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17

有人说：“天的北边落入地中，太阳也跟随天一起落进地里，由于地严密地遮蔽着，所以人看不见。然则天地是夫妻，合成一体。天在地中，地与天合成一体，天和地并成一气，所以能产生万物。北方属阴，天地合成一体并成一气，因此住在北方。”天在地中运行吗？否则，是北方的地低下而倾斜了？如果天真的在地中运行，凿地一丈，转眼就该看见水源，天在地中运行，在水中出没吗？如果北方低下倾斜，那么所有的河流都应该向北倾注，而不会充满水了。

　　实际上，天下在地中，太阳也不跟随天隐没，天平正跟地没有两样。然而太阳升上天空，太阳落入地下，是跟随着天运转的。看天像盆倒扣的形状，所以看太阳出来是一上一下的样子，好像是从地中升起又落入地中。其实，能看见太阳出来，是它靠近人；看见它落下去，是它离人远，不再看见了，所以认为它入地了。太阳运行出现在东方，靠近人了，所以称为日出。用什么证明呢？把光亮的珠子栓在车盖的轑上，旋转车盖，光亮的珠子本身会转动吗？人往前看不超过十里，天地就会在一起，这是远的缘故，这不是真正合在一起。现在看见太阳落入地下，并不是真落入地下，也是远的缘故。当太阳向西方落下的时候，那些正处在太阳下的人还会认为是中午。从太阳落下的地方，向东看现在的天下，或许也天地合在一起了。像这样，现在的中国在南方，所以太阳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下。在北方的土地上，太阳从北方升起，朝南方落下。它们都靠近人所以叫日出，离人远所以叫日落。实际上太阳没有落入地下，只是离人远了。站在靠近大湖的水边，看见大湖四面的边沿都与天相连。实际上并不相连，是因为远了，看起来好像相连一样。太阳以离人远为日落，大湖以离人远为相连，它们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大湖那边有陆地，人看不见。陆地是在的，只是看它像没有一样；太阳也是存在的，只是看它像落进地下一样；都是离人远的缘故。泰山很高，高出空际插入云霄，离它百里，连个小土堆的样子都看不见，既然离开百里，就看不见泰山，何况太阳离人要用万里来计算呢？泰山的验证，就已经很清楚了。假使一个人拿着火炬夜晚在路上走，地面平坦没有障碍，离开人们十里，火光就消失了。不是火光消失了，而是离人太远的缘故。现在太阳向西运转不再看得见，并不是它落入地下了。

　　有人问：“既然天平正与地没有两样，那么现今抬头看天，观察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却是天的南方高北方低，为什么呢？”回答是：现今中国在东南方的大地上，所以看天好像很高。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轨道在人们的南面，现在中国在太阳和月亮运行轨道的下面，所以观察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像南面高北面低。拿什么证明呢？因为如果天的南方高，南方的星星也应当高。现在看南方的星星很低，那么天的南方反过来不也该变低了吗？看天处于靠近人的就高，离人远的就低。最北面的人认为高的，最南面的人却认为低。最东面的与最西面的，也是这种情况。都是以靠近人的为高，离人远的为低。从北部边塞下面，就近抬头看北斗星，还是在人们的上空。匈奴的北面，是大地的边沿，从北面往上看天，天反过来北面高南面低，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轨道，也还是在天上。站在泰山顶上，觉得泰山很高；离开泰山十里，就觉得泰山变低了。其实，天的高低，就像人观察泰山一样。天平平正正，四面和中央的高低都是一样的。如今看天的四边好像低了，其实不是，是离人远的缘故。看起来天的四边不仅仅是低了，而且与地好像是合在一起的。

　　儒者有人认为早晨太阳出来和傍晚落下时离人近，太阳正中时离人远；又有人认为太阳正中时离人近，日出日落时离人远。那些认为日出日落离人近、日中离人远的，是见日出日落时太阳大，日中时太阳小。观察物体近就大，远就小，所以日出日落时离人近，日中时离人远。那些认为日出日落太阳离人远、日中时离人近的，是见日中时天气温暖，日出日落时天气寒冷。由于火光离人近就温暖，离人远就寒冷，所以认为太阳正中时离人近，日出日落时离人远。两种议论各有见解，因此是非曲直无法确定。按实际来说，太阳正中时离人近而日出日落时离人远。用什么证明呢？拿在屋下树棵竿子来证明。房屋高三丈，竿子在屋梁下面，把它笔直地立起，竿尖顶着屋梁，下面抵着地，这样屋梁离地就刚好三丈。如果把竿子斜靠着屋梁，那么竿子就会朝一边倾倒，不会顶着屋梁，这是因为离地超过三丈的缘故。日中的时候，太阳在天的正中，就象竿子笔直地立着离地只有三丈一样。日出日落的时候，太阳斜斜地附着在天边，就象竿子朝一边倾倒离地超过三丈一样。像这样，太阳正中时离人近，日出日落时离人远，就可以理解清楚了。试试再让堂屋的正中坐一个人，另一个人在屋顶上走，当他走到屋顶正中的时候，正好在坐着的人上面，这是因为屋顶的人跟屋内坐着的人相离刚好三丈的缘故。如果屋顶的人是在东边屋脊或西边屋脊上，那么他与屋内坐着的人相离就会超过三丈。日中时的太阳，就像人在屋顶的正中；那刚出来和刚落下的太阳，就像人在东边屋脊与西边屋脊上。太阳正中离人近，所以温暖；日出日落离人远，所以寒冷。但是日中时的太阳小，那日出日落时的大，这是由于太阳正中时阳光明亮，所以看起来小；那日出日落时阳光暗淡，所以看起来大。就像白天看火，火光小；晚上看火，火光大一样。既然用火作了应证，再用个星星来作证明。白天看不见星星，是因为阳光照耀淹没了它们，夜晚没有阳光照耀，星星才能看见。太阳和月亮，跟星星同类。由于天亮和傍晚阳光微弱，所以看起来太阳就大了。

　　儒者议论说，太阳早晨从扶桑升起，傍晚在细柳落下。扶桑是东方最远的地方；细柳是西方最远的原野。扶桑与细柳是天地的边沿，是太阳和月亮天天升起与落下的地方。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的时候，太阳从正东升起，从正西落下，可以说太阳是出于扶桑，入于细柳了。如今夏天白昼长的时候，太阳是从东北方升起，朝西北方落下；冬天白昼短的时候，太阳是从东南方升起，朝西南方落下。冬天和夏天，太阳的出入，在天的四角，那么扶桑和细柳又正处在什么地方呢？儒者谈论的话，春、秋天还可以这样说，冬、夏天就不能这样说了。按实际情况来说，太阳不是从扶桑升起，也不朝细柳落下。用什么证明呢？太阳跟随着天运转，离人近就能看见，离人远就看不见。当太阳在扶桑或细柳的时候，从扶桑、细柳的人看来，认为是太阳在正中。当我们处于太阳正中的时候，从扶桑、细柳的人看来，或许正是日出或日落的时候。人们都以太阳在自己的顶上为日中，在两侧就为早晨与傍晚，怎么能说太阳是出于扶桑，入于细柳呢？

　　儒者议论说：“天向左旋转，太阳和月亮的运行，不是附着在天上，而是各自旋转的。”我要责难地问：假使太阳和月亮各自运行，不附着在天上，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那么当太阳和月亮出来的时候，应该进而由西向东旋转，为什么每天反倒由东开始向西旋转呢？太阳和月亮由东向西旋转，是因为它们附着在天上，跟随天四季运转的缘故。那像蚂蚁在磨盘上行走的比喻，正说明太阳和月亮运行慢，天运行得快，天带着太阳和月亮转动，所以日月实际上是由西向东运行，但看起来却反成了由东向西旋转了。

　　有人问：“太阳、月亮和天都在运行，运行的度数不同，三者有慢有快，用人和物来证明，拿什么来作比喻呢？”我说：天，每天运行一周，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是二千里，白天运行一千里，夜晚运行一千里。骐骥白天也跑一千里。那么太阳每天运行的快慢跟骐骥跑的速度差不多。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十度是二万里，三度是六千里，月亮一天一夜要运行二万六千里，跟早晨飞来的野鸭飞行速度差不多。天运行三百六十五度，乘积共七十三万里。它运行得很快，没有可以用来作验证的东西，大概应当与陶钧的运转，射出去的箭的飞行速度差不多吧！天虽然运行很快，由于离人又高又远，因此看起来它好像运行得很慢。但凡看远的东西，运动的就像没有运动一样，运行的就像没有运行一样。用什么来证明呢？乘船在江海中，顺风行驶，船靠近岸边人就感到它走得快，远离岸边就觉得它走得慢。其实船行的速度是一样的，有时感到它快，有时又觉得它慢，这是因为看时距离远近不同，才造成这种情况。抬头看天空太阳运行，不如骐骥在太阳底下跑得快，但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太阳却在骐骥的前边。为什么呢？因为骐骥离人近而太阳离人远的缘故。离人远就好像很慢，离人近就好像很快，人与天相距六万里的路程，太阳运行的真实情况就很难知道了。

　　儒者说：“太阳每天运行一度，天一天一夜运行三百六十五度。天由右向左运行，太阳和月亮从左向右运行，刚好跟天相互迎面而行。”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是附着于天的。日月依附于天运行，不是直接自己运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易》上说：“太阳、月亮和星星都附着于天，各种果实和草木都附着于地。”丽，是附着的意思。日月附着于天运行，就像人在地上转着圆圈行走一样，因此拿像蚂蚁在磨盘上朝相反方向行走来作比喻。

　　有人问：“怎么知道日月不能脱离天直接自己运行呢？”如果太阳能直接自己运行，就应该由西向东运行，用不着跟随天由东向西旋转了。月亮的运行与太阳一样，也都附着于天。拿什么来证明呢？用云来作证明。云不依附于天，所以不随天运行，而常常在原来的位置上停留。假使太阳不附着于天，那么也应当自动停止在原来的地方。像这样说，太阳运行是附着于天的，就很明白了。

　　有人问：“太阳是火。火在地上不运行，太阳在天上为什么又运行呢？”回答是：附着于天的气运行，附着于地的气不运行。火附着于地，地不运行，所以火也不运行。责难的人说：“附着于地的气不运行，水为什么流动呢？”回答是：水流动，是向东流入大海。因为西北方高，东南方低，水的本性流向低处，就像火的本性趋向高处一样。假使地不西面高，那么水也不向东面流。责难的人说：“附着于地气不运行，人附着于地，为什么行走呢？”回答是：人能行走，是因为有所寻求有所作为的缘故。人的思想想有所作为，必然要行走要寻求。古代的人朴实，就是邻国接壤，鸡犬的叫声能互相听见，一辈子也不会相互往来。责难的人说：“附着于天的气运行，那么星星又为什么不运行呢？”回答是：星星附着于天，天已在运行，随着天旋转，这也是在运行了。责难的人说：“人的思想想有所作为必然要行走，天意无所作为为什么运行呢？”回答是：天运行，是在自然而然地散布气，施放了气那么万物就会自然产生。而不是故意施放气来使万物产生。天不转动，就不会施放出气，不施放气，就不会产生万物，可见天的运行跟人的行走不一样。太阳、月亮和五颗恒星的运行，都是由于天散布了气的缘故。

　　儒者说：“太阳里有三只脚的乌鸦，月亮里有兔子和癞蛤蟆。”其实，太阳是天上的火，它与地上的火没有什么两样。地上的火中没有有生命的东西，天上的火中为什么有乌鸦呢？火中不存在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进到火里，会被烧焦而死，乌鸦怎么能生存呢？月亮是水。水里存在有生命的东西，但不是兔子和癞蛤蟆。兔子和癞蛤蟆长期在水里，没有不死的。月亮在天上残缺，螺蚌在深水潭里消减，因为它们同属一种气，这是很明白的。月中的所谓兔子和癞蛤蟆，难道与螺蚌相反不同气吗？还要问问儒者：乌鸦、兔子、癞蛤蟆是死的呢，还是活的呢？如果是死的，长期在太阳与月亮里，要么烧焦了，要么腐朽了；如果是活的，日蚀的时候太阳会完全看不见，月亮在每月末经常会消失，那么乌鸦、兔子、癞蛤蟆又都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乌鸦、兔子、癞蛤蟆，是日月的气，就像人肚子里的五脏、万物的心和脊梁骨一样是看不见的。月亮还可以看清，人看太阳眼睛没有不眼花缭乱的，既然不能知道太阳究竟是什么气，又岂能看见它里面有东西名叫乌鸦呢？如果不能看清太阳中乌鸦的形状，又岂能看清乌鸦有三只脚呢？这已清楚不是事实了。姑且听从儒者的说法，动物不止一种，那么太阳中为什么只有乌鸦，月亮中为什么只有兔子和癞蛤蟆呢？

　　儒者说：“日食是月亮侵蚀了太阳。”他们经常在月末和月初看见日食，因为月末和月初月亮与太阳重合，所以月亮能侵蚀太阳。春秋的时候，日食多。《春秋》经上说：“某月初一，太阳被侵蚀了。”太阳被侵蚀，未必是月亮侵蚀的。因为知道是被月亮侵蚀的，为什么回避不提月亮呢？有人说：“日食这种变异，是阳气弱阴气强的缘故。”世上的人和动物，力量强大的，才能欺压弱小的。考察月亮月末的光已经用尽，初一也跟用尽差不多，微弱得很，怎么能胜过太阳呢？其实，日食与月食一样。太阳被侵蚀就说是月亮侵蚀的，那么月亮又是被谁侵蚀的呢？可见没有谁侵蚀月亮，而是月亮自己残缺的。用月亮的情况来判断太阳的情况，也就知道日食时，阳光是太阳自己减弱的。大约四十一二个月，有一次日食；一百八十天，有一次月蚀。日食月食都有一定时间，违背时间就是变异，至于发生变异，也是气自然而然形成的。日食的时间总在月末和月初，又是月亮造成的吗？太阳应当是圆的满的，把亏损作为变异，就一定认为有侵蚀它的，那么山摇地动，侵蚀者是谁呢？

　　有人说：“日食是月亮遮盖了太阳。太阳在上面，月亮在下面，太阳被月亮遮住了形体。日月合在一起，互相重迭，月亮在上面，太阳在下面，无法遮住太阳；太阳在上面，月亮在下面，太阳被月亮遮住了，月亮也遮住了阳光，所以称作“食”。太阳遮住月亮，就像阴云遮蔽了日月看不见一样。太阳和月亮正好相合，相互重迭。要是太阳和月亮合在一起相当于两块玉璧重迭，就是日全食了。日月月末月初重合在一起，是天常有的。日食是月亮遮住阳光，不对。用什么来验证呢？假使日月重合在一起，月亮遮住了阳光，那么开始被侵蚀的那边应当跟将要恢复的地方不同。假使太阳在东面，月亮在西面，月亮运行得快，向东运行到太阳在的地方，遮盖了太阳的边沿，一会儿经过太阳继续向东，太阳西边开始被遮住的地方阳光就应当恢复了，而东边没有被遮盖的地方应该继续被侵蚀。如今观察日食，太阳西边光亮被遮，过会儿就恢复了光亮；西边恢复了光亮，月亮又移过去遮住了东边，这样西边恢复了光亮，这怎么能说成是日月相重迭遮掩呢？

　　儒者认为日月的形体都非常圆。他们从下往上看见日月的形体，像斗筐的形状，像个正圆。他们不懂得了望远方的光气，气就像圆的一样。其实，日月本来不圆，看起来像个圆的，是离人很远的缘故。以什么来证明呢？因为太阳是火的精华，月亮是水的精华。在地上水火都不圆，在天上水火为什么偏偏是圆的呢？日月在天上就像五颗恒星一样，五颗恒星就像星星一样，星星不圆，但星光闪耀却像个圆的，这是离人很远的缘故。用什么来证明呢？春秋的时候，流星坠落在宋国的都城，凑近去看，是砣石头，不圆。由于流星不是圆的，所以知道日月和五颗恒星也不是圆的。

　　儒者说太阳和工伎们一样，都认为太阳是一个。禹和伯益的《山海经·海外东经》上说太阳有十个，在海外的东方有座汤谷，汤谷上有棵扶桑树，十个太阳在这里水中洗澡；水中有棵高大的树，九个太阳在树的低枝上，一个太阳在树的高枝上。《淮南子》上又说，用十个太阳照明；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升起，万物被烧焦枯死，于是尧朝天上射十个太阳，因此十个太阳就不同时在一天出现。社会上一般人又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作为太阳的名称，从甲到癸共有十个太阳，太阳有十个，就像星星有五颗一样。就是有学问、有口才的人，也都把它归结为不容易弄明白的问题，不肯辨说清楚。因此，一个太阳和十个太阳两种文字记载都流传下来没有定论，而世人对这两种说法也没有明确以谁为主。

　　真按实际情况来说，没有十个太阳。用什么来证明呢？因为太阳像月亮一样，太阳有十个，月亮会有十二个吗？星有五星，它们是由五行的精气构成，金、木、水、火、土五星各有各的光色。如果太阳有十个，它们的精气必然不同。现在观察阳光没有什么不同，观察它的大小前后好像是一样的。如果构成十个太阳的气确实不一样，那么光色也该不同；它们如果真的同属一种气，就该合成一个了。可以用阳遂来证明火是从天上来的。太阳是天火。考察在地上的火，是同一种气；地上没有十种不同的火，天上怎么能有十个不同的太阳呢？那么所谓十个太阳，大概另外自有别的东西，它光的质地像太阳的样子，生活在汤谷水中，有时攀缘停留在扶桑树上，被禹和伯益看见了，就记载说有十个太阳。

　　天文历算家计量了太阳的光，推算了太阳的质地，知道太阳的直径是一千里。假使出来的太阳是扶桑树上的太阳，扶桑树就应该能遮盖一万里，才能承受住它们。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太阳直径是一千里，十个太阳的直径就该是一万里。天离人六万多里。抬头看十个太阳，会眼光昏花，因为阳光太明亮了，人无法忍受。即便出来的太阳是扶桑树上的太阳，禹和伯益看见了，也无法知道它们是太阳。为什么呢？因为抬头看一个太阳，眼睛就感到眼花缭乱，何况是看十个太阳呢？当禹和伯益看见它们，像斗筐的形状，所以起名叫做“日”。这大如斗筐是远离六万里看到的形状，不是就近看到的形体。由此说来，禹和伯益看见的，估计像太阳又不是太阳。

　　天地之间，万物的气相类似而实际上不同的东西很多。海外西南方有种珠树，看它是珠，然而又不是鱼腹中的珍珠。那扶桑树上十个太阳中的太阳，就像珠树一样，珠树像珠而不是真的珠，十个太阳像太阳而又不是真的太阳。淮南王看见《山海经》，就虚构说仙人用十个太阳照明，于是随便记载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升起。

　　何况，太阳是火，汤谷是水。水火相克，那么十个太阳浸泡在汤谷里就该熄灭毁坏。火烧木，扶桑树是木，十个太阳在它上面，就该被烧焦枯死。如今它们浸泡在汤谷里而光不熄灭，爬在扶桑树上而树枝不枯焦，跟今天太阳出来的情况相同，这不符合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所以知道这十个太阳不是真的太阳。况且禹和伯益看见十个太阳的时候，始终不是在晚上。要是在白天，那么一个太阳出来，另外九个太阳就该留下，怎么能十个太阳同时出来呢？如果是黎明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则天的运行有一定的度数，太阳是随着天旋转运行的，怎么能停留在扶桑树的树枝上，浸泡在汤谷的水里呢？要是停留在扶桑树上、汤谷水中，那就不符合运行的度数，运行的度数就要发生差错，跟太阳随天转不相应了。如果随天运行出现的太阳与那十个太阳不同，这样推测起来那十个太阳只是像太阳而又不是太阳了。

　　《春秋》庄公七年中记载：“夏四月辛卯日，晚上看不见常见的星星，而流星却像雨般坠落下来。”《公羊传》解释说：“像雨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雨。不是雨，那为什么说它像雨呢？没有删修过的《春秋》上说：‘坠落的星，离地不到一尺又返回天上去了。’君子删修后说：‘流星坠落像下雨’。”没有删修过的《春秋》，就是还没有删修《春秋》时鲁国史官的记载，它上面说：“坠落的星，离地不到一尺又返回天上去了。”上面说的君子就是孔子。孔子删修之后说“流星坠落像下雨”。孔子的意思认为地上有大山近陵楼台，说“离地不到一尺”，恐怕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更正说“像下雨”。像下雨的意思，是认为雨是从地面上去，而又从天上落下来的，流星也是从天上坠落下来又回到天上去的，跟下雨的情况相同，所以说它“像”。孔子虽然删去了“离地不到一尺”，只说“像下雨”，可是说坠落的东西，都是星星。孔子虽然没有确定陨星坠落的位置，但写了这样的话，说坠落的是星，跟鲁史记上的记载相同。

　　从平地望泰山山顶上，白鹤像乌鸦，乌鸦像麻雀，这是泰山又高又远的缘故，因而物体的大小失去了它们真实的面貌。天离地六万多里，又高又远的决不只是泰山的山顶。像星星附着在天上，人看见它，已经失去了星星的真实面貌，可见失去真实面貌的不只是看见的白鹤、乌鸦之类。推算星的质地有百里。形体巨大光亮极了，所以能向下发出光芒。人看见它像凤卵的形状，这是因为离人很远失去了它真实面貌的缘故。如果星星坠落是真的，那么天上的星坠落到地上，人们应该不知道它是星。为什么呢？因为星坠落下来时的大小不跟在天上时相同。如今看见坠落的星像在天上时大小一样，这就不该是星。不是星，那就是气形成的了。人看见鬼像死人的样子，其实是气使它像死人的样子，而不是真的死人。那么坠落的星状物，其实不是星。孔子没有订正坠落下来的不是星，而只订正说星坠落像下雨而不是雨的说法，都是不符合星的真实情况的。

　　《春秋左氏传》：“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日，晚上连常见的星星者看不见，夜空很明亮；星星坠落像下雨，而且与雨同时下来。”它是说夜空很明亮所以看不见星星，与《易经·丰卦》上说的“太阳正中时看见了北斗星”相类似。太阳正中时看见北斗星，是因为阳光昏暗不明的缘故；晚上看不见星星，是因为夜空很明亮的缘故。事情不同但道理一样，大概它们都是事实。《春秋左氏传》说的“与雨俱”，是说星星与雨一齐落下来。因为辛卯日的晚上夜空很明亮，所以看不见星星。夜空很明亮，那是不下雨的证明，下雨天气阴暗，怎么会夜空明亮呢？夜空明亮就没有雨，怎么会与雨一同下来呢？像这样，说与雨一同下来就不是事实。再说，夜空很明亮连星星都看不见，怎么能看见陨星与雨一起落下来呢？

　　还有鲁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日，有五砣陨石落在宋国，《春秋左氏传》说：“是星星。”说陨石是星，就是说坠落下来的是石头了。那么辛卯日的晚上，坠落的星是星，那实际上是石头。辛卯日的晚上，坠落的星如果是石头，那么地上有楼台，楼台就会被砸坏。孔子虽然不赞成说陨星离地一尺又返回天上，但它离地一定有确实的数字，鲁国的史官亲眼看见，是不会凭空瞎说的；说“与雨一同落下来”，雨会聚集在地上，陨石也该是这样。陨星落到地上而楼台没有毁坏，那么落下来的不是星，就很明白了。

　　左丘明说陨石是星，怎么才能弄清楚呢？当时石头坠落下来砰砰砰的，怎么知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秦朝的时候三座大山不见了，不见了又没有消散，在它们一齐落下的时候一定有声音，或许是夷狄的山飞来落在宋国，宋国人听到了石头落地的声音，就认为它是星。左丘明写《左传》时省略了文字，就说是星。星是万物的精气，跟日月一样。解释五星的人，说五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精气的光。五颗恒星和群星一样闪光照耀，而只说流星是石头，恐怕不符合它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辛卯日的晚上，坠落的流星像下雨而不是星，跟那汤谷的十个太阳，像太阳而不是太阳一样。

　　儒者又说：“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说雨直接从天上落下来。照实说，雨是从地面上去的，而不是从天上产生降下来的。人们看见雨从上空落下来，就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它是从地面上去的。然而雨从地面上去，是由山开始的。用什么来说明呢？《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上说：“云贴着山石出来，肤寸之间都云气密集，不到一个早晨，雨就下遍天下，这只有泰山才能做到。”泰山的雨能下遍天下，小山的雨能下遍一国，各以山的大小距离的远近而有不同。雨从山里出来，有人说是云载着雨走，云散开水落下来，就称作雨。其实云就是雨，雨就是云。刚出来是云，云浓密成雨。如果云非常浓，会像厚露浸湿衣服，跟雨淋湿衣服的样子差不多。可见不是云和雨在一起而是云载着雨走。

　　有人说：“《尚书·洪范》上说：‘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就会刮风下雨。’《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上说：‘月亮靠近毕宿，就要大雨滂沱。’这两种经书都说，造雨的不是天，又怎么解释呢？”这是因为雨从山上起来，正是月亮经过并靠近毕宿的时候，月亮靠近毕宿的时候，正好下雨。不下雨的时候，月亮不会靠近毕宿，山上也没有云，天地上下就是如此自然相应。月亮靠近山，山从下面蒸发出水气，水气跟月亮巧合，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云雾，是雨的征兆，夏天则变成露水，冬天则变成白霜，天气温和则变成雨水，天气寒冷则变成雪花。雨水和露水是凝冻成的，它们都是由地面产生上去，而不是在天上产生降下来的。

 

 

《卷十一·答佞篇》

 

　　或问曰：“贤者行道，得尊官厚禄；矣何心为佞，以取富贵？”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贵，必以佞取爵禄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谷，勉贸可以得货，然而必盗窃，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礼进退也，人莫之贵，然而违礼者众，尊义者希，心情贪欲，志虑乱溺也。夫佞与贤者同材，佞以情自败；偷盗与田商同知，偷盗以欲自劾也。

　　问曰：“佞与贤者同材，材行宜钧，而佞人曷为独以情自败？”曰：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进得苟佞，苟佞则有罪。夫贤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取舍不同。

　　问曰：“佞与谗者同道乎？有以异乎？”曰：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故人君皆能远谗亲仁，莫能知贤别佞。难曰：“人君皆能远谗亲仁，而莫能知贤别佞，然则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验於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夫知佞以知贤，知贤以知佞，知贤则贤智自觉，知贤则奸佞自得。贤佞异行，考之一验；情心不同，观之一实。

　　问曰：“九德之法，张设久矣，观读之者，莫不晓见，斗斛之量多少，权衡之县轻重也。然而居国有土之君，曷为常有邪佞之臣与常有欺惑之患？”〔曰〕：无患斗斛过，所量非其谷；不患无铨衡，所铨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检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乱不能见者，则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无不可检；人有不能考，情无不可知。

　　问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检於考功，进近非贤，非贤则佞。夫庸庸之材，无高之知不能及贤。贤功不效，贤行不应，可谓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袭。若知无相袭，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贤佞殊行，是是非非。实名俱立，而效有成败，是非之言俱当，功有正邪。言合行违，名盛行废。

　　问曰：“行合九德则贤，不合则佞。世人操行者可尽谓佞乎？”曰：诸非皆恶，恶中之逆者，谓之无道；恶中之巧者，谓之佞人。圣王刑宪，佞在恶中；圣王赏劝，贤在善中。纯洁之贤，善中殊高，贤中之圣也。〔恶〕中大佞，恶中之雄也。故曰：观贤由善，察佞由恶。善恶定成，贤佞形矣。

　　问曰：“聪明有蔽塞，推行有谬误，今以是者为贤，非者为佞，殆不得贤之实乎？”曰：聪明蔽塞，推行谬误，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贳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一狱吏所能定也，贤者见之不疑矣。

　　问曰：“言行无功效，可谓佞乎？”〔曰〕：苏秦约六国为从，强秦不敢窥兵於关外。张仪为横，六国不敢同攻於关内。六国约从，则秦畏而六国强；三秦称横，则秦强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载纪竹帛，虽贤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众贤，仪、秦有篇，无嫉恶之文，功钧名敌，不异於贤。夫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睾陶不能与之比效。若夫阴阳调和，风雨时适，五谷丰熟，盗贼衰息，人举廉让，家行道德之功，命禄贵美，术数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记功，故高来祀，记录成则著效明验，揽载高卓，以仪、秦功美，故列其状。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权说立功为效。无效，未可为佞也。难曰：“恶中立功者谓之佞。能为功者，材高知明。思虑远者，必傍义依仁，乱於大贤。故《觉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说而不见其非，何以知其伪而伺其奸乎？”曰：是谓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昬，蔽惑不见。〔若〕〔大〕贤之君，察之审明，若视俎上脯，指掌中之理，数局上之棋，摘辕中之马。鱼鳖匿渊，捕渔者知其源；禽兽藏山，畋猎者见其脉。佞人异行於世，世不能见，庸庸之主，无高材之人也。难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言操合同，何以觉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来言，听其来言，以省其往行，观其阳以考其阴，察其内以揆其外。是故诈善设节者可知，饰伪无情者可辨，质诚居善者可得，含忠守节者可见也。人之旧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学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称上。上奢，己丽服；上俭，己不饬。今操与古殊，朝行与家别。考乡里之迹，证朝庭之行，察共亲之节，明事君之操，外内不相称，名实不相副，际会发见、奸为觉露也。

　　问曰：“人操行无恆，权时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挠。权变所设，前後异操，事有所应，左右异语。儒书所载，权变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实乎？” 曰：贤者有权，佞者有权。贤者之有权，後有应。佞人之有权，亦反经，後有恶。故贤人之权，为事为国；佞人之权，为身为家。观其所权，贤佞可论。察其发动，邪正可名。

　　问曰：“佞人好毁人，有诸？”曰：佞人不毁人。如毁人，是谗人也。何则？佞人求利，故不毁人。苟利於己，曷为毁之？苟不利於〔己〕，毁之无益。以计求便，以数取利，利则便得。妒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毁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誉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败而不仇，隐情匿意为之功也。如毁人，人亦毁之，众不亲，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问曰：“佞人不毁人於世间，毁人於将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将，不毁人於将。“然则佞人奈何？”曰：佞人毁人，誉之；危人，安之。“毁危奈何？” 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声显闻，将恐人君召问，扶而胜己，欲故废不言，常腾誉之。荐之者众，将议欲用，问人，人必不对曰：“甲贤而宜召也。何则？甲意不欲留县，前闻其语矣，声望欲入府，在郡则望欲入州。志高则操与人异，望远则意不顾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满，不则卧病。贱而命之则伤贤，不则损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损誉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两相益，舍之不两相损。”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问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将有师学检也？”曰：人自有知以诈人，及其说人主，须术以动上，犹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战斗，须兵法以进众，术则从横，师则鬼谷也。传曰：“苏秦、张仪从横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曰： ‘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苏秦相赵，并相六国。张仪贫贱往归，苏秦座之堂下，食以仆妾之食，数让激怒，欲令相秦。仪忿恨，遂西入秦。苏秦使人厚送。其後觉知，曰：此在其术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苏君者。”知深有术，权变锋出，故身尊崇荣显，为世雄杰。深谋明术，深浅不能并行，明暗不能并知。

　　问曰：“佞人养名作高，有诸？”曰：佞人食利专权，不养名作高。贪权据凡，则高名自立矣。称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则？利义相伐，正邪相反。义动君子，利动小人。佞人贪利名之显，君子不安。下则身危。举世为佞者，皆以祸众。不能养其身，安能养其名？上世列传弃〔荣〕养身，违利赴名，竹帛所载，伯成子高委国而耕，於陵子辞位灌园。近世兰陵王仲子、东〔郡〕昔庐君阳，寝位久病，不应上征，可谓养名矣。夫不以道进，必不以道出身；不以义止，必不以义立名。佞人怀贪利之心，轻祸重身，倾死为矣，何名之养？义废德坏，操行随辱，何云作高？

　　问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难知。何则？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难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盗难觉，大盗易知也。攻城袭邑，剽劫虏掠，发则事觉，道路皆知盗也。穿凿垣墙，狸步鼠窃，莫知谓谁。曰：“大佞奸深惑乱其人如大盗易知，人君何难？”《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虞舜大圣，驩兜大佞。大圣难知大佞，大佞不忧大圣。何易之有？”〔曰〕：是谓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难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难。何则？佞人材高，论说丽美。因丽美之说，人主之威，人〔主〕心并不能责，知或不能觉。小佞材下，对乡失漏，际会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难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见之著；漏小，下见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民。”误设计数，烦扰农商，损下益上，愁民说主。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聚敛，季氏不知其恶，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50. 译文

 

　　有人问：“贤能的人实行先王之道，能得到高官厚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谄媚奉承，来取得富贵呢？”我说：谄媚奉承的人知道实行先王之道可以得到富贵，但却一定要以谄媚奉承来取得爵位和俸禄，是因为不能克制贪婪的欲望；人是知道努力耕作可以获得粮食，努力经商可以得到财富，然而一定要去盗窃，是因为私心得不到克制，以礼制来决定自己做官还是辞官，这样的人没有不被尊重的，然而违背礼制的人多，尊奉道义的人少，这是私心贪婪，神志昏乱而执迷不悟的缘故。其实，谄媚奉承的人与贤能的人才智相同，只是谄媚奉承的人由于私心而自取灭亡；偷盗的人与种田的、经商的才智相同，只是偷盗的人由于贪心而自投法网。

　　有人问：“佞人与贤者才能相同，才能和操行应该是相称的。那么佞人为什么偏偏因为有私心而自取灭亡呢？”我说：富贵是人共同的欲望，即使有君子的操行，还是会有饥渴的私欲。只是君子能用礼制来克制私心，用道义来抑制私欲，所以能够遵循先王之道，遵循了先王之道就没有灾祸。而小人则放纵贪利的欲望，违犯礼义，所以采取不正当的献媚讨好，不正当的献媚讨好就会招来罪过。可见，贤者是君子，佞人是小人。君子与小人本来操行就不同，行为取舍的标准也不一样。

　　有人问：“谄媚奉承的人与说坏话陷害人的人是一路货呢？还是有区别呢？”我说：“谗人与佞人都是小人，一路货伎俩不同，都是以嫉妒为本性，但采取的行动与动机却不一样。谗人是用口害人，佞人是以事害人；谗人公开说不隐瞒自己的意见，佞人则模棱两可地隐藏自己的动机；谗人没有欺骗的心计，而佞人存有阴谋诡计。所以君主能疏远谗人而亲近仁人，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指责的人会说：“君主都只能疏远谗人亲近仁人，而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那么佞人就不能识别了吗？”我说：“佞人可以识别，而君主不能识别。平庸的君主，不能识别贤人；不能识别贤人，就不能识别佞人。圣贤的人，用九条道德标准来检验人们的行为，根据办事的效果来考察人们的言论。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言论不被办事效果证明的，这种人就不是贤人而是佞人。看来能识别佞人就可以识别贤人，能识别贤人就可以识别佞人；能识别佞人就自然会觉察到贤智的人，能识别贤人就会自然地发觉奸佞的人。贤人与佞人的操行不同，而考察他们的是同一个标准；他们私心不同，而看到的却是同一效果。

　　有人问：“用九条道德标准检验行为的方法，已经设立很久了。读过《尚书·皋陶谟》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就好比用斗斛来量多少，用秤来称轻重一样。但是在位拥有领土的君主，为什么在自己下边常常会有奸邪的佞臣和常常会有被欺骗受蒙蔽的祸害呢？”我说：不怕没有斗斛，而是所量的不是谷物；不怕没有秤，而是所称的不是该称的东西的缘故。在君位的人，都知道用九条道德标准可以检验人的行为，办事的效果可以识别人的私心，然而被欺骗蒙蔽却不能看见，那是没有考察明白的缘故。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可以检验的行为；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可以识别的私心。

　　有人问：“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办事的效果经不起考核官吏功绩标准的检验，这种人很接近于不是贤人，不是贤人那就是佞人了。平庸之材，没有高超的才智，够不上贤人，不能建立贤人的功绩，不具备贤人的操行，可以说是佞人吗？”我说：才能有够不上的，操行有赶不上的，功绩有比不上的。即使智慧比不上，才能相差十倍百倍，但是行为取舍的标准应该是相同的。贤人与佞人的操行迥然不同，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和名声即使都很不错，但他办事的结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一个人对是非的评议即使很恰当，但他办事的效果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只有那些言论符合先王之道而行为却违反先王之道，名声很大而操行败坏的人，才是佞人。

　　有人问：“行为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就是贤人，不符合的就是佞人。只有社会上一般人操行的人能全说是佞人吗？”我说：凡是操行不好的都是恶人，恶人中犯上作乱的，称作“无道”；恶人中善于伪装的，称作佞人。君主制定刑罚和法令，佞人被列在恶人中；君主奖赏和勉励，贤人被列在善人中。善人中最好的，是贤人中的圣人；恶人中极坏的佞人，是恶人中的枭雄。所以说：“由善人中可以观察出贤人，由恶人中可以观察出佞人。”只要断定出善人与恶人，那么贤人与佞人就会显露出来了。

　　有人问：“视听有看不清听不见的时候，做事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如今以这样的标准为贤人，做不到的为佞人，恐怕不符合贤人的实际情况吧？”我说：视听难免会看不清听不见，做事难免犯错误，这是一般人的缺点。所以说：明知故犯不论罪再小也要严惩，误犯的过失，不论多大也可以宽赦。圣明的君主要考查犯罪的动机，所以能严惩明知故犯的人，宽赦误犯过失的人。明知故犯就要加重惩罚，误犯过失可以减轻处理，这是所有狱吏都能决定的，贤者看见了是不会有疑惑的。

　　有人问：“人的言论和行为没有效果，就能说是佞人吗？”我说：苏秦联合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促成合纵，使得强大的秦国不敢趁机向关外发兵；张仪促成连横，使得六国不敢同时向关内进攻。六国联盟形成合纵，就使秦国畏惧六国强大；秦国促成连横，就使秦国强大天下弱小。他俩功绩昭著效果明显，被记载在竹帛的史册上，即使是贤人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司马迁叙说很多贤人的事迹，张仪与苏秦分别有传，并没有憎恶他们的文字，功绩和名声均相当，跟贤人没有两样。其实，功绩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张仪和苏秦是排难解忧的人，处于战乱社会，实行合纵与连横的主张。在这种时候，稷和不契不可能与他们争比计谋，禹和皋陶不可能与他们比效果。至于说气候正常，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盗贼减少甚至消灭，人人讲究廉洁谦让，家家推崇道德的功绩，禄命显贵美好，治国方略能做到的，这些都不是道德能促成的。司马迁记录功绩，是有意向后代推崇，因此在记录成就时就突出其效果，广泛收录卓越人物，因为张仪和苏秦的功绩值得赞美，所以列入了他们的事迹。由此说来，佞人也能用权术游说立功做出效果。即使没有效果，也不能把他们说成佞人。有人会质问说：“恶人中立功的称作佞人。能做出功绩的人，才智一定高明；思虑深远的人，一定依靠仁义，可是他们都混杂在大贤之中。所以“觉佞”篇说：‘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便文章华美。’与君主心意相同，碰巧投合了君主的心意，君主由于喜欢就看不见他的错误，怎么还能知道他们作假并察觉他们的奸邪呢？”我说：这是说平庸的君主，才能低下头脑糊涂，才被蒙蔽迷惑看不见。要是圣贤的君主，就能考察清楚明白，像看砧板上的干肉，手掌中的纹理，数棋盘上的棋子，点车辕中的马一样。鱼鳖藏在深水潭里，捕渔的人知道它们生息的地方；禽兽躲在深山中，打猎的人看得见它们的行踪。佞人的操行不同于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看出来，可见平庸的君主，是没有高超才智的人。又会有人质问：“‘君主喜欢辩论，佞人就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文章华美。’既然言论操行都相同，又怎么能察觉出他们呢？”我说：《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上说：“根据他从前的话来衡量他后来的行动，听他后来的话来检查他过去的行动，看他公开的表现来考察他背地里的行为，观察他的内心来衡量他的外表。”所以假装亲善故作清高的人就能识别，修饰伪装不真实的人就能辨别，质朴诚实为善的人就能知道，具有忠心保持气节的人就会显现出来。佞人原来的性格不善辩论，由于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学着迎合君主；佞人本来的才能不会作文、由于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想去迎合君主。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着华丽的服装；君主节俭，佞人自己就不修饰打扮。现在的操行与过去的不一样，在朝廷上的行为与在家的不一样。考察他们在乡里的行为，验证他们在朝廷上的行为，察看他们供养双亲的节操，弄清他们事奉君主的品德，要是内外互不相称，名声与实际互不符合，碰巧就会显现出来，奸邪的伪装就会被察觉和揭露出来。

　　有人问：“人的操行没有永恒不变的，可以斟酌形势制定适当的措施，因而诚实的人有时也会欺骗人，正直的人有时也会不公正。一个人斟酌形势变化有所安排，前后行动可以不一样；一件事为了适应需要，对周围的人可以说不同的话。儒者的书上记载，权宜之计不止一种。现在用平素一贯的言行来考察他们，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吗？”我说：贤者有权宜之计，佞人也有权宜之计。贤者实行权宜之计，后来有好结果；佞人实行权宜之计，也违反常规，但后来得到坏的结果。所以贤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公事为了国家；佞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观察他们所实行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评论出贤人与佞人；观察他们的动机，就可以说出邪恶与正直了。

　　有人问：“佞人喜欢诋毁人，有这事吗？”我说：佞人不诋毁人。如果诋毁人，这人就是谗人。为什么呢？因为佞人寻求利益，所以不诋毁人。如果对自己有利，为什么要诋毁他呢？如果不对自己有利，诋毁他也没有好处。用计谋求得好处，用权术得到利益，利益和好处得到了，还要嫉妒别人与自己一起做官，然后危害别人。他们危害人并不诋毁人，而他们害人并不薄待人。他们称赞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知道；厚待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怀疑。因此佞人危害人，人却不怨恨他；害人，人遭灾祸却不仇恨他，这是因为佞人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意做得很巧妙的缘故。如果诋毁别人，别人也要诋毁他，弄得众人不亲近，士不依附，怎么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从君主那儿取得利益呢？

　　有人问：“佞人不在一般人面前诋毁人，在郡将面前会诋毁人吗？”我说：佞人是利用别人去欺骗郡将，而不在郡将面前诋毁人。这人又问：“那么佞人是怎么做的呢？”回答是：佞人要诋毁人，就先赞扬他；要危害人，就先安稳他。怎样诋毁，怎样危害呢？假如甲有高尚的操行特殊的智慧，名声显赫，唯恐郡守召见询问甲，扶植提拔超过自己，佞人想故意使他被废置不用又不说他的坏话，就常常大加称赞他。推荐甲的人很多，郡守将打算用他，去问佞人，佞人肯定回答说：“甲很贤能应该召见他。为什么呢？甲的意思是不想留在县里，过去听他说过，声称希望进入郡府，在郡里则希望进入州府，由于志向很高那么操行就与一般人不同，只看远处的人，那么心思就不会关心近处。屈才而用他，他心里不满意，否则就装病不干；位低而使用他，就会伤害贤人，不这样就会损害长官的威信。所以郡守因此失去名声损害有声誉的人，是喜欢把可作部下的人都当作部下的缘故。郡守自已能够迁就他，任用他是可以的；自己估计不能够迁就他任用他就没有好处。”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好处；不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害处，郡守害怕甲的志向太高，就相信了佞人的话，于是放弃不任用甲。

　　有人问：“佞人只是以高超的才能和宏大的智慧观察和揣摩一般人呢，还是有老师作为学习的榜样呢？”我说：佞人自有才智可以欺骗人，但到他游说君主时，就需要权术来打动君主，就像名将自有勇敢来镇住敌人，但到他打仗的时候，就需要兵法来指挥军队进攻。他们的权术就是合纵和连横，老师就是鬼谷子。传书上说：“苏秦和张仪向鬼谷先生学习合纵与连横的权术，鬼谷先生挖地成了个坑，说：“能下来，说得使我哭出来，那么就能分到君主的封地。’苏秦跳下去，说得鬼谷子先生哭得眼泪流下来沾湿了衣襟。张仪也一样。”“苏秦辅助赵国，并且还辅助六国。张仪贫困低贱地回来，苏秦让他坐在堂下，拿仆人吃的饭菜给他吃，又多次责备以激怒他，想使他去辅助秦国，张仪愤怒怨恨，于是向西去秦国。苏秦派人以厚礼相送。张仪后来察觉，说：‘这次又落在他的圈套之中，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赶不上苏君的地方。’”智谋深奥有权术，权宜之计高明得出奇，所以苏秦尊贵受人推崇，荣耀显赫，成为一代豪杰。计谋要奥妙，权术要高明，但它的舆妙与浅陋不能同时实行，明显与隐晦也是不能同时明白的。

　　有人问：“佞人修养名声抬高自己，有这事吗？”我说：佞人贪图财利垄断权力，不修养名声抬高自己。因为取得权柄，占据要职，就会抬高名声自己树立起来。这种行为被小人称赞，而君子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利与义相矛盾，正与邪刚好相反。道义能打动君子，利益能打动小人。佞人贪图财利和名声显赫，君主感到不安，否则会自身难保。察看世上的佞人，都由于遭灾祸而结束，可见不能保养住自己的身体，怎么能修养自己的名声呢？上古列叙臣民事迹，凡放弃尊贵地位而修养自身品德的，凡抛弃物质利益而追求声望的，都会在竹简帛书的史册上记载下来，像伯成子高放弃国事而耕地，於陵子辞去相位，给人浇灌菜园。近代兰陵的王仲子、东郡的昔庐君阳，放弃官职长期托病，不接受君主的征召，这些可以称得上修养名声了。可见，君子不因为道义去做官，也必不因为道义去献身；不因为道义辞官不做，也必不因为道义来树立名声。佞人怀有贪图财利的心，看轻后患，只看重自身眼前的富贵，忘记生死和遭到杀身之祸，还谈什么名声的修养！道义被毁坏，操行从而被玷污，还说什么抬高自己！

　　有人问：“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别呢，还是名声小的佞人容易识别呢？”我说：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