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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2
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累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 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2、 “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3、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4、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五、课文
人教七上历史书中写了关于王充和《论衡》：
秦汉时期，求仙，鬼神迷信思想盛行。秦始皇和汉武帝幻想长生不老，都曾派人为他们寻求仙药。董仲舒为神化皇帝，也宣扬迷信思想，说皇帝是代表天意统治人间。天用风调雨顺或降临灾害来显示它的意志。那时候也出现了一些批判迷信鬼神的思想家，王充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写了《论衡》一书，指出天是没有意志的，也不会通过自然灾害来警告人。日食、月食、打雷、下雨，都是自然现象。他又说，人死了骨肉化为灰土，精神也随着消亡，怎么会变成鬼呢？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存在。
六、原文与释文
《卷一·逢遇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於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伍员、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员诛死。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也。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於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於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於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均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後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後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圄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窃簪之臣，亲於子反，鸡鸣之客，幸於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於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邓通爱於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於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於黄帝，无盐纳於齐王。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际会。能进有补赡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佑之有乎？”
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佑，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如准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於涂，摭弃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 译文
操行，有一贯优良的；而做官，却没有总是被赏识和重用的。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操行问题；而被不被重用，是时运问题。才能高超操行高尚，不可能保证一定就会尊贵；才能低下操行恶劣，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贱。有人才能超群，操行高尚，不被赏识，居于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操行恶劣，却被重用，地位在众人之上。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拔“士”的标准，而“士”也各有猎取功名的途径。升迁在于受到赏识，落第在于不受赏识。处于尊贵显赫地位，未必贤能，只不过受到重用；地位卑贱低下，未必愚笨，只不过不被赏识。所以只要被赏识，操行恶劣的，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赏识，虽有高尚节操，在尧的朝廷上也会位处卑贱。因此，被赏识重用还是遭厌恶斥退，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有的是臣子才大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与君都有大才，而道德却有清浊高低之分；有的是虽没有道德，却以一技之长投合了君意；有的是连一技之长都没有，而是仗着姿色受到宠爱。
伍员、帛喜一起事奉夫差，帛喜受到尊重，而伍员却被处死，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却因事奉的君主各异，有被赏识重用的，有遭厌恶斥退的，伊尹和箕子就是这样。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伊尹做了国相，箕子却沦为奴隶，这是因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而箕子却碰上了商纣。贤臣事奉贤君，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辅佐他，由于追求和厌弃恰好一致，他们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贤臣事奉恶君，君主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虽尽心竭力去辅助他，终因操行和志向相反，不受赏识重用也理所当然。
有的作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也遇上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然而终有不受赏识重用的，孔子、孟轲就是这样。孔子在陈国与蔡国途中没有粮食，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入困境，这并非当时君主不肯任用好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没有能力使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为臣的，必定是尧、舜。只能驾御日跑百里马的人，而要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有毁坏衡木折断轭木的危险；只有使用备位充数臣子的才能，却用他去驾御有大臣才智的人，就必然会有才智受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抛弃高明中肯的意见，圣贤遭到拒绝和排斥，并非是憎恶圣贤，不愿听高明中肯的意见，而是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深切高明的意见实行起来很困难。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因此不受赏识重用理所当然。
有大才的臣子，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虞舜、许由都是圣人，都生活在尧的时代，又都见过尧，而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隐入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贤人，都生活在周国，又都见过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却饿死。圣贤道同、志合、目标一致，舜与尧、太公与周武王操行一致，而许由、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操行相违背，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道义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异；志向虽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别。为什么？因为道义有精深与粗浅，志向有高尚与庸俗。许由，是上古“皇者”辅佐之才，却生在“帝者”时代；伯夷，是“帝者”辅佐之才，却处于“王者”时代。他们都遵循道德，都实行仁义。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尧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周武王要伐商纣，太公也要伐商纣。同样庸俗一样粗浅，行动措施都一样，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便辅助政务，而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肯露面；禹统治天下，伯益来辅佐治理，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伯益才能超出子高。然而皋陶、伯益做官受重用，而无择、子高却退居归隐，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操行一致，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操行相违背。退隐地位低下，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即使受委屈，也不愿去做官；君主不听取其意见，不用他们，心里也不感到遗憾，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
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自己的主张，前二次建议秦孝公不听，最后一次建议被采纳了：前二次，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最后一次，是成就“霸业”的理论。拿成就“帝亚”、“王业”的理论，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理论虽然精辟，肯定被拒绝；如果换成“霸业”理论，即使粗疏，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理论虽精辟，碰上秦孝公不喜欢；而理论虽粗疏，却遇到秦孝公想实施。所以，不在于劝说者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者能喜欢；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赏识。像养马人的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而农民喜欢；子贡的话，虽然符合仁义的道理，农民却不爱听。又如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改成民间小调，越王就高兴。所以，即使是好的，对于不喜欢它的君主来说，虽好却不被钟爱；而那不好的，对于喜欢它的君主，虽不好，也不会被憎恶。这就是凭小技去投合，投合了则被赏识重用，不投合就被厌恶斥退。
有人连小技也没有，胡乱以不正当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也有被赏识的，像盗窃簪子的臣子，学鸡叫的食客就是这样。盗窃簪子的臣子，被子反所爱；学鸡叫的食客被孟尝君所宠。子反喜欢偷窃的臣子，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由于对主子有好处，主子就器重他们，其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有的虽无益处，但是为上司所欢喜，像籍儒、邓通就是如此。籍孺被汉惠帝宠幸，邓通被汉文帝宠爱，他们连浅薄的学问也没有，微小的才能也没有，只不过由于外貌漂亮、体型优美，皮肤细腻、颜色美艳而得到君主的欢心。当然，美好的容貌，人人所喜爱，他们被赏识重用理所当然。有的人容貌丑陋、颜色难看，却又被君主赞尝喜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嫫母被黄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王立为王后。所以，人品好不好可以预先知道，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尝识和重用，却很难预料。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好恶变化无常，臣子要进献什么才符合其心意，却无法预先知道，偶然投合算是做对了，凑巧与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升官者未必贤能，退隐者未必愚笨，投合受宠的得任用，不受宠的则被斥退。
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贤德的人应当被重用，要是不被重用，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读书人如果能迎合社会风气，揣摩君主意图，观察其境内情况，而调整自己专长，确定自己主张，周密窥测时机，能进献对君主有好处的东西，怎么会不受到赏识和重用呢？现在却不是这样，而是去作弄一些无益的技能，接受一些无益的主张，这等于夏天向君主进献火炉，冬天向君主献上扇子，尽做些君主不想做的事，献上些君主不想听的话，不碰上灾祸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得福呢？贡献有益的才能，采纳有益的主张，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有时会由于无益而得福，有时又由于有益而获罪。况且夏天还可以用火炉来烘烤潮湿的东西，冬天可以用扇子来扇火。社会风气可以迎合，君主的意图却猜测不到；意见可以随君主好恶而改换，才能却难于一下子改变。如果当时的君主好文，而自己会文就能被赏识重用；君主要是好武，自己则不会被任用。倘若君主好辩，有口才就会被赏识重用；君主要是不好辩，自己则不会被任用。重视文的君主不重视武，重视武的君主不重视文；重视口才的君主不重视行为，重视行为的君主不重视口才。文章和说话，还可以迅速学习；行为和才能，不可能立刻实现。学问不经过平时的学习和积累，不能成名。名望不一向显著，不可能被君主重用。匆忙学到的本领，短时间树立的名望，时间和功力都不够，要是对自己预先没有了解，用什么来揣摩君主的意图而让其采纳主张，从而获得任用并发挥自己的才能呢？以前周朝有个人想做官，屡次都没有被任用，年纪老了头发白了，在路边低声哭泣。过路人有的问他：“为什么哭啊？”回答说：“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因此哭了。”有人问：“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少的时候，学的是文。到文治之德成就了，开始想做官，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于是我改为习武。武艺刚学好，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刚即位，喜欢任用少年，我的年纪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当官是有时运的，不应当强求。唉，迎合社会风气，揣摩君主意图，还不能达到目的，何况节操高尚，志向远大，不被利禄引诱，性格品质已经固定，不被君主重视的人呢？
遇呀，才能不是预先练习好的，主张不是平常准备好的，而是碰巧遇到君主满意，恰好符合他的心意，这样才称之为“遇”。要是揣摩君主的意图来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得到敬重和地位，这应该起名为“揣摩”，不能起名叫“遇”。春天耕种谷物生长，秋天收割谷物得到收成，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能称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这才能称为“遇”。如同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在郊外拣取别人抛弃的东西；好像是天给的地生的，鬼助的神帮的；犹如禽息的精神暗中推荐百里奚，鲍叔的魂魄暗中举荐管仲，像这样，才算是“遇”啊。现在一般人既不能对遇和不遇的议论作出正确判断，又单凭被重用就称赞，根据不被重用就毁谤。这种只凭现有效果和既成事实判定是非的作法，是不可能衡量操行和考察才能的。
《卷一·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昬，策非昧也；逢遭外祸，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夫不本累害所从生起，而徒归责於被累害者，智不明，暗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不由我者，谓之何由？由乡里与朝廷也。夫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乡里，害发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
何谓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二累也。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三累也。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增加傅致，将昧不明，然纳其言，一害也。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二害也。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於将，三害也。夫未进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
动百行，作万事，嫉妒之人，随而云起，枳棘钩挂容体，蜂虿之党，啄螫怀操岂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见。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谓之洁，被毁谤者谓之辱；官升进者谓之善，位废退者谓之恶。完全升进，幸也，而称之；毁谤废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为三累三害也。
论者既不知累害（所从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博泥，以黑点缯，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处颠者危，势丰者亏，颓坠之类，常在悬垂。屈平洁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能也。伟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声。夫如是，岂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岂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谤哉？偶俗全身，则乡原也。乡原之人，行全无阙，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也。
古贤美极，无以卫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贤洁之人也！极累害之谤，而贤洁之实见焉。立贤洁之迹，毁谤之尘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愿摧王良之手。何则？欲专良善之名，恶彼之胜己也。是故魏女色艳，郑袖劓之；朝吴忠贞，无忌逐之。戚施弥妒，蘧除多佞。是故湿堂不洒尘，卑屋不蔽风；风冲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陈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轶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将，不遭邓析之祸，取子胥之诛，幸矣。孟贲之尸，人不刃者，气绝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灭也。动身章智，显光气於世；奋志敖党，立卓异於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
德鸿者招谤，为士者多口。以休炽之声，弥口舌之患，求无危倾之害，远矣。臧仓之毁未尝绝也，公伯寮之溯未尝灭也。垤成丘山，污为江河矣。夫如是市虎之讹，投杼之误，不足怪，则玉变为石，珠化为砾，不足诡也。何则？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为粪土，而恶来所以为金玉也，非纣憎圣而好恶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审，则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监谗圣人，周公奔楚。後母毁孝子，伯奇放流。当时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鸱鸮》作，而《黍离》兴，讽咏之者，乃悲伤之。故无雷风之变，周公之恶不灭；当夏不陨霜，邹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诚不能动变，君子笃信审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
圣贤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长；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毁，不求洁完，故恶见而善不彰，行缺而迹不显。邪伪之人，治身以巧俗，修诈以偶众。犹漆盘盂之工，穿墙不见；弄丸剑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见短，故共称之；将不闻恶，故显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
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怀伪而游，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伤湿，水居者无溺患。火不苦热，水不痛寒，气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
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发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尘而白取垢；以毁谤言之，贞良见妒，高奇见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纯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毁。焦陈留君兄，名称兗州，行完迹洁，无纤芥之毁；及其当为从事，刺史焦康绌而不用。何则？众好纯誉之人，非真贤也。公侯已下，玉石杂糅。贤士之行，善恶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负世以行，指击之者从何往哉？
- 译文
一般人做官常有保持原状不被提升的，品行节操有遭到毁谤而不完美的，罪过有累积而不能免除的，名声有不清白的，这不是由于他们才能低下，也不是品行违反情理，更不是头脑糊涂，主意不高明，而是碰上了外来的灾祸，接连受到损害的缘故。这种遭变累害的情况，不仅在人类中存在，但凡有万物的地方都是如此。只要有生命能活动的东西，都全会被毁伤损害。这些毁伤损害都来自外界，并非从他们自身产生。人们不去追究累害从何产生，而只是把责任归罪于被累害者，真是些头脑糊涂，不明事理的人啊。使作物在春天萌芽生长，是人力可以保证的；但是到秋天一定要有好的收成，却是人力未必能保证的。不知何时牛马践踏了作物的根，镰刀割断了作物的茎，长得好好的却不结实，到秋天没有收成。没有收成的作物，是遭受祸害发育不顺利，未能长成的缘故。老鼠爬进饭中，只好扔掉不吃。其实扔掉的饭的味道，跟那些没有被弄脏的饭，味道是同样的，只是由于老鼠的损害，只好抛弃不吃。受毁谤损害的君子，跟那些不成熟的作物，不吃的饭，是同等的。受害因素都从外界而来，所以称为“累害”。
修养身心端正品行，不能得福；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不能躲避祸害。祸福的到来，只是幸运与不幸运。所以说：得到好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所以称它是福；灾难的到来，不是由于本身原因，所以称它是祸。不是由于自身原因，说说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乡里与朝廷。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产生在乡里，害发生在朝廷，古往今来才能洪大品行贤淑的人，遇到这些情况多了。什么叫三累三害？就一般人的操行来看，不能慎重选择朋友。朋友之间同一条心，感情就深厚，不能同一条心感情就会疏远淡薄，一疏远冷淡就产生怨恨，就毁谤伤害朋友的品行，这是一累。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不可能等同。同时一起去做官，才能高的得到荣升，才能低的（由于没当上高官）就惭愧怨恨，就毁谤伤害朋友的品行，这是二累。人之间互相来往，不可能总是感情融洽。欢喜的时候就相亲相爱，忿恨的时候就疏远冷淡，一疏远怨恨，就毁谤伤害朋友的品行，这是三累。职位少而想做官的人多，当官的都争着要进升，升官的又要争地位。于是见到郡守就相互诋毁，过分夸大和捏造事实，郡守糊糊涂涂还没有弄清真相，就相信并接受了那些意见，这是一害。郡守下面的官吏爱好不二样，操行的好坏也不一样。操行高尚的官吏，名声越来越清白，不断提出高明的建议，操行恶劣的官吏，心里藏着私愤，慢慢等待时机，找别人的过错，凭着一些小诽谤，就给别人加上罪名进行惩罚，这是二害。郡守有的宠信辅佐官吏的品节，就相信并接纳其意见。辅佐的官吏操作不清白，一定会任意提拔亲近的人，对不顺从、不符合他们心意的，就大肆诋毁。清廉端正的官吏，品行高尚，志向远大，于是被他们所憎恨，就在郡守面前诋毁伤害他们，这是三害。唉，还没有做官，自己就遭受三累，当了官，自己又要蒙受三害，即使是孔丘、墨翟也不可能避免，颜回、曾参也不可能保全自己。
只要你多出力，多做事，嫉妒的人，就随之风起云涌，像枳棘钩挂人体一样，像蜂虿之类用毒刺刺人一样，哪里仅仅是三累三害啊！三累三害是明摆着的，社会上却看不见。不去考察读书人的操行有三累毁伤，做官的有三害危害，见到没有遭受毁伤的，就说他操行纯洁，见到被毁谤的就说他操行污浊；见到升官的就说他操行优良，见到被罢官降职的就说他操行恶劣。操行完美而升官的，是幸运，被赞美；操行受毁谤被罢官降职的，只是不被赏识，遭到诋毁。用心如此，必定会助长三累三害。评论者既然不知道累害从生，又不知道受累害者的操行高尚纯洁，那么，是用稀泥抹在泥上，还是用黑颜色玷污了洁白的丝织品，谁又知道呢？干净的容易遭受灰尘污染，洁白的容易招致污垢，青蝇弄脏的，常常是洁白的丝绢。居于高处的很危险，处于饱满状态的容易亏损，要倒塌坠落的，常常是高高悬挂着的东西。屈平德操高尚洁白，招来村里的狗成群地对他狂叫，群狗狂叫是可奇怪的现象，其实，反对和怀疑具有卓越才能的人，本来就有这种庸人的常态。伟大的读书人正由于有卓越的才识，才招来群狗狂叫的声音。既然这样，难道还应当再去鼓励那些蠢才，顺从那些不贤不才的人吗！不贤不才之辈，是不可鼓励的。难道还应该再去和庸俗的人同流合污，保全自身，以求停止毁谤吗！与庸俗的人同流合污，保全自身的，则是“乡原”。乡原人，行为好象完美无缺，要想非议他又提不出毛病，要想讥刺他又无可指责。这又是孔子谴责的人，孟柯认为有罪过的人。
古代贤人操行极高，也无法来保全自己。因此，那些按照自己本性和操行去做，藉以等待累害到来的人，才真是贤良、纯洁的人。遭累害、毁谤到极点，而他们操行的贤良、纯洁就更加明显。有贤良、纯洁的事迹，毁谤的尘垢怎能不产生？弹琴的人想折断伯牙的手指，驾车马的人希望摧残王良的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想独占优秀的名声，憎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所以，魏女长得美丽漂亮，就被郑袖用谗言割掉了鼻子；朝吴对楚王的忠贞，就引起无忌的嫉恨而被驱逐。谄媚争宠的人多嫉妒，讨好奉承的人多巧语。因此，潮湿的堂屋不需要洒水除尘，低矮的小屋用不着去遮风；被风袭击过的作物不能正常生长，常被急流冲击的堤岸不会陡峭。像这样，周文王为什么被囚在牖里，孔夫子为什么被困在陈、蔡之间，就可以理解了；屈原为什么自投汨罗，申狄为什么抱石沉河，也就不足为怪了。以超群的才能去求得一般人的宽容和喜爱，去向郡守求得官职和名位，而不遭到邓析的灾祸，不招致子肯的被杀，就是幸运了。孟贲的尸体，人们不再砍杀，是因为断了气。烧后的灰烬再多，人们不去浇水，是因为火光已经熄火。有所行动就显露出智慧，就在社会上显得光气照人；舒展志向在同类人中显得很高傲，在一般人中显得才能特别优越，这本来就常会被有学识的人所谗言嫉妒。以正直之心却遇到俗人的三累，想求取好处反要遭受损害。这大概就是孔子所忧心，孟轲所伤感的原因。
德行高尚的人容易招致诽谤，有才学的人容易遭受各方攻击。认为可以用非常美好的声誉，就能止住别人的毁谤，求得不遭受严重的祸害，难啊。臧仓的毁谤未曾停止，公伯寮的诽谤不曾消失。时间长了，小土堆会变成土丘高山，小池子也会汇成大江大河。像这样，关于市虎的谣言，关于投杼的误传，就不足为怪了；那把美玉当成顽石，把珍珠看成碎石，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什么呢？因为头脑糊涂，昏庸无知，才使他们这样。周文王认为是粪土的，而恶来却以为是金玉。不是纣王憎恨圣人而喜欢坏人，而是他头脑糊涂。糊涂则不能明辨是非，就是十个微子弃官出走，五个比干被剖腹挖心，也不值得痛心。“三监”毁谤周公，周公逃奔楚国；后母诽谤伯奇，伯奇被放逐。当时周朝的人谁又不被迷惑呢？之后才有《鸱鸮》的创作，《黍离》的产生，诵读者于是衷怜悲痛他们。所以，如果不是降风雪改变了成王的态度，周公的恶名不会得到消除；要是当时夏天五月不降霜，邹衍的罪名不会得到除去。高尚的德行不能感动上天，诚心诚意也不能感动大自然出现奇迹，君子又深信只能严格要求自己，那怎么能制止别人的累害呢？圣贤不追求名声，祸害来了也不回避，污点和短处被张扬，清白和长处却被掩藏，不在意自己的冤屈，不制止伤害自己的流言，遭到污蔑和诽谤，不力求恢复自己洁白完美的声誉，因此，丑的被显露而美的得不到表彰，只显出品行的缺陷，却看不见高尚的事迹。邪恶虚伪的人，经常乔装打扮以迎合世俗，玩弄虚假手段以讨好众人。就同漆盘孟的工人，把盘盂边上的洞涂上溱，使它看不见一样；如同耍弄小球和舞剑的艺人，使他手指的动作别人看不出来一样。社会上看不见他们的短处，因此就一齐赞美他们；郡守没听说他们的坏事，所以就重用他们。这样看来，社会上一般人称作贤良高尚的人，未必不是坏人；称作邪恶污浊的人，未必不是好人。
有人说：“说话会召来祸患，操行会招来耻辱，原因往往是由于他们是小人。”小人生来就具有祸患和耻辱，肚里怀着邪恶出生，心里怀着奸诈与人交往，整个身体都浸泡在累害之中，怎么谈得上是惹祸招耻！因此，那些火里产生的东西不怕干，水里生活的东西没有溺死的祸患。火不厌热，水不恨寒，气候的本性是这样，怎么能是惹祸招耻呢？君子，因忠诚正直的话惹祸，因高尚的操行招耻，哪个朝代不是这样！虽然这样，泰山样的罪恶，君子不会有；毛发样的好事，小人不会具备。以被污染来说，干净的容易遭受灰尘污染，洁白的容易招致污垢；以毁谤来说，品德忠贞贤良的被妒忌，才能高超出众的遭叫骂；以遭罪来说，忠诚正直的话会招惹祸患，高尚的操行会招致耻辱；以不完美来说，美玉会被说得有斑点，珍珠会被视为有残缺。陈留人焦贶，在兖州很有声望，操行完美，事迹高尚，没有细小差错，等到他该做从事的时候，刺史焦康却斥退不用。为什么呢？因为众人说好有正直美名的人，并非真正的贤人。公侯以下，人品好坏混杂，贤达士子的操行，善良邪恶相互杂糅。那开采美玉的人，任务在于破开石头取出美玉，选拔官吏的人，任务在于废弃邪恶选择贤良。真是这样，遭受累害的人违反世俗坚持自己的操行，那些指责攻击他们的人，又向哪里去（施展自己的手段）呢！
《卷一·命禄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得，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知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於天，故坦荡恬忽。虽其贫贱。
使富贵若凿沟伐薪，加勉力之趋，致强健之势，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无命之人，皆得所愿，安得贫贱凶危之患哉？然则，或时沟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贵，治产之富，凿沟遇湛、伐薪逢虎之类也。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虽才智如孔子，犹无成立之功。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策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智虑深而无财，才能高而无官。怀银纾紫，未必稷、契之才；积金累玉，未必陶硃之智。或时下愚而千金，顽鲁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贵殊命；治生钧知，其富异禄。禄命有贫富，知不能丰杀；命有贵贱，才不能进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学於人臣，知博希有不为父师。然而人君犹以无能处主位，人臣犹以鸿才为厮役。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哀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
白圭、子贡，转货致富，积累金玉，人谓术善学明。主父偃辱贱於齐，排摈不用；赴阙举疏，遂用於汉，官至齐相。赵人徐乐亦上书，与偃章会，上善其言，征拜为郎。人谓偃之才，乐之慧，非也。儒者明说一经，习之京师，明如匡稚圭，深如赵子都，初阶甲乙之科，迁转至郎博士，人谓经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说若范雎之干秦明，封为应侯；蔡泽之说范雎，拜为客卿，人谓雎、泽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禄贵富善至之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鲁平公欲见孟子，嬖人臧仓毁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称言命者，有命审也。
《淮南书》曰：“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黥不在智。”贾生曰：“天不可与期，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焉识其时？”高祖击布，为流矢所中，疾甚。吕后迎良医，医曰：“可治。”高祖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韩信与帝论兵，谓高祖曰：“陛下所谓天授，非智力所得。”扬子云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是谓从富贵为贫贱，从贫贱为富贵也。
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为文帝，周亚夫以庶子为条侯，此时代王非太子，亚夫非适嗣，逢时遇会，卓然卒至。命贫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贱以才能取贵，贵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贵，命禄不能奉持，犹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则平，受之如过一升，则满溢也；手举一钧，以一钧则平，举之过一钧，则踬仆矣。前世明是非归之於命也，命审然也。
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天命难知，人不耐审，虽有厚命，犹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虽逃富避贵，终不得离。故曰：力胜贫，慎胜祸。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贵；废时失务，欲望富贵，不可得也。虽云有命，当须索之。如信命不求，谓当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贵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马，头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学不求贵，贵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贵之福，不可求致；贫贱之祸，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贵之命，不求自得。
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无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则人亦有不求贵而贵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终不善者矣，天性，犹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诚不愿。自冀得代。越人熏其穴，遂不得免，强立为君。而天命当然，虽逃避之，终不得离。故夫不求自得之贵欤！
- 译文
凡是人碰巧迎合了君主或上司而受到赏识重用，与受到来自乡里和朝廷的损害，都是由于命。有死亡、出生、长寿、夭折的命，也有尊贵、卑贱、贫穷、富裕的命。从王公大臣到普通老百姓，圣人贤人到广大劳动人民，凡是有头脑、眼睛以及体内含着血液的动物，没有谁没有命。命应当贫贱的，即使现在富贵了，也还会遭受祸患，失去富贵；命应当富贵的，即使现在贫贱了，也还会遇上福善，脱离贫贱，所以，命该尊贵，也会从卑贱的地位自然得到富贵；命该贫贱，也会从富裕的地位自然地衰败。所以，富贵好像有神灵来辅助，贫贱好像有鬼魂来祸害。命贵的人，大家一起学习，只有他能当官；大家一起做官，只有他得到提拔。命富的人，大家一起寻求财富，只有他能得到；大家一起做生意，只有他得到成功。命贫、命贱的人，则与这种情况相反，很难发达做官，很难升迁提拔，很难求得财富，很难做成生意。要么有过错受到惩罚，要么得疾病意外丧失财富。失去其富贵，当然就贫贱了。这样，才能高超品行端庄，未必能保证就一定会富贵；智力低下品德恶劣，未必能断定就一定会贫贱。有时才能高超品行端庄的，因为命不好，被斥退而得不到提拔；但智力低下品德恶劣的，却因为命好，被任用而越级晋升。所以，处理事情的聪明与愚笨，操行的清白与污浊，是道德属性与才能的问题；做官，地位的高低，经营产业，财富的多寡，是命与时运的问题。命，不能强求改变，时运，也不能靠努力得到，明白的知道这一切的归宿在天，所以心地安然毫不在乎。要是现在很贫贱，如果要得到富贵就像挖沟砍柴那样，施加努力的趋势，加强强壮健康的势头，挖沟不停止则沟深，斧砍不停止则柴多，这样，没有富贵之命的人，都能得到自己所向往的富贵，那怎么会有贫贱、凶祸、危险的灾难呢？然而，有时沟还没有挖通，却遇到了大水，柴砍得不多却碰上了老虎。做官不显贵，经营产业不发财，挖沟遇到大水，砍柴碰上老虎，这都属于命不好一类。
有才能得不到施展，有智慧得不到实施。或者是施展了却没有成功，或者是实施过却事不成，即使才能智慧都像孔子一样，还是没有办好事情，立下功劳。一般人见别人节操、品行高尚，就说：“这样贤良聪明，怎么不当大官？”见别人智谋深邃，就说：“这样会说机智，怎么没有发大财？”其实，做大官发大财是有禄命的，不在乎是否贤良聪明与会说机智。所以说：财富不能靠计谋得到，显贵不能凭才能实现。智谋再深邃发不了大财，才能再高超也当不了大官。纵然身怀银印金印，当了相国、丞相，也未必有稷、契的才能；纵然堆金如山，积玉如海，也未必有陶朱公的智力。有时反而很愚蠢的人却拥有千金，质劣愚钝的人却统辖城池。可见，做官的才能相同，但命不一样官就会有大小，经营生计的智慧一样，但禄命不同就会有贫富。禄命有贫富，人的智慧不能使它增加或减少；人命有贵贱，人的才能不能使它升迁或斥退。成王的才能不如周公，桓公的智慧不如管仲，然而成王，桓公接受的是尊贵的命，而周公、管仲承受的是卑贱的命。根据考察，古代的君主很少有不向臣子学习的，学识渊博的人很少不被封为“父师”（太师）的。虽然这样，君主还是以无能处于一国之长，臣子还是以大才被使唤。所以贵贱在命，不在聪明与愚蠢；贫富在禄，不在质劣与智慧。社会上的议论者，都认为才高的应该做将相，才低的只宜事农商。见到智慧才高的人没有得官做，就责怪并且非议他说：“这一定是在操行方面有问题。”见到操行高尚的人，也责怪诋毁他说：“这一定是在才智方面有所不足。”殊不知，他们的才能、智慧、品行、节操虽然都很高，但是官位的高低，财富、俸禄的多少，都是由命决定的。有才能智慧的人，在命吉、禄盛的时候办事就会得福，人们就会说他才智高明；在命凶、禄衰的时候办事就会遭受灾祸，人们就会说他愚昧。这是人们不知道命有吉、凶，禄有盛、衰的缘故。
白圭、子贡做买卖致富，积累了不少金银、宝玉，人们就说他们办法好，做买卖的诀窍高明，其实不对。主父偃在齐国地位低贱，被排斥靠边不用，于是到宫前呈献奏章，终于被汉室任用，官做到齐国的相。赵国人徐乐也上奏章，与主父偃的恰巧碰在一起，皇上赞赏他们的意见，征召任命为郎。人们就说主父偃有才能，徐乐有智慧，这话不对。一般读书人要熟悉而且能解释一种经书，然后到京城去学习，像匡稚圭那样精通经学，如鲍子都那样深明儒道，开初经过甲乙科的考试，就升转到郎、博士，人们就说他们是由于经学高明才能高超所获得，这话也不对。如说到游说，像范雎去求见秦昭王，被封为应侯，蔡泽去游说范雎，被任用为客卿，人们就说这是范雎、蔡泽操行完美贤良所得到的，这话还是不对。其实，这都是因为他们命禄贵富都好，而且遇上了极好的时机。
孔子说：“人的死生由命来决定，富贵由天来安排。”鲁平公想见孟子，由于宠臣臧仓在他面前诽谤孟子而没有见成。孟子说：“这是天命啊！”孔子是圣人，孟子是贤人，教导人们要遵守儒道，不能违背是非标准，连他们都声称有命，可见命的存在是明摆着的。《淮南书》上说：“尊贵与低贱在于时运不在于操行，利益与祸害在于命而不在于智慧。”贾生说：“天是不可预测的，天道也是不可事前谋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