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16

儿找到饭吃。如果这儿有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兄长，坚守古代圣王的道义，以此教育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儿找到饭吃。那你为什么只看重木工、造车工而轻视遵循仁义的人呢？彭更说：“木工、造车工，他们的目的是要以此谋生。君子遵循道义，他们的目的也是要以此谋生吗？”孟子说：“你为什么要考虑他们的目的呢？他们对你有用处，可以管饭就给他们饭吃。再说，你是按人的目的给饭吃呢，还是按对你有用给饭吃？”彭更说：“按目的给饭吃。”孟子说：“如果有人在这里，毁坏屋瓦割开车盖，他的目的是以此谋生，那你给他饭吃吗？”彭更说：“不给。”孟子说：“那么你并不是按人的目的给饭吃，而是按对你有用给饭吃的。”

　　孟子举出毁坏屋瓦，割开车盖的人，想用它来反驳彭更的话。因为他知道毁坏屋瓦、割开车盖这种没有用处而想找饭吃的人，彭更一定不会给他饭吃。即使这样，孟子举毁坏屋瓦、割开车盖的例子，也是不能驳倒彭更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目的在于想谋生的人中，毁坏屋瓦、割开车盖的人并不包括在内。既然不包括在内，就难于用它来反驳别人了。一个人无缘无故地毁坏屋瓦、割开车盖，这人不是傻子、疯子，就是闹着玩的。傻子和疯子没有谋生的目的，闹着玩的人也没有谋生的目的。想谋生的人，所做的大都是对人们共同有益的事情，他们把做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得钱回来，才能有饭吃。孟子现在说的毁坏屋瓦、割开车盖，对人没有好处，还谈得上有什么谋生的目的呢？有头脑的人，知道它对人没有益处，一定不会去做；没有头脑的人，跟傻子、疯子差不多，也就肯定没有谋生的目的。其实，毁坏屋瓦，割开车盖，跟小孩在路上玩击壤游戏有什么不同呢？在路上玩击壤游戏的小孩，他们的目的也是想谋生吗？他们还是小孩，没有什么目的可言。大人玩博戏，也属割开车盖之类行为。玩博戏的人，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谋生吗？玩博戏的还有人用来相互赢取钱财，赢的钱财多了，自己也就有了饭吃，这或许是有目的的。那么，扔石头和跳远的人，也属于割开车盖之类行为。扔石头和跳远的人，他们的目的是要谋生吗？那么孟子反驳彭更的话，不能认为完全合理。如果彭更听信了孟子的话，那么孟子可能被称作是“专门靠巧言诡辩来对付人”的了。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真是个廉洁的人吗？他住在於陵，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上有个李子，被金龟子的幼虫吃去大半，他爬过去，拿来吃了。咬了三口，然后耳朵才听得见，眼睛才看得见。”孟子说：“在齐国的人士中，我就认为陈仲子是首屈一指的！即使这样，陈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要推广陈仲子的操行，那只有使人成为蚯蚓然后才能办到。因为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饮泉水。而陈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还是盗跖建造的呢？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还是盗跖种的呢？这是不可能知道的。”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亲手编草鞋，妻子搓麻练麻，用这些来换房子和粮食。”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贵族世家，他的哥哥陈戴，在盖地的俸禄有万钟。他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就不肯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房子，就不肯住。回避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他回家，碰上有人送他哥哥一只活着的鹅，他皱着眉说：‘怎么要这……叫的东西干什么？’后来有一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拿来给他吃。他哥哥正好从外边来到家，说：‘这是……叫的肉。’他于是出去吐掉了。因为是母亲的东西不吃，由于是妻子的东西就吃；因为是哥哥的房子不住，由于是於陵地方的房子就住。这还能算是把自己的操行推广到所有的同类事物中去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变成了蚯蚓，然后才能成为推广他的操行到各个方面去的人啊。”

　　孟子指责陈仲子，没有讲到他的短处。陈仲子厌恶鹅肉而吐掉它，难道是因为母亲做的就不吃”吗？而是因为才刚刚谴责鹅说：“怎么要这……叫的东西干什么？”后来有一天他母亲杀了鹅给他吃，他的哥哥说：“这是……叫的肉。”陈仲子耻于违背了前面说过的话，立即把它吐了出来。要是哥哥不告诉他，他就不会吐；不吐出来，就是吃了母亲做的东西。孟子说他“母亲做的东西就不吃”，这不符合陈仲子的意思。假使陈仲子执意不吃母亲做的东西，那么鹅肉端上来，他就不该吃。现在既然吃了，就知道他是因为那只鹅，厌恶它而吐掉的，所以陈仲子吐掉鹅肉，是耻于吃了不符合自己志向的东西，而不是违背母子的恩情，想不吃母亲做的东西。

　　孟子又说：“陈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要把他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那只有人变成蚯蚓之后才能办到。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饮泉水”。这是认为蚯蚓是最廉洁的，陈仲子要像蚯蚓一样，才算是廉洁的。他现在住的房子，要是伯夷盖的，吃的粮食，要是伯夷种的，这样他去住、去吃，才能够称得上廉洁。或许当时吃的是盗跖种的粮食，住的是盗跖盖的房子，那就玷污了廉洁的操行。孟子用这种观点来指责陈仲子，也还是不正确的。房子是承袭人家旧有的，粮食是用麻鞋麻线换来的，即使房子是强盗盖的，粮食是强盗种的，自己并没有听说过这些情况。如今哥哥的不义，有他自己的操行为证。操行表现在众人面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议论纷纷，所以陈仲子才避居於陵，不住他的房子，编麻鞋搓麻线为生，不吃他的俸禄。如果陈仲子住在於陵的时候，避居像他哥哥那种人的房子，吃像他哥哥那种人的俸禄，只要他耳闻目睹，清楚无疑，那么陈仲子不住不吃，是肯定的。现在於陵的房子没有看见盖的人是谁，粮食也不晓得种的人是谁，哪能有现成的房子住，哪能有现成的粮食吃呢？孟子指责他，这就太求全责备了。陈仲子住的房子，或许是强盗盖的，他不知道而住了，就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只有“把自己变成蚯蚓然后才能办到”。其实，强盗住房的地下也有蚯蚓，它吃强盗房中的干土，饮强盗房子地下的泉水，那么蚯蚓又怎么能算是做到了廉洁呢？要把陈仲子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满足孟子议论的要求，只有把人变成鱼然后才能办到。因为鱼生活在江河海洋之中，吃的是江河海洋的泥土，而海洋不是强盗开凿的，泥土也不是强盗堆积的。

　　但是陈仲子有个大错误，孟子指责他时没有能抓住。陈仲子离开母亲，避开哥哥，跟妻子单独住在於陵，是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房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所以才不住不吃，真是廉洁到极点。那么他迁居於陵要回去看望母亲，就该自己带着粮食走。鹅肉端上来，一定跟饭一起。母亲做的饭，是用他哥哥的禄米，母亲不会自己有粮食给陈仲子吃，这是明摆着的。看来，陈仲子还是吃了他哥哥的禄米。伯夷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下，难道一吃周朝的粮食就会玷污他廉洁的操行吗？陈仲子的操行，似乎不如伯夷，但孟子却说他要变得像蚯蚓才行，这就弄错了陈仲子的操行该拿什么来跟他相比。

　　孟子说：“吉凶祸福没有一样不是命运，要顺应承受它的正命。所以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要倒塌的高墙下以免死于非命。尽力行天道而死的人，是正命；戴脚镣手铐而死的人，不是正命。”

　　孟子的话是认为人没有“触值之命”。遵循操行的人可得正命，胡作非为的就要得非正命，这是说天命会随操行的好坏而变化。照这样说，孔子没有当帝王，颜渊早死，子夏哭瞎了眼，伯牛得麻疯病，都是四人的操行不好吗？为什么都得不到正命呢？比干被挖心，伍子胥被煮死，子路被剁成肉酱，这都是天下最残酷的刑罚，而不仅仅只是戴脚镣手铐了。如果一定要用受刑而死来证明得到的不是正命，那么比干、伍子胥的操行都不好了。人从天禀受了性命，有的该被压死，有的该被淹死，有的该被杀死、有的该被烧死，即使这些人中有人谨慎地修养操行，那有什么用处呢！窦广国跟一百人一起躺在炭堆下，炭堆倒塌，其他一百人都死了，只有窦广国一人得救，这是他命中注定该被封侯。炭堆与高墙有什么两样？命不该被压死，即使高墙倒塌，只要有窦广国的命就会逃脱。“一个人干事，像有股力量在促使他；不干，也像有股力量在阻止他。”命该被压死，就像有股力量促使他站在高墙下去被压死。夏王孔甲所进的那户人家的孩子，天命该卑贱，即使他被带进宫中，还是做了守门的人。不站在高墙的下面，跟夏王孔甲带那孩子进宫，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

 

 

《卷十一·谈天篇》

 

　　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无以非，若非而无以夺，又恐其实然，不敢正议。以天道人事论之，殆虚言也。

　　与人争为天子，不胜，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有力如此，天下无敌。以此之力，与三军战，则士卒蝼蚁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胜之恨，怒触不周之山乎？且坚重莫如山，以万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动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难；使非柱乎？触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复难。信，颛顼与之争，举天下之兵，悉海内之众，不能当也，何不胜之有？且夫天者，气邪？体也？如气乎，云烟无异，安得柱而折之？女娲以石补之，是体也。如审然，天乃玉石之类也。石之质重，千里一柱，不能胜也。如五岳之巅，不能上极天乃为柱。如触不周，上极天乎？不周为共工所折，当此之时，天毁坏也。如审毁坏，何用举之？“断鰲之足，以立四极，”说者曰：“鳖，古之大兽也，四足长大，故断其足，以立四极。”夫不周，山也；鰲，兽也。夫天本以山为柱，共工折之，代以兽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鰲足可以柱天，体必长大，不容於天地，女娲虽圣，何能杀之？如能杀之，杀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则皮革如铁石，刀剑矛戟不能刺之，强弩利矢不能胜射也。

　　察当今天去地甚高，古天与今无异。当共工缺天之时，天非坠於地也。女娲，人也，人虽长，无及天者。夫其补天之时，何登缘阶据而得治之？岂古之天，若屋庑之形，去人不远，故共工得败之，女娲得补之乎？如审然者，女娲〔已〕前，齿为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时，天如盖乎？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涬濛澒，气未分之类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如说《易》之家、儒书之言，天地始分，形体尚小，相去近也。近则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娲得补之也。含气之类，无有不长。天地，含气之自然也，从始立以来，年岁甚多，则天地相去，广狭远近，不可复计。儒书之言，殆有所见。然其言触不周山而折天柱，绝地维，消炼五石补苍天，断鰲之足以立四极，犹为虚也。何则？山虽动，共工之力不能折也。岂天地始分之时，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触而折之？以五色石补天，尚可谓五石若药石治病之状。至其断鰲之足以立四极，难论言也。从女娲以来久矣，四极之立自若，鰲之足乎？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

　　案邹子之知不过禹。禹之治洪水，以益为佐。禹主治水，益〔主〕记物。极天之广，穷地之长，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国之地，鸟兽草木、金石水土，莫不毕载，不言复有九州。淮南王刘安，召术士伍被、左吴之辈，充满宫殿，作道术之书，论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异类之物，外国之怪，列三十五国之异，不言更有九州。邹子行地不若禹、益，闻见不过被、吴，才非圣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昆仑之高，玉泉、华池，世所共闻，张骞亲行无其实。案《禹贡》，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载，不言昆仑山上有玉泉、华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

　　凡事难知，是非难测。极为天中，方今天下，在极之南，则天极北，必高多民。《禹贡》“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则天地之极际也。日刺径千里，今从东海之上会，稽鄞、鄮，则察日之初出径二尺，尚远之验也。远则东方之地尚多。东方之地尚多，则天极之北，天地广长，不复訾矣。夫如是，邹衍之言未可非，《禹纪》、《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邹衍曰：“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天极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东南，视极当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极南也。以极言之，不在东南，邹衍之言非也。如在东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时，其光宜大。今从东海上察日，及从流沙之地视日，小大同也。相去万里，小大不变，方今天下，得地之广，少矣。雒阳，九州之中也，从雒阳北顾，极正在北。东海之上，去雒阳三千里，视极亦在北。推此以度，从流沙之地视极，亦必复在北焉。东海、流沙，九州东西之际也，相去万里，视极犹在北者，地小居狭，未能辟离极也。日南之郡，去雒且万里。徙民还者，问之，言日中之时，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复南万里，日在日〔南〕之南，是则去雒阳二万里，乃为日南也。今从雒地察日之去远近，非与极同也，极为远也。今欲北行三万里，未能至极下也。假令之至，是则名为距极下也。以至日南五万里，极北亦五万里也。极北亦五万里，极东西亦皆五万里焉。东西十万，南北十万，相承百万里。邹衍之言：“天地之间，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万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万五千里。二十二万五千里。如邹衍之书，若谓之多，计度验实，反为少焉。

　　儒者曰：“天，气也，故其去人不远。人有是非，阴为德害，天辄知之，又辄应之，近人之效也。”如实论之，天，体，非气也。人生於天，何嫌天无气？犹有体在上，与人相远。秘传或言：天之离天下，六万余里。数家计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数。如天审气，气如云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书者，天有形体，所据不虚。〔由〕此考之，则无恍惚，明矣。

 

50. 译文

 

　　儒者的书上说：“共工与颛顼争做天子没有成功，发怒就撞不周山，结果把撑天的柱子弄折了，系地四角的绳子搞断了。于是女娲熔炼五色石来补苍天，砍掉鳌的脚来顶住天的四边。由于天的西北方残缺，所以日月往那里移动；由于地的东南方残缺，所以众多的江河向那里流去。”这是很久以前的记载，又为世间上人们肯定的说法。有学问的人，感到奇怪却无法指出它的不对，或者认为不对，却无法给予驳斥，但又恐怕它确实如此，因此不敢直接加以论述。用自然的道理和社会的情况来讨论，大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跟别人争当天子没有成功，发怒撞不周山，把撑天的柱子弄折了，把系地四角的绳子搞断了，有这样大的力量，那么天下就没有敌手。用这样大的力量，跟三军打仗，那么敌方的士兵像蝼蚁，武器盔甲像毫毛麦芒一样不堪一击，怎么会有失败的怨恨，发怒去撞不周山呢？况且坚固厚重没有比得上山的，用万人的力量，共同推座小山，也无法能推动。像不周山，是座大山。假使它是撑天的柱子呢？弄折它确实困难；假使它不是撑天的柱子呢？撞不周山而使撑天的柱子折断，这也还是不容易的。如果共工确实能“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的话，颛顼跟他争当天子，就是拿出天下的军队，用尽四海之内的人力，也抵挡不了，他怎么会打不胜呢！

　　再说，天，是气呢？还是实体呢？如果是气，那跟云烟没有什么两样，怎么会有撑它的柱子而且被折断呢？女娲用石补天，那么天是实体了。如果确实是这样，天就是玉石之类。石的质量重，做成千里长的一根柱子，是不能胜任的。像五岳的山顶都不能高达天上成为顶天的柱子，那像不周山能高达天上吗？不周山被共工折断，在这个时候，天就被毁坏了。如果确实被毁坏，用什么去支撑它呢？可以砍下鳌的腿来顶住天的四边，解释的人说：“鳌是上古的大兽，四条腿又长又粗，所以砍下它的腿可以顶住天的四边。”不周山是山，鳌是兽。天本来用山作为顶天柱，共工折断它，改用兽腿来替代，兽骨会腐朽，怎么能永久地顶住它呢？况且，鳌腿可以用来作柱顶天，那么它的身体必然又长又粗，天地不可能容得下，女娲虽然神圣，怎么能杀得死它呢？如果真能杀死它，那么是用什么东西杀的呢？鳌腿可以用来作柱顶天，那么它的皮革像铁石，刀、剑、矛、戟不能刺穿它，强弓利箭也不能射穿它。

　　观察现在的天离地很高，相信古时候的天与今天的没有区别。当共工毁坏天的时候，天并没有坠落在地上。女娲是人，人即使再高，也够不到天。那么她补天的时候，是攀登和依靠什么去补天的呢？难道古时候的天像屋顶的样子，离人很近，所以共工能够毁坏它，女娲能够补上它吗？如果确实是这样，女娲以前，开始作为人的，是人皇最先。人皇的时候，难道天像车盖一样离人很近吗？

　　解释《周易》的人说：“元气还没有区分开，浑浑沌沌是一体。”儒者的书上说：“自然之气浑浑沌沌模糊不清，是气还没有分清浊的状态。等到它们区分开来，清的成了天，浊的成了地。”按照解释《周易》的人和儒者书上说的，天地刚分离时，形体还小，相互间距离很近。因为天地间距离很近，那么天也许靠近不周山，所以共工能毁坏它，女娲能补好它。

　　有气存在的万物，没有不增长的。天地，是有气存在的自然界，从开始产生以来，时间已经很久远了，那么天地间相互距离的远近，也就无法再计算了。儒者书上的话，大概有自己的见解。但它说共工撞不周山而弄折了顶天柱，搞断了系地的绳子，女娲熔炼五色石来补苍天，砍掉鳌腿来顶住天的四边，这就是假话了。为什么呢？山很难推动，共工的力量不可能撞折它。难道天地开始分开的时候，山小而人反倒大吗？怎么能撞折它呢？女娲用五色石补苍天，还可以说五色石像药物能治病一样。至于她砍掉鳌腿来顶住天的四边，这就很难说了。从女娲以来已经很久远了，天四极的存在和以前一样，难道它是鳌的腿吗？

　　邹衍的书上，说中国有九州，这就是《尚书·禹贡》上所说的九州。《尚书·禹贡》上的九州，实际上是邹衍书上说的“大九州”中的一个州。像《尚书·禹贡》说的“九州”，世界上共有九个。《尚书·禹贡》上的九州，就是现在中国的九州，由于在整个大九州的东南角，起名叫赤县神州。另外还有八个像中国这样的州。每个“大九州”四周有海环绕着，这海名叫“裨海”。九个“大九州”之外，另外有“瀛海”环绕。这话希奇古怪，使听者震惊害怕，但又不能证实它是不是这样，只是随便读读传诵用作说话的材料。所以真事和假事，都同时在社会上流传，真假无法分辨。世人感到迷惑，因此，这就需要加以责难和评论。

　　据考察，邹衍的见识超不过禹。禹治理洪水，曾用伯益作辅佐。由禹主持治理洪水，伯益负责记载各种事物。如记尽天的广阔，地的长度，遍及四海之外，穷尽四山之表，三十五国的所有地方，鸟兽草木，金石水土，没有不完全记载下来的，就是不曾说还有九州。淮南王刘安招致术士伍被、左吴之类，充满了宫殿，让他们作道术的书《淮南子》，谈论天下的事。《淮南子·地形》篇讲不同种类的事物，外国的奇奇怪怪，列出了三十五国的差异，也没有说另外还有九州。邹衍走过的地方不如禹和伯益多，听的和见的也超不过伍被和左吴，才智不如圣人，能力不是天授，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根据禹的《山海经·山经》，淮南王的《淮南子·地形》，用它来考察邹衍的书，都是些没有根据的假话。

　　太史公司马迁说：“《禹本纪》说黄河源出昆仑，昆仑山高二千五百多里，日月都被相互隔开不得相见而各自发出光亮，那山上有玉泉、华池。如今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穷究黄河源头，哪里能看到过《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说到九州山河的，只有《尚书·禹贡》较为接近实际情况。至于《禹本纪》、《山经》所记载的事情怪物，我不敢去说它。”其实，不敢说，就是认为它毫无根据。昆仑山很高，山上有玉泉、华池，是世人都听说过的，至于张骞亲自到过却没有那事实。考察《尚书·禹贡》，九州的山河，希奇古怪的东西，金玉的珍品，没有不完全记载下来的，就是没有说昆仑山上有玉泉和华池。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山经》、《禹本纪》都是没有根据的假话。

　　凡事难于识别，是非难于判定。北斗星是天的正中，如今中国在北斗星的南面，那么北斗星的北面一定还有很多人。《尚书·禹贡》载“东面到海，西面至沙漠”，这不是天地的最边沿。太阳直径有一千里，现在从东海边上会稽郡的鄞县和鄮县，观察太阳刚升起时直径只有二尺，这就是太阳离东海还很远的证明。太阳离东海还很远，那么东方的土地就还很多。既然东方的土地还很多，那么北斗星的北面，天地广阔，就更不可估量了。照这样说，邹衍的话就没有可指责的，而《禹本纪》、《山海经·山经》、《淮南子·地形》都不能相信了。邹衍说：“如今中国在地的东南面，称作赤县神州。”北斗星是天的正中，如果现在中国在地的东南面，看北斗星就该在西北面。今天北斗星正好在北面，现在中国就在北斗星的南面。以北斗星来说，中国不在地的东南面，所以邹衍的话是不对的。如果中国在地的东南面，就靠近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如果升起的时候，它的光芒就该更光亮。今天从东海上观察太阳，跟从沙漠地区看太阳，大小都一样。相离万里，所看见的太阳大小不变，可见如今中国占有的土地面积，是很小的。

　　雒阳在中国的中心。从雒阳向北看，北斗星正好在北面。东海岸边，离雒阳三千里，看北斗星也在北面。根据这个来推测，从沙漠地区看北斗星，也必然它还在北面。东海与沙漠，是中国东、西的边沿，相隔万里，看北斗星还是在北面，这是因为地方狭小，不能远离北斗星的缘故。日南郡离雒阳将近一万里。迁居到那里的人回来，问他们，回答说太阳正中的时候，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也不在太阳的南面。这样，推测从日南再往南一万里，那地方就应当在太阳的南面。这就是说，离雒阳二万里的地方，才是太阳的南面。

　　现在从洛阳观察与太阳距离的远近，跟在洛阳观察北斗星的远近，是不同的，北斗星要更远些。现在即使想向北走三万里，也不能到北斗星的下面。就算到了，这就叫做到了北斗星之下的地方。从北斗星之下的地方到日南是五万里。那么北斗星之下的地方的北面也该有五万里。北斗星下的地方的北面有五万里，那么北斗星下的地方的东面与西面也都该各有五万里。这样东面到西面十万里，南面到北面十万里，相乘是一百万万平方里。邹衍说：“天地之间，有象中国大小的州九个。”按照周代的中国，东西宽五千里，南北长也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中国这一个州有二千五百万平方里。天下有象中国这样的州九个，九乘二千五百万平方里，是二亿二千五百万平方里。像邹衍书上那样记载，如果认为说多了，按计算的来核实，反倒是说少了。

　　儒者说：“天是气，所以它离人不远。人有对有不对，暗中做了好事或坏事，天立即就知道，又立即会报应，这是天靠近人的证明。”按事实评论，天是物质实体，不是气。但是人在天禀受气而产生，又怎么能怀疑天没有气呢？可见还有一个实体的天在施气的上面，它与人相离很远。秘传有的说天离地有六万多里。按天文历算家计算，三百六十五度是一周天。天的转动可用周度来量，天的高度可用里数来计算。如果天确实是气，气象云烟，怎么能用里去量呢？再用二十八宿来证明，二十八宿是日、月停留的地方，就像地上有邮亭是地方长官停歇的地方一样。邮亭附着于地，也像星舍附着于天一样。考察秘传上写的，天有形体，依据不假。由此考察，那么天不是恍恍惚惚不可捉摸的，这已经很清楚了。

 

 

《卷十一·说日篇》

 

　　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夜之阴，北方之阴也；朝出日，入所举之火也。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夫观冬日之出入，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何故谓之出入阴中？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竟虚妄也。

　　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长，亦复以阴阳。夏时，阳气多，阴气少，阳气光明，与日同耀，故日出辄无鄣蔽。冬，阴气晦冥，掩日之光，日虽出，犹隐不见，故冬日日短，阴多阳少，与夏相反。”如实论之，日之长短，不以阴阳。何以验之？复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阴，日之阴也。北方之阴，不蔽星光，冬日之阴，何故〔独〕灭日明？由此言之，以阴阳说者，失其实矣。实者，夏时日在东井，冬时日在牵牛，牵牛去极远，故日道短，东井近极，故日道长。夏北至东井，冬南至牵牛，故冬夏节极，皆谓之至，春秋未至，故谓之分。或曰：“夏时阳气盛，阳气在南方，故天举而高；冬时阳气衰，天抑而下。高则日道多，故日长；下则日道少，故日短也。”夏日阳气盛，天南方举而日道长；月亦当复长。案夏日长之时，日出东北，而月出东南；冬日短之时，日出东南，月出东北。如夏时天举南方，日月当俱出东北，冬时天复下，日月亦当俱出东南。由此言之，夏时天不举南方，冬时天不抑下也。然则夏日之长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问曰：“当夏五月日长之时在东井，东井近极，故日道长。今案察五月之时，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长，去人远，何以得见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东井之时，去人极近。夫东井近极，若极旋转，人常见之矣。使东井在极旁侧，得无夜常为昼乎？日昼行十六分，人常见之，不复出入焉。儒者或曰： “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远，昼夜有长短也。”夫复五月之时，昼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昼十分，夜六分；从六月往至十一月，月减一分：此则日行，月从一分道也，岁，日行天十六道也，岂徒九道？

　　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见；入下，故不见。天之居若倚盖矣，故极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极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盖，明矣。” 日明既以倚盖喻，当若盖之形也。极星在上之北，若盖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盖之茎者，正何所乎？夫取盖倚於地不能运，立而树之，然後能转。今天运转，其北际不著地者，触碍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盖之状，日之出入不随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际下地中，日随天而入地，地密鄣隐，故人不见。” 然天地，夫妇也，合为一体。天在地中，地与天合，天地并气，故能生物。北方阴也，合体并气，故居北方。天运行於地中乎，不则，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审运行地中，凿地一丈，转见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则九川北注，不得盈满也。实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随天隐，天平正，与地无异。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随天转运，视天若覆盆之状，故视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则日之出，近也；其入远，不复见，故谓之入，运见於东方近，故谓之出。何以验之？系明月之珠於车盖之，转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远非合也。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也。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民亦将谓之日中。从日入之下，东望今之天下，或时亦天地合。如是方〔今〕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东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为出，远者为入。实者不入，远矣。临大泽之滨，望四边之际与天属；其实不属，远若属矣。日以远为入，泽以远为属，其实一也。泽际有陆，人望而不见，陆在，察之若〔亡〕，日亦在，视之若入，皆远之故也。太山之高，参天入云，去之百里，不见埵塊。夫去百里不见太山，况日去人以万里数乎？太山之验，则既明矣，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无险，去人不一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也。今日西转不复见者，非入也。问曰：“天平正与地无异，今仰视天，观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东南之上，视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观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验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当高，今视南方之星低下，天复低南方乎？夫视天之居近者则高，远则下焉，极北方之民以为高，南方为下。极东极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为高，远者为下。从北塞下，近仰视斗极，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边陲，北上视天，天复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犹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边若下者，非也，远也。非徒下，若合矣。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或以日中为近，日出入为远。其以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者，见日出入时大，日中时小也。察物近则大，远则小，故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也。其以日出入为远，日中时为近者，见日中时温，日出入时寒也。夫火光近人则温，远人则寒，故以日中为近，日出入为远也。二论各有所见，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实论之，日中近而日出入远，何以验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栋之下，正而树之，上扣栋，下抵地，是以屋栋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则竿末旁跌，不得扣栋，是为去地过三丈也。日中时，日正在天上，犹竿之正树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犹竿之旁跌去地过三丈也。夫如是，日中为近，出入为远，可知明矣。试复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时，正在坐人之上，是为屋上之人，与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东危若西危上，其与屋下坐人相去过三丈矣。日中时犹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与入，犹人在东危与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温，日出入，远，故寒。然则日中时日小，其出入时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为效，又以星为验，昼日星不见者，光耀灭之也，夜无光耀，星乃见。夫日月，星之类也。平旦、日入光销，故视大也。

　　儒者论日旦出扶桑，暮入细柳。扶桑，东方地；细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际，日月常所出入之处。问曰：岁二月八月时，日出正东，日入正西，可谓日出於扶桑，入於细柳。今夏日长之时，日出於东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时，日出东南，入於西南，冬与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细柳，正在何所乎？所论之言，犹谓春秋，不谓冬与夏也。如实论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细柳。何以验之？随天而转，近则见，远则不见。当在扶桑、细柳之时，从扶桑、细柳之民，谓之日中之时，从扶桑、细柳察之，或时为日出入。〔皆〕以其上者为中，旁则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细柳？儒者论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系於天，各自旋转”。难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系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当日月出时，当进而东旋，何还始西转？系於天，随天四时转行也。其喻若蚁行於硙上，日月行迟天行疾，天持日月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反西旋也。

　　或问：“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验之人、物，〔何〕以〔为〕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昼行千里，夜行千里，〔骐骥〕昼日亦行千里。然则日行舒疾，与〔骐骥〕之步，相似类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万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日〕〔一〕夜行二万六千里，与晨凫飞相类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积凡七十三万里也，其行甚疾，无以为验，当与陶钧之运，弩矢之流，相类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远，视之若迟，盖望远物者，动若不动，行若不行。何以验之？乘船江海之中，顺风而驱，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船行一实也，或疾或迟，远近之视使之然也。仰视天之运，不若〔骐骥〕负日而驰，〔比〕〔日〕暮，而日在其前，何则？〔骐骥〕近而日远也。远则若迟，近则若疾，六万里之程，难以得运行之实也。

　　儒者说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与天相迎。”问：日月之行也，系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自〕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丽乎天，百果草木丽於土。”丽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圆行，其取喻若蚁行於上焉。问曰：“何知不离天直自行也？” 如日能直自行，当自东行，无为随天而西转也。月行与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验之？验之〔以〕云。云不附天，常止於所处，使不附天，亦当自止其处。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

　　问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为行？”曰：附天之气行，附地之气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难曰：“附地之气不行，水何以行？ ”曰：水之行也，东流入海也。西北方高，东南方下，水性归下，犹火性趋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则水亦不东流。难曰：“附地之气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为也。人道有为，故行求。古者质朴，邻国接境，鸡犬之声相闻，终身不相往来焉。难曰：“附天之气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随天而转，是亦行也。难曰：“人道有为故行，天道无为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气自然也，施气则物自生，非故施气以生物也。不动，气不施，气不施，物不生，与人行异。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气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与地之火无以异也。地火之中无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乌？火中无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烂而死焉，乌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 兔与蟾蜍久在水中，无不死者。日月毁於天，螺蚌汨於渊，同气审矣，所谓兔、蟾蜍者，岂反螺与蚌邪？且问儒者：乌、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蚀时既，月晦常尽，乌、兔、蟾蜍皆何在？夫乌、兔、蟾蜍，日月气也，若人之腹脏，万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无不眩，不能知日审何气，通而见其中有物名曰乌乎？审日不能见乌之形，通而能见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实。且听儒者之言，虫物非一，日中何为有乌，月中何为有“兔”、“蟾蜍” ？

　　儒者谓：“日蚀、月蚀也”。彼见日蚀常於晦朔，晦朔月与日合，故得蚀之。夫春秋之时，日蚀多矣。《经》曰：“某月朔，日有蚀之”。日有蚀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蚀之，何讳不言月？说日蚀之变，阳弱阴强也，人物在世，气力劲强，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则如尽，微弱甚矣，安得胜日？夫日之蚀，月蚀也。日蚀，谓月蚀之，月谁蚀之者？无蚀月也，月自损也。以月论日，亦如日蚀，光自损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非时为变，及其为变，气自然也。日时晦朔，月复为之乎？夫日当实满，以亏为变，必谓有蚀之者，山崩地动，蚀者谁也？或说：“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月〕之形也。日月合相袭，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谓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阴云蔽日月不见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当如袭〔璧〕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 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验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当与旦复时易处。假令日在东，.月在西，月之行疾，东及日，掩日崖， 须臾过日而东，西崖初掩之处光当复，东崖未掩者当复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复也，西崖光复，过掩东崖复西崖，谓之合袭相掩障，如何？

　　儒者谓：“日月之体皆至圆”。彼从下望见其形，若斗筐之状，状如正圆，不如望远光气，气不圆矣。夫日月不圆，视若圆者，〔去〕人远也。何以验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圆；在天水火何故独圆？日月在天犹五星，五星犹列星，列星不圆，光耀若圆，去人远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时，星霣宋都，就而视之，石也，不圆。以星不圆，知日月五星亦不圆也。

　　儒者说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为一。禹、〔益〕《山海经》言日有十，在海外东方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书》又言：“烛十日。尧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以故不并一日见也。世俗又名甲乙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犹星之有五也。通人谈士，归於难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传而不定，世两言而无主。诚实论之，且无十焉。何以验之？夫日犹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异光色。如日有十，其气必异。今观日光无有异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审气异，光色宜殊；如诚同气，宜合为一，无为十也。验日阳遂，火从天来，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气也，地无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则所谓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质如日之状，居汤谷中水，时缘据扶桑，禹、益见之，则纪十日。数家度日之光，数日之质，刺径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万里，乃能受之。何则？一日径千里，十日宜万里也。天之去人万里余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见之，不能知其为日也。何则？仰察一日，目犹眩耀，况察十日乎？当禹、益见之，若斗筐之状，故名之为日。夫火如斗筐，望六万之形，非就见之，即察之体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见，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间，物气相类，其实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犹珠树之珠也，珠树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实日也。淮南见《山海经》，则虚言真人烛十日，妄纪尧时十日并出。且日，火也；汤谷，水也。水火相贼，则十日浴於汤谷，当灭败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处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汤谷而光不灭，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与今日出同，不验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见十日之时，终不以夜，犹以昼也，则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数，日随天转行，安得留扶桑枝间，浴汤谷之水乎？留则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应矣。如行出之日与十日异，是意似日而非日也。

　　《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见，星如雨。”《公羊传》曰 “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时《鲁史记》，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为地有山陵楼台，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实，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为从地上而下，星亦从天霣而复，与同，故曰如。夫孔子虽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谓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虽定其位，著其文，谓霣为星，与史同焉。 从平地望泰山之巅，鹤如乌，乌如爵者，泰山高远，物之小大失其实。天之去地六万余里，高远非直泰山之巅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实，非直望鹤乌之类也。数等星之质百里，体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见之，若凤卵之状，远失其实也。如星霣审者天之星霣而至地，人不知其为星也。何则？霣时小大，不与在天同也。今见星霣如在天时，是时星霣也；非星，则气为之也。人见鬼如死人之状，其实气象聚，非真死人。然则星之形，其实非星。孔子云正霣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盖俱失星之实矣。《春秋左氏传》：“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见，夜明也；星霣如雨，与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见，与《易》之言日中见斗相依类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见，夜光明也。事异义同，盖其实也。其言与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见，明则不雨之验也，雨气阴暗安得明？明则无雨，安得与雨俱？夫如是言与雨俱者非实，且言夜明不见，安得见星与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於宋五，《左氏传》曰：“星也。”夫谓霣石为星，则霣谓为石矣。辛卯之夜，星霣，为星，则实为石矣。辛卯之夜，星霣如是石，地有楼台，楼台崩坏。孔子虽不合言及地尺，虽地必有实数，鲁史目见，不空言者也，云与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楼台不坏，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谓石为星，何以审之？当时石霣轻然。何以其从天坠也？秦时三山亡，亡〔者〕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时必有声音，或时夷狄之山，从集於宋，宋闻石霣，则谓之星也。左丘明省，则谓之星。夫星，万物之精，与日月同。说五星者，谓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众星同光耀，独谓列星为石，恐失其实。实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与彼汤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

　　儒者又曰：“雨从天下”，谓正从天坠也。如〔实〕论之，雨从地上，不从天下，见雨从上集，则谓从天下矣，其实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传》曰：“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国，各以小大为近远差。雨之出山，或谓云载而行，云散水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初出为云，云繁为雨。犹甚而泥露濡污衣服，若雨之状。非云与俱，云载行雨也。或曰：“《尚书》曰：‘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诗》曰：“月丽於毕，俾滂沲矣。”二经咸言，所谓为之非天，如何？” 夫雨从山发，月经星丽毕之时，丽毕之时当雨也。时不雨，月不丽，山不云，天地上下自相应也。月丽於上，山烝於下，气体偶合，自然道也。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

 

50. 译文

 

　　儒者说：“太阳早晨升起，是从阴气中出来的；日落看不见，是又回到阴气中去。阴气昏暗，所以隐没看不见。”按实际情况说，不是从阴气中出来，也不是回到阴气中去。用什么来证明呢？因为夜晚是阴气，阴气很昏暗。有人晚上举着火把，火光并不熄灭。夜晚的阴气和北方的阴气是一样的。早晨升起的太阳，跟人举着的火把一样。夜晚举着火把，火光不会熄灭，日暮落山，偏偏看不见，这证明晚上看不见太阳不是阴气昏暗的缘故。再来看看冬天的日出日落，早晨太阳从东南方升起，傍晚向西南方落下。东南方和西南方都没有阴气，为什么要说它从阴气中升起又回到阴气中去呢？再说，星星很小晚上还看得见，太阳大反倒会隐没，可见世上儒者的议论，最终是没有根据的假话。

　　儒者说：“冬天短，夏天长，也还是由于阴气和阳气的缘故。夏天的时候，阳气多，阴气少，阳气光明，跟太阳同光辉，所以太阳出来就没有遮蔽。冬天的时候，阴气昏暗，掩住了太阳的光亮，太阳虽然升起，就像被遮着看不见一样，所以冬天白昼短，阴气多阳气少，与夏天正相反。”按实际情况来说，白昼的长和短，跟阴气和阳气没有关系。用什么来证明呢？还是拿北方的星来证明。北方的阴气同冬天的阴气一样。北方的阴气，不遮蔽星光，冬天的阴气，怎么能使太阳的光亮消失呢？这样说来，用阴气和阳气多少来解释白昼长短的人，所说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实际上，夏天的时候太阳处在东井，冬天的时候太阳处在牵牛。牵牛离北斗星很远，所以白昼短；东井靠北斗星很近，所以白昼长。夏天太阳向北移到东井，冬天太阳朝南移到牵牛，所以冬、夏的节气到了白昼最短与最长的时刻，因此都称作“至”；春、秋的节气没有到白昼最短与最长的时刻，所以称作“分”。

　　有人说：“夏天的时候阳气盛，阳气在南方，所以天就升高了；冬天阳气衰，天就降低了。天高，那么太阳经过的路程多，所以白昼长；天低，那么太阳经过的路程少，所以白昼短。夏天阳气盛，天的南方升高而太阳经过的路程长，那么月亮经过的路程也应当长。考察夏天白昼长的时候，太阳是从东北方升起，而月亮是从东南方升起；冬天白昼短的时候，太阳是从东南方出来，而月亮是从东北方出来。按说夏天的时候天从南方升高，太阳和月亮就应当一起从东北方升起；冬天的时候天又降低了，太阳和月亮也应当一起从东南方出来。照这样说来，夏天的时候天不会从南方升高，冬天的时候天又不会降低。那么可见，夏天白昼长，是因为太阳出于北方的东井星的缘故；冬天白昼短，是因为太阳出于南方的牵牛星的缘故。

　　有人问：“每当夏天农历五月白昼最长的时候，太阳处在东井，东井靠近北斗星，所以白昼最长。现在考察五月时，太阳寅时从东北升起，戌时向西北落下。太阳经过的路程很长，离人又远，为什么能知道它是寅时从东北升起，戌时向西北落下呢？”因为太阳处于东井的时候，离人与北斗星很近。东井靠近北斗星，沿着北斗星旋转，这样，人们就能经常看到东井和太阳了。这时，要是东井在北斗星的旁边，岂不是夜晚就经常成为白昼了！这样，太阳白昼运行十六分，人们就能常常看见它，而不再有太阳出没的问题。儒者有人说：“太阳和月亮运行有九道，所以说太阳运行有时远有时近，白昼与黑夜也就有时长有时短。”还是就五月的时候来说，太阳白昼运行十一分，夜晚运行五分；六月份，太阳白昼运行十分，夜晚运行六分；从六月往后到十一月份，太阳白昼每月减少运行一分。这就是太阳运行每月遵循一分道的原则，可见，年年太阳每天都按十六分道运行，哪里只是九道呢？

　　有人说：“天南方高，北方低。太阳高高升起，所以看得见；太阳落下去，所以看不见。天就像斜放着的车盖固定在空中，所以北斗星在人的北面，这就是天像个倾斜车盖的证明。北斗星在天下的正中，现在在人们的北面，天像个倾斜着的车盖，这已经很清楚了。我说：既然把天比喻为倾斜的车盖，就应该像车盖的形状。北斗星在我们上空的北面，像车盖的帽顶；那么它的下面朝南，该有个像支撑车盖的杆样的东西，它正好在什么地方呢？再说，拿车盖斜放在地上，它不会运转，把它树立起来，然后才能转动。现在天在运转，它的北部边沿接触了大地，要是碰到障碍，怎么能运转呢？像这样说来，天就不像个倾斜着的车盖形状，太阳的出没也不跟天的高低有关，这是很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