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20

观看古代名人的画像，怎么能比得上亲自观察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呢？把他们的像挂在空白墙上，形体和容貌全在，而人们不被它激励和劝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见到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古代圣贤留下来的文章，在竹简帛书上已经记载得明明白白了，难道他们仅仅是墙壁上的图画可比吗！空空的器皿放在厨房里，即使涂上金银作装饰，而其中没有食物对消除饥饿有好处，人们是不会理睬的。好菜好饭好肉，即使用沙锅装着，看到它的人也会向往。古代圣贤的文章内容形式都很好，能适合读者的口味，不只是餐具中的食物可比；对读者有益处，不只是饭食对身体有滋补可比。所以餐具空空没有食物，饥饿的人不会理睬；胸中容虚不具备学问的人，朝廷是不会任用的。

　　擅长击剑的人，争斗打仗一定胜利的原因，是学到了曲成侯、越女的剑术。两敌相遇，一个灵巧一个笨拙，其中一定胜利的，是有本领的人。孔子和墨子的学业、圣贤的书籍，不仅是曲成侯和越女的作用可比。培养人们的德操，增加人们的知识，不仅是打仗一定胜利的刺杀技术可比。所以击剑的技术，有必定胜利的名声，圣贤的书籍，有必受尊崇的名声。城镇的官吏，把他们调来当自己的部下，地方长官就拿政治和教化的事问他们，聪明点的官吏，就要求他们陈述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东西，如果地方长官有所觉悟，就会用来改善政事尊崇经传。圣贤的言论和行为，古书流传，能使人的心受到感化，使人的智慧变得聪明，这不只是与城镇官吏对答的话可比。

　　禹和伯益共同治理洪水，禹主持治水，伯益负责记与一般不同的东西，海外山外，没有远的地方没到过，就把所见所闻写成了《山海经》。不是禹和伯益就不能走那么远，《山海经》也就写不出来了，这样看来，《山海经》能写出来，是伯益见过的东西广博的缘故。董仲舒认识重常鸟，刘子政知道贰负的尸骨，都是他们看过《山海经》，所以才能立刻说出这二件事来。假使禹和伯益走的地方不远，就不能够写出《山海经》；假使董仲舒和刘子政没有读过《山海经》，也不能解决这二个疑难问题。实沉与臺台，由于子产知道的东西多，所以能回答是参宿神与汾水神。龙出现在绛的野外，蔡墨通晓占卜，所以说能饲养它。父亲和兄长在千里以外，快要死了，留下教诲的遗书。儿子贤的，就会要来读，并存在胸中，不肯忘记，尊重先人敬重兄长，所以把它看得非常郑重其事；儿子不贤的，就会随随便便，漫不经心，没有体会了解父兄遗嘱的心思。古代圣贤遗留给后人的文字，它们的重要不只是父亲兄长的遗嘱可比。有的人能够认真阅读并领会遗嘱的内容，但却有人抛在一边，不予接受，二者之间的好歹，路上的行人，都能评论出来，何况那些能分清是非的人，还不能区别它们吗？

　　孔子病重，商瞿占卜死期是中午。孔子说：“拿书来，不然到中午有什么事情可干呢？”圣人好学，快要死了都不休息，还惦念着经书，没有因为快死的缘故，而舍弃忘掉经学，他真算得上世世代代的圣人，被大家效法和学习，大概不假。从孔子以下，到汉朝的时候，有才能值得称颂的人，没有一个是整天吃饱了而不用心干事的，不是在讲说五经就是在阅读各种书籍。各种书籍内容庞大，很难全面掌握。用卜卦占卜来推测凶吉，都是周文王、周武王用过的办法，从前有商瞿能算卦，后代有东方朔、翼少君能通晓占卜射覆。这种办法虽是小伎，但也是圣人的方术，现在人却连这个都不懂。

　　人生来就承受了仁、义、礼、智、信五常本性，喜爱道义乐于学习，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现在却不是这样，要吃得饱，喝得痛快，稍用心思就想睡觉，肚子成了饭坑，肠子成了酒袋，这就成了一般动物。没有羽毛鳞甲的三百六十种动物，人是它们的首领。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人最为宝贵，宝贵在人懂得求知。如今愚昧无知，对学习没有一点爱好和要求，跟三百六十种没有羽毛鳞甲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呢？能说他们是无羽毛鳞甲动物的首领而尊贵他们吗？

　　中原地区的人所以比边远地区的人尊贵，是因为他们懂得仁义的规矩，知道古今的学问。如果仅仅凭借他们自身先天的智慧来谋取衣食，经过若干岁月，白头终生，最后没有了智慧，就和边远地区的人同类。看了蜘蛛织网来捕捉飞虫，那么人使用的欺骗手段怎么能超过它呢？凭借自身先天的智慧，玩弄权利去欺骗，以得到富贵长寿的快乐，没有古今的学问，这跟蜘蛛同类，有血动物，没有饿死的忧虑，都能用自身的智慧来寻找到食物。

　　不通的人，也能自己供养自己，做官也能得到高官。地方长官就像齐大夫高子样昏庸，怎么能识别他们呢？他们靠时运积下了些功绩，因为天命当了官，不通古今，由于地位高而被看成贤人，他们与通人当官的手段不一样，怎么才能识别通人并以破格提拔来对待他们呢？地方长官没有像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类人，心中本身通达明白，博览古今，所以他们尊重通人就会见尊贵的客人一样。燕昭王为邹衍扫地，那他唯独承受的是什么天性呢？东城令董仲绶知识称得上是儒家最杰出的人，海内外都称他是通人，所以他待人时能识别出特别突出的人，因此钟离的产公能以一个普通百姓而受到高度尊重，这是由于董仲绶对产公了解得很清楚。这样看来，能被了解，普通石头也会发光冒气；不被了解，即使是金玉也没有光泽。

　　从汉武帝到本朝，多次举贤良，让人们通过“射策”考试，分甲乙科录取。像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等，竹简上的题目他们全部能准确地回答出来，而且文章内容完善形式优美，这是他们广泛阅读内容丰富的书籍得来的。假使他们四人读经只能摘录句子，动笔只能给经书作法，没有看过古今的其他书籍，怎么能在圣王的朝庭中写出好文章来呢？汉明帝的时候，他读《汉书·苏武传》，看见武职中有名叫“栘中监”的，以此询问各位官吏，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其实《仓颉》是本文字学的书，上面文字都齐备，至于各位官吏不能回答国君提出的问题，这都是因为凭命好和升官簿升迁的人多在朝廷做官的缘故。“木”旁一个“多”字尚且不知道，他们要想达到像董仲舒知道重常鸟，刘子政知道贰负尸，那太难啊！

　　有人说：“通人做官，不过兰台令史，其职校勘书籍删定文字，同太史、太祝一样，职务只在掌握文书，没有治理百姓的才能，不能任用他们。所以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一些人，名香文美，但都停留原职不能升官，不被当世重用。“我说：这不一定。周代的通人，邹衍、荀况他们，就受到当时君主的宠幸，在社会上有显赫地位。董仲舒虽然没有三公那样的地位，但知识却在三公九卿之上。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的事迹，汉代借要借鉴周、秦的事迹。然而兰台令史是国家要借鉴前代得失的关键。因为心像丸卵那么小，却是人体主要的内脏器官；瞳仁如豆那么小，却能使人见到光明。兰台令史虽然地位低微，却掌管着国家的珍贵图书资料，通人就由此进身做官，像博士这样的官，儒生就是由这里开始做起的。可见有的道人停留原职没有升官，哪里是朝廷冷遇他们，而大概是因为书还没有校订好，任务还没有完成吧！

 

 

《卷十三·超奇篇》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暢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於敝车，锦绣之方於缊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说名於儒门，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後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於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於〔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问於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於玉，钻龟能知神於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於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有根株於下，有荣叶於上；有实核於内，有皮壳於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後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於心，其实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銛，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且浅意於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於辞，意验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议。《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於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长生死後，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於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吏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前世有严夫子，後有吴君〔高〕，末有周长生。白雉贡於越，暢草献於宛，雍州出玉，荆、扬生金。珍物产於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未论列者，长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贤，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於鲁之义也。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於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见是，推今进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後，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

 

50. 译文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才能突出还有突出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高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种经书，教诲后代子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种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出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子云、唐子高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出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马迁、刘子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子云、唐子高，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出的了。

　　植物下面有根和茎，上面才有花和叶；果实里面有果核，外面才会有皮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花叶与皮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感情激动才能下笔流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流露出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毛一样。毛有五颜六色，都长在身体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色鸟兽的毛无故长了出来。选拔武士来射箭，武士要心气平和身体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射中。兴论立说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样。论说应当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样。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射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出来不是像花叶的生长那样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感情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出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进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根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出来，难道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深深地感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射信，燕将会自杀；邹阳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出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出来的。

　　鸿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长吏，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难道只是用他们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吗？而是希望州郡长官有忧愁的时候，他们能写章上奏，解决处理困难烦杂的事务，使州郡无事。就象唐子高、谷子云这些官吏，要是出来尽心，完全拿出写公文的本领，那些麻烦和忧患的事怎么会有解决不了的呢？古代很遥远，四处偏僻隐蔽，动笔作文的人，记录有困难，那么暂时就近用自己家乡会稽的事来说。周长生是文人当中的魁首，在州府，是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为太守孟观写奏章，解决了麻烦事消除了忧患，使得州郡无事，二位地方长官的职位得以保全。周长生的身份不显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长官怀着俗人的节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么周长生早已蒙受邹衍那样的恩宠了。周长生死后，州郡的长官遇到了忧患，没有能干的起草奏章官员，因此困难事解决不了，被追究责任押送到相属司直受审，这是由于写文章这一行不受重视，不再有擅长写奏章的人的缘故。那么难道就没有为地方长官分忧的官吏吗？而是他们当中的人，文笔远不如周长生之类的缘故。

　　周长生的才能，不仅仅擅长写公文，而且写了《洞历》十篇，上从黄帝，下到汉朝，就连细小轻微的事，没有不记载的，跟司马迁《史记》的《表》、《纪》相类似。由于上通黄帝下达汉朝，所以叫做《洞历》。像这样，周长生不只是个文人，而且是个称得上鸿儒的人。

　　前代有严忌，后来有吴君高，最后有周长生。白野鸡从越尝贡来，畅草从郁林献来，雍州出玉，荆州、扬州产铜。珍贵的东西出产在四面边远而偏僻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说就没有特出的人物。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了，文章不都在我这里吗！”周文王的文章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文章在董仲舒身上，董仲舒已经死了，难道在周长生这些人身上吗？不然，怎么会说他语言高超，文章美丽呢！唐勒和宋玉，也是楚国的文人，古书上没有记载的人，屈原就在那上边。会稽的文人，难道只有周长生吗！以没有加以论述的人来说，周长生尤其突出。全国多山，而华山、泰山称岳，全国多河，而长江、黄河称渎的原因，是华山、泰山最高，长江、黄河最大。周长生，是州郡中文章最好的人。自己家族的老大贤能，抛开他而去称赞别家族的老大，这是不对的。周长生是论说文章的头号人物，所以文人都尊崇他，唯独把他记录下来，这跟《春秋》采用鲁国自己的年号来记年以表示尊重本国的道理相同。

　　一般人喜欢推崇古代而称颂传说中的事情，古人的东西，就是瓜菜也是甜美的；后代的新东西，即使是蜜酪，也是苦辣的。周长生的家在会稽，生长在今天，文章虽然出众，评论的人还是认为比古人幼稚。天供元气，人受精气，难道因为人有古今差别，今人就要降低等级吗！（应该不论古今，）优秀的算高超，高明的算上等。尊重事实的人，明辩是非的人，看见错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其位置放在后面，看到正确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其位置放在前面，心智明白，不被一般人的喜好所迷惑。班叔皮续写《史记》百篇以上，记事详尽，讲理透彻，读者认为是第一，而司马迁的《史记》次之。其子班固是尚书郎，文章可以跟他相比，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比喻文采的高下，那么他们不仅是五百里的大国，而且应称作像周、召、鲁、卫那样的大国。如果要推崇古代，那么班叔皮、班固父子就不值得一提了。

　　周代有繁荣昌盛的文化，是因为在百代的末尾。汉代在百代的后面，文辞论说，怎么能不繁茂呢！从小看大，从老百姓的事来推论，可以看出朝廷政治上的道理。住宅开始建成，才会种植桑麻，住上很多年，子孙继续栽种桃树、李树、梅树、杏树，才会遮住山丘盖满原野。植物根茎多，那么花叶就繁茂。汉朝统治已经很久了，土地辽阔，百姓众多，礼义盛行，事业兴旺，漂亮的文章，怎么会不繁茂呢！其实，花和果实是在一起生成的，无花而结果，这样的东西少有。山是秃的，怎么会繁茂呢？地是盐碱土，怎么会生长草木呢？著名文人在汉朝大量出现，就是汉朝兴盛的证明。天晴朗，群星明亮；天阴雨，日月被遮蔽。如今著名文人同时出现，就是汉朝光照日月的证明。

　　汉高祖每读陆贾的文章，群臣就发出“万岁”的称赞声；徐乐和主父偃上奏章，被任命为郎中的事，如今没有再听说了。做饭食不会做又苦又酸的菜，因为自己的口觉得味道不好，手就不会拿去给别人吃。每次下诏书，都说要按文义经传四科选拔人材，诏书富有文采，是情文并茂的好文章的明证。而如今上奏的公文没有经过核实，写书又没有实际内容，“万岁”的称赞声，“任命”的恩惠，从什么地方发出来呢？装饰面孔的人都想打扮得好看，但值得看一眼的却很少；创作乐曲的人都想作得动听，但值得一听的却很少。陆贾的文章还没有上奏，徐乐、主父偃的简策还没有上呈，那些闭眼说瞎话的人，讲述事情粗鲁难听，写文章没有文采，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文辞华而不实，不被流放到荒岛或沙漠上去充军，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蒙受任命为郎中的宠幸呢？

 

 

《卷十四·状留篇》

 

　　论贤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进，官爵卑细。以贤才退在俗吏之後，信〔可〕怪也。夫如是，而适足以见贤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实也。龟生三百岁，大如钱，游於莲叶之上。三千岁青边缘，巨尺二寸。蓍生七十岁生一茎，七百岁生十茎。神灵之物也，故生迟留，历岁长久，故能明审。实贤儒之在世也，犹灵蓍、神龟也。计学问之日，固已尽年之半矣。锐意於道，遂无贪仕之心。及其仕也，纯特方正，无员锐之操。故世人迟取进难也。针锥所穿，无不暢达。使针锥末方，穿物无一分之深矣。贤儒方节而行，无针锥之锐，固安能自穿、取暢达之功乎？且骥一日行千里者，无所服也，使服任车舆，驽马同〔昔〕。骥曾以引盐车矣，垂头落汗，行不能进。伯乐顾之，王良御之，空身轻驰，故有千里之名。今贤儒怀古今之学，负荷礼义之重，内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礼义之操，不敢妄进苟取，故有稽留之难。无伯乐之友，不遭王良之将，安得驰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

　　且夫含血气物之生也，行则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则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则？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轻也。贤儒、俗吏，并在当世，有似於此。将明道行，则俗吏载贤儒，贤儒乘俗吏。将暗道废，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处下位，犹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

　　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贤儒不遇，仆废於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东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给，能何见乎？”汲黯谓武帝曰： “陛下用吏如积薪矣，後来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东方朔之语，独〔非〕以俗吏之得地，贤儒之失职哉？故夫仕宦，失地难以观德；得地难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毁起於卑位。卑位，固赏贤儒之所在也。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滞之留。沉滞在能自济，故有不拔之扼。其积学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无以自修，身虽拔进，利心摇动，则有下道侵渔之操矣。

　　枫桐之树，生而速长，故其皮肌不能坚刚。树檀以五月生叶，後彼春荣之木，其材强劲，车以为轴。殷之桑谷，七日大拱，长速大暴，故为变怪。大器晚成，宝货难售也。不崇一朝，辄成贾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沙石转积於大石之上，大石没而不见。贤儒俗吏，并在世俗，有似於此。遇暗长吏，转移俗吏超在贤儒之上，贤儒处下，受驰走之使，至或岩居穴处，没身不见。咎在长吏不能知贤，而贤者道大，力劣不能拔举之故也。

　　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举，则不敢动。贤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铁在地，焱风不能动，毛芥在其间，飞扬千里。夫贤儒所怀，其犹水中大石、在地金铁也。其进不若俗吏速者，长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铁石间也，一口之气，能吹毛芥，非必焱风。俗吏之易迁，犹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转沙石者，湍濑也；飞毛芥者，焱风也。活水洋风，毛芥不动。无道理之将，用心暴猥，察吏不详，遭以奸迁，妄授官爵，猛水之转沙石，焱风之飞毛芥也。是故毛芥因异风而飞，沙石遭猛流而转，俗吏遇悖将而迁。

　　且圆物投之於地，东西南北，无之不可，策杖叩动，才微辄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徒，须人动举。贤儒，世之方物也，其难转移者，其动须人也。鸟轻便於人，趋远，人不如鸟，然而天地之性人为贵。蝗虫之飞，能至万里；麒麟须献，乃达阙下。然而蝗虫为灾，麒麟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两足，安能自达？故曰：燕飞轻於凤皇，兔走疾於麒麟，{圭黾}跃躁於灵龟，蛇腾便於神龙。吕望之徒，白首乃显；百里奚之知，明於黄发：深为国谋，因为王辅，皆夫沉重难进之人也。轻躁早成，祸害暴疾。故曰：其进锐者，退速。阳温阴寒，历月乃至；灾变之气，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干将之剑，久在炉炭，銛锋利刃，百熟炼历。久销乃见作留，成迟故能割断。肉暴长者曰肿，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贤儒迟留，皆有状故。状故云何？学多道重，为身累也。

　　草木之生者湿，湿者重；死者枯。枯而轻者易举，湿而重者难移也。然元气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车行於陆，船行於沟，其满而重者行迟，空而轻者行疾。先王之道，载在胸腹之内，其重不徒船车之任也。任重，其取进疾速，难矣。窃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荣也，而尸禄素餐之谤，喧哗甚矣。且贤儒之不进，将相长吏不开通也。农夫载谷奔都，贾人赍货赴远，皆欲得其愿也。如门郭闭而不通，津梁绝而不过，虽有勉力趋时之势，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长吏妒贤，不能容善，不被钳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举，道理之早成也？

 

50. 译文

 

　　论说贤儒的才能，已经很出众了。世人惊异他们做官得不到提拔，官爵低下。其实以贤才落在俗吏的后面，实际并不值得奇怪。像这样才恰好足以显出贤与不贤的区别，看出才能高低大小的实际情况。乌龟活三百年才像铜钱大，在莲叶上游玩。活三千年龟壳的边缘才会变青，身体才有一尺二寸长。蓍草活七十年长一根茎，活七百年才长十根茎。因它们是神奇灵验的东西，所以生长得很缓慢，由于经历的年代长，所以用来占卜非常灵验。考察贤儒在社会上，就像灵验的蓍草，神奇的乌龟一样。算一算他们钻研学问的日子，确实已以有半辈子了。他们集中精力研究先王之道，于是没有贪图做官的心。等到他们做了官，就特别纯洁，非常正直，没有圆滑钻营的行为。所以世上有权势的人难得录用和提拔他们。针和锥穿过的地方，没有不通畅的。假使针和锥的尖端是方的，穿进物体里就不会有一分深。贤儒本着正直的节操办事，失去了针锥的锐利，所以怎么能亲自去钻营，取得到飞黄腾达的功效呢！

　　再说千里马一天能跑一千里，是没有负重，假使让它拉着装满东西的车子，跟劣马一样。过去，千里马曾用来拉过盐车，结果它垂着头浑身冒汗，想往前走却不能前进。伯乐发现它，请王良来驾御，光着身体快跑，所以有千里马的美名。如今贤儒胸怀古今的学问，担负着礼义的重任，内心受胸中知识的束缚，行为又受礼义节操的约束，不敢随便乱谋求官位，所以不易当官或被提拔。没有伯乐这样的朋友，不遇上王良这样的地方长官，怎么能在清明的朝廷上驰骋，表现出千里马的样子来呢？

　　有血气的动物活着的时候，走路则背朝上，腹向下；要是生病或死去，那么就背在下，腹朝上。为什么呢？因为背部肉厚肉多，腹部肉薄肉少。贤儒、俗吏同时生在当今世上，有点类似这种情况。要是地方长官贤明先王之道就能实行，那么是俗吏驮贤儒，贤儒骑俗吏。要是地方长官昏庸先王之道被废弃，那么就是俗吏骑贤儒，贤儒处在低下的位置，就像动物遇害，腹朝上背在下一样。背象征天，腹象征地，活着走路的时候，背和腹的位置符合天在上、地在下的原则，所以腹背得到了它们各自正确的位置；生病或者死去，违反正常状态，所以腹部反而在背的上面。不仅仅是腹部在上，凡是动物死了，脚也会朝上。贤儒不被赏识重用，等于死在世上，而那些妄进苟取的俗吏，却都在他们上面。

　　东方朔说：“如果眼睛不在脸上而长在脚上，救治眼瞎都来不及，怎么还谈得上看见东西呢？”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使用官吏就像堆柴一样，后来的放在上面。”考察汲黯的话，考察东方朔的话，岂不是因为俗吏得到了很高的地位，而贤儒却失去了应得的官职吗！因此，做官没有得到应有地位，难以了解他的品德；得到了应得的地位，又难以考察他的不贤。好名声来自高官显位，遭诽谤起源于地位低下，地位低下本来经常是贤儒所处的环境。他们遵循礼义，按规矩办事，修养身心，遵守节操，处在低下地位而不急于上爬，所以长期得不到任用和提拔。长期被埋没又不能自己想办法，所以才处于不被提拔的困境。他们自身积累的学问很多，因此不钻营的意志很坚定。俗吏没有什么用来作自我修养的，地位虽然被提升，由于贪图私利的心在作怪，就会有违背道德侵夺财物的行为出现。

　　枫树桐树，生长速度快，所以它们的树枝不坚硬。檀树在五月份长叶子，虽然在春天树木茂盛之后，但它的木质却坚强有力，所以车子用它来做车轴。殷朝时有桑树和穀树，七天长成一抱粗，高得太迅速，大得太突然，所以是灾变。珍贵的器物形成总是缓慢，宝贵的货物销售总是困难。而瓜菜之类东西，不到一个早晨就能卖完。所以急流流过时，沙砾冲得打转，而大石头却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石头重而沙砾轻。沙砾辗转堆积在大石头上，大石头就被埋没而看不见了。贤儒、俗吏，同时生在社会上，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遇到昏庸的地方长官，使俗吏升迁超在贤儒之上，贤儒却处于低下地位，干些跑腿的差使，甚至有的人被迫隐居山洞，终身无所表现。过错在于地方长吏不能了解贤儒，贤儒的先王之道大，而地方长吏能力低下不能提拔、推荐他们的缘故。

　　用手去拿东西，估计力气不能举起来，就不敢动它。贤儒的先王之道，不仅仅是东西的重量能比。铜铁在地上，暴风吹不动；毛草在地上，能飞扬一千里。贤儒胸中所怀藏的东西，就像水中的大石、在地上的铜铁一样。他们被提升不像俗吏那样快的原因，是地方长官能力低下，不能重用。毛草在铁与石头之间，一口气，就能吹它起来，不一定靠风暴。俗吏容易迁升，就像毛草容易吹起来一样。所以能使沙砾打转的是急流，能使毛草飞扬千里的是暴风。平静的水，不会使沙砾打转；平和的风，不会使毛草飞动。不懂先王之道的地方长官，用心急躁不正派，考察官吏不公平，任用官吏，凭自己喜欢来提拔，乱授官爵，就像洪水使沙砾转动，暴风使毛草飞扬一样。所以毛草靠暴风而飞扬，沙砾遇洪流而转动，俗吏碰到昏乱的地方长官而得升迁。

　　圆的东西掷在地上，东西南北，没有滚不到的，拿根棍子阻挡它，才稍微一挡就停住了。方的东西落在地上，一扔下去就停住了，至于它的移动，需要人去触动它。贤儒，是世上方的东西。他们难得移动，要移动就需要有人帮助。鸟比人轻便，能去很远的地方，人不如鸟，然而在天地之间有生命的东西当中，人是最宝贵的。蝗虫飞行能达万里，麒麟必须有人进献，才能到皇宫门前。然而蝗虫是灾祸，麒麟是祥瑞。麒麟有四只脚，尚且不能自己到达宫廷，人有两只脚，怎么会自己到达呢？所以说，燕子飞得比凤凰轻盈，兔子跑得比麒麟快速，青蛙跳得比灵龟爬行快，老蛇穿行比神龙灵便。姜太公白了头才显贵；百里奚的智慧，到晚年才表现出来。他们能为国家深谋远虑，因此成了君主的辅佐，但都是些才高德重，很难被提拔任用的人。轻浮急进的人早被任用提拔，但祸害的到来会特别迅速。所以说：“前进得快的退缩也快。”春夏秋冬，要经过几个月才会变更，而灾变的气，一个早晨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事。所以黄河的水结冰，不是一天寒冷能形成；把土堆成山，不是一会儿就可以弄成。干将宝剑，要在炉火中锻烧很久，锐利的锋刃，要经过无数次精细的冶炼磨光。由于经过长时间的熔炼，就显得形成非常迟缓，正因为形成非常迟缓，所以才能够割断东西。突然长出来的肉叫肿，突然喷出来的泉叫涌，酒太熟的容易变酸，醋太酸的容易变臭。像这样说，贤儒不能任用提拔，都有他们自己的缘故了。原因是什么呢？学问太多，先王之道太重，成了自己的负担。

　　草木活的潮湿，潮湿的就重；草木死的枯焦，枯焦的就轻。枯焦而轻的容易拿起来，潮湿而重的难得移动。然而元气所在，是在活着的草木而不在枯死的。因此车在陆地上走，船在河中行，装得满的重的走得慢，空的轻的走得快。先王之道，装在胸中，它的重量不仅仅是车船能胜任的。胜任的重，任用和提拔要快，就困难。偷人的东西，脏物得来不能说不快当，然而别人指责他的这种占有，得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世人早得高官，不是不光荣，但是当官不做事白吃饭的指责，社会上议论厉害得很。

　　贤儒不被提拔，是地方长官不推荐。农夫装谷子跑到城里，商人带货赶去远方，都是想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如果城门紧闭不能通过，渡口桥梁断绝不能过去，虽然有努力赶时间的劲头，怎么能及早赶到从而谋取厚利呢？要是地方长官嫉妒贤能，不能容纳好人，贤儒不受刑挨罚，就算万幸，怎么还敢奢望官位高升，使先王之道早日实现呢！

 

 

《卷十四·寒温篇》

 

　　说寒温者曰：人君喜则温，怒则寒。何则？喜怒发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赏罚。赏罚，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雕物伤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数日之间，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气发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见外寒温，则知胸中之气也。当人君喜怒之时，胸中之气未必更寒温也。胸中之气，何以异於境内之气？胸中之气，不为喜怒变，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国之时，秦、汉之际，诸侯相伐，兵革满道，国有相攻之怒，将有相胜之志，夫有相杀之气，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时，政得民安，人君常喜，弦歌鼓舞，比屋而有，当时天下未必常温也。岂喜怒之气，为小发，不为大动邪？何其不与行事相中得也？

　　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边则寒，南极则热。火之在炉，水之在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当人君喜怒之时，寒温之气，闺门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温，外内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说称，妄处之也。王者之变在天下，诸侯之变在境内，卿大夫之变在其位，庶人之变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变，则喜怒亦能致气。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当怒反喜，纵过饰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温。由此言之，变非喜怒所生，明矣。

　　或曰：“以类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赏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怒者愠恚，愠恚诛杀。阴道肃杀，阴气寒，故寒气应之。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断刑，小狱微原，大辟盛寒，寒随刑至，相招审矣。”夫比寒温於风云，齐喜怒於龙虎，同气共类，动相招致，可矣。虎啸之时，风从谷中起；龙兴之时，云起百里内。他谷异境，无有风云。今寒温之变，并时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验。齐、鲁接境，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杀牛羊，日以百数，刑人杀牲，皆有贼心，帝都之市，气不能寒。或曰：“人贵於物，唯人动气。”夫用刑者动气乎？用受刑者为变也？如用刑者，刑人杀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百贱不能当一贵乎？或曰：“唯人君动气，众庶不能。”夫气感必须人君，世何称於邹衍？邹衍匹夫，一人感气，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气辄寒，生一人而气辄温乎？赦令四下，万刑并除，当时岁月之气不温。往年，万户失火，烟焱参天；河决千里，四望无垠。火与温气同，水与寒气类。失火河决之时，不寒不温。然则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与赏罚同时，变复之家，因缘名之矣。

　　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人君无事，四时自然。夫四时非政所为，而谓寒温独应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后，立春之际，百刑皆断，囹圄空虚。然而一寒一温，当其寒也，何刑所断？当其温也，何赏所施？由此言之，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

　　人有寒温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风逢气，身生寒温。变操易行，寒温不除。夫身近而犹不能变除其疾，国邑远矣，安能调和其气？人中於寒，饮药行解，所苦稍衰；转为温疾，吞发汗之丸而应愈。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如审有之，寒温之灾，复以吹律之事，调和其气，变政易行，何能灭除？是故寒温之疾，非药不愈；黍谷之气，非律不调。尧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温与尧之洪水，同一实也。尧不变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温非政治所招。

　　或难曰：《洪范》庶征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顺；燠，温；恆，常也。人君急，则常寒顺之；舒，则常温顺之。寒温应急舒，谓之非政，如何？夫岂谓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递至，偶适自然，若故相应，犹卜之得兆、筮之得数也。人谓天地应令问，其实适然。夫寒温之应急舒，犹兆数之应令问也。外若相应，其实偶然。何以验之？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二令参偶，遭适逢会，人事始作，天气已有，故曰道也。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卦於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案《易》无妄之应，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变复之家，疑且失实。何以为疑？夫大人与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洪范》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范》之言，天气随人易徒，当先天而天不违耳，何故复言後天而奉天时乎？後者，天已寒温於前，而人赏罚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与《尚书》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两家乖迹，二疑也。民间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气温，旦旸气寒。夫雨者阴，旸者阳也；寒者阴，而温者阳也。雨旦旸反寒，旸旦雨反温，不以类相应，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说，亦未立也。

 

50. 译文

 

　　解释寒温的人说：君主欢喜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为什么呢？因为欢喜发怒都是从胸中发生的，然后由行为在外面表现出来，于是在外就形成了奖赏和惩罚。奖赏和惩罚是欢喜与发怒的结果，所以天气太冷太热，都会使草木凋枯，人受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