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14

未为不善，尚犹可入。而曰“坚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坚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软而易污邪，何以独不入也？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避恶去污，不以义耻辱名也。盗泉、胜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恶实，而子欲往。不饮盗泉是，则欲对佛肸非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枉道食篡畔之禄，所谓“浮云”者非也？或：“权时欲行道也即权时行道，子路难之，当云“行道”，不〔当〕言食。有权时以行道，无权时以求食。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当仕而食禄。我非匏瓜系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难。子路难孔子，岂孔子不当仕也哉？当择善国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系而不食，亦系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 “吾岂匏瓜也哉，系而不仕也”？今吾“系而不食”，孔子之仕，不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贪禄也。礼义之言，为行道也。犹人之娶也，主为欲也，礼义之言，为供亲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无依违之意，不假义理之名，是则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说孔子周流应聘不济，闵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

　　为东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无定趋也。言无定趋，则行无常务矣。周流不用，岂独有以乎？阳货欲见之，不见；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浊也？公山不扰与阳虎俱畔，执季桓子，二人同恶，呼召礼等。独对公山，不见阳虎，岂公山尚可，阳虎不可乎？子路难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恶之状也。

 

50. 译文

 

　　社会上的儒生学者，喜欢迷信老师，崇拜古人，认为圣贤说的都没有错，专心致志地讲述和学习，不知道进行反驳和质问。圣贤下笔写文章，尽管构思周密，还不能说完全正确，何况是匆忙中说的话，怎么能都对呢？不能全对，当时的人却不懂得反驳；有的虽正确，但意思隐晦，难得明白，当时的人也不晓得去追问。考察起来，圣贤的说法，前后有很多自相违背：他们的文章，上下有很多互相矛盾，当今的学者，却不知道这一点。

　　一般评论者都说：“孔子门下的学生，七十个弟子的才能，都胜过今天的儒生。”这个说法很荒谬。他们看见孔子当这些人的老师，就认为圣人传授学说一定要授给有特殊才能的人，所以说这些人与众不同。其实，古人的才能，跟今人的才能一样，今天称为“英杰”的，古人认为是“圣神”，所以说七十弟子是历代少有的。假使现在有孔子这样的老师，那么当代的学者都是颜回、闵损之类人物；假使当时没有孔子，那么七十弟子这些人，也跟今天的儒生一样。拿什么来证明呢？用他们向孔子学习，不能追根问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圣人的话，不能完全理解；陈述的道理，不能立即领会透彻。不能立即领会透彻。就应该追问下去搞清楚；不能完全理解，就应该提出疑问来彻底弄通它。当年皋陶在舜的面前陈述治国的道理，说得肤浅粗略而不透彻。经过禹的追问和责难，原来肤浅的话又深入了一步，粗略的意思才又更清楚了。大概由于这样追问和责难，才使皋陶的话因受激发而说得更深刻，被触动而讲得更明白了。

　　孔子讥笑子游弹琴唱歌，子游引用孔子以前说过的话来反驳他。直到现在考察《论语》的原文，孔子的言论中还有很多类似讥笑弹琴唱歌的文句，但他的弟子中却很少有像子游那样敢辩驳的，所以孔子的话，始终有些像死结一样无法解开。由于七十弟子不敢辩驳，现在的儒生，就不能切实讲清孔子言论的是非了。

　　凡做学问的方法，不在于有无才能，难就难在敢于反问老师核实道理，确定是非。问难的方法，不一定对面对圣人，赶在他活着的时候。现在解说圣人的道理来教人的人，不一定要圣人教过的话才敢说。如果有不理解的问题，追问责难孔子，对道理有什么损害呢？果真有传授圣人学业的才智，反驳孔子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合理呢？追问孔子的言论，反问不理解的词句，世上如果有才高智深的人出现，而他们又是能回答问题解释疑难的人，一定会肯定我通过责难追问讲清是非的做法。

　　孟懿子向孔子问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驾着车，孔子告诉他说：“孟懿子向我问孝，我对他说：‘不要违背’。”樊迟问：“这话怎么说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

　　请问：孔子说“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周礼。那么孝子应当事先体会父母的心意，顺从他们的愿望，而不该违背他们的愿望。孔子说“不要违背”，而不说“不要违背周礼”，孟懿子听孔子的话，难道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的愿望吗？樊迟问这话怎么说，孔子才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照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照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如果樊迟不追问，“不要违背”说法的含义，始终不可能知道。孟懿子的才干，不会超过樊迟，所以《论语》中看不到有关他的言行记录，樊迟都不理解，孟懿子就一定能理解吗？

　　孟武伯向孔子问孝，孔子说：“对父母，只在他们病的时候才忧虑。”

　　因为孟武伯总爱为他父母担忧，所以孔子说“只在父母生病时才担忧”。孟武伯处处为双亲担忧，而孟懿子侍奉父母却违背周礼。如果是针对他们的短处，那么应该回答武伯说：“对父母，只在他们生病时才担忧”，对懿子也应该说“只有遇到水灾火灾时才能违背周礼”。周公告诫才能小的人说得详尽，对才能大的人说得简略。樊迟是大才，孔子告诉得详尽；孟懿子是小才，告诫得反而简略，这违背了周公的用意。想针对懿子的短处，却不符合道理，而弟子又不责难，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因为孟懿子有权势地位尊贵，不敢说透彻，那么孔子对孟武伯也只能说“不要担忧”就行了。他们都是孟孙氏家的后代，权力和地位都一样，对武伯说得详尽而对懿子说得简略，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缘故。即使孔子对懿子说穿“不要违背周礼”，又有什么危害呢？垄断鲁国大权莫过于季孙氏，孔子讥刺他在家中庭院里以“八佾”表演舞蹈，讥刺他在泰山举行旅祭，而不惧怕季孙氏憎恶不为他隐瞒过错带来的祸害，却偏偏害怕回答孟懿子时把话说穿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向孔子问孝的不止一个人，每次都有赶车的人在场，不把回答的话都对他们讲一篇，而对懿子的回答，不但心满意足，而且还要故意告诉樊迟。

　　孔子说：“发财与做官，是人人想往的，不以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与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但是富贵不从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宁可不摆脱它。”这是说人们应当通过正道取得富贵，不应该用不正当手段得到它；应当保持节操，安于贫贱，不应该不择手段地摆脱它。

　　说“不以正道取得富贵就不接受”，可以；富贵不以正道取得宁可不摆脱贫困和卑贱，这是什么意思？富贵固然可以摆脱，摆脱贫困和卑贱又到哪里去呢？摆脱了贫贱，就得到了富贵，没有得到富贵，就没有摆脱贫贱。如果说取得富贵不用正道，就宁可不摆脱贫贱？那么所谓“得”是指得到富贵，不是指得到贫贱了。这样，贫贱为什么能说“得到”呢？本来该说“贫困和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不以正道摆脱它，就宁可不摆脱它”。应当说“摆脱”，不应该说“得到”。“得”字是用在得到什么东西上的。现在说摆脱贫贱，怎么能说得到呢？只有富贵才该说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富贵，才能摆脱贫贱。那么怎么才能以正道摆脱贫贱呢？要修身行道，通过做官才能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就摆脱贫困和卑贱。不以正道摆脱贫贱会怎样呢？由于痛恨贫贱，就会起来做盗贼，积累钱财，擅自互相封官许愿，这就是不按正道摆脱贫贱。（这话）七十弟子当时既然不向孔子提问，今天的学者也不知道提出质疑。如果这话的意思无法理解而文字又不分明，这说明孔子不会说话；如果这话的含意纠缠不清而文字又不好理解，这是孔子向人表示得不明白不详尽。学生不提问，世人不提出质疑，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还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请问：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是根据什么，见到了什么呢？是根据他年三十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还是看见品行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如果是根据年三十了，不该说他“在监狱”；如果是看见他品行好，也不该说他“在监狱”。为什么呢？因为凡在孔子门下的，都有好的德行，所以才称得上具备了当学生的条件。在学生中公冶长没有妻子，那把女儿嫁给他好了，不必要称赞他。如果学生中有很多人没有妻子，而公冶长特别好，所以只把女儿嫁给他，那么称赞他就应该列出他的好品行，而不该说他监狱里。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无辜被强迫受惩罚的人很多，他们未必都是贤人。一般人被冤枉的多得很不只一个，如果一定要因为他无辜被拘禁，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就是孔子不把女儿嫁给贤人，而是嫁给受冤枉的人。认真考查一下，孔子称赞公冶长，有无辜的说法，却没有关于他品行才能方面的言词。如果公冶长确实不好，孔子把女儿嫁给他，就不对；要是确实很好，孔子称赞他不全面，也不对。如果孔子像把侄女嫁给南容时说的那样：“国家有道的时候，他能做官；国家无道的时候，能免遭刑罚。”这就是全面称赞了。

　　孔子对子贡说：“你跟颜回哪个强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比呢？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二件事。”孔子说：“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这是孔子认为颜渊贤能，以此来试探子贡的。

　　请问：孔子用来教导学生的是礼让。子路有志于“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由于他说话不谦虚”，孔子就认为不对。假使子贡确实强过颜渊，孔子问他，他还得说不如；假使实在不及颜渊，也要说不如。这并不是胡乱回答来欺骗老师，而是按礼让的说法应该谦虚。如今孔子说那番话，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假使孔子知道颜渊强过子贡，那就不必问子贡。假使孔子确实不知道而问子贡，子贡一谦虚，也不可能知道。假使孔子只是想表扬赞美一下颜渊，称赞颜渊贤能，没有学生赶得上他，那名目多得很，何必去问子贡呢？孔子就说过：“贤能啊，颜回！”又说过：“我整天跟颜回讲学，他从来不反问，好像很笨。”还说过：“颜回这个人，他的思想能长期不违反仁。”这三章中都是直接称赞，没有通过旁人来抬高他，但到这一章，偏偏要用子贡来抬高他，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想压抑子贡。因为当时，子贡的名声在颜渊之上，孔子担心子贡骄傲自满，故意压压他的。”名声在颜渊之上，是当时的人造成的，并不是子贡自己要胜过他。实际上子贡自知得怎么样呢？假使颜渊才能在自己之上，自己自然佩服他，就用不着压抑；假使子贡不能自知，孔子即使说了，他将会认为孔子只想压抑自己。由此说来，问与不问，都不能起到压抑或表扬的作用。

　　宰我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是不能雕刻的，粪土样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对于宰予这样的人，我还责备他干什么呢？”这是在厌恶宰予白天睡觉。

　　请问：白天睡觉的过错，是小缺点；朽木和粪土，是腐败毁坏得不能再恢复的东西，是大罪恶。用指责大罪恶的话来责备小过错，怎么能服人呢？假使宰予本性不好，像朽木粪土一样，就不该入到孔子的门下，排在四科之列；假使他本性是好的，而孔子厌恶他，也太厌恶得过分了。“对人的不仁行为，痛恨得过分，就会出乱子。”孔子痛恨宰予，可以说过分了！即使是一个很蠢的人犯了轻罪，而司法官吏下令处死他，他一定会感到冤枉、怨恨，怎肯服罪而自责呢？即使宰予很愚蠢，那跟犯轻罪的人想法相同。假使宰予贤明，知道孔子责备他，只要稍微暗示就会自己改正。或是用明白的话使他知道，或是传话责备他，只要用话给点启示他本人就会自觉改正。自觉改正不在话轻话重，而在宰予能改不能改。

　　《春秋》的原则，是对细小的好事都要称赞，对细微的坏事都要指责。

　　现在是用分量很重的话来表扬毫毛大的好事，用分量极重的话来指责纤介小的过错，按照《春秋》的原则，能认为这是对的吗？要是不对，那么宰予就会不接受；不接受，那么孔子的话就白费。圣人说的跟写的应该互相一致，话从口中说出，文章在简策上写着，都发自内心，实质是一样的。孔子写《春秋》，不用重话来指责小过，但他指责宰予时，却用指责罪大恶极的话来指责小过，写的与说的互相矛盾，怎么能服人呢？

　　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做的事；今天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做的事。从宰予身上，我改变了原先对人的态度。”这是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开始，改变了了解人的方法。

　　请问：人白天睡觉，怎么能够就败坏品行呢？品行败坏的人，白天晚上都不睡觉，怎么又能够成为好人呢？凭白天睡觉来观察人的好坏，能符合他的实际情况吗？据考查，宰予在孔子门徒中，在“四科”顺序里，列在子贡之上。如果性情懒惰，不能造就，怎么能达到这地步呢？假使宰我由于白天睡觉能自然达到这地步，那么他的才能更是远远超过其他人！如果他没有成就，就自认为已经满足了，不能自知，只是没有自知之明罢了，并不是品行恶劣。这样，向他说明告诫就行了，用不着为此改变了解人的方法。如果是他自己知道不足，只因疲倦到极点才在白天睡觉，这是由于精神耗尽的缘故。精神耗尽会导致死亡，那岂只是白天睡觉的问题呢！

　　况且评定人的方法，要是他行为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言语，要是他的言语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行为。如今宰予虽然没有努力去行动，但有言语方面的成就。凭他言语的成就，即使行为有缺陷，也算有一方面长处。现在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这事开始，不仅要听人说的，还要看人做的，要说的与做的互相一致，才认为是贤人，这是孔子求全责备选择人。那么周公“对人不要求全责备”的道理又运用到哪儿去了呢？

　　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国的令尹，没有高兴的样子；多次被罢官，也没有怨恨的样子。每次交接时，总要把自己原来做令尹时的政务，都告诉给新的令尹。这人怎么样？”孔子说：“忠臣！”子张又问：“算得上仁吗？”孔子说：“没有智，怎么算得上仁呢？”这是指子文曾举荐楚子玉接替自己的职位去讨伐宋国，结果用一百辆战车的兵力被打败，而且丧了他的全部人马，不智到这种地步，怎么算得上是仁呢？

　　请问：子文举荐子玉，是不了解人的问题。智与仁，是不相干的。人有不了解人的缺点，怎么会妨害他具有仁的品行呢？五种道德规范，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各不相同，不必相互依赖才能具备某种道德，所以有的人智，有的人仁，有的人礼，有的人义。有信的未必智，有智的未必仁，有仁的未必礼，有礼的未必义。子文的智慧在识别子玉上有所不足，这对他的仁有什么损害呢？说他仁，怎么不可以呢？况且，忠就是厚。待人厚道，就是仁。孔子说过：“考察一个人犯的过错，就知道他仁不仁了。”可见，子文是有仁的事实。孔子说忠不是仁，这等于说父母不是双亲，配偶不是夫妻一样。

　　鲁哀公问孔子：“你弟子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个颜回好学，他从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从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听说有像他这样好学的人了。”

　　颜渊早死的原因，到底是由于什么呢？假使由于生来就短命，就像伯牛得恶疾一样。要是人生下来禀受的命，都该健全美好，现在伯牛得了恶疾，所以说他“没有这样的命”。人生下来都应该承受天赋予的长命，现在颜渊得了短命，也应该说他“没有这样的命”。如果命有长命有短命，那么也该有善命有恶命。说颜渊“短命”，也该说伯牛“恶命”；说伯牛“无命”，也该说颜渊“无命”。一个死了，一个病了，都沉痛地谈到“命”，其实他们禀受的命没有什么差异，而孔子用的言辞却不同，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最好学，现在则没有了。他不迁怒于人，不犯相同的过错。”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有人说：“这样可以一并指责鲁哀公性情爱迁怒于人、爱犯相同错误的缘故。这样一来，顺着他的发问就一并给予回答，既顺便指责了鲁哀公的缺点，而又不冒犯他受到他的责罚。

　　请问：季康子也问过孔子他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也以颜渊回答他。季康子也有短处，为什么又不一并以回答来指责季康子呢？季康子不是圣人，操行还有不够的地方。如已有的事例：季康子担忧鲁国盗贼多，孔子回答说：“假使你不贪财，即使奖励盗窃也不会有人来偷。”由此说来，季康子的短处是贪财，那么，孔子不乘机一起指责他，是为什么呢？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说：“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天塌下来压死我！”南子，就是卫灵公夫人，她聘请孔子，子路不高兴，认为孔子有淫乱行为。孔子辩解说：“我如果干了卑鄙的事，天塌下来压死我！”以极真诚的态度自己发誓，不欺骗子路。

　　请问：孔子自己辩解，怎么能辩解得了呢？假使社会上有人有卑鄙行为，天曾经塌下来压死过他，那才可以引用来发誓，子路听了，才会相信而解除怀疑。直到现在还未曾有过被天塌下来压死的人，就说“天塌下来压死我”，子路肯相信吗？已有的事例是：“雷打死人，水淹死人，火烧死人，墙壁和房屋倒塌压死人。如果说“雷打死我”，“水淹死我，火烧死我”，“墙壁和房屋倒下来压死我”，子路还可能相信。如今引用未曾有过的灾祸，用它来为自己对子路发誓，子路怎么会消除怀疑而相信孔子呢？已有的事例是：碰巧有睡觉做恶梦惊叫死去的人，能说这是被天塌下来压死的吗？考察起来，凡是睡觉做恶梦死去的人，未必都干了卑鄙的事。子路学问即使浅薄，还能知道事情的实际情况。事情不符合实际情况，孔子用它来发誓，子路肯定不会消除怀疑的。

　　孔子称说：“生死有命安排，富贵由天决定。”像这样，人的生死本来有长命的有短命的，而不由操行的好坏来决定。已有的事例是：颜渊早死，孔子说他“短命”。由此知道短命早死的人，未必有邪恶的品行。子路学问即使浅薄，听了孔子的教导，还是晓得生死的真实道理。孔子用“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来发誓，难道不怕被子路反问：“夫子你的命不该死，天怎么会塌下来压死你呢？”像这样，用“天塌下来压死我”来对子路发誓，始终是不会被子路相信的。不被子路相信，那么孔子自我辩解，也始终不能消除子路的怀疑。

　　《尚书·益稷》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游手好闲。”这是说舜告诫禹不要溺爱没出息的儿子。舜尊重天命，担心禹偏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引用丹朱的事来告诫他。禹说：“我娶妻的那个时候，才过了辛、壬、癸、甲四天就离开了，从启呱呱落地起，我就没有溺爱过他。”这是禹陈述自己做过的事，想根据过去推论将来，用现在出现的事来推断尚未发生的事，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敢偏爱没出息的儿子，但他不说：“如果我偏爱儿子天就塌下来压死我”，因为他知道一般人喜欢用天来发誓，孔子被子路怀疑，他不用过去的事来证明自己不会干卑鄙的事，而说：“天塌下来压死我”，这跟庸俗的人为解脱嫌疑，而指天发誓、赌咒，有什么两样呢？

　　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中没有图出现，我的一生已经完了！”这是孔子自己悲伤没有当王。他认为自己当了王，能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么凤凰就会飞来，黄河中就会有图出现。如今没有能当上王，所以吉祥的征兆不出现，自己感到悲痛伤感，因此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请问：凤凰飞来、河图出现，究竟根据什么来的呢？如果根据帝王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么凤鸟、河图都未必出现；如果根据天下太平，使天下太平的帝王，又未必总能招来凤凰和河图。五帝三王都曾使得天下太平，但考察他们的吉兆，并不都以凤凰作为必然的祥瑞。既然对于天下太平，凤凰不是必然的吉兆，孔子是圣人，总想着不是必然出现的事情而自我感伤，这终究不会应验的。

　　有人说：“孔子不是自己感伤没有能当帝王，而是感伤当时没有圣明的帝王，所以自己不被重用。凤凰、河图是圣明帝王的祥瑞。祥瑞不出现，说明当时没有圣明帝王；圣明帝王不存在，自己就不能被重用。”说到招致瑞应，它是用什么招来的呢？如果是靠任用贤能的人，使统治稳定，功业告成。那么统治稳定，功业告成，瑞应就该出现了。瑞应出现之后，也就不再需要孔子了。孔子盼望的，怎么本末倒置呢！不考虑根本问题，而盼望那些旁枝末节，不看那些君主英不英明，却去说那些凤凰、河图出不出现。即使出现了圣明帝王，由于国家统治有不稳定的时候，凤凰、河图也有可能不出现，因此以祥瑞的出现来证明圣明帝王的出现，必然会出错。汉文帝可以说是圣明了，但察看一下《史记·孝文本纪》，也没有出现过凤鸟跟河图的记载。假使孔子生在汉文帝的时代，大概还会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孔子想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儿太落后，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孔子恨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感到怨恨不得志，所以想去九夷地方。有人责难他说：“少数民族地区落后，没有礼义，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这是说住在那儿用“君子之道”教导他们，怎么会落后呢？

　　请问：孔子想去九夷地方，是怎样引起来的？是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引起的，所以他想去九夷地方。试想在中原各国尚且行不通，怎么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得通呢？”少数民族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地区还没有君主。”这是说少数民族难得治理，中原地区容易治理。在容易治理的地方尚且行不通，在难得治理的地方能行得通吗？况且孔子说“作为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这话，是在说以“君子之道”进行修养使自己能安身呢？还是在说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们呢？如果是以“君子之道”进行修养随便使自己能安下身来，那么在中原各国也可以，何必要去少数民族地区呢？如果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们，而少数民族怎么能教化得了呢？禹到裸国去，要脱掉衣服进去，出来后再穿衣服，这是因为要穿衣服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行不通。禹尚且不能教化裸国人穿衣服，孔子又怎么能让东部少数民族成为君子呢？或许孔子本来不想去，是恨他的政治主张行不通，一时激动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是有人责难孔子，孔子也知道那儿落后，然而还要说“怎么会落后”，是想坚持已经说过的话，拒绝别人的劝告。

　　孔子实际不想去，一时心情激动说出来的，是句假话。“君子说话不该这样随便。”如果明知那儿落后，还要勉强想自己坚持已说过的话，这就正和子路回答孔子关于子羔的事一样。“子路让子羔做郈的地方长官，孔子说：‘简直是在害别人的子弟。’子路说：‘那里有政权机构，有老百姓，（可以练习政事）为什么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强词夺理的人！’”这是子路知道自己不对，勉强回答以自圆其说，所以孔子讨厌他，把他比做那些强词夺理的人。孔子也明知自己不对，还勉强回答别人的责难。这样孔子和子路都成了强词夺理的人了。

　　孔子说：“端木赐没有禀受天命而做买卖，猜测行情却往往猜中。”什么叫：“没有禀受天命”呢？有人解释说：“就是没有禀受应该发财致富的命，而自己靠本领和智慧，多次猜中了物价涨落的时机。”

　　人富贵在于天命呢？还是在于人的智慧呢？如果在于天命，那么靠本领和智慧寻求它是得不到的；如果在人的智慧，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生死有命安排，富贵由天决定”呢？说发财致富不禀受天命而是凭自己用本领和智慧得到它，那么做官发达也可以不禀受天命而凭自己努力奋斗得到了。世上没有不禀受贵命而靠自己努力能当官发达的，因而也可以知道世上没有不禀受富命而靠自己本领和智慧能发财致富的。已有的事例是：孔子没有做官发达，就周游列国接受聘请，到处游说诸侯，智慧用尽，计谋不行，只得返回鲁国删定《诗经》、《尚书》，由于感到绝望，所以说“一辈子已经完了”。孔子自己知道没有贵命，而去周游列国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孔子知道自己没有禀受贵命，于是周游列国寻求当官却得不到，但是说瑞木赐没有禀受富命却凭自己本领和智慧能发财致富，孔子说的和做的互相违背，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有人说：“孔子是想指责子贡的短处，因为子贡不喜欢道德修养，而只喜欢做买卖，所以指责他的短处，想叫他辞穷信服而改变他的行为。”其实，孔子每日指责子贡的短处，可以直说“端木赐不喜欢道德修养而喜欢做买卖”，为什么一定要提出“不禀受天命”的话，来跟他以前说过的“富贵由天来决定”的话相矛盾呢？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老天要我的命啊！”这是说人要兴起，天会给他得力的辅佐；人要衰败，天会夺去他亲近的人。孔子有四个得力的学生，想靠他们兴起作一番事业。颜渊早死，所以孔子说“天要我的命啊！”

　　请问：颜渊的死，是孔子命定不能当帝王，天夺去了他的命呢，还是他不幸短命自己死去的呢？如果是不幸短命，那不得不死，孔子即是当了帝王，还是不得活。辅佐对于君主，就像拐杖扶持病人一样。人有了疾病，必须扶拐杖才能走路；如果砍的拐杖本来就短，能说是天让病人不能走路吗？要是病人能起来走路，本来短的拐杖能使它变长吗？看来，颜渊的短命，就像拐杖短了尺寸一样。

　　孔子说：“天要我的命”，是因为颜渊特别贤能。考查一下，贤能的人在世上，不一定是帝王的辅佐。贤能的人不一定成为帝王的辅佐，就像圣人不一定禀受天命成为帝王一样。当帝王有不是贤圣的，作辅佐有不是贤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禄命、骨相，跟人的才能不是一回事。由此说来，颜渊活着未必是孔子很得力的助手，他死了也未必对孔子有损失，孔子却说：“天要我的命”，这话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况且，上天不让孔子作帝王，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最初禀受生命和禄命的时候就不让他当帝王呢，还是决定让他当帝王而又中途翻悔了呢？如果原来就不让他当帝王，颜渊死了，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原来让他当帝王，又中途翻悔，这是说当帝王没有骨相，本来可以由天来随便更改的。再说，天原来见到他什么长处而决定让他当帝王呢？以后又听到了他什么短处而中途翻悔不授命于他了呢？看来，孔子关于天很神灵的议论，是荒谬而无法弄清楚的。

　　孔子去卫国，遇见从前住过的旅馆为办事的人办丧事，就进去哭他。出来后，让子贡解下一匹骖马来给他作丧礼。子贡说：“在弟子的丧事中，你从没有解下骖马作丧礼的，而在为从前住过的旅馆中的办事人举丧中却解下骖马来作丧礼，不是太重了吗？”孔子说：“我刚才进去哭他，刚好心理难过就流出了眼泪。我埋怨自己只流眼泪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小子你就这样办吧。”孔子所以卸骖马用来作过去旅馆办事人的丧礼，是因为埋怨自己只流露感情而不配合送礼。配合感情要赠送礼物，动了感情，礼物就要随着送去。礼物与感情要相称，君子都是这样做的。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悲痛。弟子们说：“老师太悲伤了。”孔子说：“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恸，是悲痛到极点的意思。孔子哭颜渊非常悲痛，与一般弟子有区别，显得哀痛极深。颜渊死了，有棺无椁，颜路请孔子卖掉车来为颜渊买椁，孔子不给，认为当大夫的出门不可步行。吊唁以前旅馆的办事人，要卸下骖马作丧礼，不然会埋怨自己光流泪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哭颜渊如此悲痛，请求卖掉车给颜渊买椁却不给，这样即使很悲痛也没有丧礼相配合。难道流泪和悲痛有区别，用马与车作丧礼有不同吗？对于那从前旅馆的办事人就要丧礼与感情相称，而对于这颜渊就可以丧礼与感情不符，真不知道孔子对丧礼的做法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鲤死了，也有棺无椁，我不能卖掉车步行出门来为他买椁。”孔子对鲤的恩情比颜渊深厚，鲤死了没有椁，是因为当大夫的礼仪不能步行出门。鲤，是孔子的儿子；颜渊，是异姓的人。儿子死了尚且不按丧礼行事，何况他姓的人能按丧礼行事吗？

　　有人说：“这大概是孔子按实际情况施恩的证明。”孔子对从前旅馆的办事人丧礼与感情相称，对自己的儿子丧葬与感情不相称，这难道因为从前是士，后来做了大夫吗？如果从前是士，士坐二匹马的车；如果做了大夫，大夫坐三匹马的车。大夫不能弃车步行，为什么不卖掉两匹马来买椁，改坐那一匹马的车呢？为士的时候坐二匹马的车，可以解下一匹马来作从前旅馆办事人的丧礼，如今也何不卖掉二匹马买椁来以便跟感情相称，而坐一匹马的车解决步行问题呢？孔子不解下一匹马来作从前旅馆办事人的丧礼，不一定违反礼制；埋葬自己儿子有棺无椁，却破坏了礼制。孔子看重要与从前旅馆办事人的恩情相称，但却随便破坏埋葬自己儿子的礼制，这是对外人符合礼制，而对亲生儿子违背礼制。那么孔子不肯卖车来为鲤买椁，又怎么能解释自己贪恋官位害怕出门没有车子呢？孔子自己说过：“君子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义”，怎么会难于放弃大夫地位来成全礼制呢？

　　子贡问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个，在这三者中该先去掉谁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要是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在这二者中该先去掉谁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要死，而没有老百姓的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可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请问：假使治理国家没有粮食，老百姓饥饿，就会抛弃礼义。礼义被抛弃，信任怎么建立呢？传书上说：“粮仓充实了，老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老百姓才懂得荣辱。”礼让从富裕产生，争夺从贫因而来。如今说“去掉粮食”，那么信任怎么建立呢？春秋的时候，交战各国发生饥荒，人们相互交换孩子来吃，劈开死人骨头来烧火，这是由于肚子饥饿没有吃的，无空来顾及什么恩义。父子的恩情，是最可靠的，由于饥饿这种信任被迫抛弃，用孩子来作为粮食。孔子教子贡放弃粮食保存信任，怎么行呢？放弃信任保存粮食，虽然不想得到信任，但信任会自然建立；放弃粮食保全信任，虽然想取得信任，但信任却无法建立。

　　孔子去卫国，冉求给他赶车。孔子说：“卫国人真多啊！”冉求问：“人已经很多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他们已经富裕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教育他们”。孔子告诉冉求先富裕起来而后教育老百姓，教导子贡是先抛弃粮食来保全信任。粮食和富裕有什么分别？信任与教育有什么不同？对两个学生的教导不一样，所倡导的内容也不同，孔子治理国家，其政治主张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蘧伯玉派人去问候孔子。孔子说：“他老先生在干什么？”使者回答说：“他老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错但还没有做到。”使者告辞出去，孔子说：“有这样的使者！有这样的使者！”这是在责备使者。解释《论语》的人说：“孔子责备他，是责备使者代替主人表示谦虚。”

　　孔子问使者说“他老先生在干什么”，问的是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不是问他的操行。按照孔子的问话，使者应该回答说“他老先生在干某件事，治理某项政务”，如今使者反而说“他想减少自己过错还没有做到”。那么，人们是凭什么知道使者回答得不符合孔子问话的原意，而孔子在责备他呢？再说，究竟孔子凭什么要责备使者呢？是责备他代替主人表示谦虚呢，还是责备他的回答不符合问话的原意呢？孔子所责备的总还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不说清楚他的过错，而只说“有这样的的使者，有这样的的使者”，这就使后人疑惑不解，不知道使者犯错误的原因。韩非子说：“书写得太简略就会使学生们发生争辩。”孔子说“使乎”，是何等的简略啊！

　　有人说：“按照《春秋》的原则，要替贤者隐瞒缺点。蘧伯玉是个贤者，所以孔子要替他的使者隐瞒缺点。”要想了解那个人的儿子，就看他所交的朋友；要想了解那个君主，就看他所派的使者。蘧伯玉不贤，所以派的使者会有过错。《春秋》的原则，要替贤者隐瞒缺点，也批评其极细微的过失。现在不责备而采取隐瞒的态度，那么“要批评极细微的过失”的原则应用在哪里呢？假使孔子要替伯玉隐瞒缺点，应该沉默，但却高声说“有这样的使者，有这样的使者”。这样当时的人就都知道孔子在责备他了。像这样说话，对替别人隐瞒缺点有什么好处呢？

　　佛肸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说：“过去我听老师说：‘亲身做过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里的。’佛肸占据中牟反叛赵简子，你还要去，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错，我说过这话！但不是也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么能挂着不吃东西呢？”

　　子路引用孔子过去说过的话来责怪孔子。从前孔子说这话，是想让学生效法实行。子路引用它来规劝，孔子是懂得的，但不说以前的话是开玩笑，或者说它不对不能实行，而是说“有这话”，确实有，应当实行。“不是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孔子说这话，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吗？要为“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这句话辩解，就应该说“佛肸没有做坏事，还是能去的”，而却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按照孔子的说法，有“坚硬”、“洁白”操行的人是可以去的，那么“君子”的操行是软弱而容易受污染的吗？不然，凭什么唯独“君子”不能去呢！

　　孔子不喝盗泉水，曾子不进胜母巷，是为了避开邪恶，远离污秽，由于这两个名字取得不合礼义，怕因此玷污了自己的名声。盗泉、胜母只有空名，孔子、曾子就以它为耻；佛肸有罪恶事实，而孔子却想去他那里。不喝盗泉水是对的，那么想见佛肸就不对了。孔子说过“不合道义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像浮云一样。”现在却要违背道义去享受篡权叛乱者的俸禄，难道是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说错了吗？或许是孔子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即使是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子路责难他，就应该说“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不该说“为了食俸禄”。只有随机应变来推行政治主张，而没有随机应变来找饭吃的。“我难道是匏瓜！怎么能挂着不吃饭呢？”孔子用匏瓜自比，是说人应当做官食俸禄。说“我不是匏瓜，不能挂着不吃饭”，这是反驳子路的。其实，孔子这话，并不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子路责难孔子，哪里是说孔子不该做官呢？是说应该选择好的国家去做官。孔子自比匏瓜，是想到哪里找饭吃呢？再说，孔子这话，是何等卑鄙！怎么能说他自己做官是为了找饭吃呢？君子是不该说这种话的。匏瓜挂着不吃饭，也跟人闲着不做官一样。反驳子路可以说：“我难道是匏瓜，要挂着不做官？”现在却说“挂着不吃饭”，那么孔子做官，不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只是为了找饭吃。人做官，主要是贪图俸禄，按礼义的话来说，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就像人娶妻，主要是为了情欲，照礼义的说法，是为了供养双亲。做官直说是为了吃饭，娶妻能直说是为了情欲吗？孔子的话，说出了实情，没有模棱两可的意思，不借用礼义的名义来掩饰，这是个庸俗的人，而不个君子。儒者说孔子周游列国想接受聘请没有成功，担心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推行，这违背了孔子的真情实意。

　　公山弗扰在费邑反叛季氏，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没有去的地方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孔子说：“招聘我去，难道是平白无故的吗？如果用我，我要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就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山、佛肸都是叛乱的人，在公山那里想推行政治主张，在佛肸那里只想找饭吃，孔子的话没有一定准则。说话没有一定准则，那么行为就会没有固定的目标。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想喊孔子做官，孔子不做，何等清高啊！公山、佛肸招聘孔子，孔子却想去，又何等污浊啊！公山弗扰和阳虎一起背叛季孙氏，囚禁了季桓子，两人罪恶一样，召请孔子的礼节相同，孔子只见公山，不见阳虎，难道公山还能合作，阳虎不能吗？那么子路反对公山的招聘，孔子就应该用公山比佛肸强，不太坏，来作辩解。

 

 

《卷十·非韩篇》

 

　　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於国不加赏；不肖无害於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故其论儒也，谓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论有益与无益也，比之於鹿马。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马，无千金之鹿，鹿无益，马有用也。儒者犹鹿，有用之吏犹马也。

　　夫韩子知以鹿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韩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将听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无益之服，增无益之〔行〕，言与服相违，行与术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烦劳人体，无益於人身，莫过跪拜。使韩子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未必有贼於身体也。然须拜谒以尊亲者，礼义至重，不可失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使韩子赐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为之乎？夫拜谒，礼义之效，非益身之实也，然而韩子终不失者，不废礼义以苟益也。夫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子贡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恶费羊，孔子重废礼也。故以旧防为无益而去之，必有水灾；以旧礼为无补而去之，必有乱患。

　　儒者之在世，礼义之旧防也，有之无益，无之有损。庠序之设，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废，道不可弃。儒生，道官之吏也，以为无益而废之，是弃道也。夫道无成效於人，成效者须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须不蹈者。身须手足而动，待不动者。故事或无益，而益者须之；无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战所须待也，弃而不存，如何也？

　　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夫志洁行显，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脱躧者，居位治职，功虽不立，此礼义为业者也。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义士，激无义之人。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闻伯夷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风者，薄夫敦，鄙夫宽。此上化也，非人所见。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强国也，兵无不胜，兵加於魏，魏国必破，三军兵顿，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阖门之士，却强秦之兵，全魏国之境，济三军之众，功莫大焉，赏莫先焉。齐有高节之士，曰狂谲、华士，二人昆弟也，义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齐，以此二子解沮齐众，开不为上用之路，同时诛之。韩子善之，以为二子无益而有损也。夫狂谲、华士，段干木之类也，太公诛之，无所却到；魏文侯式之，却强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韩子善干木阖门高节，魏文式之，是也；狂谲、华士之操，干木之节也，善太公诛之，非也。使韩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则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为有功；是韩子不赏功尊有益也。

　　论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闾，秦兵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虽全国有益，非所贵也。”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强，肯为此乎？六国之亡，皆灭於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劲也，然而不胜，至於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变孟贲之意，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犹童子操刃，孟贲不避也。其尊士式贤者之闾，非徒童子修礼尽敬也。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夫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谓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高皇帝议欲废太子，吕后患之，即召张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礼之，高祖见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韩子为吕后议，进不过强谏，退不过劲力。以此自安，取诛之道也，岂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魏文式段干木之闾，却强秦之兵也。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犹草木异质，不可复变易也。狂谲、华士不仕於齐，犹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贪富贵，非时疾世，义不苟仕，虽不诛此人，此人行不可随也。太公诛之，韩子是之，是谓人无性行，草木无质也。太公诛二子，使齐有二子之类，必不为二子见诛之故，不清其身；使无二子之类，虽养之，终无其化。尧不诛许由，唐民不皆樔处；武王不诛伯夷，周民不皆隐饿；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闾，魏国不皆阖门。由此言之，太公不诛二子，齐国亦不皆不仕。何则？清廉之行，人所不能为也。夫人所不能为，养使为之，不能使劝；人所能为，诛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则太公诛二子，无益於化，空杀无辜之民。赏无功，杀无辜，韩子所非也。太公杀无辜，韩子是之，以韩子之术杀无辜也。夫执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诛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赏之乎？赏须功而加，罚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赏出仕未有功之人，则其诛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韩子是之，失误之言也。

　　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则视爵禄犹粪土矣。廉则约省无极，贪则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则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贪，故能立功；骄，故能轻生。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太公遗此法而去，故齐有陈氏劫杀之患。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周公闻太公诛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执贽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类也，周公礼之，太公诛之，二子之操，孰为是者？宋人有御马者不进，拔剑刭而弃之於沟中；又驾一马，马又不进，又刭而弃之於沟。若是者三。以此威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车，马无罢驽。尧、舜治世，民无狂悖。王良驯马之心，尧、舜顺民之意。人同性，马殊类也。王良能调殊类之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则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驯马也；太公之诛二子，宋人之刭马也。举王良之法与宋人之操，使韩子平之，韩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马，宋人贼马也。马之贼，则不若其全；然则，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韩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贼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术与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韩子好恶无定矣。

　　治国犹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伤害之操，则交党疏绝，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韩子任刑独以治世，是则治身之人任伤害也。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犹岁不绝於春也。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谓衰矣，任刑治政，乱而无功。甫侯谏之，穆王存德，享国久长，功传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乱终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舍恩，治国不能废德，治物不能去春。韩子欲独任刑用诛，如何？

　　鲁缪公问於子思曰：“吾闻庞扪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 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见。君问庞是子，子服厉伯对以其过，皆君〔之〕所未曾闻。自是之後，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韩子闻之，以非缪公，以为明君求奸而诛之，子思不以奸闻，而厉伯以奸对，厉伯宜贵，子思宜贱。今缪公贵子思，贱厉伯，失贵贱之宜，故非之也。

　　夫韩子所尚者，法度也。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虽不闻善恶於外，善恶有所制矣。夫闻恶不可以行罚，犹闻善不可以行赏也。非人不举奸者，非韩子之术也。使韩子闻善，必将试之；试之有功，乃肯赏之。夫闻善不辄加赏，虚言未必可信也。若此，闻善与不闻，无以异也。夫闻善不辄赏，则闻恶不辄罚矣。闻善必试之，闻恶必考之。试有功乃加赏，考有验乃加罚。虚闻空见，实试未立，赏罚未加。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