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10

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耳之良，臧获御之， 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 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 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 则奇材佻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君百 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 蚁，离其居也；猿失木，而禽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 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任 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堕于国，则 不能专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喜怒形于心者， 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 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 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 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匠斫也。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 辔，则马？１７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 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 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 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 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 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 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淫 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 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 有所守矣。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 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末不强于本，则 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 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 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 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 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 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 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寿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 寿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 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阴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 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末，则庸人能以制胜。今 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 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 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威行也，若发咸决唐。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 之网，三举而百姓说。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昔斤>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 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 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 夫。故举错不可不审。

　　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 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 明主弗乐也。肥Ο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 匡床席，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 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 民丰，乃始县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故古之为金石 管弦者，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觞酌俎豆，酬酢之礼，所以效 善也；衰菅屦，辟踊哭泣，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及至乱主， 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 财匮，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 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夫民 之为生也，一人庶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 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 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 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 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 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 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 而履地德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 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 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尧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 春伐枯槁，夏取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 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は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 {孚}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 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１８卵不得 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 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蟆鸣 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 菽；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 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 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 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 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

　　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 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 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 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 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动 废置，曲得其宜，无所击戾，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 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 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 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 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 立戒慎之召。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 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当此之时， 鼓而食，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 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斯之谓欤！武王伐纣，发钜桥 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 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 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 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 矣。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 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 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服于孟贲，足蹑效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 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Θ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 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 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 已多矣。其所守者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 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 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遍 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 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 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 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 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府吏 守法，君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

　　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 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 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 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 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 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荣，此难知也。问瞽师曰：“白素何如？” 曰：“缟然。”曰：“黑何若？”曰：“<黑甚>然。”授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 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 其别白黑与人异。

　　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 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凡 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 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 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 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 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 不可与利器。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唐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 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 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 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 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 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 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 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50. 译文

 

　　君主治理天下，应实施无为而治，推行无须说教就能使人明白的原则。君主自身应清静而不浮躁，坚持自然法度而不动摇；以顺循事物固有特性的态度任用下属，充分发挥群臣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尽其责而自己不必亲自操劳和费心。所以根据上述的原则，君主心里明白，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脚腿灵便却让相者引导宾客，耳朵聪敏却由执政官员来转达百官意见或计谋。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过错；言论合理，行为可作天下之表率；进退适合时宜，动静遵循原理；也不会因事物的美丑而产生好恶之情，更不会因赏罚而喜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随它叫什么名称，事物属什么类别就让它属什么类别；事物是什么样子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带的冠冕前面装饰一串珠玉，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冠冕两侧垂悬的绵丸球，这是用来堵塞耳朵的；皇帝宫外设立的屏风，这是用来阻隔自己、远离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辖的范围越远，所审察的范围却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却越小（越简约）。眼睛乱看则易淫邪，耳朵乱听则易迷惑，嘴巴乱说则易搅乱。这三道关口，平时不可不谨慎把持。如果要去规范它，则是离散了它；如果要去修饰它，则是伤害了它。

　　接受天之阳气的叫魂，接受地之阴气的叫魄；魂魄返聚心体玄房，各自所处自己位置，持守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其大不可极，其深不可测；它常与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

　　过去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藏匿而不显露于身外，只怀着一颗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及时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月检查，每季考察，到年底向祖宗神灵汇报丰收成功的喜讯，按季节尝吃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制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袭，寒暑也不能伤害。每当祭祀祖宗神灵时，怀着公心养育民众的神农氏率领随从胸襟坦荡步履从容地进入明堂。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因为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身体而能大功告成。他凭借着大自然的资助，而与天地自然融会一体。所以，他尽管身处威厉地位，但却从不逞威逞凶；制定刑法政令，但却不必动用；法令简略而不烦杂，所以对民众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管辖范围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各处无不听从归附。在这个时候，法律宽厚，刑罚轻缓，监狱空虚，而天下风俗却纯一，谁也不怀奸诈之心。

　　而晚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君主热衷于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得不懂得半点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夺，费尽辛劳而不得报酬；智巧奸诈从此萌发兴起，盗贼从此滋生泛滥；上上下下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政府各级官员不致力于归依天道，而是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增重，而想这样来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拿弹弓却想招引鸟雀，挥动木棍却想与狗玩耍，那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则鱼儿就会浮出水面呼吸喘气，政令烦琐苛刻则民众烦躁不安。所以那些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尽管给这些动物修建了栅栏，供给这些动物喜爱吃的食物，并适时投放不让这些动物挨饿，改变这些动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驯驯服服，但就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受到了强制的约束和胁迫。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诈；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烦扰，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扰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贪欲，在下的臣民好争斗。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飞尘、抱着薪柴去救火一样。

　　所以，圣人简省事务而治理容易，欲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布施而能表示仁爱，不须信誓旦旦反能显示诚实，不需索取就能获得，不用做什么反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动保守纯真，怀抱道德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如同回音应和声音，物影跟随形体：这些都在于圣人修养根本的缘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唯有从精神上纯化才是根本，那至精的无为之道才有神奇作用。

　　大声呼喊只能传到百步之远，而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之外。冬天的阳光、夏天的荫凉，万物都向往和喜欢它，却又没有谁要万物这样子。所以，最纯精的东西，你不用召唤它就会自然到来、不用挥手它就会自然离去；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成功；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又无法形容它。以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枪却能称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辽熊面对白公胜举剑威逼，心志不惧泰然自若地转动着手中的球丸，表达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使自己在白公胜和令尹子西两家的战难中免受牵连。披挂着皮革护胸甲和铁制铠甲，怒目扼腕、情绪激愤、立马横刀来抵御敌兵的刀枪，其功效要比以德服人差远了！以钱财笼络、刑法镇慑，这样来解决危难，其作用要比以德感化小得多！凭眼睛观察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治理天下比无为而治难得多！

　　过去蘧伯玉做卫国的丞相，子贡前去拜访他，问：“你是如何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征伐卫国，先派史墨前去侦察。史墨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由此看来，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功效呢？所以皋陶尽管聋哑，但就是凭着哑疾而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暴虐的刑罚，哑巴却有着比语言更值得珍贵的地方；师旷眼瞎而当上晋国的太宰，晋国便没有混乱的政局，瞎子有着比明目者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不动嘴说话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观看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缘故。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君主的言传，而是根据君主的身教。

　　所以，齐庄公好养武士和穷兵黩武，尽管他并没有要百姓互相争斗，但国家就是多灾多难，致使后来崔杼弑君作乱。楚襄王专淫好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淫乱昏昧，最后发展到国土丧失、逃离京城的灾难发生。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样，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发射时的毫毛之差，都会造成极大误差的后果。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感化这一事情。

　　荣启期弹奏一支乐曲，孔子听了快乐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挥手弹拨一曲，齐威王听了悲伤一整夜，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动。人在琴瑟上的弹奏，感情通过乐曲声音表现出来，人听了后就会引起悲哀或快乐。颁布法令、设置奖赏而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是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没有随之推行他的诚心。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后感叹醒悟，明白了宁戚的苦衷，终于任他为官，可见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是多么地大啊！所以说，能听懂看懂音乐舞蹈，也就能知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风俗习惯，也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感化作用。孔子向师襄学习鼓瑟弹琴，并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同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风俗习惯，这是延陵季子通过今天近世而认知到遥远的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干旱，汤王亲自到桑林向神祈祷，以自责来感化天神，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临千里大地。所以说，怀着质朴真诚之心，就能感动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来规定人们干什么不可干什么，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圣王将最精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内心，又将好憎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号令则阐明仁慈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民风；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兽昆虫也随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礼制方法来约束民众使他们不做错事，而用奖赏贤才惩罚暴虐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么小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矫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纠正歪邪，不以私心回避风险；奸诈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谗佞之人不能使他乱法；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采用的。

　　船航行在水面，车行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决定的。行车时由树木撞断车轴、行船时急流暗礁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礁石，而怪罪撑船者和驾车人的拙劣驾御技术，这是因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样的智巧和心计。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掺杂了智巧心计就会使人惑乱，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掺了心计智谋就会使人陷入危险，总之，人有了小心眼就会迷惑昏乱。心计智谋比兵器还厉害，莫邪宝剑与其比较也就算不了什么；战争中没有比运用战略战术智谋计策更重要的了，与它相比较，临阵击鼓进军冲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人们使用的那些权衡规矩，一旦制定就不再变更了，它不因秦、楚强权政治而改变，也不因胡、越地域差异而变化，永远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一旦定型，便万世传下去，它们就是在无知无觉中为人们做着度量物体的事情。所以，世上会有被废弃的亡国君主，却不会有被废弃的道术；人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候，而事理却不会有困阻行不通的时候。由此看来，“无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无为之道，就能应对任何变化；只凭个人的才智，是难以实现天下大治的。

　　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却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样骑着骏马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因循道术，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合金块；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牺，下水能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熊罴；但是一到商汤率兵车三百于鸣条围着夏桀、擒困推侈、大牺于南巢时，这些勇武有力最终有力无用处。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慧不足以治国、勇力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但反过来说，君主是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个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井里、小水坳内之所以没有鼋鼍，就在于它们太狭窄；园圃中之所以没有参天大树，就在于园圃太有限。一个人举重鼎，力气小而举不起，但等到众人合力将鼎举起移开，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来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

　　骅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话下，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的话，那还不如猎犬，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缘故。猫头鹰晚上能抓得着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两眼圆睁，却连山丘这样的庞大物体都看不清，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生理特性所决定。这也就像?蛇在游雾中升腾、应龙乘云气上升、猿猴在树林里敏捷跳跃一样，均由这些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决定。所以古时候造车子，漆工不管画图、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只擅长一种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职一样，这样各守其职，反而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各尽其职；这样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器具不受损伤，事情不会耽误，职责明确不得懈怠。债少容易还清，职位职责少容易守职尽职，担子任务轻容易完成且大家乐意承担。所以在上的君主持守简约，下在的官吏就容易做好本职事情，这样君臣虽然长处一起，但不会产生厌倦之感。

　　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应当像祭祀灵星时的尸主那样：庄重静默、端坐无言，使祭祀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吉祥受福。所以，得“道”之君不为丑陋掩饰，不为美善隐藏。一个人承受到君主的恩惠，不会觉得太大；万人分享这种恩惠，也不会觉得太小。因此君主慎重对待恩惠和慎重对待惩暴，他不轻易施予人恩惠，就像他不轻易对人惩处一样。这样，使他治国之道畅通无阻。因为施行恩惠，就会热衷于施舍给予，以致使无功者得到奖赏，无劳者得到爵位，这样一来，使轻易得到爵位官职的人会玩忽职守、松懈职责，而那些闲居游荡的士人也会极力谋取爵位官职。同样，施行惩暴，就会随意诛杀惩罚，以致使那些无罪者得以屈死，品行端正的人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使那些注重自我修性的人不愿再努力为善，而那些行为不轨者倒反而敢于犯上作乱了。所以轻易广施恩惠容易助长奸邪、轻易施行惩罚容易滋生动乱；而一旦有这种奸邪、动乱，就是亡国的徵兆。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而民众一旦知道明白这赏罚的由来——均取决于自身表现，也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政府机构——朝廷反而人迹稀少，大家都去从事自己的工作，使开辟出来的荒地都无杂草。这就是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现在大家都知道。桔槔的立柱直立而不活动，控制着横木杠杆上下运动汲水取物；君主如同立柱庄重静穆而不躁动，下属百官就能办好政事。这也好像军队中拿指挥旗帜的将领，这旗帜乱挥妄指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阵脚动摇。所以，治国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宁的；施用智力聪慧也难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与其赞誉尧帝而诋毁桀王，不如现在就收起所谓的聪明而归返到无为而治之道。奉行清静无为的话，连上天都会赐给时运；推行廉俭守节，连大地都会助育生财的；而君主守朴处愚办事合情合理，就连圣人也会为他出谋献策的。所以说处于低处、谦卑自居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天下也会归他所有。

　　君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昧，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达到这种君臣和谐的境界，才能谈得上君臣之礼节，也才能建立起治理天下的基础。于是，君主凭借众人力量作为车，驾御众人智慧作为马，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会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主深居隐处以避开燥热寒湿，室门关闭以避奸佞之徒。他内没有亲眼看到过巷里民情，外没有亲自巡视过山川湖泽；居室以外的地方，他两眼只能看到十里以内的东西，两耳只能听到百步之内的声音，可是天下事物却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是因为向君主输送信息知识的渠道广宽畅通、与君主一起商讨并出谋划策的人又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眼不窥牖而能知天象。这就是说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智力才能，这天下就不够他治理了；而只凭借个人的智力，就有可能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所以君主用道德来治理天下，而不只运用个人的才智，依顺万民之利益来办事处事，因而他稍抬脚便能让天下人获得利益。这样，百姓即使将君主顶在头上也不会感到压迫、放在眼前也不会感到碍事、举过头顶也不会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君主治国方法灵活圆通，周而复始而运转不停，孕育万物神妙无比，虚静无为而因循天道，常居后而不争先。而下属大臣办事处事方方正正，言论得体、处事恰当；遇事先行倡导，职责分明而不推诿，以此来建立功绩。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君臣异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则天下大乱；这就是说君主清静无为，臣则恪守职位，各自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这样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约和促进。

　　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清明而不昏昧，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这样君主能充分驾御下属大臣、下属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治国之道就是这样明了。周文王聪明而且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圣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讨教，所以他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凭借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利用借助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够了。所以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众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够你治理。

　　大禹疏通长江引导黄河，替天下人兴修水利，然而他却不能使江河西流；后稷开垦荒地，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然而他却不能让禾苗冬天生长。这难道是他们还没有将本事全部发挥出来？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趋势不允许！如果勉强去做那些自然趋势不允许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观规律，那么你尽管是圣人神仙也是无法将事情办成功的，又何况你还只是当今的普通君主呢？车载负荷沉重而马又疲弱，这时你就是是高明的驾御手——造父都难以驾车赶路去远方；反过来说，如果车辆轻便、马儿健壮，你就是是一般性的驾御手都能驾车疾驰。所以，圣人办事岂可违背事物规律、乖悖自然本性，将生来弯曲的变为笔直的、将原本卷屈的变为舒展的？他无不依循事物的本性天资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众力来办事，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利用众人的智慧来做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聋人可以让他去嚼生牛筋，而不能派他去伺听；哑巴可以叫他去看守马圈，而不能派他去传话。这是因为他们生理形体上有缺陷，因而有些功能就不具备。所以有哪种功能的就安排他处在合适这种功能的岗位上，有哪种技能的就让他干合适这种技能的事情。他的能力能胜任这项事情工作，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压力重；他的能力和他做的这项事情相称，那么他就不会觉得困难。所以，不论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让他们干适宜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一样发挥各自的作用，以至于不会有因无法胜任而出现的过失。这就是圣人兼容并蓄使用各种人才，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什么无用的人。

　　君主看重和推崇正直忠诚的人，让他们身处高位，担任要职，执政理事，那么谗佞奸邪之徒就无机会往上爬，这就好像方圆不能相合、曲直不能相入。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他们不是同类；虎鹿不能同游，是因为他们力量不等。所以圣人受重视处高位，这谗佞奸邪之徒如果想要干扰破坏，那就像小鸟碰到鹞鹰、老鼠遇到狸猫一样，必定要丧命的。所以君主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可不慎。如果君主用人得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好，上下和洽，群臣亲和，百姓归附；如果君主用人不当，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上下乖悖，群臣怨恨，百姓动乱。所以君主一次政策失误，便会终身受害。这国政的得失，关键在于君主。这就好比上面的绳墨取得正，下面的木材就必定直，这并不需要工匠花费多少力气的，只要按拉直的墨线顺势修整就可以了。

　　所以君主如果诚信正直，那么国家政权也必定由正直人士来执掌，谗佞奸邪之徒就没有活动的市场；反之，君主如果不诚信正直，那么得志者必定是谗佞奸邪之徒，忠贞之士就隐退藏匿。人之所以不去剖裂玉石而去剖裂开瓠瓜做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剖裂玉石没有什么用处，再加上玉石坚硬不易剖裂。如果君主公平正直，就像用绳墨水准测定曲直高低一样，那么大臣中尽管有人敢搞歪门邪道，但这结果必定是像以卵击石、以火投水那样。这就说明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楚灵王喜欢杨柳细腰，楚国百姓则纷纷效仿缩食减肥；越王崇尚勇武，越国百姓则纷纷处危争死。由此看来，君主的权势，足以产生影响以致移风易俗。当尧还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时，他的仁慈感化不了同一巷子里的邻居；而夏桀占居了帝位，便能令行禁止，推行他的一套。再由此看来，贤明倒反而治理不了天下，而权势却能移风易俗，这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尚书》说：“一个人做了善事，万民都依仗着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下人常常被一些表面的名声所迷惑，而很少去考察这些名声的实际内容。所以那些隐士就常常借着人们对他的称誉而获得尊贵，游士则常常凭着善辩而显达。考察他们之所以尊贵、显达的原由，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由于君主没有很好地明察他们的真实本领而一味相信众人的溢美之辞而已。但如果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不能这么简单了，那就需要君主对谈论国事的说客一定要深究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国法，对那些仕人一定要放在官职上来考校他们是否真有才干胜任；君主也一定要以官职的名分来要求下属百官必须名实相符克守本职来奉献功绩；而下属百官也一定要言论符合实际、行为符合法规；这样才能使群臣紧密团结在君主身边，没人敢挟制君主。如果下面官吏所做的事不合常规，但只要于国有利、能辅佐国政，就必须加以反复检验、考校后加以推行，君主还应暗中查访官吏来观察他们的归向，并全面地听取多方意见来观察他们的变化；不偏听偏信片面之辞，也不偏私地根据偶然一事作出结论。因此，君主能够站得中正，看得全面，洞察一切；群臣们都公平正直，不敢做出邪恶事情；百官们都忠于责职，致力于政绩功绩。在上的君主精明审察，在下的百官勉力从事，奸佞之徒灭绝，众人的功业日益进步。这样，有智者勤于职事、有勇者尽力于军事。动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众人称誉的人，没有功劳也受到奖赏；忠于职守的人，反而无罪受到惩罚；君主昏庸糊涂，群臣百官结党营私没有忠心；说客们摇唇鼓舌争辩标榜，仕人们争先恐后追逐名利；君主发布政令，下属官员就开始非议诽谤；法令明禁的东西，下属官员就用歪门邪道加以触犯；凭智谋混饭吃的人就热衷于搞计巧，靠勇力谋职位的人就全力以赴搞争斗；大臣专权，下吏持势，结党拉派，戏弄君主。这时国家表面上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按古人的说法是早已名存实亡了。再说那些不称官职、不能披甲上阵、不懂稼穑而徒有“贤圣”虚名的人，是不能由他们来实施国家教化的。骐骥、 騄駬，是闻名天下的千里马，但如果驱赶它它不前止，勒住它它不停止，那么这种情况下，笨蛋也知道不能去骑它。现在国家治乱的关键像车辙那样清楚地摆着，可是当代君主却不能察觉，这就是治国之道阻塞不通的原因。

　　权力帝位是君主的车子，爵位利禄是君主驾御人臣的缰绳和嚼头。因此，君主掌握着权势要害和控制着封赏爵禄的权柄，所以能谨慎地把握着处事缓急的分寸、施予剥夺的节奏，因而天下人也能竭尽能力而不倦怠。君臣相处，关系和感情没有像父子那样亲密深厚，也没有骨肉之间的亲情，但下属官员却能竭尽全力、不惜为君主牺牲生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国家君主所利用的权势而导致他们这样做。

　　以前有个豫让，本是晋国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并了中行氏的领地，豫让背叛了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智伯。后来智伯为争夺土地与赵襄子开战，在晋阳城智伯惨败被杀，由他掌握的晋国也因此分为韩、赵、魏三国。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宠爱之恩，决心向赵襄子报杀主之仇。他用油漆涂满全身，让身上生出恶疮，并吞下木炭改变自己的声音，又敲掉门牙，改变容貌以便能行刺赵襄子。同样是长着一颗心的豫让却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对先前主子背叛离弃，而对后来主子却甘心奉献生命，难道是豫让根据主子的权势大小厚薄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不是的，而是主子的恩泽决定了豫让的取舍去留。纣王占据整个天下，使诸侯无不对他朝拜，凡有人迹的地方、车舟相通的区域，无不称臣降服。然而，周武王只率三千甲卒就将纣王打败，难道是周朝百姓愿为君主效死、殷朝民众生就背叛的个性所决定？不是的，而是周武王对民众德义深厚导致他们能听从号令并加以执行。风大则波浪自然兴起，林大则鸟雀自然聚集，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如此。因此，下属官员如果不能从君主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君主也就休想从下属官员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君臣之间的施予，就是这样有施有报。所以下属大臣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生命来事奉君主，那君主就该按功劳大小赐爵封位对待臣下。因此君主就不该赐赏无功臣子，臣子也不会替无德之君拼死卖力，君主的恩泽如果不能遍洒人民群众，却想要他们乖乖听驱使，这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马一样，也好比不降雨水就希望庄稼成熟丰收一样，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统御之术的。

　　统治人民的方法，应用处静以修养身心，以勤俭节约为下属作出表率。君主如果处静以修身则民众就不受骚扰，君主如果勤俭节约则民众就不抱怨。因为民众骚扰不安，政局就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则说明君主恩德薄浅。接下来就是，政局混乱则贤能人士就不会替君主出谋献策，君主恩德浅薄则勇武之士就不会替君主卖命拼死。所以，君主若是喜好收养观赏猛兽凶禽、收藏怪异奇特之物、性情暴躁、好乐昏乱、不惜民力、驰马打猎、出入不按时节，这样朝政百官必定随之混乱不堪，事务辛苦，财钱贫乏，万民愁苦而生产荒废。君主如果喜好高楼深池、雕琢刻镂及华丽的纹彩、各种精美织物和珍宝珠玉，就必定要想方设法搜刮以致赋敛无度，这时民众就会被弄得财穷力尽、疲惫不堪。尧帝拥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百姓的财富，利用君位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百姓改变连年征伐战争、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乱局面的，因此尧帝亲自带头实行节俭、向民众昭示仁爱之心、让人们和睦相处。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柞木为梁、不加砍削；乘坐的车子不加绘画，蒲草席垫不镶花边；祭祀用的食物不调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捣细；巡视狩猎只为推行教化，辛劳地奔波于三山五岳。这些难道是他所应得的奉养还不足以使他享乐而为此辛劳奔波？不是的，是因为尧帝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这当中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好处。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济的时候，便将整个天下传给舜，这犹如倒退脱鞋一样简单容易。而到衰败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些君主哪怕是只有一天拥有天下、处在君主位子上，也要竭尽全力来消耗百姓的财力和精力，以供养满足他的声色享乐，一心用在宫殿楼阁、池塘苑林、奇兽怪物、珍宝奇物这些事上。这样导致贫苦百姓连酒糟、谷糠都吃不到，而皇宫里畜养的虎狼熊罴却吃厌了猪羊牛肉。贫苦百姓连粗布短衣都没一件完整的，而宫室里的人却穿的是锦缎。君主忙乎的都是些于社会民事无用的事情，从而使黎民百姓疲于奔命于天下，弄得憔悴不堪、精疲力尽，整个天下人都无法安生。

　　君主所处的地位，就像天空中发射光明的日月，天底下的人都侧目仰视、侧目恭听、伸长脖子抬起脚跟来眺望。所以，君主只有淡泊才能显示美德，只有宁静才能维持久远，只有宽大才能容纳一切，只有仁慈才能怀拥民众，只有公正才能明断是非。因此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一样：大的用来做舟船柱梁，小的拿来做船桨楔子，长的用来做屋檐椽条，短的拿来做短柱斗拱；无论大小长短，都将它们派上用场，规矩方圆都恰到好处。天下毒物，没有比乌头更毒的了，然而良医就是将它装在袋里收藏起来，因为有用得着它的时候和地方。所以，莽莽森林中的野草树木，尚且没有可抛弃的，更何况是人呢！今天那些朝廷不荐举、乡里不赞誉的人，并不是他们无才缺德，而是这些人用非所能。鹿上山时，快得连獐子都赶不上，但等到鹿下山时，牧童都可以追上它。这说明一种能耐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所以有雄才大略者不可用雕虫小技来苛求他，而只能耍小聪明者不可委以大任。人有各种各样的才干，物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人任一份工就嫌太重太累，但有人任多份工都不嫌吃力。所以能计较弄清毫厘小数的人，一定弄不清天下这大数；盘算精明到小数目都不会出差错的人，碰到大数目就会糊涂困惑。这些就像不能让狸猫去与牛搏斗、让虎去捕鼠一样。今天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并域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恢复濒临灭绝的世族，这些人的志向在于宏扬正气纠正邪恶、决断处理烦难杂乱的问题，而现在却要他们去管理一些宫内家庭事务；有些人只具备一些小本事，却相当机巧奸诈、善于奉承献媚、讨好主子、追随浅陋习俗、低三下四地哗众取宠，却被交付委任以天下大权，参与治理国家的机要大事：这种大才小用、无才重用的做法，就像是用斧头去剪毛发、用剃刀去砍树木一样，都失 去了它们所适宜的东西。

　　君主应凭借天下人的眼光观看事物、借助天下人的耳力聆听声音、凭借天下人的智慧考虑问题、依仗天下人的力量争取胜利。因此，君主发布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群臣的情况能够上达；百官同心协力，群臣紧密聚集；君主不凭一时喜怒而实施赏赐和诛罚；所以君主树立起来的权威不易废弃，聪明广远不易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闭塞；善恶是非每天出现在眼前而不会弄错。因此，贤能的人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尽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奋工作而不懈怠；附近居民安居乐业，边远民众归顺德政。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是在于君主采用了正确的用人选人方法，而不是只靠君主一个人的才能。所以借助车马的人，脚腿不辛苦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河大海。

　　君主在主观思想上，没有一个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众人力量去处事办事的，然而那些对君主表达效忠之心的人，却很少不使君主产生困惑的。因此，君主对那些言论正确的，即使是役民樵夫，也不能弃之不用、拒之千里；对那些言论错误的，即使是常给朝廷出谋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贵贱尊卑来确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意见时，如果他的计策管用，就没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于采纳；如果他的意见可行，就没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采纳。但是，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他喜欢那些熟悉的习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为不正派，也装作不看见；而那些他所疏远、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只当不知道。或者将那些进善言的人抢白得哑口无言，或者对直言进谏的人套以罪名无辜诛杀。像这样的昏主还想光照四海、抚慰万方，这就像堵塞耳朵听音乐、蒙着双眼看颜色，实际上他离耳聪目明还远着呢！

　　法是天下社会的度量标准，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社会制订颁行刑法，是为了依法惩处犯法者；设置实行奖赏制度，是为了奖赏有功之士。这种刑法和制度一经制定，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尊贵者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卑贱者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犯法者尽管贤能也一定严惩，守法者虽然无能也不可无端治罪。所以秉公执法风气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设置理官，是用来制约民众，不让他们恣意放纵。设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员，不让他们专行妄为。而宗法礼义的制定，又是用来限制君主的，不让他独断专横。这样，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而放纵专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导地位、取得胜利，“道”取得胜利，这事理就通畅，于是便可返回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这里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而不考虑事物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寸”的度量是根据禾穗的芒长来制定的，而穗的芒又产生于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长又离不开阳光，这就是“度”的本原。同样，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产生于十二律，十二律产生于风，这就是声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况也一样，它产生于公众的道义，这道义产生于公众生活的需要，并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心愿，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害。所以，与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会被末节搞乱，掌握了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会被繁琐搞糊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社会又转过来制约人们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这样的缺点过错，就不要非难他人身上有的同样缺点过错；自己身上没有的优点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优点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层民众遵循法律，那么上层君主百官也应遵循法规；禁止百姓民众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这才叫法制社会。所谓“亡国”，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君主，而是说这个国家没有“法”；现在说变更法制，并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执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还是一句话，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晏婴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名分，使盗跖、庄 蹻这样的大盗也难以作乱耍奸。

　　趴在井栏朝着井水照脸，眼睛视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镜来照脸，脸上的毛孔和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竭，物体来到时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对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不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规律，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