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18

别，名声小的佞人难以识别。为什么呢？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他的行迹容易察觉；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他的痕迹难于察觉。用什么来证明呢？已有的事例，小强盗难于察觉，大强盗容易发现。攻打城池，抢劫虏掠，一旦发生则事情就会被发觉，众人都晓得有盗贼。挖墙打洞，像狸猫走步样敏捷，像老鼠偷吃样隐蔽，就不会知道是谁干的。有人会反驳说：“名声大的佞人奸狡得很，能够迷惑扰乱人们，如果他们容易识别，君主又为什么难于识别呢？”我说：《尚书·皋陶谟》上说：“能识别人才算明智，这连帝舜都难做到。”虞舜是大圣人，驩兜是大佞人。大圣人难于识别大佞人，大佞人不怕大圣人，怎么能说容易识别呢？这就是说，从下面来识别佞人，跟从上面来识别佞人是两回事。从上面来识别佞人，大的难于识别，小的容易识别；从下面来识别佞人，大的容易识别，小的难于识别。为什么呢？因为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论说时辞句华美。凭看华美的辞句，已使君主折服，并不会责备他，才智有时也不能察觉他。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对答时有谬误，碰巧不周密，君主就会警觉，能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大佞人难于识别而小佞人容易识别的缘故。屋漏是在上面，知道屋漏的人是在下面。漏的地方大，下面看见它就明显；漏的地方小，下面看见它就不明显。有人对孔子说：“冉雍有仁德而不会花言巧语。”孔子说：“为什么要能说会道呢？用狡辩来对付人，老招人讨厌。”错误地提出一些主张，烦扰农民和商人，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劳民悦主。君主受损害老百姓得好处，是忠臣的主张；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是佞人的主张。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冉求还为他搜括财物而使他更富有。孔子说：“弟子们应该敲起鼓去声讨他。”搜括财物，季康子不知道那是罪恶，不知道是老百姓都反对的。

 

 

《卷十二·程材篇》

 

　　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

　　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习也。谓文吏更事，儒生不习，可也；谓文吏深长，儒生浅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则？并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也。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习之业非所当为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见将不好用也。将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己不能理，须文吏以领之也。夫论善谋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烦，身役於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於时，则官不及其身也。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将。世俗之论，缘将好恶。

　　今世之将，材高知深，通达众凡，举纲持领，事无不定。其置文吏也，备数满员，足以辅己志。志在修德，务在立化，则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於职，长於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材不自能则须助，须助则待劲。官之立佐，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为材不及也。

　　日之照幽，不须灯烛；贲、育当敌，不待辅佐。使将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贲、育之难敌，则文吏之能无所用也。病作而医用，祸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药，入室求祟，则医不售而巫不进矣。桥梁之设也，足不能越沟也；车马之用也，走不能追远也。足能越沟，走能追远，则桥梁不设、车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极，须仰以给足者也。今世之将相，不责己之不能，而贱儒生之不习；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谓之善吏。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选举取常故，案吏取无害。儒生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故陋於选举，佚於朝庭。聪慧捷疾者，随时变化，学知吏事，则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礼修义，辄为将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戏。不见任则执欲息退，见毗戏则意不得。临职不劝，察事不精，遂为不能，斥落不习。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於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损崇，以称媚取进，深疾才能之儒，〔汨〕入文吏之科，坚守高志，不肯下学。亦时或精暗不及，意疏不密，临事不识；对向谬误；拜起不便，进退失度；秦记言事，蒙士解过，援引古义；割切将欲，直言一指，触讳犯忌；封蒙约缚，简绳检署，事不如法，文辞卓诡，辟刺离实，曲不应义。故世俗轻之，文吏薄之，将相贱之。

　　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请〕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徇今不顾古，趋仇不存志，竞进不案礼，废经不念学。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哗於朝堂。材能之士，随世驱驰；节操之人，守隘屏窜。驱驰日以巧，屏窜日以拙。非材顿知不及也，希见阙为，不狎习也。盖足未尝行，尧、禹问曲折；目未尝见，孔、墨问形象。

　　齐部世刺绣，恆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为，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儒生材无不能敏，业无不能达，志不〔肯〕为。今俗见不习，谓之不能，睹不为，谓之不达。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从朝庭谓之也。如从儒堂订之，则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今从朝庭谓之文吏。朝庭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庭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於宾客也。宾客暂至，虽孔、墨之材，不能分别。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以子弟论之，则文吏晓於儒生，儒生暗於文吏。今世之将相，知子弟以文吏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为能；知宾客以暂为固，不知儒生以希为拙：惑蔽暗昧，不知类也。一县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从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习无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条品，簿书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为巧吏，安足多矣？贤明之将，程吏取才，不求习论高，存志不顾文也。

　　称良吏曰忠，忠之所以为效，非簿书也。夫事可学而知，礼可习而善，忠节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苟有忠良之业，疏拙於事，无损於高。论者以儒生不晓簿书，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断决也。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必以吏职程高，是则法令之家宜最为上。或曰：“固然，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於法，诚为明矣。”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於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於汉。论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春秋》、《五经》义相关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经》，是不通也。《五经》以道为务，事不如道，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假使材同，当以道学。如比於文吏，洗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尧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张释之曰：“秦任刀笔小吏，陵迟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张汤、赵禹，汉之惠吏，太吏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与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将相知经学至道，而不尊经学之生，彼见经学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文吏之能，诚劣不及，儒生之不习，实优而不为。禹决江河，不秉锸；周公筑雒，不把筑杖。夫笔墨簿书，锸筑杖之类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亲为之，是使将军战而大匠斫也。说一经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学一经之业，一岁不能立也。何则？吏事易知，而经学难见也。儒生擿经，穷竟圣意；文吏摇笔，考迹民事。夫能知大圣之意，晓细民之情，孰者为难？以立难之材，含怀章句十万以上，行有余力。博学览古今，计胸中之颖，出溢十万。文吏所知，不过辨解簿书。富累千金，孰与赀直百十也？京禀知丘，孰与委聚如坻也？世名材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则儒生所怀，可谓多矣。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故习善儒路，归化慕义，志操则励变从高明。明将见文，显用儒生：东海相宗叔犀，犀广召幽隐，春秋会飨，设置三科，以第补吏。一府员吏，儒生什九。陈留太守陈子瑀，开广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书之吏，什置一二。两将知道事之理，晓多少之量，故世称褒其名，书记纪累其行也。

 

50. 译文

 

　　评论的人很多都认为儒生赶不上文吏，因为看见文吏处境顺利而儒生不得志，就诋毁儒生认为他们才智低下，称赞文吏认为他们才智高超。这是不了解儒生，也不了解文吏。其实，儒生和文吏都有才智，并不是文吏才智高超而儒生才智低下，只是文吏经历的事情多，而儒生没有做过罢了。认为文吏经历的事情多，儒生没有做过，是可以的；认为文吏才智高超，儒生才智低下，就荒谬了。

　　社会上一般人都诋毁儒生，儒生们也自己互相瞧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想做官并学习当官的本领，而且以文吏作为标准。儒生一有缺点，一般人就一起诋毁他们；文吏有过错，一般人都不敢去诋毁。把错的东西归罪给儒生，把对的东西归给文吏。其实，儒生的才能不比文吏低下，也不是他们学习的本事没有用处，而社会上一般人都诋毁他们，是因为看见地方长官不喜欢任用他们的缘故。地方长官不喜欢任用他们，是因为很多事情自己不能亲自处理，需要文吏来主持办理。于是衡量和选择人材，区别他们能力大小，希望对办事有好处。文吏善于处理烦杂事务尽力于自己职务，做好本职工作建立功绩，所以地方长官爱重他们的能力。儒生事事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能担当繁杂的工作，地方长官有烦难疑问，不能效力。他们的能力对于处理时事没有用处，那么当官就轮不到他们身上。地方长官用做官的标准来考核人的才能，人的才能大小又以当官作证明，所以社会上一般人常常看重文吏，看不起儒生。儒生被轻视，文吏被重视，根源在于无能的地方长官。可见社会上一般人的评论，都顺着地方长官的喜欢与厌恶。

　　像当今的地方长官，才智高深，地位显贵，起着纲领作用，事情没有不由他们作决定的，他们设置文吏，是为了填满名额，足以辅助自己实现志向。如果他们的志向在于修养道德，致力于提倡教化，那么文吏就会被看成瓦石，儒生就会被看成珠玉。文吏能解决困难问题，处理烦杂事务，却不能保持住自身的节操，那么也就不能辅助地方长官。儒生没有学习过文职工作，却善长于纠正过失，地方长官为非作歹，冒危险规劝也不惧怕。考察社会上能树立忠心耿耿节操的，实现三谏之义的，使地方长官检点自身，约束自己，不敢不正直的，大多是儒生。而迎合地方长官意志，不择手段讨喜欢和争宠幸的，地方长官想放纵，低头沉默不说话的，大多是文吏。文吏以处理事务占优势，在忠诚正直方面欠缺；儒生以保持节操占优势，在处理文职事务方面欠缺。二者都有长处与短处，各有合适的工作，当今的地方官吏，对二者都各有所取的。选取儒生的人，一定是讲究道德和提倡教化者；选取文吏的人，一定是注重事务和重视处理烦杂工作者。

　　自己才能不够则需要帮助，需要帮助就要依靠有能力的人。官吏设置辅佐，是因为能力不足；选取有能力的属吏，是因为自己才能不够。太阳照耀黑暗，不需要灯烛；孟贲、夏育御敌，不靠辅佐。假使地方长官的能力，都像太阳照耀黑暗，孟贲和夏育那样难于抵挡，那么文吏的才能就没有用处了。病发作而医生就有人请，灾祸来了巫就人有用。如果自己能开方配药，会入室捉神弄鬼，那么医生就没有人请，巫没有人用。桥梁的架设，是因为人的脚不能跨越河沟；车马的使用，是因为人跑不能跑得很远。要是人的脚能跨越河沟，人跑能跑得很远，那么桥梁就不用架设，车马也不要使用。天地间的事物，人尊重崇敬的原因，都是因为能力低下智慧不够，需要依仰它来充足。像当今的地方长官，不责备自己没有才能，却轻视儒生不学习文职；不追究文吏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尊重他们的才能，认为他们是好官吏。于是就认为，不是文吏，忧虑不能排除；不是文吏，忧患不能解救。所以选举时常要老办事的人，考核官吏常取按章办事没有差错的人。儒生没有处理时事的功绩和经历，所具备的能力不能胜任繁杂的事务，所以在选举时处于下等，在朝廷上失去地位。

　　儒生中脑子聪明行动敏捷的人，随着当时情况变化，学会作官的一套，就追随文吏的后面，从未得过好名声。而遵守先王之道，坚持自己志向，遵守讲求礼义的，往往地方长官不信任，被文吏鄙视、戏弄。由于不被重用就执意要退职，被鄙视、戏弄就感到不得意，因而办事不勤勉，观察事情不精细，从而被认为没有能力，被数落不会办事。儒生中只有一般才能没有高尚抱负的，学会了作官的一套，与文吏混在一起，窥测地方长官的喜好，迎合当时的急需，转变志向改变作为，日夜兼程又学又问，不感到羞耻，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擅长文书出名的人罢了。而那些有高尚志向美好节操的人，耻于降低自己高尚志向，损害自己崇高品德，去献媚求官，因而深恨那些“有俗材而无雅度”的儒生。等到他们进入文吏行列，仍然坚持自己高尚的志向，不肯就学文吏一套。也许因为在处理问题上，熟练程度不够，考虑粗疏不周密，遇事不知道怎么办；在官场上对答有错误，跪拜不熟练，进退违背礼节；在朝廷上，上本陈述己见议论大事，像迂腐的读书人辩解过失，引证典故；在地方上，切断了长官的欲望，直言一针见血，触犯了讳忌；在办事上，封固和捆扎公文，给简牍系带帖签落名，或封泥用印，这些事上没有按照规章制度；在言谈上，说话高谈阔论，乖僻脱离实际，迂腐不符合道理。所以社会上一般人轻视他们，文吏鄙薄他们，地方长官看不起他们。

　　所以社会上一般做学问的人，不肯完全弄通经学，在深刻了解古今上下功夫，都急于想成为一家章句学派。只要初懂文义道理，同时就讲究学习令史的必读书籍，熟读背诵法令，习作公文，学习答对，熟习跪拜礼节，在家练习好，以备一旦召去供职就能胜任。为了顺应当今风气不顾先王之道，急于成交就放弃高尚志向，抢着上爬不顾礼义，废弃经书不想学习。因此古经被废弃没人学习，经学暗淡无光，儒生冷冷清清地呆在家里，文吏则在朝堂上高声喧哗得意洋洋。“有俗材而无雅度”的读书人，就跟随世俗奔走效劳；而有高尚节操的儒生，就处于偏僻狭小的地方，被排斥与疏远。奔走效劳的人一天比一天显得灵巧，被排斥疏远的人则一天比一天显得笨拙。不是他们能力差，智慧不够，而是见得少，干得少，不熟习的缘故。要是自己的脚未曾走过的地方，即使是尧和禹也要问问道路的情况；要是自己眼睛未曾见过的东西，即使是孔子和墨子也要问问它们的形状。

　　齐郡的人世世代代刺绣，普通妇女没有不会的；襄邑一般人都会织锦，就是迟钝的妇女也没有不手巧的。天天看，天天做，手就熟练了。假使“有俗材而无雅度”的读书人未曾见过，手巧的妇女未曾做过，生事生手，就是偶尔干一下，匆忙瞟一眼，即使是明摆着的问题，很容易干的事，也会糊里糊涂看不清，干不了。当今评论事情，不说经历少，而说才干不敏捷；不说未曾做过，而说智慧不够，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儒生的才干没有不敏捷的，职业没有干不了的，只是他们有高尚的志向不肯去做。现在社会上一般人看见不愿习文书，就说他们不会；看见他们不肯去做吏事，就说他们干不了。

　　是因为要分别和比较能力的大小，所以文吏排在前，儒生排在后，这是从朝廷的角度说的。如果从通晓儒家经书的角度来评定儒生与文吏，那么儒生在上，文吏在下。从务农的角度来评论种田，农夫最高明；从经商的角度来讲做买卖，坐商最能干；如今从朝廷的角度来论人才，所以说文吏最高明。朝廷里的人，年纪小的时候做干吏，以朝廷为田地，用刀笔作耒耜，把公文当农桑，就像人家的子弟，生长在宅院中，他们知道宅院内房屋，通道的情况，胜过宾客。宾客刚来，即使是孔子和墨子的才智，也不能辨别。儒生像宾客，文吏像子弟。用子弟熟悉宅院作比喻来评论文吏和儒生，那么文吏在掌握文书上比儒生熟悉，而儒生比文吏生疏。像当今的地方长官，知道子弟因为在宅院里时间长熟悉情况才聪明起来，却不知道文吏是因为文书熟练才能干的；知道宾客因为刚来不了解情况，却不知道儒生是因为接触文书和法令少才拙笨的。这里糊涂不明，不会类推的缘故。

　　县里一个佐史的才能，能胜任郡里的掾史；郡里一个循行的才能，能胜任州里的从事。然而郡里不招用佐史，州里不起用循行，这是因为处理文书非常熟练就会按法令办事没有差错，而他们虽然道德高尚，但很少处理公文的缘故。五曹办事自有章程，公文书写自有旧例，只要勤勉练习，就能成为高明的文吏，这怎么能受到称赞呢？贤能高明的地方长官，衡量官吏是选择才智，不寻求是否熟习文书来评论其高低，因为他们看重志向，轻视文才。称赞好的官吏就说他忠心耿耿，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不是在处理公文上。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达到了解，礼节可以经过练习做到完善，忠贞的节操和公正的操行不是容易树立的。文吏和儒生都有志向，然而儒生追求忠贞善良，而文吏追求能办好事情。如果有忠良的表现，即使办事生疏、笨拙，对他们高尚的志向没有什么损害。

　　评论的人认为儒生不会公文，把他们排在一下等。由于法令和比例是文吏断案的依据。文吏处理事情，一定要请教精通法令的人。天子的事务，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因此肯定要以能否精通法令，善于按法令办事来衡量人的才能的高低，这样精通法令的人应该最受重视。有人说：“确实是这样。法令是汉朝的经典，文吏的议论取决于它。事情以法令来判定，确实是很明白的。”我说：五经是汉朝所立，儒生完美的政治主张和大道理，都出自五经当中。董仲舒阐术《春秋》的道理，跟今天的法律是符合的，没有什么违反和不同。然而《春秋》，汉朝的经典之一，是孔子写的，留传到汉代。评论的人只尊重精通法令的人，不抬高《春秋》，这是愚昧不明的表现。《春秋》和五经，道理是互相贯穿的，既然赞赏《春秋》，又不推崇五经，这是不懂类推的道理。五经就是阐述原则的。具体事情不如原则重要，原则被执行了，事情就办成了，没有原则，事情就办不成。然而儒生学的东西，正是原则；文吏学的东西，是处理具体事情。假使才能相同，应当以学习原则的儒生为高，如比对于文吏，就像用水洗污泥，用火烧去腥味一样，水与火，是原则，运用它的人，是处理具体事情的，处理具体事情对于原则只是细枝末节。儒生能治理根本，文吏只是处理细枝末节，属根本的原则与属细枝末节的具体事情相比，要判定其尊卑高下，就可以衡量出来了。

　　尧以美德使百姓和睦。孔子说：“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就能与上天相通。”张释之说：“秦朝那些做‘刀笔小吏’的，使秦每况愈下直到二世，秦朝灭亡。”张汤和赵禹是汉朝精明强干的官吏，司马迁作《史记》，把他们列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认为他们导致了西汉的灭亡。他们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人相比，谁令人义愤填膺呢？地方长官虽懂得经学是最高的道理，但不尊重学习经学的儒生，因为他们看见读经书的儒生的能力赶不上能处理具体事务的文吏。

　　宰牛的刀可以杀鸡，杀鸡的刀难以宰牛。刺绣的师父能缝帐幕和衣裳，缝补破衣服的工匠不能纺织锦缎。儒生能做文吏的职事，文吏不能树立儒生的学问，文吏的才能，确实低劣不及儒生，而儒生不学习文书，确实是高尚不肯去做。禹疏通江河，不拿锸，周公旦筑雒邑，不握筑杖。其实，笔墨公文是锸筑杖之类工具，而想要使有志于大道的人亲自去作文吏的具体事务，这是叫大将军亲自去冲锋陷阵，要高级工匠亲自去砍木头啊。

　　能够解释一种经书的儒生，去处理一曹的事务，十来天个把月就会了；掌管一曹事务的文吏，去学一种经书，一年也不能学成。为什么呢？因为文吏的事情容易懂得，而经学却难得弄懂。儒生不但要弄懂经书，而且要弄通圣人的意思，文吏只需动笔，考察下老百姓的事。能够懂得大圣人的意思。跟只懂得百姓的事情，哪个困难呢？能够弄通艰难经学的人才，掌握了经书章节字句的解释十万字以上，还有余力做其他事情。至于学识渊博，通览古今的人，衡量他们心中的智慧，远远超出能解说十万章句的人。文吏懂得的，不过是辨解公文。具有千金的人比起只有价值百十个钱的人，哪个富呢？粮食堆得像小山，与粮食积聚像小坻，哪个高呢？世上把有名声的人才当作名贵的宝器，宝器大装的东西就多。然而儒生所装的东西，可以说是多得很。

　　飞蓬长在麻中间，不扶自然会直；白纱放进黑染缸，不染自然会黑。这话是说学习的好坏，会改变人的本性，儒生的本性，不是就都好的，受圣人孔孟之道的深刻影响，白天晚上地诵读，才得到了圣人的操行。文吏从小就练习写字，只要手练习并且成行，没有文章诵读，也听不到仁义的话。长大做了文吏，舞文弄法，顺着私心为自己，使劲追求个人的权力和利益，审理案件就接受贿赂，治理百姓就搜刮掠夺，处在重要职位时就滥用权柄，得皇上宠幸就出卖地方长官。一旦做官，头戴华丽帽子，身佩锋利宝剑；掌权一年，老百姓的田地房屋一齐兼并。他们本性并非都坏，是所学所作违背了孔孟之道。所以在儒门学习好的东西，趋于接受仰慕正义，其志向和节操就会由于自己努力变得很高尚，高明的地方长官看到这一点，就会重用儒生。东海国的相宗叔庠，广泛招致隐士，春秋会飨，设置三等，按名次先后授官，全府的官吏，儒生占十分之九。陈留太守陈子瑀，广开儒生门路，选入各曹的掾史，都能讲授儒家经书；处理公文的文吏，占十分之一二。这两位地方长官都懂得道和事之间的道理，通晓他们之间数量的多少，所以世人颂扬他们的名声，书籍记载他们的事迹。

 

 

《卷十二·量知篇》

 

　　《程材》所论，论材能行操，未言学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过文吏者，学问日多，简练其性，雕琢其材也。故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才成德也。材尽德成，其比於文吏，亦雕琢者，程量多矣。贫人与富人，俱赍钱百，并为赙礼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贫人劣能共百，以为富人饶羡有奇余也；不知之者，见钱俱百，以为财货贫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有似於此。皆为掾吏，并典一曹，将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笔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余；不知之者，以为皆吏，深浅多少同一量，失实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种葵韭，山树枣栗，名曰美园茂林，不复与一恆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并用笔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枣栗之谓也。恆女之手，纺绩织经；如或奇能，织锦刺绣，名曰卓殊，不复与恆女科矣。夫儒生与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经传之学，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

　　贫人好滥，而富人守节者，贫人不足而富人饶侈。儒生不为非，而文吏好为奸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也。贫人富人，并为宾客，受赐於主人，富人不惭而贫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贫人无以复也。儒生、文吏，俱以长吏为主人者也。儒生受长吏之禄，报长吏以道；文吏空胸无仁义之学，居往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虚无德，餐人之禄，故曰素餐。无道艺之业，不晓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与尸无异，故曰尸位。然则文吏所谓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见将倾邪，岂能举记陈言得失乎？一则不能见是非，二则畏罚不敢直言。《礼》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丑不好，有骨无肉，脂腴不足，犯干将相指，遂取间郤。为地战者不能立功名，贪爵禄者不能谏於上。文吏贪爵禄，一日居位，辄欲图利，以当资用，侵渔徇身，不为将官显义。虽见太山之恶，安肯扬举毛发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学大义，以道事将，不可则止，有大臣之志，以经勉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远。远而近谏，《礼》谓之谄，此则郡县之府庭所以常廓无人者也。

　　或曰：“文吏笔扎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材能尽於朝庭，此亦报上之效验也。”曰：此有似於贫人负官重责，贫无以偿，则身为官作，责乃毕竟。夫官之作，非屋庑则墙壁也。屋庑则用斧斤，墙壁则用筑锸。荷斤斧，把筑锸，与彼握刀持笔何以殊？苟谓治文书者报上之效验，此则治屋庑墙壁之人，亦报上也。俱为官作，刀笔斧斤筑锸钧也。抱布贸丝，交易有亡，各得所愿。儒生抱道贸禄，文吏无所抱，何用贸易？农商殊业，所畜之货，货不可同，计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乡里愿之。夫先王之道，非徒农商之货也，其为长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荣也。且儒生之业，岂徒出溢哉？其身简练，知虑光明，见是非审，审尤奇也。

　　蒸所与众山之材干同也，〔伐〕以为蒸，熏以火，烟热究浃，光色泽润，爇之於堂，其耀浩广，火灶之效加也。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恆丝庸帛，何以异哉？加五采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质不能相过，学业积聚，超逾多矣。物实无中核者谓之郁，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文吏不学，世之教无核也，郁朴之人，孰与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虽欲勿用，贤君其舍诸？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阵，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谷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为饭，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为米，米未成饭，气腥未熟，食之伤人。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知心乱少，犹食腥谷，气伤人也。学士简练於学，成熟於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铜锡未采，在众石之间，工师凿掘，炉橐铸铄乃成器。未更炉橐，名曰积石，积石与彼路畔之瓦、山间之砾，一实也。故夫谷未舂蒸曰粟，铜未铸铄曰积石，人未学问曰矇。矇者，竹木之类也。夫竹生於山，木长於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夫竹木，粗苴之物也，雕琢刻削，乃成为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为贵者乎！

　　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不晓礼义，立之朝庭，植笮树表之类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钩镰斩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门，邪恶未除，犹山野草木未斩刈，不成路也。染练布帛，名之曰采，贵吉之服也。无染练之治，名縠粗，縠粗不吉，丧人服之。人无道学，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粗，不能招吉也。能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士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书，不失分铢；有司之陈笾豆，不误行伍。其巧习者，亦先学之，人不贵者也，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也。无经艺之本，有笔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虽曰吾多学问，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饭黍梁者餍，餐糟糠者饱，虽俱曰食，为腴不同。儒生文吏，学俱称习，其於朝庭，有益不钧。郑子皮使尹何为政，子产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 皆以未学，不见大道也。医无方术，云：“吾能治病。”问之曰：“何用治病？” 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无经学，曰：“吾能治民。”问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医无方术，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向，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无钱，之市使货主问曰“钱何在”，对曰：“无钱”，货主必不与也。夫胸中不学，犹手中无钱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向之，奈何也？

 

50. 译文

 

　　本书《程材》评论的问题，只评论了才能和操行，没有评论儒生和文吏在学问和知识方面的差异。儒生之所以超过文吏，是学问一天一天地增多，通过培养和引导，精心培养了他们的才能。所以学习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感情和本性，使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完善起来。才能和品德完备了，他们比起那些同样精心下过工夫的文吏，衡量起来要高明得多。穷人和富人，都拿一百钱送人，一齐作葬礼给办丧事的人家。知道他们情况的人，晓得穷人家只能提供一百钱，认为富人家富足而有多余；不知道他们情况的人，看见钱都是一百，认为钱财贫富都一样。文吏与儒生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们都是掾史，都管理一个部门，地方长官了解他们的，知道文吏与儒生文字水平相同，但儒生心里的学问，还多得很；不了解他们的，认为都是下属官吏，知识的深浅多少是同一个水平，这就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地生性长草，山生性长树。如果地栽上冬葵与韭菜，山上种下枣树与栗树，命名叫美园茂林，就不再跟相同的普通地和山一样了。文吏与儒生的情况跟这差不多。他们都有才能，都使用笔墨，但是儒生多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不仅仅是冬葵、韭菜、枣树、栗树这类普通的东西可比。普通妇女的手，纺纱织布，如果有人有特殊本领，织锦刺绣，就命名叫卓殊，不再跟普通妇女同类了。儒生与文吏，衡量他们的才能，儒生多有经传的学问，就像妇女有擅长织锦刺绣的特别本领一样。

　　穷人好胡作非为而富人遵守礼节，是由于穷人贫困而富人富足的缘故；儒生不为非作歹而文吏喜欢作恶，是因为文吏缺乏道德而儒生具有仁义的缘故。穷人和富人，都是宾客，接受主人的恩惠，富人不感到惭愧而穷人常感到惭愧，是由于富人有用来报答的东西，而穷人没有用来回报的东西。儒生和文吏都以长吏作为自己的主人。儒生接受长吏的俸禄，用先王之道帮助长吏作为报答，文吏腹中空空，没有仁义的学问，占着官位，享受俸禄，始终没有东西来报答长吏，这可以说是占着位子白吃饭。素就是空，空虚没有道德，又吃别人的俸禄，所以叫做白吃饭。没有先王之道和技艺本事，又不懂得政治，沉默地坐在朝廷上，不能谈论国家大事，跟尸人没有两样，所以叫做尸位。这样就把文吏称作“尸位素餐”的人。占着重要位子，享受着好的待遇，看见地方长官到处作恶，怎么会向他们上书论述利害得失呢？一是他们不能看清是非，二是他们害怕惩罚不敢直说。《礼记·表记》上说：“感情要真诚，言词要美妙。”那些能够竭力进谏的人，文章写得不好，有骨无肉，修饰润色不够，违反了地方长官的意旨，于是就遭到疏远。为地位而争斗的人不可能树立功绩和名声，贪图爵位俸禄的人不可能对长吏进谏。文吏贪图爵位俸禄，一旦当官，就想谋取私利以作自己享受，就想凭着权势掠夺榨取别人的财物，而不替地方长官显扬仁义，即使看见滔天的罪恶，怎么又肯揭发出有点滴罪行的话来呢？他们像这样处理事务，凭什么把自己从“尸位素餐”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呢？儒生学习大道理，用先王之道来帮助地方长官，要是不能这样就辞官退隐，他们有重臣的志向，用经书上的道理勉励自己要有公正的操行，是敢于进谏的人，但其地位又离地方长官很远。地位疏远却硬要接近并谏阻地方长官，《礼记·表记》上说这种人是在巴结、奉承，这就是郡县官府中常常空无贤人的缘故。

　　有人说：“文吏有写文书、章奏的能力，而且能处理好公文，研究和处理烦杂的事务，即使没有学习先王之道，但筋力才能都为朝廷用尽，这也是报答长吏的证明。”我说：这有点像穷人欠了官府很多债，由于贫穷无法偿还，就亲自去为官府服劳役来抵债，这样债才能还清。给官府服劳役，不是盖房子就是筑墙壁。盖房子则用斧斤，筑墙壁则用筑锸。扛斤斧，把筑锸，与那握刀拿笔有什么两样呢？假如说能处理文书就是报答长吏的证明，那么这些建造房屋墙壁的人也算报答了长吏。都是替官府服役，刀笔、斧斤、筑锸的作用是一样的。用布换丝，交换有无，各自得到希望的东西。儒生用先王之道换俸禄，文吏没有交换的东西，拿什么来交换呢？农、商是不同的行业，所积储的货物，不应该一样，盘算下它们的精粗，计算下它们的多少，要是它们远远超出别人就被称叫富人。富人在社会上，同乡的人都很羡慕他们。其实先王之道，不仅仅是农商那点货物，它能帮助长吏建立功绩和进行教化，不仅仅是财富多能远远超过别人的那点荣誉。况且儒生的事业，岂只是在数量上超过别人呢！他们自身锻炼，心地光明，看得清是非，这些特别值得珍贵。

　　“蒸”与山上的树干是同样东西，伐木做蒸，拿火来烤，用烟火的热量把它全部烤透，于是光泽色润，在堂屋里点亮它，光芒照耀得很广阔，这是火灶的效用施加于它的缘故。绣没有刺，锦还没有织，跟普通的丝帛，有什么两样呢？刺上五颜六色精致的花纹，用针和丝线绣上各种装饰图案，花纹图案绚丽多彩，有斧形、“亚”形、野鸡以及山、龙、日、月等许多图案。学士有文采，就像丝帛刺上五颜六色精致的花纹一样。其实学士的本质不会超过一般人，但学问积累以后，就超过很多了。植物的果实没有内核叫做郁，没有用刀斧加工过的木材叫做朴。文吏不学经书上教的东西，就跟果实没有内核一样。这种像“郁朴”的人，能与谁比呢？制骨器要切，作像牙器要瑳，造玉器要琢，做石器要磨，经过切磋琢磨加工，才能成为珍贵的器物。人学问知识才能的形成，就像骨器、象牙器、玉器、石器要经过切、切、琢，磨加工才能成就一样。有了这种才能，即使自己想不被任用，贤明的君主又怎么肯舍弃他呢？孙武与吴王阖庐，都是世上善于用兵的人，如果有人学会了他们的兵法，打仗一定会胜利。不懂得列队摆阵，不知道搏击刺杀方法的人，强行让他指挥军队，军队就会失败覆灭，这不是孙武、阖庐的用兵方法。

　　谷类开始成熟叫粟。把它放在臼里舂，簸去瘪谷和糠壳，再放到甑里蒸，下面用火烧，蒸熟成饭，才香甜可吃。能吃的东西吃了，才味美长出肌肉显得丰满。粟没有舂成米，米没有蒸成饭，气味是生的还没有成熟，吃了会伤人。人不学习，就像谷类没有长成粟，米没有蒸成饭一样。知识和思想混乱贫乏，就像吃了生的谷类，气损伤人一样。学士在学问上下功夫磨炼，在老师教导下成熟起来，本身才变得对社会有好处，这就跟谷类最后蒸熟成饭，吃了能长出丰满的肌肉一样。铜和锡没有开采出来，在石头中间，经过工匠的开凿挖掘，炉火风箱的冶炼和铸造，才成为器具。没有经过炉火风箱的冶炼，称作积石。积石跟那路边的瓦片、山里的碎石，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谷类没有舂过、蒸过叫粟，铜没有冶炼和铸造过叫积石，人没有学问叫矇。没有学问愚昧的人，就是竹木之类，竹子长在山上，树木生在树林，不知道要被用到那里。截断竹子做成竹筒，花破竹子可以做成竹简，用笔墨在上面书写，才成为文章，长的竹简写经，短的竹简作传记。断开木头做成椠，剖开椠做成板，用力加工刮削，才能成为写奏章的木简。竹子与木头都是粗糙的东西，经过雕琢刻削，才能成为器物使用。何况人怀有天地给的本性，是最可贵的呢！

　　不入老师门下，没有经传的教导，就像郁朴样的东西，不懂得礼义，站在朝廷上，就像树根竹竿，立根木柱之类一样，那有什么好处呢？山野的草很茂密，用镰刀割掉，才能成为道路。读书人没有熟悉先王之道的时候，邪恶还没有除去，就像山野的杂草乱木还没有砍去割掉，不能成为道路一样。染煮过的布帛，叫做采，是高贵吉祥服装的材料。没有染煮加工过的，叫縠粗，縠粗不吉祥，是死了人才穿的。人没有学习先王之道，在朝廷做官，他不会给朝廷带来益处，就像死了人穿粗糙的衣服不会带来吉祥一样。

　　能加工房柱屋梁的，叫做木匠。会凿穴打洞的，叫做土匠。能修饰文书的，叫做史匠。文吏的学问，只是学习办理公文，应该和木匠、土匠同类，怎么能跟儒生相比呢？御史办理文书，不出一点差错。主管祭祀的官吏陈列祭品，不会摆错行列。那些办理公文，摆祭品很熟悉的人，也是事先学过的，可是人们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掌握的是低贱的本领，担任的不是人们尊重的重要职务。没有经学的根基，只有耍笔杆微不足道的本事，这就是大道理懂得不够而小伎俩太多，即使说我的学问多，有御史的智慧，主管祭祀官吏的聪明也罢。吃黍粱饱与吃糟糠饱，虽然都说吃饱了，但对人起的滋养作用不同。儒生和文吏，学到的东西都声称很熟练，但他们对于朝廷，好处是不一样的。

　　郑国子皮让尹何治理政治，子产以一个人不会拿刀而让他去割东西常常会割伤自己作比喻。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地方长官，孔子说：“害了别人的子弟。”这都是因为他们年轻没有学习，不懂得先王之道。就像医师没有医术，说：“我能治病。”别人问他：“用什么来治病呢？”回答：“用心意。”病人一定不会相信他。官吏不懂经学，说：“我能治理老百姓。”别人问他：“拿什么来治理老百姓呢？”回答：“用才能。”这跟医师没有医术，用心意来治病一样，老百姓怎么肯信赖，君主怎么能信任和使用他呢？手里没有钱，到市场上去，假使老板问：“钱在哪里呢？”回答说：“没有钱。”老板一定不肯给东西。看来，心中没学问，就像手里没有钱，想要君主信任、使用，老百姓信赖，怎么行呢？

 

 

《卷十二·谢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过；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於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此职业外相程相量也，其内各有所以为短，未实谢也。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以戏儒生。各持满而自〔臧〕，非彼而是我，不知所为短，不悟於己未足。《论衡》之，将使忄奭然各知所〔乏〕。训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晓簿书；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闭暗不览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业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论者，而亦不能训之，如何？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於《五经》可也。《五经》之後，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於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於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儒生犹曰：“上古久远，其事暗昧，故经不载而师不说也。”夫三王之事虽近矣，经虽不载，义所连及，《五经》所当共知，儒生所当审说也。夏自禹向国，几载而至於殷？殷自汤几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几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纣弃殷，灭周者何王也？周犹为远，秦则汉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汤，周祖后稷，秦初为人者谁？秦燔《五经》，坑杀儒士，《五经》之家所共闻也。秦何起而燔《五经》，何感而坑儒生？秦则前代也。汉国自儒生之家也，从高祖至今朝几世？历年讫今几载？初受何命？复获何瑞？得天下难易孰与殷、周？家人子弟学问历几岁，人问之曰：“居宅几年？祖先何为？”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则儒生不能知汉事，世之愚蔽人也。“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古今不知，称师如何？彼人问曰：“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於经，名为尺籍短书，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

　　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先问《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为谁？”彼将应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系辞》。三圣重业，《易》乃具足。”问之曰：“《易》有三家，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连山》乎？《归藏》、《周易》也？秦燔《五经》，《易》何以得脱？汉兴几年而复立？宣帝之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易》一篇，名为何《易》？此时《易》具足未？”问《尚书》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诸书之时，《尚书》诸篇皆何在？汉兴，始录《尚书》者何帝？初受学者何人？”问《礼》家曰：“前孔子时，周已制礼，殷礼，夏礼，凡三王因时损益，篇有多少，文有增减。不知今《礼》，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汉承周，将曰：“周礼。”夫周礼六典，又六转，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礼》不见六典，无三百六十官，又不见天子。天子礼废何时？岂秦灭之哉？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佚《礼》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二〕篇何在？而复定《仪礼》，见在十六篇，秦火之余也。更秦之时，篇凡有几？问《诗》家曰：“《诗》作何帝王时也？”彼将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诗》作。”夫文、武之隆贵在成、康，康王未衰，《诗》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时，《诗》何不作？《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此时已有诗也，断取周以来，而谓兴於周。古者采诗，诗有文也，今《诗》无书，何知非秦燔《五经》，《诗》独无余〔札〕也？问《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时也？自卫反鲁，然後乐正，《春秋》作矣。自卫反鲁，哀公时也。自卫，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礼，而孔子反鲁作《春秋》乎？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制作以为经，乃归《春秋》也？

　　法律之家，亦为儒生。问曰：“《九章》，谁所作也？”彼闻皋陶作狱，必将曰：“皋陶山。”诘曰：“皋陶，唐、虞时，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无五刑之文。”或曰：“萧何也。”诘曰：“萧何，高祖时也，孝文之时，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征诣长安，其女缇萦为父上书，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萧何後，知时肉刑也。萧何所造，反具〔象〕刑也？而云《九章》萧何所造乎？”古礼三百，威仪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条三千。出於礼，入於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数也。今《礼经》十六，萧何律有九章，不相应，又何？《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题之，礼言昏礼，律言盗律何？

　　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各〕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不颇博览之咎也。文吏自谓知官事，晓簿书。问之曰：“ 晓知其事，当能究达其义，通见其意否？”文吏必将罔然。问之曰：“古者封侯，各专国土，今置太守令长，何义？古人井田，民为公家耕，今量租刍，何意？一〔岁〕使民居更一月，何据？年二十三〔傅〕，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何缘？有臈，何帝王时？门户井灶，何立？社稷、先农、灵星，保祠？岁终逐疫，何驱？使立桃象人於门户，何旨？挂芦索於户上，画虎於门阑，何放？除墙壁书画厌火丈夫，何见？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应？有尉史令史，无〔丞〕长史，何制？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两县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 ，司空曰“上”，何状？赐民爵八级，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谓？吏上功曰伐阅，名籍墨〔状〕，何指？七十赐王杖，何起？著鸠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鸠为善，不赐而赐鸠杖，而不爵，何说？日分六十，漏之尽〔百〕，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宫阙赤单，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带〕剑於左，何备？著钩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车马，坐治文书，起城郭，何王？造车舆，何工？生马，何地？作书，何人？造城郭及马所生，难知也，远也。造车作书，易晓也，必将应曰：“仓颉作书，奚仲作车。”诘曰：“仓颉何感而作书？奚仲何起而作车？”又不知也。文吏所当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览之过也。夫儒生不览古今，〔所〕知不过守信经文，滑习章句，解剥互错，分明乖异。文吏不晓吏道，所能不过案狱考事，移书下记，对〔乡〕便给。准〔之〕无一阅备，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何以相言？

 

50. 译文

　　《程材》、《量知》，讲到儒生和文吏的才能不相上下，因为儒生掌握了先王之道，文吏通晓公文，由于先王之道胜过具体事务，所以认为儒生稍稍胜过文吏。这是在不同职业之间来相互比较衡量，对他们职业范围内各自所具有的短处，没有如实论述。儒生能解说一种经书，就自认为弄通先王之道来傲视文吏；文吏通晓公文，就自认为会处理公文不出差错来嘲弄儒生。他们各怀自满，自以为高明，别人不对而自己对，不知道什么是短处，不明白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论衡》解答这个问题，将使他们脸红各自知道自己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