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26

人中的“英”。德行足以实施教化、行为足以暗合道义、仁慈足以得人爱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层，这种人就是人中的“俊”。行为足以为人师表、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诚信足以遵守信约，做事值得效法、说话合符道理，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工作而不荒废、为人正义而不结党营私、遇见危难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贪得，这种人就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以他们自己的才能大小安处在恰当的位置，各得所宜。这样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轻，在上位的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应和什么、上面行动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追随什么，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弃贪鄙而向往义理，这样来教化民众，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样。

　　现在反过来让愚者去教化民众、让不贤者凌驾贤者之上，即使刑法酷严，民众也不会服帖，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王举用贤能者来建立功业，无能的君主则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称王天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天下：这都是举用贤能建立功绩的事例。夫差信用太宰礱而招致亡国，秦帝王任用李斯、赵高而导致灭亡，这就是任用与自己相同类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只要看帝王君主举用何种人才就可知道社会治乱的状况了，只要观察这些人和何种人结党就可知道他们是贤还是不贤了。

　　圣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尽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为了振兴大道、完成事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安宁，于是充当起厨师，调和五味，背着鼎锅和砧板四处奔波，曾五次去见桀、五次去见商汤，为的是要把混浊的世界变得清澈起来、将危亡的社会变得安定起来。周公作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协同纣王之子禄父图谋作乱，周公为了捍卫王室，诛杀了他们以平天下，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衰败，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打，夷狄异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孔子要想实行王道，东南西北地不停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王都没有一个愿意采纳他的主张，所以想通过卫灵公夫人南子和卫灵公宠臣弥子瑕的门路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铲除污秽、使冥暗社会走向光明，所以行为尽管属于变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统帅的。

　　观察赛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状况；考察行走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样子。虞舜尽管流放了兄弟、周公尽管杀掉了兄长，但他们仍不失为仁者；晋文公尽管闹过种米而欲长苗的笑话、曾子尽管做过给羊戴枷不让牴人的蠢事，但他们仍不失为智者。当今世界上，丑恶的人必定假托善行来为自己辩解、邪僻的人必定披上正直的外衣来为自己开脱。他们游说不看是什么国家，求官不论是什么官职，行为也从不避污浊，还说这是符合伊尹之道。分家时争夺财物，亲戚兄弟为此结怨，骨肉互相残害，还说这是符合周公之义。行动不讲廉耻，为了活着宁愿受辱，还说这是符合管仲志向。施行贿赂，巴结权势，立私废公，结党拉派，博取上层欢心以求宠幸，还说这是符合孔子之术。这样就使君子、小人界限混淆不清，无法弄清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东注入海的就不能算河流；都在经营忙碌，不归善良的就不能算君子。所以好的理论是看它是否能实践，好的行为是看它是否合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禄而珍重自身，不因嗜欲而伤害生命、不以利益而拖累身形。李克竭尽全力辅佐国君，统领管理百官，使万民和穆，使国君活着时没有废弃不办的事、死后也没有遗留的忧虑。这就是具体行为各异而目的都想归向善道的事例。张仪、苏秦家庭没有固定的住处，自身也没有固定的君王来事奉，干出的是合纵连横、颠覆他国的事情和阴谋，将社会搞得翻天覆地、乌烟瘴气、混浊不堪，使诸侯晕头转向、无方向，使人民百姓无法安生休息。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或者联合众多弱小国家，或者辅佐几个富强的国家。这些具体做法不同，但归属于邪恶则是相同的。所以君子的过失，就像日月亏蚀，怎么能伤害其本身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处，但这就像狗在白天吠叫、猫头鹰黑夜能看见，这对善行有什么益处！

　　所以智者不盲目行动，选择了善事去做，考虑到合义才去行动，所以事情办成功后这功效足以依赖，人死去后这名声足以能称道。所以即使有聪明才智，也必定得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发挥聪明才智干出一番事业来。聪明能干的人都在经营忙碌，种种事情纷纷涌现，而圣人只能拿仁义作唯一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和事，符合的叫做君子，不符合的称作小人。是君子的即使死去，他的名声都不会灭破；是小人的即使得势，他的罪恶都无法抹去。假若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图，而右手拿着刀刎颈自杀，这样即使是傻子都不会去做，因为生命远比据有天下来得珍贵。但是如果有人为了君亲之难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的话，那又是值得称道的，因为道义比生命更珍贵。据有天下这利益与生命相比，这利益又显得相当小；生命是贵重的，但与道义相比，这生命又显得相当轻。人们敢于抛弃生命，正是为了保全道义。《诗经》上说：“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违背正道。”说的就是君子要以诚信正义来作为处世的准绳。

　　想要完成霸王功业的人，必定是能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胜利的人，必定是个强者。能有强大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必定是个得人心的人。能够得人心的人，必定是个自身修养有收获的人。所以人心性的修养是自我修养的根本，自我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世上没有自我修养有所收获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放弃自我修养却得人心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务必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又在于使人民财物充足；而财物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能侵夺农时；不侵夺农时取决于减少徭役兴建之类的事；而减少这类的事又取决于人的节欲观念。而节欲观念的形成建筑于人对清淡恬静天性的返归。没有摇动了树的根部而树梢却静止的事，也没有弄浑浊了水源而让流水清澈的事。所以了解人性真情的人是不会去做人性所不允许做的事；懂得命运实情的人是不会忧虑命运中无可奈何的东西的。所以不修建高大宫室，原因不是爱惜木材；不铸造大型钟鼎，原因不是珍惜铜铁等金属，只不过是遵循天性命运的真情来做事而已，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榜样。现在人是眼睛爱看五色、嘴巴爱尝五味、耳朵沉溺于五音，这眼、耳、鼻、口争着享受、舒服，以至伤损了人的本然天性，每天产生邪念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体都治理修养不好，又能把天下怎么样？所以将自身的修养掌握好了，那么教化民众就可以得民心。

　　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只拥有天子君位权势、得到传国玉玺和图籍、获得帝王之尊号，而是说还要能够充分运用天下的力量并得到民众的支持。纣王掌握的地域国土，东到东海，西至流沙，南到交趾，北至幽都，军队从容关可以布防到浦水，士卒达十万之多，可是这些士兵最终调转弓箭、倒戟攻打纣王。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掉动白旄指挥士兵，纣王的部队就土崩瓦解，败逃投降。纣王徒有南面称王的虚名，却无王者君主应有之德，这就是纣王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桀、纣算不上是真正的王，汤、武赶他们下台也不算是放纵犯上。周国处在酆、镐之地，面积不过百里，可是在牧野誓师讨伐纣王，攻占殷都朝歌，朝拜成汤的庙堂，旌表商容的故里，修固比干的坟墓，将箕子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推翻纣王的统治以后就折断鼓槌、毁坏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放走从军的战马和解放运输的牛，使之能用到生产劳动中去，插上笏板而治理天下，老百姓纵情歌唱庆贺，诸侯带着珍禽前来朝贡，这就是由于周武王得民心的缘故。

　　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五次攻入楚都郢城，焚烧粮仓中的粟米，砸破刻有九龙的编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阖闾还住进了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随之逃亡随国，国内的百姓父老兄弟们扶老携幼跟着昭王逃难，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与敌人吴军对抗，同心协力为昭王拼命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领来统帅布阵指挥，百姓们都各自拼死搏击，最终击退吴军，收复失地。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发动乾谿战役，引起国内外震动，百姓疲惫不堪，王子弃疾利用了百姓怨声载道的机会，拥立公子比为楚王，百姓们都甩手背离了楚灵王，楚灵王在乾谿挨饿，只得吃野草、喝路边的污水，最终倒在田野里死去。楚国的江山没有改变，土地面积也没有缩小，百姓的性情也无大的改变，在楚昭王统治时代，人们愿为昭王这样的君主献身，但在灵王统治时期，人们却背弃了灵王离开了他，这是因为一个得民心一个不得民心的缘故。所以如果天子得道，这边远的四夷都成为天子的藩卫；如果天子失道，就以诸侯国为边防了。如果诸侯得道，四周的邻国也都会保护他；如果诸侯失道，就只能以自己的边境为边防了。所以商汤处在亳这个地方时，土地方圆只有七十里，文王处在酆这个地方时，面积不过百里，但他们都能使天下人令行禁止。到了周王室衰败的时候，戎族敢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掳劫凡伯而去。所以得道的君王能凭借仅有的百里地盘对诸侯发号施令；失道的君王就是占据整个天下还会害怕像冀州这样的一个州的诸侯。所以说：别指望人家不侵夺你的天下，如自己站稳了，你所治理的社会就不易被人侵夺。反过来说，你自己走的是一条通向绝亡的道路，却还要非议别人的反抗行为是篡位弑君作乱，这对保护天下到底有何益处呢？

　　人所以能生存，是依赖于衣和食。现在将一个人囚禁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即使用美味佳肴来供养他，用绣丽的衣服给他穿，他也不会欢乐，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耳朵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寂寞无聊。假若在黑暗的房间里挖个小孔，能让他看见外面下雨的雨点滴落，他都会快乐地笑起来，更何况敞开房门打开窗户，让他能看到光明世界呢！从原本一片黑暗中看到外界的光明世界都喜不自胜，更何况让他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出来到敞亮的厅堂上，看到日月的光辉呢！见到日月的光辉都心情开朗快乐，更何况登上泰山，站在石封上，眺望八方极远的地方，仰望犹如车盖的天穹，俯视犹如彩带的江河，万物尽收眼底，这样的快乐难道不是更大么！

　　那聋子，长着耳朵却不能听见声响；那盲人，生有眼睛却看不到物形。语言，是用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听闻，是让自己了解他人思想情感的。哑巴不能说话，聋子听不见声响，又哑又聋，就无法和人们交流沟通。所以患有聋哑病的人，即使是倾家荡产出钱求医也在所不惜。难道现在只有身体上的聋哑者吗？不，实际上人的心志思想上也有聋哑的表现。手指痉挛弯曲，没有人不想将它弄直的；可是有些人心眼思想上有堵塞、聋哑，却没有人设法将它打通：这种人就是不知道以类相推的方法。观察研究六艺的广博崇高，又详细穷尽道德的深邃妙旨，让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无上顶点，下至无底的界限，远达无际的极限，翱翔在无形之中，比四海广宽，比泰山崇高，比江河更丰富，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间无所乖隔，怀着这样的胸襟眼界来看世界，哪能不伟大！人所知道的事情很肤浅，而事物的变化又是无穷的，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知道了，这并不是智慧增长的缘故，而是通过学问增加知识的缘故。事情经常见到就能认识它，事情经常做就可以学会它。所以经常被祸患所困扰就懂得如何防范它，经常遭受困难就知道如何处理它。一个人能够在短暂的一生里学到千年的知识、通达古今，虽然这些知识从未改变过、历来如此，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些掌握千年知识、通达古今者是没有道术的人？

　　人想知道高低但又无法知道高低，这时你教他使用管状水平仪来测量高低，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轻重但又无法知道轻重，这时你教他使用秤来称轻重，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远近但又无法知道远近，这时你教他使用望远镜，他就会很快活；更何况能应付万方而不穷尽、遇到大难而不惧怕、碰到烦缪而不迷惑，晏然自在，这样的快乐高兴，又哪里是一丁点的快乐所能比拟的。那“道”，有形的事物都由它产生，它如同万物之父母，与物关系密切；世上吃谷、食气者都受“道”的支配，它如同明君，给予的恩惠实在是多；诸多的聪明人都学习“道”，它如同良师，给人的知识实在渊博。射箭者多次射箭都射不中，这时人教他使用瞄准仪，他就会很愉快，更何况制造生产仪器的人呢！

　　人没有谁不知道学习是有好处的，但就是不去做，这是因为平时的嬉戏娱乐害成这样子。人又大都以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才智无法广博且一天天贫乏起来。如果用开凿养鱼池的力气去耕辟田地，这田野也一定会开辟得很好；如果用堆土积山，修筑高台的功夫去修建堤防，这水也一定会治理得很好；如果以饲养狗马鸿雁的巨资来供养士人，这名声也一定相当荣耀；如果以平时射猎博弈的时间来诵读《诗》《书》，这学问知识一定相当广博。所以说，学习与不学习相比，就像正常人和聋哑人相比一样，差距甚大。

　　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够明白天人关系，通晓治乱之根本，用平和的心态、清静的头脑来思考，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也可谓掌握了事物的要略了。天地自然所营造化育的是禽兽草木；人类社会所制定的是礼节制度，还建造了房屋宫室，制作了舟船车辆一类的器具。作为治国的根本是仁义；作为统治的枝末则是法度。凡是人们用来求得生存的是根本，而那些促使人们走向衰败的则是枝末。本和末是建成一体的，对两者都珍惜是人之天性。将“本”放在首要地位，把枝末放在次要位置的人可算是君子；而用枝末的东西损害根本的东西的人称之为小人。君子和小人在其天性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先本后末”，一个则是“以末害本”。草木常常以粗大的为根本，细小的为枝末；禽兽又常常以大的为头、小的为尾。草木如果枝末比根本粗大，就会折断；禽兽如果尾大于腰，这尾巴就摇摆不动。所以动物从口中进食就会全身肥壮；草木灌溉它们的根部，就会枝繁叶茂。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是有本有末，养育它们又是有先有后，人对于社会的治理难道就能够没有头绪？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根本，现在如果人们不懂得致力于根本，却致力于枝末的话，那就等于是放弃对树根的浇灌而去浇灌枝叶，做的是一件蠢事。

　　再说法度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如果我们看重法度而轻视仁义，那就好像看重鞋子帽子而忘记头足，做的也是一件蠢事。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基础，想不加厚基础就扩建房屋，这房屋是要毁坏的；想不加宽基础就增高房屋，这房屋是要倾倒的。秦始皇赵政不增强德政却在一些枝末事上积累加码，所以被推翻；智伯不施行仁义却致力于拓展地盘，所以也被消灭。《国语》上说：“不加强它的栋梁，就承受不住重压。没有比国家更重的了，也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一国君主和他的臣民的关系，就像城墙和墙基的关系，又像树木和根基的关系，根扎得深这树木就牢固，墙基砌得好这城墙就坚实。

　　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普天下适用的法则，是治国的准绳。现在看来，商鞅的《启塞》，申不害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都是一些随手捡取的权宜之术，适用于一时，不是治国统治的根本方针、不反映社会世事的一般规律，也无法被人广博采纳和广泛流传的。楚国令尹子囊以败逃保全了楚国，但是败逃不能成为保全国家的一般规律；弦高以欺诈保全了郑国，但欺诈不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常用手法。现在那《雅》《颂》等诗歌，其诗的辞言都是人在真纯情感基础上抒发写成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能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能亲密相处。所以那《韶》《夏》等古乐，其乐声浸泽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如果取用怨思之声，用管弦乐器弹奏出来，听的人就会不是淫乱就是悲凄。这样淫乱就打乱了男女界限、悲凄就感染了悲思气氛，这哪里好称得上是音乐呢！赵王迁被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因思念故乡而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这诗歌的人无不落泪流涕。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无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将这类诗歌作为乐歌在宗庙里演唱，这哪里算是古代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和大车，可以使用而不宜过分喜爱；大羹的味道，可以食用但不宜过分嗜好；红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弹奏出的乐曲，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宜沉浸在欢快之中。所以无声的乐音是用来修正悦耳的乐曲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和味重的食品的；淫荡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悦耳清新，美味的食品虽然吃起来爽口舒服，但这些都不值得珍贵。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是不能拿来做榜样仪表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是不能拿来作真理的；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是不能当作正乐的。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张仪、苏秦五位先生的言论，只是一些便于巧辩而随手拾取的、适宜一时的权宜之术，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

　　圣明的君主在实施政治教化时，必定审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颁布法令确立规范时，也必定弄清事物的本末关系，不只是依据一事防备一物就算了。看到事物的开始就考虑到它的成功，观察到事物的源头就掌握它的流变，所以能够广泛实施而不会枯竭，又历时久远而不受污损。河水发源于山中而流入大海，庄稼生于田野而储藏在仓库，圣人看见事物的产生便知道了它们的归宿了。所以虞舜把黄金深藏在险峻的山里，是为了堵塞人们贪婪卑鄙的欲念。仪狄酿造出酒，禹品尝以后觉得味道甘美，于是放逐了仪狄并且禁绝美酒，禹王这样做是为了制止沉溺美酒的风气流行。师涓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的歌曲，师旷听了在一旁说：“这是纣王时的亡国之音”，并叹息着按住师涓的手不让继续弹奏下去，这是为了防止淫邪风气的流传。所以人民读懂了书、道德就会衰败，懂得了术数、纯厚就会变薄，知道利用券契、信用就会衰退，掌握了智巧、诚恳就会衰亡。巧诈藏于胸中，纯白洁净的品性就不完备、神圣清静的德行就不完整。

　　琴瑟本身不发乐声，但它的二十五根弦则各按自己的音调而应和；车轴自己不运转，但车轮的三十根辐条则各用自己的力量使车轮运转。琴瑟的弦有它的粗细紧松，这样才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车子的各部位有它的劳逸动静的功效，这样才能使车子长时期运转。使琴弦奏出声音的是不发声的琴身，使车子运转于千里之外的是不转动的车轴。以此推理到社会，君臣异道各司其职，这国家就得以治理；君臣同道职责不分，这社会就会混乱。地位高道术深的，臣民就服从；责任重道术浅的，就有凶险。所以贪图小的快乐伤害义，玩弄小的聪明损害道，小的巧辩危害治，苛刻凶狠伤害德。而伟大的德政无凶险，所以百姓民众容易遵循；最好的统治宽松缓裕，所以下层百姓不相争斗残害；最精诚的忠实返回朴素，所以民众不奸邪。

　　商鞅为秦国设置犯罪株连的法令，因而百姓们怨声载道；吴起为楚国制定削减爵禄的法令，因而功臣们纷纷背叛。商鞅之立法、吴起之用兵都是天下最杰出的。但就是商鞅的严刑苛法使秦王朝灭亡，这是因为商鞅只知道依靠法令的条条框框这样的文字来执法，而不懂得治与乱的根本之所在。同样，就是吴起的军事用兵削弱了楚国，这是因为吴起只熟悉布阵打仗的事，而不懂得宫廷的权谋。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他的女儿，这骊姬不是不美艳，但史苏就为此事而感叹，这是因为他已预见到晋国四代将要蒙难。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又在黄池战胜晋国，这不能不算捷报频传，但伍子胥就为此忧虑，这是因为他预见到夫差必被越王所擒获。齐国公子小白逃亡莒城，晋公子重耳流亡曹国，不能不算困窘，可鲍叔跟着小白，咎犯跟随重耳，并辅助他们，这是因为鲍叔和咎犯知道小白和重耳终有一天能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退守栖身会稽山修政处事毫不松懈，谋划复兴从不停止，这是因为勾践知道祸会向福转化。赵襄子伐狄连胜两场却面露忧色，这是因为襄子担忧这福会转变成祸。所以齐桓公丢失汶阳却反而称霸，智伯兼并晋国却反遭败灭。圣人能从重重叠叠的现象背后看到祸福的转化，并能考虑到曲折乖戾处的祸患。

　　原蚕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不是说不想两次获利，但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禁止这样做，因为两次收获会影响桑树的正常生长。离谷比稻谷先成熟，但是农夫就是锄掉它们，这是因为不要因获小利而影响大的收获。家里老人吃不同的饭菜，用不同的餐具进食，小辈儿媳赤脚送食物到厅堂，跪着给老人长者斟倒羹汤，这样做不是不费功夫，但就是不省略这些礼节，这是因为省略这些礼节就会伤害义理。由媒人说媒订婚约，男女双方聘纳礼品后才能娶走媳妇，男方家人还得穿着礼服去迎亲，这样做不是不烦琐，但就是不能变更这些礼仪，这是因为用这些礼仪来防止淫乱的。让百姓们互相暗中监视，谁犯法便马上报告，用这种方法来举报案情，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好采用，但就是不采用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采用这种方法会损伤到百姓间的和睦关系，并使仇怨由此结下而无法解开。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凿一小孔就会导致由此产生的百处缝隙，这就好像种下一树苗便会长出千枝万叶来一样。开凿出一小孔不足以会引出什么事来，但随之引出的百余处缝隙就足以将整个事情搞坏；栽下一树苗不足以有什么收益，但随之生出的繁枝则足以引起麻烦。愚蠢者常常被小利所迷惑，从而忘记有可能带来的祸害。菖蒲虽然能除去跳蚤和虱子，但人们不用它来编席子，因为它会招引蛉穷虫；狸猫能捉老鼠，但人们不会让它在院子里挣脱跑开，因为它会吃掉鸡子。所以有些事利小而危害大，有些事是这里有所得而那里有所失。因此有时候下棋，贪吃了对方两子，反而使自己无路可走，但有时候让对方一着棋，反而取胜了。

　　贪利占小便宜的行为是不可以算作德行的，同样，依靠智巧心计办事也不能算作法则的。所以仁和智是人的美好资质。所谓仁，就是爱人；所谓智，就是了解人。爱人，就不可能滥用酷刑；知人，就不易引发动乱。根据礼仪法度治国，就不会发生荒谬之事；不滥用刑法，就不会有暴虐的行为。上面没有烦琐杂乱的管理，下面没有怨声载道的情绪，那么社会各种灾害容易被消除，而中正平和的局面就会兴起。这就是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书》说：“能够既圣明又惠仁，黎民百姓就缅怀追随他，哪用为讙兜忧虑，哪用迁徙有苗！”智伯有五种过人的才能，但仍免不了死在他人手里，这是因为他对人不仁爱。齐王建有三种过人的技巧，但仍被秦国俘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贤能。所以没有比爱人更伟大的，智没有比了解他人更大的；仁和智都不具备，即使审察聪慧敏捷灵巧，勤劳辛苦，也不免出乱子。

 

 

《要略》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 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 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 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坠形》、有《时则》、 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 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 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 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 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 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治五藏，瀸濇肌肤，被服法则，而 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鉴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 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 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 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 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 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 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 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 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 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 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 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 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 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 紧守虚无之宅者也。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 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樽流遁之观， 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 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 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 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 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 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 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 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氾论》者，所以箴缕縩繺之间，扌韱揳啮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 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 符严晲，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 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 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 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 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窍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扃万物之窒塞 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 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 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 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 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 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 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 以使学者孳孳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 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 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 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 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 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 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 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 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 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 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 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 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 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 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 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 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 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 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 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扌麏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 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 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 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 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 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 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 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 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 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 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 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 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 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 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 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 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 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 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 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 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 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 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 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 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 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 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 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 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 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朝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 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 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 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 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 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 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 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50. 译文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著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阴阳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淫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氾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阴、阳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概括著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著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