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17

有道德修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做的事而去做，就显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务，也就使要求得到满足。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无瑕斑的，就连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无疵点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贵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这些小毛病无损于它们整体的长处和美感。假若老记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别人的优点长处，要想求得天下贤才是相当难的。过去百里奚喂过牛、伊尹曾做过厨师、姜太公操过屠刀、宁戚为谋官而唱过悲切的歌，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质。但一般性人只看到他们地位低微，又干过不光彩的事，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而没看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而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担任了诸侯的贤相时，人们才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伊尹实在是从砧板、灶边锅旁发迹的，姜太公是从屠宰场显身的，管仲是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后立下功绩的，百里奚从牛棚中兴起的，在用香汤沐浴洗尽身上的污垢，举行祓除仪式消除身上的晦气后，被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委以重权，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之所以能在卑贱低微时被人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的显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时代的特征。所以能在尚未显山露水之时就被人发现识别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种类型；如果等贤人显山露水、建功立业后才被识别是贤才，这就像市民百姓认识舜一样。如果按上面说的贤才大都出自民间、出身低微，我们也就放弃评判识别人才的标准，一头钻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寻找贤人，那会失掉更多的选才机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只是摹仿君王寻找贤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选贤才的标准和原则。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难明，令一些人眼花缭乱。有些刚愎自用的人，貌似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并不仁慈；戆头戆脑的人看似勇敢，实际上是鲁莽。假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像石头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那么识别评判人的优劣就容易得多了。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芜，都是那样地相似。所以普通的铸剑工匠都因宝剑像莫邪宝剑而感到困惑，而只有欧冶这样的工匠才能识别出它们的不同种类；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当成碧庐美玉，而只有专家猗顿才能不混淆它们之间的差别；同样，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伪装成君子的小人奸臣当成君子，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骗，并能从细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据蛇抬起头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长度；根据象牙的长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薛地的烛庸氏之子，只要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就能知道其剑的利纯情况。淄河与渑水混在一起，臾儿和易牙只要尝一口水，便能根据河水的甜苦来分辨出哪是淄河水、哪是渑河水。所以圣人也能根据人的行为表现，知道人的贤与不贤。孔子连廪丘封邑都推辞了，那么据此可以认定孔子不可能会去偷刀钩一类的小玩艺；许由连天子都不要做，据此可以断定许由绝不会稀罕封侯之类的事。所以，不曾被火灼伤的人是不敢去抓火的，是因为他看到过火是会伤人的；不曾被刀剑伤过的人是不敢去抓刀刃的，是因为他看到过刀刃是会伤人的。由此看来，可以从已经知道的现象中推知还未显露发生的事，以观察小节来推知大体。所以识别评判人的方法是：对地位等贵者是观察他怎样兴办事情的，对富有者是观察他怎样施害人家的，对穷困者是观察他不受什么，对卑贱者是观察他不愿意做什么，对贫穷者是观察他不拿取他人的什么。将他处于危难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他的勇气如何；用他喜好的东西去打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操行如何；将货物钱财交付给他，就能观察到他的仁爱如何；用恐惧的事物来触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气节如何；这样从多方面来对一个人的反复观察考查，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大概情况了。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花费少但激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君王，刑罚简省而能禁止奸邪；善于赐予的君王，费用不多而感受恩德的人多；善于获取的君王，收得多而没有人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内，突破包围后赏赐五位有功之臣，第一位就是高赫。身边的人说：“晋阳危难之时，高赫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现在他却奖赏得最多，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之危难的时候，国家、社稷处在危险关头，大臣们无不对我流露出骄纵轻侮之意，而只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之礼节。”所以赵襄子赏赐高赫，就是要使他手下的大臣无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到底。这就是叫奖赏少数、激励多数。齐威王在厅堂前摆了一只大鼎，列举数落无盐县令的罪状：“称赞你政绩的好话每天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但去视察你的政绩却见到田野荒芜、仓廪空虚，而监狱牢房人满为患。你这是在用奸诈之术欺骗我。”于是下令烹了无盐县令。这样使齐国在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真的是“路不拾遗”，社会清平安定。这就是叫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秦穆公外出游玩，马车坏了，右边的服马挣脱了缰绳跑了，被山里人捉去。穆公带人随后追到岐山南边，山里人正把那匹马杀了煮着吃。穆公对他们说：“吃这种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是会伤身子的。我特地赶来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吃伤了身体。”说完就让随从人员拿酒给他们一一喝过以后才离开。过了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指挥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牵住了穆公指挥车两边的马，正要活捉秦穆公。这时，去年吃穆公骏马的一伙人率着三百多号人，都冒死为保卫秦穆公而在指挥车周围拼杀，终于战胜了晋军，保卫了秦穆公并俘虏了晋惠公凯旋而归。这真可谓是费用不多而得到的回报却不少。齐桓公准备出兵征伐诸侯中的叛乱者，但一时铠甲兵器不足，于是发布命令，让犯重罪的人每人出一副犀牛皮铠甲和一支戟抵罪，让犯轻罪的人按犯罪轻重程度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而让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这一命令发布后，百姓们都很高兴，纷纷将箭竹加工成箭，将铜铁熔化后铸成各种兵器；齐桓公就用这些武器征讨了不义之君和无道之国，终于称霸了天下。这就是叫征收得多却没有人怨恨。所以英明的君主是根据民众的喜好来劝他们向善从善的，依据民众的憎恨来禁绝奸邪的，所以能奖赏一人而天下人都称赞、惩罚一人而天下人都惧怕。所以说最有效的赏赐是不浪费的，最有效的惩罚是不泛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孔子杀少正卯而堵塞了鲁国的歪门邪道，子产杀邓析而禁绝了郑国的奸邪活动；他们都能够由近喻远、由小知大。所以圣人是掌握要领持守简约，但却能收到广泛的效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而做坏事却很难。所谓做善事，只要清静无为便能做到；所谓做坏事，是说躁动而多欲。性情安适，去除多余的欲望，不受诱惑，依循本性，保存纯真，不让自己变异，就能为善，所以说做善事容易。而做坏事要翻越城墙，穿过险要的关卡，偷盗符节、印章、钥匙，又要篡位杀人、伪托君命、编造谎言，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做坏事也不易。现在有人之所以被关押或蒙受刑罚的磨难，是因为这些人欲望无限膨胀、不知节制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颁布的国法是：“盗墓的处死，偷盗的判刑。”这些是执法的范围。这法令针对着奸邪之徒，法网随时追寻着这些奸邪之徒的踪迹，即使是愚昧的男女都懂得触犯刑法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违反禁令是不能免除惩罚的。但就有一些不成器的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冒着有可能被判死罪的危险去干坏事，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蒙受刑罚的耻辱。因而每年在立秋以后，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会接连不断地来到牢房提取死囚，将其处死，以致使被处死的人血流满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这些死囚被利欲之心冲昏头脑，因而看不到死亡的祸患正等着他呢！现在假设战场上两军对阵，两方将交战，将领于是下军令：“冲上前去斩下敌首的授予爵位，后退逃跑的腰斩。”但是阵营中的士兵都不冲锋前进争立斩敌首的功劳，却后退蒙受腰斩的惩处，这是害怕冲上前去被敌人杀死，却往往忽视违反军法也是要处死这点。所以说利和害是相反相成的，祸与福是互相承接的，这个道理不能不弄清楚啊！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本想得到它，但恰恰因此而失去了它；有时你想避开它，但恰恰因此而碰到了它。楚国有个人在乘船过江时遇上了大风，波涛汹涌，此人十分惊恐，为了避开劈头打来的浪头竟自己跳入了江中。他并不是不贪生和怕死，但在一时怕死的念头冲昏头脑时反而忘了怎样活命这一点。所以说人的嗜欲也如同这样。有个齐国人偷金子，在街市正繁华热闹的时候，看到金子拿着就走，被捉住后问他：“你怎么敢在集市里偷金子？”那人回答说：“我没看到人，只看到金子。”这正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在干什么。所以圣人是明察动与静的变化，恰如其分地掌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理顺爱与憎的情感，调和喜与怒的情绪使之有节制。如果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降临；接受和给予适度，罪孽就不会来纠缠；爱憎理顺，忧虑就不会产生；喜怒节制，怨恨就不会侵犯。所以通达于道的人，是不随随便便捞取好处的，也不会无故推辞应得的福利；自己该有的不放弃，不该有的不索取；这样永远充实而不溢出，恒常虚空而易满足。因为有满足感，所以屋檐漏下的水就足够装满盆盂酒壶；因为没有满足感，所以就是有江河之水也不足以装满盆盂酒杯。人心就是这样。人并要自觉地用道术来衡量：只求吃饱穿暖就足以怡养你的七尺之躯了；反过来说，你如不用道术来衡量、检束自己，那么即使给你万乘之国的权势，你也会嫌不尊贵；即使给你天下所有的财富，你也不会感到高兴。孙叔敖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伤的神色，这是因为爵禄不能拖累他；荆佽非在两蛟龙挟持缠绕他所坐的船的危急情况下，神志不动摇，这是因为怪物不能吓倒他。所以圣人是心志平静，精神内守，外物不能惑乱他的神志。

　　喝醉酒的人，会低着头走进城门，他还以为走进了七尺高的房门呢！而渡过长江淮河，他还以为是过一条几尺宽的小水沟呢！这些表现都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而造成的。胆小的人，晚上看见立着的圭表，还以为是鬼；看见地上躺着的石头，还以为是老虎。这些都因为恐惧吓散了他的魂魄，何况这种人真的碰上天地间的怪物呢！雌雄相配、阴阳交迫，羽翼类的生成雏鸡、小鸟，毛类的生成驹犊，柔软的是皮肉，坚硬的是齿角，这些人们见了并不感到奇怪；老槐树会发天火，人死后血气会发出磷光，这些人们见了也不感到奇怪。但山里出现山精枭阳，水中出现水精罔象，树木中产生木精毕方，井里生出土精坟羊，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这是因为平时看得少、听得少，对这方面事物的认识比较浅薄。天下的怪异之事物，只有圣人能认识；利害之间的转化，只有聪明的智者能看透。

而那些似同似异，难以分辨清楚的事物，真把世俗的平庸人给弄糊涂了。在这个社会中，有些事情不便公布于海内外，有些消息对老百姓来说又不是十分明确，因此就借助于鬼神吉凶祸福等迷信的观念来定出种种禁戒，并汇合各种情形，加以类推，为民众提供解释现象、传闻的徵兆依据。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例如世俗社会说：“祭祀祖先神灵的牺牲，猪是上等的祭品；安葬死者时不可将裘皮随着陪葬；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开他的臂肘；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这些说法在法令中都没有记载，但在圣人间倒有口传。祭祀祖先神灵以猪为上等祭品：并不是说猪就一定比麋鹿之类要好，但神明偏偏享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猪这样的牲畜为一般人家普遍饲养，并容易得到，所以是因其方便易得而提高了猪的尊贵地位。同样，裘皮不可以随死者埋葬于地下，并不是它没有丝绵帛绢那样的保暖性，而是世人认为裘皮是难以得到的昂贵物品，可以世代相传，它对死者毫无益处，倒可以用来给生者保养身体，所以根据它的作用而订出忌讳它作随葬衣服。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开他的臂肘：这是因为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难免失手伤人，因失手而互相伤害，这样的祸患就大了；再加上双方都无血海深仇而要争斗，只因闹着玩这样的小事而陷于刑杀之中，实在不应该。而愚昧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不忌讳这种事，于是就搬出祖宗神灵来吓唬他们，让他们有所禁忌。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假若鬼神能变化莫测，那它就不必一定要通过门窗而进来；如果鬼神是循空虚而入，也就不会踩着门槛上的你。那么为什么要订出这样的忌讳呢？这是因为门窗过道是风所通过的必由之路，而风又是阴阳激荡冲突的，遭门风吹袭就要生病，所以人们借助鬼神踩头的说法来达到告诫的目的。凡此种种说法，当然不可能载入法典书策而收藏在官府之中，所以利用吉凶观念来解释它们，为的是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危害性，于是借助鬼神的威严神圣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实际上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愚昧的人却又以为真有鬼神致吉凶福祸的事，那些根本不信鬼神的人又认定这是假的而加以否定。只有得道的人才能了解它的意义。

如今世上人们祭祀井神、灶神、畚箕扫帚神、门户神、杵臼神等，并不是这些神真能享受到祭祀，只是平时过日子的人们每天要没完没了地麻烦辛苦它们，所以碰到过年过节，人们就会感念它们的好处，用这种祭祀的方式来表示不忘它们的功德而已。高山地带的空气接触冰凉的岩石就会凝成水珠，并形成云气产生雨带，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雨就会降临大地，这种情况只有像泰山这样的高山地带才会发生；大旱三年都不会断流，泽水灌溉百里滋润着大地草木，这只有长江、黄河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天子将天下的山川都列入祭祀范围。按照这种观念，凡在危难中挽救过主人的战马，其死后人们就用被褥蒙裹后埋入地下；同样，耕牛一生为人们勤劳耕作，所以牛死后人们用大车拖着掩埋掉。牛马有功劳，人们尚且能不忘怀，更何况人本身呢！这就是圣人为什么要人注重仁爱恩德的原因。所以炎帝因教会人们使用火，所以他死后被尊为灶神；大禹为天下操劳，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土地神；后稷因教会人们种庄稼，所以他死后被尊为谷神；羿为人们除掉了害人精，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宗布神。以上这些便是产生鬼神观念的原因。

　　北楚有位行侠义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他不要再做行侠的事了。他不听。有一次县里发生了盗贼偷盗事件，官府彻底搜查了他的住宅，他和盗窃案有牵连的事被察觉，于是这位侠士吓得连夜逃跑。官府的差吏追踪搜捕他，在半路上追赶上了他，但那些平时接受过这位侠士恩德的人都为他抗拒追捕，使他免遭逮捕，安全地返回了家里；到家后的侠士对他的子孙说：“你们多次阻止我行侠，现在有了灾难，果然靠那些受过我接济的人免去了祸患，说明你们平时劝我的话是不能听从的。”这位侠士正是只知道怎样免除灾祸，而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不发生灾祸。像他这样看问题，怎么会不迷惑呢？

　　宋国有一个人嫁女儿，他对女儿说：“这桩婚事我看未必能保持长久，假若夫家把你遗弃，赶你出门，你就不能不早点作准备多私藏些钱财。私藏的钱财多了，到时候被赶出门后再去嫁人也容易些。”他女儿果然听从了父亲的计谋，在婆家经常偷窃夫家的钱物藏起来。后来这女子的公公发现了这媳妇的偷盗行为，就将她赶出了家门。而她的父亲非但不觉得这件事做错了，反而自以为得计。这位父亲只知道为防女儿被遗弃而教其偷藏财物，却不知道正是偷藏财物才导致被遗弃这点。像这位父亲那样考虑问题，哪能不荒谬呢？现在有人租用车子来运货，他将货车装得满满的，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车子和牛的气力，还为了怕压断车轴，专门备了一副车轴和车辕放在车上，但这样一来，更加重了车的重量；他不知道正是这加上去的一副车轴和车辕加重了车的重量而导致车轴折断。楚国国君身佩戴着一块玉玦去追赶兔子，在追赶兔子过程中碰碎了玉玦；以后他为了防备奔跑中碰碎玉玦，就佩戴两块玉玦来预备其中一块破碎，谁知因为是两块玉玦，所以在奔跑中两块玉玦互相碰撞，碎得更快。使国家混乱不堪的做法，就像这种情况。

　　那鸱鸟的眼睛很大，但视力不如老鼠；盚虫的脚很多，但不如无脚的蛇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大的不如小的，多的不如少的情况。至于说到从强变弱，由弱变强，危转为安，存变成亡的这些情况，不是圣者，谁能看得清！大小尊卑，是不能笼统而论的，只有道的存在才是最珍贵的。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天子处在郊外行宫的时候，九卿、大夫都为此奔走忙碌着，坐着的人就得为天子到来而趴伏在地，而原本可斜靠一会的人也不得不赶紧站得整整齐齐，毕恭毕敬。而这个时候，留在朝廷值班的官员们倒可挂上宫帽，解下佩剑，放松衣带而安舒躺下。这不是说郊外的行宫比朝中的明堂太庙更大、更尊贵，而是因为至尊的天子在那里居住。这道的尊严，不只是像天子尊严那样只当天子出现的时候民众才敬仰他。这道的尊严能使蛰伏着的昆虫和巢穴中的喜鹊都向着它，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调啊！帝王君主如果能禀受到天道，融合和谐，那么禽兽草木就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了。

 

 

《诠言训》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 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 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 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 反其所生，故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 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 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故无为而宁者，失 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 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 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 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贵，而 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故虎豹之强来射，蝯狖之捷来措。人 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情者，不务性 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詹 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 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 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 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 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 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慧识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 强胜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 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渡水而无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 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 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 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 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 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 必不惑于道。故广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多知为败。毋视毋听，抱神 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 咎无誉。”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 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 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 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善游者，不学刺舟而便用之，劲■者，不学骑马而便居之。轻天下者，身不 累于物，故能处之。泰王亶父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 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从之，遂成国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 宜乎！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 天也。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尊君也。辟地垦草者，后 稷也；决河濬江者，禹也；听狱制中者，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故得道以御 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方船济乎江， 有虚船从一方来，触而覆之，虽有忮心，必无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 一谓歙之，再三呼而不应，必以丑声随其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今实也。人 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

　　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 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 宁。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 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 非怨，则几于道也。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 之誉己也；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之 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祸福 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 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 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 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 尺地之有！

　　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挫也。 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 道之者危。故秦胜乎戎，而败乎殽；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劝 而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圣人无 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 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 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 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旁祸，外无旁福。祸福不生，安有人贼！

　　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议则生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 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 修自然，己无所与。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 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故《诗》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有智 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后 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 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章人者， 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为 善，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货数而任己。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 于为质，则治不修故，而事不须时。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责 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妄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 败也，不足以敝身。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控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 者也。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 无欲者也。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则免于累 矣。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 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 治，常卒于乱。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掩，邪 巧则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 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 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 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 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 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 治。

　　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若内治 而待时。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殚而欲厌；卑礼婉辞， 则论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而无自恃 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 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离，则为 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 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君 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 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 敌之道也。

　　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一人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 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衢，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 甚于无君之时。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君好智则倍 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澹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 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负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御 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上 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少取多与，数未之 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 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 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 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 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 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 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 食，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必为 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

　　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 不生，岂若忧瘕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 昆山之玉瑱，而尘垢弗能污也。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 失。故祭祀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处尊位者，以有公 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钤谋， 故称平焉， 不称智也。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 离，而为论者莫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非藏无形，孰能形！三代之所 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 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

　　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 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此两者，常在久见。故 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 备，则天下之时可承。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故老子曰：“ 虎无所措其爪，兕无所措其角。”盖谓此也。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 形，故能有形；金石有声，弗叩弗鸣；管箫有音，弗吹无声。圣人内藏，不为物 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 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

　　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天有明，不 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 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 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 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 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 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 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 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为可以托天下也。

　　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 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于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 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 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 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 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圣人无屈奇之服，无瑰异之行， 服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 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升降揖让，趋翔周游，不得已而为 也，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岂加故为哉！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 者，皆无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得其齐，行由其理， 虽不必胜，得筹必多。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駎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 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何则？先在于数，而不 在于欲也。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 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有百技而 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 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周公 殽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县，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畮一守，不遑启处， 无所移之也。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处尊位者如尸， 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 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 以为仆，无害于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弦虽 急，大弦必缓。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 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今与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 虽怨不逆者，后也。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 愚，必从旁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两人相斗，一羸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 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斗也。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 之胜躁，数也。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 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寤，此之谓狂。有祸则诎，有福则嬴，有过则悔，有功 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 而不可以将众。蓼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 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 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心有忧者，筐床 衽席，弗能安也；菰饭■解牛，弗能甘也；琴瑟鸣竽，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 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 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凡人之 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 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 一概。日月<广叟>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大道无形，大仁无亲， 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向方矣。军多令则乱，酒多 约则辩；乱则降北，辩则相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 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 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

　　《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 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备有也，然 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 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 圣人谨慎其所积。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廪。见所始则知终矣。 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 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末。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而应化者。 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 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不进而求， 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去时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

　　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直己 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无 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 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 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 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 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 可与言道矣。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 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而横祸至者， 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故知道者 不惑，知命者不忧。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 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

 

50. 译文

 

　　天地浑然未分，整个地呈现出未分的混沌整体，当时还没有形成生出有形的万物，这种状态称之为“太一”。万物都出自于这个“太一”状态，成形以后各不相同，有飞禽、走兽、游鱼，这就称之为“分物过程”。以后又可根据不同的种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的物种、群体和生命形态也各不相同，但表现为有形这点上是一致的。各类物种因种类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贯通，于是显示出它们的千差万别，并再也无法返回到它们原本那种混一的状态。所以万物均处于它们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也就有了“生”，而“死”便是万物生命运动的终结。这些物种无论处在何种生命状态下都属有形物体，而不是虚无的物质，创造物的东西，造物者似乎已消失在万物之中了。

　　考察天地未分的时候，人类从无中产生，表现为有形，一旦有了形体，就受物质的制约。如果能够再返回到产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没有形体的人那样，这样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与“太一”分离。圣人不做名誉的承受者，也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做事情的执行者，更不做智谋的主人；他隐蔽时没有形体，行动时没有影迹，遨游时没有徵兆。他不为福先也不为祸始；他保持着无形状态，行动完全出于自然。想要获得幸福的人有时却获得了灾祸，想要获得利益的人有时却遭受了损害。所以不如“无为”，“无为”倒能使人安宁，失去“无为”倒反而危险。这就像无事治理天下，有事天下混乱一样。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闪闪发光，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指指点点；义通过品行道德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总关注着它。人们所指点的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人们所关注的行义，行动有它的规矩。因为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所以就引起人对星辰的评论；因为行义有它的规矩，所以就引起人对行义的议论。而圣人则将自己的光辉掩藏在无形之中，将形迹隐藏在无为之中。王子庆忌因勇武死于刀剑之下，后羿因喜猎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则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酱，苏秦因摇唇鼓舌被人杀害。人没有不是推重张扬他的长处，而掩盖看轻他的短处的；因而常常沉醉得意于他自以为的长处和优点，而掩饰遮盖自以为低贱的短处和缺点。那些值得推重张扬的长处往往因表现出来而显得有具体特征，而那些短处缺点因被掩饰遮盖而不为人所见。然而正是由于推重张扬长处，显得有具体特征而导致祸害：虎豹就因具有勇猛强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射猎，猿猴就因具有敏捷灵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捕捉。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推显他的短处而不张扬他的长处优点，就可以和他谈最高深的“道”的理论了。

　　自信的人是不能用诽谤赞誉来改变他的志向的，知足的人是不能用权势利益来诱发他的欲望的。所以通达天性的人是不会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懂得命运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本身所无法左右的事情的，通晓道体的人是没有外物能够搅乱他的内心和平的。詹何说过：“还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差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划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就无法画出圆形来。自身的修养就像上述说的矩尺圆规，没听说过自身不正而使别人端正的事。溯源天性、端正心术、理顺好憎感情、调适情性，那么治国之道就通畅了。溯源天性就不会被祸福迷惑，端正心术就不会喜怒无常，理顺好憎感情就不会贪求那些于本性无用的东西，调适情性这欲念就不会没有节制。不被祸福所迷惑则行为就能动静循理，不喜怒无常这赏罚就不会出偏差，不贪求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本性，欲念有节制就可怡养天性而知足。这四个方面，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也不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只须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单凭智力就能做成的，也不能单靠聪明就能认识清楚的，更不能只靠人的本事能办成的，同样不能只以仁术就能使人归顺的，单凭强力取胜更不可能。这智力、聪明、本事、仁术、强力五项都归属人的才能范畴，但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养好了，这五项才能也就随之能发挥作用；反之只强调突出这五项才能，那么德行修养也就被忽略了。所以只有获得了“道”，就会使愚笨无能的人都会感到力量无穷；反之失去了“道”，就会使聪明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这就好像泅渡江河而没有游泳技术，即使身强体壮也一定会沉没；而有了游泳技术，即使身体瘦弱也一定会顺利渡过，更何况托身于舟船之上呢！

　　治国的根本，务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失农时；使人民不失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徭役；减少徭役的根本，在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归返虚静平和的天性；归返天性的根本，在于抛弃内心世界那些多余的精神压力；去掉抛弃了这些精神压力，心胸就会虚静；心胸虚静就平和；平和是道的基本素质，虚静则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够拥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会失去诸侯国；能够拥有诸侯国的诸侯王，必定不会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够治理好自己家族的，也必定不会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的；能够自身修养的人，也必定不会忽略自身的心性；而能够使自己心体返归本原的，必定不会亏损本性；不亏损本性的人，必定不会迷失“道体”的。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持守着你的内心，周密地封闭与外界的接触，智慧过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以虚静平和的心态拥有精神，那么形体就会自然端正。”不能把握自身的虚静平和而能通晓道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易经》说：“收束口袋，没有过错也不会有赞誉。”能够称霸成王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一定是个强大的人；而能够强大，一定是利用了民众的力量；能利用民众的力量的人，也必定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也一定自身修道得道的；而能够得其道的，一定是以柔弱处世处事的。强硬尽管能胜过不如自己的人，但碰上力量与之相等的人就互相抗衡而难以取胜了。而柔弱可以胜过比自己强大的人，它的无形的柔性之力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能从多次失败中转变为大胜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善于游泳的人，不学撑船技术，只须运用游泳术便能渡河了；脚力强健的人，不学骑马技术，凭着强健脚劲便能行走了；看轻天下的人，因不受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安然处之。泰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族人常来骚扰，亶父拿出皮革、帛币、珍珠玉器来进贡给狄人，但狄族人照样不断地侵扰。亶父于是辞别了邠地的父老长者迁移到岐周，百姓们扶老携幼跟随他，终于在岐周建立了国家。由亶父这种志向意愿推论，经过四代人的努力终于拥有了天下，这不是也相当合时宜的事吗？这也说明不将占有天下作为目的的人，就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它使万物生长死亡，这些并不是上天有意而为，只是一种自然过程，而人民照样尊重上天。操持日常事务，主持执行法令，管理百官民众，这些是具体官员、有关部门做的事，君王并没有做这些事，但人们还是尊崇君王。拓垦荒地、开辟耕地的是后稷，挖决黄河、疏导长江的是大禹，审理刑狱、裁决公正的是皋陶，但是有圣王之名的却是尧帝。所以掌握道术，以此来驾御天下的君王，他自己即使没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使用；而没有道术的人，技能就是再多也无济于事。乘着筏船渡江，有条空船随风飘来，把筏船撞翻，这时筏上的人尽管恼怒万分，但也没法向人泄愤怒。现在假设那空船上有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