上天诉说自己没有罪过。以万众百姓的含冤叫屈，都不能引来降霜，邹衍长叹降霜的说法，不过是虚假荒诞之说。

　　南方很热，能使沙子熔化石头酥烂，父子同在河水中沐浴。北方很冷，凝结的冰块能把土地冻裂，父子同在土屋中居住。燕国地处北方，邹衍被拘之时，周历的五月，是夏历的三月。中原地区，正月、二月经常降霜雪；北方很冷，三月下霜，不算是反常。这大约是北方三月还在寒冷，霜恰好自天而降，而邹衍正好仰天长叹，与降霜碰到一起。传上说：“燕国有一个寒冷的山谷，里面不长五谷，邹衍吹响律管，寒谷又变温暖了。”如果能使天气温暖，也就能够使天气再变寒冷。怎么知道邹衍不是希望能使当时的人知道自己的冤屈，想借天气表明自己的诚心，偷偷地在燕国的监狱里吹响律管想使天气寒冷，于是才向天呼号的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降霜呢？范雎被须贾所诬告，魏齐侮辱范雎，折断了他的肢体肋骨。张仪在楚国游说，楚相拷打他，他被鞭打得流血。他们两人的冤屈，太史公如实记下了他们的情况。邹衍被拘囚，与范雎、张仪同类，而司马迁为什么避讳不记载呢？考察邹衍列传，没有记载他被拘囚而使天降霜的事。伪作的书和无根据的说法，好比太子丹使偏西的太阳回到正中、天上降下谷雨一样。由此说来，邹衍向天呼号而天降霜，是不存在的！那么杞梁的妻子痛哭而使城墙倒塌，是荒诞的了！

　　顿牟反叛，赵襄子带兵讨伐顿牟。晋军到达顿牟城下，顿牟的城墙崩塌了十多丈，赵襄子鸣金而退兵。如果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崩塌，那么赵襄子的军队中有哭泣的人吗？秦国将要灭亡，咸阳城门向内倒塌；霍光家族要衰败，家里的墙自己倒塌了。是谁向秦宫、霍光家哭泣呢？然而城门崩垮院墙倒塌，是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