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9

作对。”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

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他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拨，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察风云呢？

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

“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诚。这样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商鞅原是魏国旁支的后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

刘向认为：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

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从前周朝的召公实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晋文公因管仲有大功于国，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杀人、断趾等刑法，对外穷兵赎武，东征西伐，而他自己从被封于商、於之地后，俨然一国之君，被朝中贵族和曾被他的新法处罚过的权贵联合诬陷，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做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

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处处能证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这才差不多是真正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作法。

[历史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过秦廷姓景的太监见到了秦孝公，给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最后一次与商鞅交谈，商鞅给他谈霸王之道，他越听越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后，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办法打动大王的，大王兴奋极了！”商鞅说：“第一次我对他讲帝王之道，大王说：‘这太遥远了，哪能闷闷不乐的等上几百年，慢腾腾的打基础，让子孙后代去成就事业呢？’我又向他讲做诸侯盟主的谋略，大王也想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后我给他讲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权术，他非常高兴，打定主意就这么干了。但是他要达到殷商、周武那样的德行，很难啊。”

从前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邑，庄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归还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桓公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不但不想归还沈阳等地，而且要杀曹沫。管仲劝他说：“这样做在各路诸侯面前失去了信誉，以后谁都不会再帮助我们。千万做不得。”于是桓公把鲁国三次打了败仗失去的土地悉数归还。消息传到各国诸侯那里，对齐国产生了信赖，都想依附了。

齐桓公在位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戌的侵犯，燕庄公向齐国求援。桓公帮燕国打退了山戌，领兵归国时，燕庄公因对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国境，仍然恋恋不舍，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国领地离国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说：“按礼仪来说，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诸侯不该出国境。你今天把我送到这里，我不能对燕国不讲礼节，那么从今以后就从这里算做咱们两国的国界吧。”于是以燕庄公送他所到之地为界，把齐国北边五十里以外的领土都给了燕国。

又因燕国是周召公的后代，桓公嘱咐燕庄公复兴召公的政治，向当时在位的周平王进贡称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时那样。诸侯听到这件事后，纷纷追随齐桓公，桓公从此建立了霸业。

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商鞅，他对内立法严酷苛刻，对外背信弃义，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显的。不过话说回来，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实行，商鞅是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和当权者的主观愿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刘向认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术是错侯的。]

诸葛亮因马谡失守街亭，按军法论斩。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战国时楚晋交战，楚国因元师得臣兵败被逼自刎，晋文公得信后很是高兴。可见往事不可不引以为戒。现在天下未定，处死马谡这样有智谋的大将，岂不可惜？”诸葛亮泪流满面说：“孙武所以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也正因为此，晋悼公伐郑战于虎牢时，杨干仗着是悼公的弟弟，不听军令，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如今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废止了刑法，还怎么讨伐贼寇呢？”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按军法处置他，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后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的疆域狭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图兴旺，再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无可奈何收罗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很明显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不记取三次北伐失败之教训的做法，还想成就大业，不是勉为其难吗？”

[还有一件战国时的故事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参考。

公元前597 年，晋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军与楚国在邲地（今河南荥阳东北）打了一仗，晋军大败。荀林父回国后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想答应他，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取胜之后，占领了楚军大寨，寨中屯积着大量的粮草，晋军整整吃了三天。晋文公仍旧神色忧郁。左右随从说：“有喜事还忧虑，如果有了忧愁还能高兴吗？”文公说：

‘楚国的元师得臣还活着，总是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困兽犹斗，何况是一位国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即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说：‘这是晋国的再一次胜利，楚国的又一次失败呀！’从那以后，楚国有两代之久国力衰弱。现在上天或许是要给晋国一个严重警告吧！再把林父处死，让楚国得到双重的胜利，晋国从此以后大概再不会有与其它国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处理国务的时候竭尽忠诚，回家休息的时候想着称补过失。他是国家的楝梁啊！这样的忠臣，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这次失败，如同日月有日蚀、月蚀，怎能损害其光明呢？”晋景公听从了这一意见，恢复了荀林父的职权。]

汉代的周勃在汉高祖死后，平定了吕后乱政，恢复了刘家的天下，历来被人们认为功劳很大，霍光比起他来怎么样？

对这两个人应当这样看。

周勃是刘邦的老乡，在刘邦南征北战打天下的时候，就是刘邦的功臣，众望所归，很受群众拥护。后来他官居太尉，手握军权，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在吕氏权臣的圈子里周旋游说，搞些阴谋诡计为他通消息，放烟雾，由于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

可是霍光呢，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重，事出仓促，将辅助八岁幼主汉昭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的。在他独揽朝政，辅佐幼主期间，整个国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国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后来发生了燕王刘旦的叛乱，他将一帮参与策划叛乱的人全部处死灭族，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势力。

昌邑哀王刘贺，是武帝的孙子，汉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后，因无亲生儿子继位，就推拥刘贺当了皇帝。可是这位公子一进长安，登上宝座后就yín乱昏愦，令人不堪。霍光与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后，废掉了刘贺，迎立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洵为汉宣帝。霍光肩负着汉家刘氏的重任，执掌大权先后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满天下，使汉朝中道兴隆，皇权延续，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上下。作为汉代有贤名的辅相，从他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所做的贡献看，与周勃相比，其优劣是很明显的。

[关于对周勃的评价，袁盎和汉文帝有这样一段对话。袁盎问汉文帝：“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一个人？”文帝说：“是社稷之臣。”袁盎说：“可以说是功臣，还算不上社稷之臣。能称得上社稷之臣的，应当做到与主同在，与主同亡。在吕后篡权的时候，刘氏的子孙还很多，当时周勃身为大尉，握有兵权，可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不去制止。等到吕后死了以后，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诛灭吕氏家族，太尉又拥有兵权，正碰上这种机会，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说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

后汉的太尉陈蕃向汉桓帝推徐稚、袁闳、韦著。桓帝问他：“这三个人谁更好一些？”陈蕃说：“袁闳出身于权贵大家，通晓了安身立命之道后，洁身修行，品操越来越合乎圣人遗训；韦著很适于做京官，为人处事很有礼义，这种修养仿佛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他是那种人们常说的‘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人；至于徐稚，他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贫，持身恭俭，卓然不群，在当地很有名声，应当说数他最为杰出。”

东晋时的谢安（字安石）作为晋孝武帝的宰相，可以和谁相比？

虞世南说：“从前东吴的宰相顾雍受封为侯的那一天，连家属都不让知道，前代的人们说起来都称赞他质朴稳重，无人能及。在东晋那种整个社会混乱衰败的时代，王朝日渐没落，全国战火四起，百姓常年惊恐不安。公元383 年，曾经消灭了前凉、前燕等六个少数民族国家的前秦皇帝符坚（字永固）亲自统帅百万大军，又有符融这样英姿勃发的丞相指挥精锐部队为前锋，一百万由青壮年组成的大军水陆并进，如狼似虎，浩浩荡荡，直逼江南。符坚自恃兵强将猛，还未开战，就在淝水西岸修建了一处宾馆，准备安顿被俘的晋朝皇帝。就当时秦、晋两国的军事实力的强弱而论，用鸿毛与秦山来比喻也不过分。而谢安能在这大军压境、旦夕即亡的关头，依旧泰然自若，悠闲自得，下围棋，赌别墅。五州都督桓冲提出派三千铁骑支援他，他坚决拒绝；他的侄子谢玄拟定了一份详尽的作战方案给他，他阅后不置可否，围棋如故。他的这些行为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实际上对于如何破敌，如何取胜的整体构思，这时他早已成竹在胸了。象谢安这样的人才，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万户侯的封诰，就能让方寸大乱呢？就其度量之大、安如秦山的素养而论，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他。”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有一次问将军贺若粥：“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誉为良将，该怎么评价他们的优劣？”

贺若粥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胆量过人，果断勇敢是猛将；精通兵法，胸有谋略的才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斗志冲天，行动敏捷，矫健骤悍的是斗将；统帅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雄壮肃穆的才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只能率领一支部队，作战所向无敌的是骑将；能聚集英雄豪杰，并使之人尽其才的才是大将。]

隋炀帝心怀叵测地回答道：“说得好！”后来他一即位，对贺若粥非常猜忌，就借故把他杀了。

我们从六种“正臣”研究到隋炀帝的“问将”，目的在于总结当官的人品、业绩对国家兴衰之影响的经验。古人说：“大禹使夏朝兴旺，桀王却使之灭亡。成汤使商朝兴旺，纣王却使之灭亡。”阖庐使吴国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却被越王勾践俘虏，国破人亡。秦穆公使秦国显赫于诸侯，得到了周王的封疆，秦二世却遭受了怨声载道的难民的洗劫。当皇帝的，名号、权势虽然相同，然而功过、成败却各各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用的人各各不同。正因为此，周成王即位时虽然还不过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由于有周公的辅佐，各国诸侯照样要朝拜他；赵武灵王在五十岁上被公子成、太傅李兑围困在沙丘宫，活活饿死，就是由于任用了李兑这样的人；魏国因为有了公子魏无忌，被侵削的国土才一一收复；赵惠文王因为任命蔺相如出使秦国，才使秦国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楚国因为有了申包胥去秦国哭了七天七夜，求到了救兵，才使被吴国打败流亡他国的楚昭王回国复位；齐国因为有了田单用火牛阵打败了燕国，才使齐襄王得到王位。

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得到了国家权力的君王，如果不能领导国家移风易俗，搞好思想道德的建设，网罗、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辨别正义和邪恶的得失，综合吸取霸业和王业的经验教训，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在历史上还从未听说有过这种先例。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于他能胜任的职权，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

 

 

《德表》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人物志》曰：“

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强毅之人，佷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入微也。)；

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刿，安其舒。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

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雄悍之人，气奋英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也。)；

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悍，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也。)；

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凌楷之人，秉意劲持，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辩为虚，强其专。是故，可与持正，难与附众也。)；

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博辩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也。)；

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混浊(宏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与抚众，难与厉俗也。)；

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砥诃清激，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与变通也。)；

休动磊硌，业在攀跻，失在疏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与进趋，难与持后也。)；

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懦(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懦。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也。)；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朴露之人，中疑实确，不戒其质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也。)；

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以赞善，难与矫违也。”)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

“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凑，中为之毂也；

“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也；

“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远不肆志也；

“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也；

“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

夫天道极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传》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傲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玉钤经》曰：“夫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

此自理之大体也。

(孙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

(《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

 

50. 译文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嗜好、欲望从本性上来讲，是相同的，只因为环境经历、教育习染各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志趣才显得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刻苦修炼、锐意进取的人，就志向远大，奋发有为；追求物质享受、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人，就意志软弱，性情浮躁。所以圣人在教导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时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为，对给予他些什么东西很慎重，对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节制。所以《左传》中有句话说：“审察人的好恶，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于此了。”

改造人性的办法，关键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总的原则是性格聪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闻的，要警惕把无知当高明；勇猛刚强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温和的，要警惕对人对事优柔寡断；恬静从容的，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广阔的，要警惕对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观察，马虎健忘。

《人物志》说：“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雄健骠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会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毁灭，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什么事总要把自己的精力使尽才罢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办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很难让他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下，完成忍辱负重的任务]；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谨慎的人，瞻前顾后，顾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认为敢想敢于是胡闹，结果加重了他的疑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开创局面，树立榜样]；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凌厉劲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他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用情执着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辩是非是虚无空洞的作法，结果使他变得越来越一往无前，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已经确立无误的执法工作，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博学善辩的人，说话条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很容易浮华不实、泛滥成灾的习惯，反而认为梗直是束缚人的枷锁，结果使自己放任自流。这种人可以让他去搞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不宜于让他制定法规、条约]；好善乐施、普济博爱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难，缺点是容易良旁不分，当滥好人[襟怀坦白、交际广泛的人，喜欢让所有的人都宽裕融洽，他不戒备结交的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反而认为性格坚贞是脾气倔强，从而越来越扩大他胡里胡涂与人来往的范围。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群众工作，很难让他去纠正、处置不良的社会风气]；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具有艰苦节约、不为贫贱所移的优点，但是也有过分拘泥于小节、死板教条的局限[梗直倔强的人嫉恶如仇，不愿随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狭隘偏激、固步自封的缺点，反而认为广交朋友有辱清名，结果使他变的越来越孤僻、拘谨。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完成无损人格、气节的任务，不能让他去做灵活变通的工作]；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处是好高骛远，根基不稳[注重行动的人羡慕那些凡事能打头领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过他们。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毛病，反而认为沉静就是停滞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锐气。

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进取打先锋，不适于从事打基础、当后援的工作]；冷静老练、机敏周密的人，对于细微奥秘的事情很精通，缺点在于遇事迟缓怯懦[性格沉静的人，对什么是都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他不克服自己由于冷静沉着造成的贻误良机，反而认为注重行动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头畏尾说成是优点。这种人可以让他做需要多动脑子的类似参谋的工作，很难交给他雷厉风行、捷足先登的任务]；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没有城府，容易泄密[纯朴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于性格朴实而形成的粗旷直露的缺点，反而认为讲究谋略是一种荒诞的作法，为人处事一味坦诚相见。这种人可以去完成讲求信义的任务，不能让他做保密工作]；足智多谋、胸怀韬略的人，做事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缺点是老奸巨滑，模棱两可[满腹机谋的人凡事都要审时度势，把事情做得让人人满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计谋是否正当，反而认为坦诚是愚蠢的表现，只推崇自己

的玄妙高明。这种人应当让他去做扬善积德的事情，不能让他做查处违法乱纪的工作]。

上面列举的这十二种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标准适度、德才兼备的人才。

文子对合乎中庸品德的人才提出过这样一个标准，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天道运行的规则永远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聪明、大智慧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永远处于虚灵愚蒙的心理状态；要想保持多闻广见、博学明辩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觉得永远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要想保持武勇刚毅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远处在有所敬畏的状态；要想保持富贵显赫，广有天下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享有的物质永远有所节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内；要想兼济天下，恩泽苍生，就必须保持谦让恭顺的美德。这五条原则，就是从前贤明的君王所以能守卫天下的秘诀。

《左传》中有言道：“不首先制造混乱，不因富贵荣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权有势胡作非为，不违背已经达成共识的协议，不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报复恼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谋取，不仁义的不去触及。”这九句话，就是古人赖以立身的原则。

《玉铃经》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本事动不动显示出来，只能证明这个人很浅薄；有了过错自己还不知道，只能证明他智商低；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逊、招人怨恨的，大祸就要临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抛弃他；文过饰非、挖空心思掩盖过失的，定要灭亡；表面愤怒但没有威摄力量的，将会受到侵犯；好纠集团伙、欺辱别人的，必定遭殃；杀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对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慢待，将会带来凶险；与别人相处而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的，最后将被孤立；亲信奸诈的人，疏远忠实的朋友，这种人必然灭亡；听信谗言、抛弃贤良的，这只能使自己处于昏庸无知、不明是非的状态；暗地里封官许愿的，他的寿命不会长久；让女子去拜见官员、办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现yín乱；当宫的部下暗中施惠于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办法邀功请赏的，到头来自己要下台；有名无实、假报功绩的，经济实力将会被逐渐耗损；肥了自己，克扣下属的，最终要被唾弃；给别人带来微薄的好处就希望人家重重报答的，到头来还是落空；奖赏有成绩的人时忘掉了最下层的也应受奖，以后人家就不会为你出力；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险的；为了安排一个人而设立官位头衔的，将会失败；让不仁不义的人出谋划策，是非常危险的；密谋的事情泄露，肯定要失败；向人民征收得多，用之于民的少，这将导致民生调蔽。”凡此种种，都是自我修养提高时必须警觉的大道理！

[荀子说：“能说会做的是国宝；不会说会做的是国家的人才；会说不做的是国家的工具；说的好听做的丑恶的；是国家的妖逆。”]

所以，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立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才能让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后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后才国家正，国家正而后才天下正。反过来说，天下不正要从国家建设做起，国家不正要整顿朝纲，朝廷不正要整顿文武百官，左右不正，当皇帝的就要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自身不正要从修心做起。修养的对象越切近，所带来的影响、效果越久远。大禹、成汤能责备自己，所以才国家兴旺，显得生气勃勃。”这就是“正心”的意义。

[尸佼说：“心是身体的君主，天子把自己当作心，把天下当作身体，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诸侯把国家当作身体，把自己当作心，心不正，国家就要灭亡了。平民百姓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确，自身也就难保了。”

 

 

《理乱》

 

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

荀悦曰：“

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仁德。)；

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

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

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

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

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者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政行，乱国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所以败也。此之谓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

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躁而费多也。”)

何谓“四乱”？

管子曰：“内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者位，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嬖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何谓“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曰号令，然势是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守也。)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50. 译文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