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谷传》

概述

 

《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谷梁传》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但不限制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一、作品背景

 

《谷梁传》是为《春秋》作注解所著，为儒家经典之一。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俶（亦名谷梁赤，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谷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书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因此认为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二、内容简介

 

《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谷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流传情况

 

《谷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据《汉书·艺文志》，在汉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谷梁》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初，《邹氏传》因为没有人把它传下来，《夹氏传》又没有文字记载，这两家就失传了。而《公羊》与《谷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即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谷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曰”，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谷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谷梁传》作注。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四、主要意义

 

《春秋谷梁传》是中国汉代经学派的经典之一。该书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读《谷梁传》可以看《十三经注疏》本，汉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晋人范宁集解、唐人杨士勋疏的《谷梁传注疏》（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或清儒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钟文烝、侯康等人的相关研究。汉代以后，《公羊》和《谷梁》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学有过短暂的复苏。但在汉代，二传可都是立为博士官的显学，尤其是《公羊传》，可是用来“《春秋》决狱”的利器，能够流传两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语言上有不可抹煞的价值。尤其是是探讨汉代的学术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谷梁传》。

范宁所做《谷梁传序》，写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讲到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时，讲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说得还是比较夸张的，毕竟春秋三传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评价，《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师战于泓，说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的话，最后大败，受伤而亡身。（《左传》）

《公羊传》云：“已陈（列阵），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把这个脑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奖了一番，甚至还和传说中的贤君周文王相提并论。

《谷梁传》二十三年与此不同：“兹父之不葬（意为宋襄公死不书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一句话，根本不配当国君，死了就死了。

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还曾把三传作比较，说出一番很高明的见解：“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五、兴盛原因

 

《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春秋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公羊传》由此大兴，而卫太子刘据喜读《谷梁传》 。刘据之孙刘询即位后，听闻祖父好《谷梁传》，令名儒在殿中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群臣多赞同《谷梁》，而宣帝亦喜欢《谷梁传》的解释，设立谷梁《春秋》博士，由是《谷梁传》大盛。西汉后期《谷梁》之学大盛，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1、尊王思想

《谷梁传》强调尊王而不限王，例如庄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谷梁传》认为这是“举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天下之民心都归服于天子，所以他拥有无上权力，皇权不应受到限制。

《谷梁传》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利益，虽然春秋时周室已衰微，但《谷梁传》认为还是应无条件地尊王，因为“朝服虽弊，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僖公八年）”；作为诸侯，必须向周天子进贡，谓“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桓公十五年）”。

《谷梁传》强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如谓“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让矣（襄公十九年）”，“死君难，臣道也（桓公十一年）”，否则，“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宣公十五年）”。

《谷梁传》主张必须严格贵贱尊卑之别，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昭公四年）”。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还说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过国君，如谓“夫人之义，不逾君也，为贤者崇也（成公十五年）”。

可见，《谷梁传》处处突出君主的绝对权威，但传文中却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辞。

2、礼乐教化，仁德之治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春秋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春秋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春秋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

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3、强调宗法情谊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春秋公羊传》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春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发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学和《公羊》派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

宣帝非常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意识到它对巩固刘汉大统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武帝时行首匿相坐之法，虽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废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废除。宣帝还多次垂青于那些讲究宗法．兄弟间礼让为怀的臣下。丞相韦贤选定长子韦弘继承自己的爵位，但韦弘却因罪入狱。韦贤去世，族人，门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韦玄成为继承人。韦玄成“坏容貌，蒙耻辱”，假装病狂，“欲让爵辟兄”，拒不应召。有些官吏要求惩处韦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韦弘为东海太守。宣帝此种举动，颇合《谷梁》之旨而与《公羊》相左。《谷梁》学的兴盛已经水到渠成。

4、个人因素

《谷梁》学的兴盛，除了它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因素。晋代范宁在谈到“石渠分争之说”时指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此论可备一说。汉宣帝喜《谷梁》，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遗爱。据《汉书·儒林传》等，“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说”，将《谷梁》学者蔡千秋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复求能为《谷梁》者”，还派刘向等十多人从江博士和周庆、丁姓习《谷梁》，“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随后在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从中襄助，并亲自“称制临决”，终使《谷梁》一派获胜，周庆、丁姓皆为博士，取得了与《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为什么宣帝去请教韦贤等鲁人并听从他们囿于乡土之见的建议呢？一是因为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守先王典章之遗，多圣人流风余韵，二是因为宣帝祖父卫太子刘据也好《谷梁》，三是因为宣帝与鲁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鲁国。当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蛊之祸，丙吉见他无所归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由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丙吉也是鲁国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议让宣帝即位的人。韦贤、夏侯胜都曾在宣帝即位时“与谋议”，出了大力。史高则是史恭的长子，因旧恩封侯得官。可见，宣帝喜《谷梁》，确与其好恶有关。

宣帝善《谷梁》说，又选刘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庆、丁姓学习《春秋谷梁传》。刘向等都是聪明好学、娴于辞辩的年轻人，二十出头即“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当时持《公羊》义的博士严彭祖等人则略逊一筹，未见有什么口才。刘向等人出色的论辩才能，是《谷梁》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一个因素。

六、学术特色

 

《谷梁传》以各种有文字痕迹可寻的义例，所探寻出来的孔子自己的思想或所谓微言大义，只能看作是《谷梁传》自己的思想，而不能强加给孔子，以作为孔子的思想。可以说谷梁子是《谷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谷梁传》最初的底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在汉武帝之前的后代《谷梁传》学者又有所补充。真正意义上的《春秋谷梁传》当始于谷梁子。

谷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谷梁传》最初的学术特色。荀子是《谷梁传》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使《春秋谷梁传》“亲亲上恩”的学术特色得到进一步加强。《谷梁传》之学术不符合汉武帝对内大一统、对外大攘夷的政治需要。《谷梁传》本身的学术特色是《谷梁传》在汉宣帝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谷梁传》的经学知识分子倒向更为理想主义的属于古文经学的《春秋左氏传》，《谷梁传》的学术由此衰微。《谷梁传》的民生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农经济思想。《谷梁传》的处理内外关系的思想包括处理诸侯国内部关系的思想和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思想两个大的方面。

《春秋谷梁传》有不少内容说得很好的，比如：

隐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

桓公五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庄公十八年：故虽为天子，必有尊也。贵为诸侯，必有长也。故天子朝日，诸侯朝朔。

庄公三十一年：（一年春夏秋筑三台）不正罢民三时（即疲），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鲁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一年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恶内也。（与民争利）

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

成公十八年：庚申，晋弑其君州蒲。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焉。（与《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可以比较。）

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

除了语言简洁外，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对于君主的批评，是非常强烈的。

七、史学价值

 

《谷梁传》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谷梁传》有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

《谷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文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谷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在史实记载上，《谷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谷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谷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八、原文及译文

 

《春秋谷梁传》

 

《春秋谷梁传注疏》

序

 

【疏】释曰：此题，诸本文多不同，晋、宋古文多云《春秋穀梁传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传序》者。然“春秋”是此书之大名，传之解经，随事则释，亦既经传共文，题名不可单举。又此序末云“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故今依上题焉。此序大略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尽“莫善於《春秋》”，释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隐终麟之意。夫圣哲在上，动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洎乎周德既衰，彝伦失序，居上者无所惩艾，处下者信意爱憎，致令九有之存唯祭与号，八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其始隐终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传有三”尽“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释三传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绝，秦正起而书记亡。其《春秋》之书，异端竞起，遂有邹氏、夹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左氏者，左丘明与圣同耻，恐诸弟子各安其意，为经作传，故曰《左氏传》。其传之者，有张苍、贾谊、张禹、翟方进、贾逵、服虔之徒。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齐人，受经於子夏，故《孝经说》云“《春秋》属商”是也；为经作传，故曰《公羊传》。其传之者，有胡母子都、董仲舒、严彭祖之类。其道盛於汉武帝。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於世。然则三家之传，是非无取，自汉以来，废兴由於好恶而已。故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谶，《穀梁》善於经。”是先儒同遵之义也。言“《左氏》善於礼”者，谓朝聘、会盟、祭祀、田猎之属不违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谶”者，谓黜周王鲁及龙门之战等是也。“《穀梁》善於经”者，谓大夫曰卒，讳莫如深之类是也。其三传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尽“《穀梁传集解》”，释己注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晋书》范甯字武子，顺阳县人，为豫章太守，父名注。长子名泰，字伯伦；中子名雍，字仲伦；小子名凯，字季伦。其从弟则注云“邵曰”是也，言“先君”则父注是也。以传《穀梁》者虽多，妄引三传，辞理典据不足可观，故与一门徒商略名例，传示同异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据，别为《略例》一百馀条是也。其《春秋》及经传之名，在后别释。谓之序者，序述经传之旨，并明巳注作之意也。

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乾，其连反，天也。纽，女久反。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彝伦，以之反；彝，常；伦，理也。攸斁，丁故反，字书作，败也。弑逆篡盗者国有，弑，申志反，又作杀，音同。篡盗，初患反，《尔雅》云：“取也。”淫纵破义者比肩。淫纵，子用反。

【疏】“昔周”至比肩。○释曰：“仲尼之修《春秋》，因衰乱而作，故序先述周道衰也。云“昔”者，范氏晋世之人，仰追周代，故曰“昔”。云“周道衰陵”者，总述幽、厉以来也，指衰极言之，则平、桓之世也。知者，幽、厉虽则失道，名器未失，《诗》犹入《雅》；平王东迁之后，下同於《国风》，政教所被，才及郊畿，仲尼修《春秋》，以平王为始，知衰极是平、桓也。“衰陵”谓衰弱陵迟。云：“乾纲”者，乾为阳，喻天子，坤为阴，喻诸侯；天子总统万物，若纲之纪众纽，故曰“乾纲”。云“绝纽”者，纽是连系之辞，故昭十三年《左传》云：“再拜皆厌纽。”《玉藻》云：“纽约用组。”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纽之绝，故曰：“绝纽”。云“礼坏乐崩”者，通言之耳。知非乐是阳，故以“崩”言之，礼是阴，故以“坏”言之者，正以《诗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明知通矣。云“彝伦攸斁”者，《尚书·洪范》文也。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礼乐崩坏，故常道所以败也。“弑”谓臣弑君，“逆”谓子弑父，“篡”谓以庶夺正，“盗”即哀四年传云“春秋有三盗”是也。

是以妖灾因衅而作，衅，许靳反。民俗染化而迁，阴阳为之愆度，为之，于伪反，下同。七耀为之盈缩，缩，所六反。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疵，才斯反。厉音例，又作疠。

【疏】“是以”至“疵厉”。○释曰：宣十五年《左传》云：“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是妖灾因衅而起也。云“阴阳愆度”者，谓冬温夏寒，失其节度。云：“七耀盈缩”者，谓日月薄食，若晦食则是月行疾，食朔与二日是月行迟。又《五行传》云：“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朓则侯王其恭，侧匿则侯王其肃”，是由君行使之然也。五星亦有迟疾，故襄二十八年《左传》云“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是也。谓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谓之“七曜”。五星者，即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是也。云“川岳崩竭”者，谓《周语》云幽王之时，三川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类，即梁山沙鹿崩是也。云“鬼神疵厉”者，旧解以为“鬼神”即宗庙，是也。“疵厉”谓灾变也。言人弃常制，致宗庙之灾，即桓宫新宫灾是也。今以为“鬼神为之疵厉”，即《国语》云“杜伯射宣王於镐”，《左传》云：“伯有之鬼为厉是也。

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缺，丘悦反。弁，步寒反。刺，七赐反。此所引皆《诗》篇名，《谷风》在《邶风》，余皆《小雅》。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扈音户。讽，方凤反，又作风。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

【疏】“故父”至“诗赋”。○释曰：“今范引此者，即周道之衰微，废此五事，为此仲尼作《春秋》也。故《孔丛》云“孔子读《诗》至《小雅》，废卷而叹，感《诗》修《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诗·小雅》，周幽王废太子宜臼，故大子之傅作诗以刺之。云《桑扈》之讽兴”者，《桑扈》亦《诗·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故作是诗以讽之。云“《谷风》之篇奏”者，《谷风》，卫人剌其君无德，故令国内之人得其新婚者并弃其旧室，风俗衰坏，故作是诗以刺之。言“奏”者，谓奏进此诗，与上文“作”、“兴”不异，但述作之体，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诗·小雅》，以幽王不亲九族，故作诗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显，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驹》之诗赋”者，《白驹》，《诗·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贤，致使贤人乘白驹而去也。此引《诗》之次，先云《小弁》，后言《白驹》者，以父子是人伦之端首，六亲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则有君臣，若君臣礼废，则上下无序，故次《桑扈》。夫妇者，生民之本，室家之原，欲见从近及远，故夫妇先九族，是以《谷风》在《角弓》之上。《白驹》是贤人弃君，又非亲戚，故最后言之。或当随便而言，更无次第之例。知者，《白驹》是宣王之诗，而言在幽王之诗下，是无先后之次也。

天垂象，见吉凶。见，贤遍反。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行，下孟反。增脩德政。

【疏】“天垂”至“德政”。○释曰：《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则日月之曜，成形则山川之形。“见吉凶”者，即上“七曜为之盈缩，川岳为之崩竭”是也。独言天象者，旧解云，尊作法之本，明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以为川岳崩竭，亦是天使为之，故总言“垂象”以包之。云“圣作训，纪成败”者，谓若《春秋》书日食、星陨、山崩、地震，记灾录异，善恶褒贬等，皆所以示祸福成败之原，存亡得失之本，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修德政，以消灾咎也。

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藐，亡角反。履霜坚冰，所由者渐。

【疏】“綯诲”至“者渐”。○释曰：言此者，明圣人虽作法，愚者不能用也。言我教诲汝王谆谆然，何故听我言藐藐然而不入？此《诗·大雅·抑》篇，刺厉王之诗也。云“履霜坚冰”者，《易·坤卦》初六爻辞，《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引之者，取积渐之义也。

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观古乱反朱干设而君权丧。丧，息浪反，下“道丧”同。下陵上替，僣逼理极。替，他计反。僣，子念反。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疏】“四夷”至“尽矣”。○释曰：“云“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云“交侵”者，谓交相侵伐也。云“华戎同贯”者，谓诸夏与夷狄无异也。旧解“四夷交侵，华戎同贯”，指谓当《春秋》之时，今以为文势在幽王之上，则当亦兼据幽、厉以来，故《节》诗刺幽王云“斩伐四国”，又曰“国既卒斩”，及宣王、幽王并为夷狄所败，则此段序意论衰之积渐，不直据《春秋》之时明矣。云幽王见祸，平王东迁者，《周本纪》幽王既得褒姒，废申后而黜大子宜臼，申侯与鄫人及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之下，尽取周贿而还，乃与诸侯就申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东迁洛邑是也。云“两观”巳下者，昭三十五年《公羊传》云：“子家驹谓昭公曰：‘诸侯之僣天子，大夫之僣诸侯久矣。’公曰：‘吾何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则诸侯不立两观，周衰，诸侯僣而置之，是臣无有事君之礼也。天子之舞始设朱干，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权丧失也。云“僣逼理极”者，谓僣上逼下之理至极也。据君失权言之是逼下，以臣陵君是僣上。或以为直据臣言之，理亦通也。云“王道尽矣”者，言法度废坏尽也。

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喟，起愧反，又苦怪反。“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大师音泰。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於《国风》，齐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复，扶又反。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被，皮义反。

【疏】“孔子”至“后也”。○释曰：旧解引杨雄《剧秦篇》曰：“当秦之世，海水群飞。“海水”喻万民，“群飞”言散乱。又引《孟子》云：“当尧之世，洪水横流。”言不复故道，喻百姓散乱，似水之横流。今以为沧海是水之大者，沧海横流，喻害万物之大，犹言在上残虐之深也。云“就大师而正《雅》、《颂》”者，大师，乐官也，《诗》者，乐章也，以大师掌《诗》乐，故仲尼自卫反鲁，就而正之。直言《雅》、《颂》者，举《雅》、《颂》则《风》诗理在可知。又《雅》、《颂》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为师挚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师挚直闲《关雎》之音而已。《诗》之颠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离》於《国风》”。杜预注《左氏》云“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是也。然则作《诗》之体，《风》、《雅》先定。《黍离》若是《风》体，大师不得列之於《雅》、《颂》之中；若是《雅》、《颂》之体，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风》诗之中。而云“列《黍离》於《国风》”者，诗人咏歌，实先有《风》、《雅》之体，《黍离》既是《国风》，诚不可列之於《雅》、《颂》。但天子不风，诸侯不雅，仲尼刊正，还同《国风》，亦是仲尼列之。

於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拯，拯救之拯。颓，徒回反。鼓芳风以扇游尘。

【疏】“於时”至“游尘”。○释曰：“平王四十九年，隐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隐公”。亦与惠公相接，不托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赖晋郑，至於末年，陵替尤甚，惠公非是微弱之初，故不托始於惠公。隐公与平王相接，故因兹以讬始也。“该”者备也。“二仪”谓天地，言仲尼修《春秋》，济群物，同於天地之化育。云“举得失以彰黜陟”者，谓若仪父能结信於鲁，书字以明其陟；杞虽二王之后，而后代微弱，书子以明其黜。云“明成败以著劝诫”者，成败黜陟，事亦相类。谓若葵丘书日，以表齐桓之功；戎伐凡伯，言戎以明卫侯之恶。又定、哀之时为无贤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国，皆是书其成败，以著劝善惩恶。云“拯颓纲以继三五”者，於时王侯失位，上下无序，纲纪颓坏，故曰“颓纲”。今仲尼修《春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拯”者救溺之名，言欲拯此颓纲，以继三王五帝。先言三王者，欲见三王可以继五帝，从小至大之意，或亦随便而言。云“鼓芳风以扇游尘”者，旧解以正乐为芳风，淫乐为游尘。乐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风”。淫乐鬼神不享，君子不听，故曰“游尘”。或以为善之显著者为芳风，恶之烦碎者为游尘，理亦足通耳。但旧解云范氏别录如此，故两存之。

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衮，古本反；衮冕，上公之服。片言之贬，辱过巿朝之挞。贬，彼检反。巿朝，直遥反。挞，吐达反。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匿，女力反。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

【疏】“一字”至“典也”。○释曰：言仲尼之修《春秋》，文致褒贬。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传竹帛，则宠逾华衮之赠，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贬，则辱过巿朝之挞，若宣八年仲遂为弑君不称公子是也。言“华衮”则上比王公，称“巿”、“朝”则下方士庶。衮则王公之服而有文华。或以对“巿”、“朝”言之，“华衮”当为二，非也。云“德之所助，虽贱必申”者，谓若吴是东夷，可谓贱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贤而进称爵，是其申也。云“义之所抑，虽贵必屈”者，谓若秦术是卿，可谓贵矣，而文十二年以其敌晋而略称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者，旧解若公子翚假桓公之势，匿情於隐，可谓非人臣也，故隐四年、十年皆贬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者，谓若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禄，潜德昧身，不求宠荣之名，独运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无所隐其名也。或以为“匿非”谓隐匿其非，便於旧解。

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来应。麟本又作驎，吕辛反，瑞兽也。应，应对之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於斯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邪，似嗟反。莫善於《春秋》。

【疏】“先王”至“《春秋》”。○释曰：“先王”谓文武。言仲尼修《春秋》，贵仁重德，崇道抑邪，弘大先王之道，麟感化而至。杜预解《左氏》，以为获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后麟至者，以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