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11

那优秀的驾御手，使马儿的体形动作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马儿沟通一致，那么就是经过险阻，到达远方，进退转弯，没有不称心的。反过来说，即使有骐骥、 騄駬这样的良马，但让臧获这样的愚者去驾御，那良马反而变得暴躁放纵起来，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坏事。所以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这样恰到好处，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不是根据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是根据他人的非议或赞誉来评品人之优劣，抛弃勤于公职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奇异之才就会躁进跻身处在与他才能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官员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晋升。这样一来，全国的民间风气就被搞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准则是君主用来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众百姓的，如果放弃不用，就好像不用缰绳嚼子、骑光背马疾驰一样，百官百姓反过来会戏弄君主。所以说君主有法术就可制御群臣百姓，不用法术或无法术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离开树林，就会被狐狸擒获，这是因为它处在它不该处的地方。 统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弃君主本应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属官员分内的事，这样使下属官员反而感到不好办，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而那些忠于职责的官员也只能顺从君主的意愿、看着君主的脸色行动以讨君主欢心；他们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不用，反将自己分内的事，乃至责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在这种君主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情况下，那些尊贵的卿相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官员对于考察事理，骄横放纵的官僚对于恭谨守职，势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每事必亲躬，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着所有的责任包袱无法摆脱。这样，君主原本有限的统御群臣之术就在日常事务中被削弱，办事处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琐具体的国务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个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严不足以施行惩罚，这样就无法与群臣百官产生交往。还有，君主如果在内心世界产生喜怒情感，就会在外表神态、言语中表现出来，这样使那些忠于职守的人偏离正道而转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会出于私心破坏法律来顺从不正之风，于是奖赏与功劳不相符合，处罚与罪行不相对称，上下离心离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执政官员阿附逢迎君主，那么当他们有过失时，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们；而有罪不加以惩处，百官群臣就会议论纷纷心情烦躁而思想混乱，这时君主再有智慧也无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当诽谤和吹捧风气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无法照亮人们。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无为，那么君主是越辛劳而下属百官是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销熔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淫荡精气就会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欲火、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自觉爱好善良，乐意正派，不靠禁令惩罚而就能遵守法规的老百姓，大概是一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因为这样，所以君主发布法令就应坚决、实行就应坚定，服从者就让他得到好处，违逆者就叫他遭殃，这样，转眼功夫，天下就没有不遵守法规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剑锋，将剑倒着迎战敌人，即使是像北宫子和司马蒯蒉这样的勇士恐怕也难以去与敌人交战；而手握剑柄、以剑锋对准敌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战胜敌人。这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让乌获、藉蕃这样的大力士去牵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断，这牛还是不听你的话，原因是在于你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细的枝条贯穿牛的牛鼻，这样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顺应了本性。七尺船桨能够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由于凭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是依靠民众的势力。

　　能够堵塞防止危害民众的事，开发推行有益于民众的事，这样君主的威信，就像挖开池堤池水畅通灌溉田地一样深入人心。所以说顺流而下是很容易到达目的地，背对着风奔跑是容易跑得远的。齐桓公登基执政，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的猛兽和吃粮食的鸟儿，撤除捕捉动物的网罗，仅这三项措施实施就使百姓心悦诚服；而殷纣王残杀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间产生怨恨，斩断早晨趟水过河人的胫骨就引起万民叛乱，仅这二项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时都获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获益，就能使天下人从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没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时受害，但只要残害了一人，天下人就会离心背叛。所以齐桓公靠办三项事件便九次会合诸侯；殷纣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灭亡，此时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赋税，一定要事先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席垫，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尸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府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骚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阴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体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为，众人也就随之为非胡乱起来。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

　　圣明之人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考虑问题要细致，处事要谨慎，同时胸襟要开阔，志向要远大；智谋要圆通灵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广泛多样而处事要简约。所谓心要细，是说要在祸害尚未发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预见而加以防备，警惕和谨慎地对待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及萌芽状态中的危险，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所谓胸襟开阔，志向远大，是说能兼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四方边远的异邦，庇护恩及天下百姓，让他们亲密聚合如同一个宗族的人；无论是和你一致的还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将他们团结在你的身边，就像车辐聚合在车毂周围一样。所谓智谋圆通灵活，是说智慧如圆环那样反复运转、始终无端；像江河那样到处奔流，四面畅达；又像深渊泉水那样永不枯竭；这样万物因此兴盛，没有不响应随从的。所谓品行端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屈服，朴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自满。所谓才能广泛多样，是说文武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止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和抵触，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处事简约，是说掌握权柄、运用权术，以简约驾驭繁琐、以少制多，处静执中，如同璇枢掌握斗柄运转一样，以一合众，就像符节相合。所以心细谨慎者就应将错误禁绝于微细萌芽中，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者就应无所不容，智谋圆通者就应无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为，才能广泛者必无事不能，处事简约者必持简要原则。

　　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读歌，乐师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由有关官吏报告君主，史官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减少天子膳食以示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的措施。这些圣人明主，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对于过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荡而称王拥有天下。在那个时候，君主饭前要先击鼛鼓，饭毕演奏完《雍》乐后再撤席，用过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处事时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却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为祸作乱，这可以称得上最可贵的德政了。但是他们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谨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巨桥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将鹿台府库里的钱财分发给民众；同时修整忠臣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贤德，朝拜商汤的宗庙以示敬仰，并解除对箕子的囚禁；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故旧、新人之分，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命使用的并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亲信旧臣，但安然地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一样，使他们能像原有的亲信旧臣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广泛地研究以往治国的是和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记录在册存放明堂以供借鉴。然后广泛求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处理应对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智谋是多么地圆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使他大了能安宁，只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这种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错开有矛盾的，有时又结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这两者的含义则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知人爱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则受义制约。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讲道义，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样，是没有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作农田之事是相当辛苦的，纺纱织布之事也是相当麻烦的，但老百姓就是在这辛苦麻烦中也不放弃耕织，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靠耕织才能过日子。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获得衣食的途径只能从事耕织，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知道，这种耕田织布像其他事物一样，开始时是辛苦麻烦，但最终是会获利的，然而在众多蠢人中间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变通灵活处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变通灵活处置事情的很少。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所具备的物性，聪明人也都具备；事物可以变通，聪明人也都能灵活变通。这也就是聪明人之所以顺顺利利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是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开始得意高兴而后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诉他今天干什么便能成功享受荣华富贵、明天再考虑怎样做合符道义的事，他很能听得进；但你告诫他应该先做些合符道义的事，以后再考虑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很难听得进你的话。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当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洁白的丝绸那样。”又问：“黑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样。”但你真的拿出白与黑两种颜色的东西叫他分辨，他就无法分辨了。这是因为分辨白与黑靠眼睛，而说出白与黑则靠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来描述白与黑色，但无法用眼来辨别白与黑，所以当他用口描述白与黑时，其能力与常人一样；但当他要用眼睛来辨别白与黑时，其能力就与常人不一样。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这道理无论是聪明人愚蠢人、贤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义的，但要他们讲清楚怎样尽孝尽忠、为何要尽孝尽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大凡人们考虑问题，总是首先认为可行的，然后才去实施，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人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人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由于聪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重要的。将“仁”作为主体，用“智”去实施它；这样以“智”、“仁”作为基础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辩才，处事迅速勤快、灵巧机敏，聪明地审察分析，这样就集中了所有长处，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没有多少，却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为主干表现在外，而拥有的上述这些“捷疾、劬录”等，只会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却勇武有力、果断敢为，就会像疯子握利剑一样，后果难测；没有“大智”却能言善辩、机敏乖巧，就会像骑着骏马驰骋而漫无目标。所以虽然有才能，但使用不当，所处不适宜，那就会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错误，这样，所具有的技艺多还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让他获得有利地位、处有利形势的。而那些天质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权力的。

　　鱼得到水才能游得快乐；如果池塘决口水干涸，脱离了水的鱼就可能被蝼蛄蚂蚁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负责修理池塘堤防，补好缺口，这样鱼就能得水而获利。国家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也应有赖以生存的东西。这国家赖以生存下来的东西是“仁义”，而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则是“行善”。一个国家一旦到了不讲“仁义”，那即使大国也必亡无疑；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难以参与；而在家孝敬父母、顺从兄嫂、取信朋友这些事却用不着君主发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开自己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不应做的事，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事理。士人处在卑微隐逸的地位时，要想上进有所表现，必须首先从自我修身养性做起。所以进取为官是有门道的，你如果名气声誉不佳，还是不能被选中任用的。同样获取名誉也是有门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于朋友，也是难以获得好声誉的。同样取信于朋友也是有门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让父母愉悦，那又怎么会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于友？能让父母愉悦舒坦也是有条件的，你自身的修养都不真诚，又怎么能侍奉好父母双亲？同样，修身真诚也是有准则的，如果心不专一，就难以做到心性真诚。上述这些做人的道理相当浅易，并且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是做还是不做；但有些人却要到远处去寻找这些道理，所以总是无法得到。

 

 

《缪称训》

 

　　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 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其坐无虑，其寝 无梦，物来而名，事来而应。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 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 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岐道？９见者，遏 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 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 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 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 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 吝。”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 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 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 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 一人，应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其能善大矣。

　　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 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 不自矜。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凡人 各贤其所说，而说其所快。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 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 尧，是犹以升量石也。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 尝见狸也。狐、狸非异，同类也。而谓狐狸，则不知狐、狸。是故谓不肖者贤， 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

　　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纩，不 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 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侏儒鼓师，人之困慰者也， 人主以备乐。是故圣人制其刂材，无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也 诚。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诸 己也。故上多故,则民多诈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闻也。说之所不至者， 容貌 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也。可 以形势接，而不可以昭讠忌。戎、翟之马，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唯造父能尽其 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必有不传者。中 行缪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盖力优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 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 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 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 见始，其知终矣。媒妁誉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强饭之，莫之爱也。虽亲父慈 母，不加于此，有以为，则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来也；施死者，非专 为生也。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 不胜质，之谓君子。故终年为车，无三寸之钅害，不可以驱驰；匠人斫户，无一 尺之楗，不可以闭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结。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 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泽，而不可以昭讠忌。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 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 之闻也。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 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三 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 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 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 必远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 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故人之甘甘，非正为庶也，而庶焉往。君子之惨怛， 非正为伪形也，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 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不能使无忧寻。 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 “我其性与！”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诗》曰：“执辔如组。”《 易》曰：“含章可贞。”运于近，成文于远。

　　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释近斯远，塞矣。闻善易，以 正身难。夫子见禾之三变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 见善则痛其身焉。身苟正，怀远易矣。故《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 小人之从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义。所求者同，所期者异乎！击舟水中，鱼沈 而鸟扬，同闻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负羁以壶餐表其闾。赵宣孟以束脯免其躯， 礼不隆，而德有余，仁心之感恩接而よ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 则为恩厚，其在责人则生争斗。故曰：兵莫よ于意志，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 χ鼓为小。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故人之忧 喜，非为鹿，焉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眯而抚，若跌而据。圣人之为 治，漠然不见贤焉，终而后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骐骥不能与之争远。

　　今夫夜有求，与瞽师亻并，东方开，斯照矣。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 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 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 不祥。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霾也。声扬天地之间，配日月之光，甘乐之者也。 苟向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 得也。声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 以击，何怨乎人？故管子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虚而能满， 淡而有味，被褐怀玉者。故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树兰，美 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

　　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闾张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 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 之。无勇者，非先慑也，难至而失其守也；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 虞公见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祸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夺也。人之欲荣也， 以为己也，于彼何益？圣人之行义也，其忧寻出乎中也，于己何以利？故帝王者 多矣，而三王独称；贫贱者多矣，而伯夷独举。以贵为圣乎？则圣者众矣；以贱 为仁乎？则贱者多矣。何圣人之寡也。独专之意乐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 之及己也。始乎叔季，归乎伯孟，必此积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独梁， 不为无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难。情先动，动无不得；无 不得，则无，发而后快。故唐、虞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 桀、纣非正贼之也，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

　　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譬若鼓，无所与调，无所不比。丝管金石，小 大修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 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闻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视之，其母也。艾陵之 战也，夫差曰：“夷声阳，句吴其庶乎！”同是声而取信焉异。有诸情也。故心 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则是也，其声非也。”文者，所以接 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 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输子阳谓其子曰：“良工渐乎矩凿之中。” 矩凿之中，固无物而不周。圣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马，医骆以治病。同材而各自 取焉。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忄及于不己知 者，不自知也。矜怛生于不足，华诬生于矜。诚中之人，乐而不忄及，如好声， 熊之好经。夫有谁为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号而哭，叽而哀，而知 声动矣；容貌颜色，理诎亻曳倨佝，徇知情伪矣。故圣人栗栗乎其内，而至乎至 极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顺，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 崇侯、恶来，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 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每首， 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凡高者贵其左，故下之于上曰 左之，臣辞也；下者贵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君让也。故上左迁，则失其所 尊也；臣右还，则失其所贵矣。小快害道，斯须害仪。子产腾辞，狱繁而无邪， 失诸情者，则塞于辞矣。成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 譬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开矣。舜、禹不再受命，尧、舜传大焉，先形乎小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禅于家国，而天下从风。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无载焉而不胜，大而章，远而隆，知 此之道，不可求于人，斯得诸己也。释己而求诸人，去之远矣。

　　君子者，乐有余而名不足，小人乐不足而名有余。观于有余不足之相去，昭 然远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闻也。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 不顾义。子曰：“钧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 异。”故哀乐之袭人情也深矣。凿地漂池，非止以劳苦民也。各从其庶而乱生 焉。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桀、纣日怏怏以致于 死，不知后世之讥己也。凡人情，说其所苦即乐，失其所乐则哀。故知生之乐， 必知死之哀。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 人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曼生乎小人，蛮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 诱然与日月争光，天下弗能遏夺。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金 锡不消释则不流刑，上忧寻不诚则不法民。忧寻不在民，则是绝民之系也。君反 本，而民系固也。至德小节备，大节举。齐桓举而不密，晋文密而不举。晋文得 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齐桓失之乎闺内，而得之乎本朝。

　　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 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照惑者，以东为西，惑也；见日而寤矣。卫 武侯谓其臣曰：“小子无谓我老而羸我，有过必谒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 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论者也。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 也。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 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 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 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 能必免其祸。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有道 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 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

　　凡万物有所施之，无小不可；为无所用之，碧瑜粪土也。人之情，于害之中 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 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为表者，未之闻也。君子时则进，得之以义， 何幸之有！不时则退，让之以义，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饿死首阳之下，犹不自悔， 弃其所贱，得其所贵也。福之萌也绵绵，祸之生也分分。祸福之始萌微，故民 曼之。唯圣人见其始而知其终。故传曰：“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 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 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故楚庄谓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 宅。是二者，女无一焉，吾无以与女。”可谓不逾于理乎！其谢之也，犹未之莫 与。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 惭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乐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国者多矣，而齐桓、晋文 独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而三王独道。君不求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弥远， 而后世称其大。不越邻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礼可为也，而莫能夺之名 也。必不得其所怀也。

　　义载乎宜之谓君子，宜遗乎义之谓小人。通智得而不劳，其次劳而不病，其 下病而不劳。古人味而弗贪也，今人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于其美 者也。金石丝竹，助而奏之，犹未足以至于极也。人能尊道行义，喜怒取予，欲 如草之从风。召公桑蚕耕种之时，驰狱出拘，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文王辞千里 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若夏就，上车授绥 之谓也。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 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 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铎以 声自毁，膏浊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猿之捷来措。故子路以勇死，苌弘以 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险者不得履绳，出林者不得直道，夜 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贯冥冥入于昭昭，可与言至矣。 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晖目知晏，阴谐知雨，为是谓人智不如 鸟兽，则不然。故通于一伎，察于一辞，可与曲说，未可与广应也。甯戚击牛角 而歌，桓公举以大政；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缨。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 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谕人心，不可 及也。简公以懦杀，子阳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于律者，其清浊 一也；绳之外与绳之内，皆失直者也。纣为象箸而箕子叽，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 见所始则知所终。故水出于山，入于海；稼生乎野，而藏乎仓。圣人见其所生， 则知其所归矣。

　　水浊者鱼佥，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青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 解，吴起刻削而车裂。治国譬若张瑟，大弦纟旦，则小弦绝矣。故急辔数策者， 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 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 祥，不胜善政。是故前有轩冕之赏，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 罪蒙也。素修正者，弗离道也。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 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沈舟，群轻折轴。 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 故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天有四时，人有四用。何谓四用？视而形之，莫明于目；听而精之，莫聪于 耳；重而闭之，莫固于口；含而藏之，莫深于心。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 诚，而心致之精，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 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者霸，无一焉者亡。 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德弥粗，所至弥远；德弥精，所 至弥近。君子诚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诚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 善之由我，与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胜欲者昌，欲胜情者亡。欲知天道， 察其数；欲行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 勿撄，万物将自清。

　　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审一时者，不可与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 月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无形者也。骄溢之君无忠臣， 口慧之人无必信。交拱之木，无把之枝；寻常之沟，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末短， 本伤则枝枯。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秽生于弗耨。圣人为善若 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蒙尘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 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发，祸由己生。

　　圣人不求誉，不辟诽，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今释正而追曲，倍是而从众， 是与俗俪走，而内无绳，故圣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 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大戟去水，亭历愈张，用之不节，乃反 为病。物多类之而非，唯圣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为 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天下有至 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则贵矣；适 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于 一事，通于一伎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圣人也。

 

50. 译文

 

　　道高到没有顶点，深到没有底部；它比水准平，比墨绳直，比规圆，比矩方；它包容宇宙天地无内外之分，混沌覆载万物没有阻碍。所以领悟“道”体的人能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坐时无思虑、睡时不做梦，物体来到能叫得出名称，事物发生能应对自如。

　　君主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健全正常，全身的脉络就畅通安康，心脏功能紊乱，全身的血脉也随之紊乱。所以，一个人的心脏如果正常，肢体也就相安无事；同样，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君臣之间就各守其位，各司其职。黄帝说得好：“至德者纯厚广大，能承顺上天的道德，精气能与上天的元气相通。”所以，至德者其谋略与臣民意见相吻合，办事的旨意与臣民意思相一致，这样君主与臣民同心同德，没有意见上的分歧和偏邪见解，也就能堵塞歪门邪道，开启行善之道，使人民都能朝正道上走。所以《易经》上说：“君主在郊外聚集民众准备出征，由于上下一心，就一定能跋涉山川渡过难关而取得胜利。”

　　道是万物的先导；德是对人本性的扶助；仁是积聚恩德的见证；义是合和人心、合乎众人的心愿。所以道被泯灭就以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因此，远古圣人之治是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之治是谨守“德”而不怀仁爱之美。近代君王治国是小心谨慎抱持仁义而恐怕失去“仁义”。君子没有了仁义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仁义就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没有了嗜欲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嗜欲就等于要他的命。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则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害怕什么，就知道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了。

　　《周易·屯卦》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向导的帮助，就是追进深山老林也得不到。君子知道追逐不到手不如舍弃，因为继续追逐深入，危险就在前头。”如果施予别人丰厚，那么得到的别人的回报也丰厚；如果结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祸害也必然深大。施予别人的相当浅薄而得到厚报、积怨深厚却无灾患，从古到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所以圣人知道自己怎样和人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怎样回报自己。圣人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设置酒樽，以酒款待行人，行人喝酒多少，按自己的酒量来决定，喝多喝少以每人的适量为标准。所以能够赢得一个人的心，也就能因此影响百人来拥戴。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那么他的下属谁不爱戴他？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的上司又有哪个不喜欢？《诗经》说：“（周武王）能从爱护每个人做起，所以能够积聚成崇高的功德。”崇高的功德是伟大的，关爱人的善举是微不足道的；但正因为能从积累每一件小的善行开始，才能形成崇高的美德。

　　君子看到他人的过失就忘掉了批评他人可能会招致责罚，所以他敢于直言进谏；君子看到贤才便忘记举荐贤才可能会使别人地位超过自己，所以他乐意让贤；君子看到衣足不足者会忘记给济别人会穷了自己，所以他能慷慨解囊给予施舍。内心世界维系着真情，就会在外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凡是言行饱含真情、流露真意，即使有过过失，别人也不会怨恨；言不由衷、行为虚假，就是装出一付忠诚的样子，也会招人讨厌、憎恶。后稷为天下人谋利，但却从来不自我夸耀；夏禹治水没有白费民力也没有白用钱财，但他从不自满。他们就是这样在完满中看到缺陷，在充实中看到不足，所以能使自己尽善尽美起来。

　　一般而言，人们都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又是自己感到愉快的人和物。世上没有人不举荐自以为贤能的人，但所举荐出的人，有的能把事办理好，有的却把事办砸了；这些并不是举荐人时自己欺骗自己，而是所举荐的人只求合适自己的口味。可是当你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按你自己的水平去寻求人才时，所得的人才就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才。这就好比，让尧去鉴识度量舜，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让桀去衡量识别尧，就好像用升去量石一样，是没法量清的。现在一般人都在说“狐狸”，实际上他们既不知道“狐”是什么、也不知道“狸”是何物；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狐”，就一定是没有见过“狸”。“狐”与“狸”不是异类，但因习性相近而属同一大类。可是日常中的人混称“狐狸”，可见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称为“贤人”，就足见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贤”；反过来将贤才说成是“不贤”，那也能知道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不贤”。

　　圣人处于上位，那么百姓乐意接受他的管理；圣人即使不在位上，百姓也会仰慕他的思想和志向。而小人占于统治地位，那么百姓就像睡在机器的发动机上、或像穿着棉袄暴晒，没有片刻的安定。所以《易经》说：“骑马徘徊不安，面临血泪淋淋的险境。”是说小人处在他不该处的位置，导致人民百姓日子难过，同时小人也不可能长久处于这种统治地位。

　　物没有什么是无用的，天雄和乌头尽管是草药中的剧毒药，但良医却能用这种剧毒药来救治人的性命。侏儒和盲人，是人中间最困窘愁郁的人，但君主却用他们作乐官和乐师。所以君主圣人对待人物如同巧匠裁取砍削木材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被弃舍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