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33

主妾岂可同坐哉？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豕乎？”上乃悦。由是言之，夫爱之为害，有自来矣。)

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药石犹生我。”此恶之而为美者也。(孙卿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商君曰：“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韩子曰：“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俗遁世，谓之高悫；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人。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人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悫者，人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而人主之大败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家国无危乱，不可得也。)

由是观之，夫俗之好恶，与事相诡，唯明者能察之。(韩子曰：“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此之谓异利者也。)

 

50. 译文

 

事情有顺着行事却不合道义的，有本为爱他却反害了他的，有讨厌自己却是于自己有好处的，有利于自己却有损于国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刘梁说：“过去楚灵活王骄奢淫佚，暴虐无度，芊尹申亥按照灵王的意愿，把他埋葬在乾溪（今安徽毫州），并用二个女子殉葬。这是顺着行事反而违背道义的。[国君的命令正确，臣子才服从，这叫做顺。而如今国君违背道义，臣下却服从他，并不是什么顺。]鄢陵之战，晋楚两国交兵，楚国统帅子反的仆人谷阳竖给子反敬酒，子反醉，楚军大败，楚王逼令子反自杀，这就是因为爱他，反而害了他。[汉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后宫时，慎夫人和皇后同席而坐。

待到汉文帝游上林苑，郎署长安排座位，又安排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便把慎夫人领到另一座位坐下。文帝大怒，袁盎上前说到：“我听说尊卑之间一定有个次序，上下才能融洽。如今陛下既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侍妾，女主人与侍妾是不能在同一席位上平起平坐的。如今你宠爱她，多赏赐她财物就行了。你认为让她与皇后同席是为她好，其实恰恰是给她制造后患。你没见过高皇帝的宠妃戚姬的下场吗？高皇帝死后，吕后把戚姬剁去双手双脚，扔在猪圈里，被称作‘人豕’。”文帝这才不生气了。由此说来，爱他反而是害他，是早就有的现象啊。]臧武仲说：“孟孙讨厌我，那是良药和针石啊。季孙喜欢我，那是美丽的病毒啊。病毒再厉害，良药和针石还能把我救活。”这就是厌恶他却对他反而有益的道理。[荀子说：“批评我而又批评得对的，是我的老师；称赞我，而又称赞得对的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我的敌人。”商鞅说：“不实在的话，就象是花朵；真实的话，象是果实；逆耳的话，象是良药；甜言蜜语，象是疾病。]韩非子说：“为老朋友循私舞弊的，称之为不抛弃朋友；把公家财产分给别人的，称之为有爱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看重自己生命的，称之为君子；不顾法律规定而庇护亲人的，称之为有品德；抛弃职务包庇朋友的，称之为有侠肝义胆；避世隐居的称之为诚谨；互相争斗，违抗命令的，称之为刚烈；施些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的，称之为得人。所谓不抛弃老朋友的官吏，一定有奸私；所谓爱人的，公家的财物却受到了损失；所谓的君子，国家难以使令他；所谓的有品德，法制就会被毁掉；所谓的有侠肝义胆，就会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诚谨，就是使人别干事；所谓的刚烈，就会使上级的命令没人执行；所谓得人，就会使君主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八种称誉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私誉，是对君主利益的极大破坏。”[国君如果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盲目听信百姓的私誉，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世俗的好恶往往与事理相反，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这一点。[韩非子说：“君臣之间的利害刚好是对立的，所以臣子不忠于君主。臣子的利益一旦获得满足，君主的利益随之就会破灭。”这就是君臣利害不同的道理。]

 

 

《息辩》

 

(议曰：夫人行皆着于迹，以本行而征其迹，则善恶无所隐矣。夫辩者焉能逃其诈乎？)

《中论》曰：“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着乎其体。”(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数物，谁其疑之？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审观其体，则无所窜情。

何谓行本？孔子曰：“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太公曰：“人不尽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安万乘之主，简练群臣，定其名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谓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苦。赵攻甄，子不能救。卫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国大理。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将以为贤？”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陛下视今为治也？乱也？”上曰：“亦极乱耳。”房曰：“今所任丹者谁欤？”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前也。”)此事迹者也。

由是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50. 译文

 

[赵子议论说：人的品行都会有迹象显示出来，根据一个人的根本品质并参验他办事的迹象，那么是善是恶就无法掩饰了。即使能言善辩，也无法用诡诈的手段掩饰他不善的本质。]

《中论》上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并未自己标榜，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确是哪样性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它的标记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诚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的品行，却埋怨别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涂极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迹象可寻，只要仔细观察，那就谁也无法掩饰其真相了。

什么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说：“立身处世有一定的准则，而孝敬父母是根本；丧葬有一定的礼仪，哀痛是根本；战阵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为根本。”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务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合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立身根本。

什么是做事的迹象？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都开垦出来了，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工作，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

这是因为你不花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的人说你的好话。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吹吹拍拍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胁的情况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有幸的是现在被任用的石显比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

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

由此说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政治清明或昏乱，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象水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

 

 

《量过》

 

(议曰：杨恽书云：“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遑遑求财利，常恐遗之者，庶人之行也。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责仆哉？”此量过者也。)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党，党类也。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岂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议曰：夔、龙、稷、契，王者佐也；狐偃、咎犯，霸者佐也。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才而为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观之，孔子以管仲为夔、龙、稷、契之党而观过也。)

虞卿说魏王曰(虞卿说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然楚之伐燕，路由于魏，恐魏不听，虞卿为春申君说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若曰胜千均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

由是观之，夫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为强大、天下无敌。非诡议也，各从其党言之耳。不可不察。

 

50. 译文

 

[赵子议论说：汉代杨恽在写给孙惠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怕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这就是衡量过错要有不同的标准的道理。]

孔子说：“人是各种各样的，人的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人就犯什么样的错误。仔细考察某人所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党，就是品类。小人不能做君子事，当然不会犯君子所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小人犯错误就该宽恕，不要责备。]为什么这样说呢？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候的会盟，使天下得以匡正，可孔子还是小看他，曾说：‘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哪！’因为他没有努力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却只成就了霸业。”[夔、龙、稷、契（虞舜的臣子），这是天子的辅佐，狐偃、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臣子）是霸主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就会被夷狄之国所灭，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为孔子觉得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器量狭小。]

虞卿在游说魏王时说[虞卿本来是先劝春申君攻打燕国，以求取自身的封赏。但楚国若攻打燕国，必须通过魏国。虞卿怕魏国不准楚军通过，才去游说魏王借取通道的]：“楚国可是很强大的，可以说天下无敌。他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钩之重，不是马能驮起来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那岂是楚国能做到的呢？”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不负责的说法，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品类来说的。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

 

 

《势运》

 

(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衣食足，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萧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喂于后，能守志不移者，鲜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以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则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循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也。)。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议曰：《尚书》云：“殷罔弗小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罔获。”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为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形善也。”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黡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

 

50. 译文

 

[天下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惠愚妄？都没个定准，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或出于事所当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上说：“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退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就会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下来。[《管子》上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汉书》上说：“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肖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伯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开始是父母挨饿，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

《淮南子》上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天下一片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

唐尧、虞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新语》说：

“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原因。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古称四读，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随水多的原因啊。”

因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经说过：“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百姓也就不互相争斗了；君主好仁德礼乐，下民也就不会凶暴；君主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会按道义节操行事；君主宽厚慈爱，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有这四种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峻法也能化导天下，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由此说来，社会的君子，是明主化导的结果。]

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尚书》上说：“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草野盗贼成群，朝廷内外，大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行下效，法律却治不了。”这是说商朝的末世，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没有遵纪守法的，这也都是君主化导的结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礼让，也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左传》上说：“晋国的范宣子执政，他好礼让，大夫们也都好礼让。栾厌虽然横暴，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因而晋国安定，几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安定地生活。这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时的诗中唱道：“以文王为榜样，众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

待到周朝衰落时，那时的诗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

这就是说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成的。这个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论》上说：“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做为天下的普遍标准。”

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变化而变化的。]

 

 

《傲礼》

 

《左传》曰：“无傲礼。”《曲礼》曰：“无不敬。”然古人以傲为礼，其故何也？欲彰于人德耳。何以言之？昔侯嬴为大梁夷门监，魏公子闻之，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引公子过市，及至家，以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稠人广众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初，公子迎侯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驾过之。”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与之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观，从骑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也。)

张释之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汲黯常与大将军抗礼，或谓黯曰：“自天子常欲令群臣下大将军，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之，愈贤黯也。)

由是观之，以傲为礼，可以重人矣。

(议曰：《老子》云：“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慈。”此言忠臣孝子，因不知昏乱，乃见其节。向使侯生不傲，则士人不知公子能下士也。使王生不倨，则三公不知廷尉能折节也。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信矣夫！)

 

50. 译文

 

《左传》上说：“没有以傲慢为礼的。”《曲礼》上说：“不要失去恭敬的态度。”然而古人确实有以傲慢为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想使对方的品德能够彰明于世。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有个隐士侯嬴，是魏国首都大梁东门的守门人。魏公子信陵君听说候嬴是个贤者，就置办了一次大宴会宴请宾客。待宾客都坐好后，信陵君率领一队车马，把车中左边的客位空着，亲自去迎接守东门的侯嬴。侯嬴领公子去了一趟市场，待来到信陵君家中，侯嬴被当做最尊贵的宾客。侯生对信陵君说：“今天，我为你所做的事已经很不少了。我本是东门看守大门的人，而你以魏国公子的身分屈尊驾车迎接我。而且在稠人广众之中，本不应去，可是我故意让你去了一趟市场。我为了成就你礼贤下士的声名，所以才故意让你和你的车马停在市场那么长的时间，来观察你，你的态度却更加谦恭。市场上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小人，而认为你是个有道德的人，能礼贤下士。”[当初，信陵君去迎接侯嬴，侯嬴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中的屠狗店干活，想借你车驾去拜访他。”侯嬴下车去见他的朋友朱亥，和朱亥聊天，暗中观察信陵君，信陵君的面色反而更加谦和。市场上的人都围着看，随从信陵君的骑兵都暗中责骂侯嬴。侯嬴看信陵君面色仍然没有变化，还是那么谦和，这才辞别朋友上了车。]汉朝的廷尉张释之等待朝见皇帝，三公九卿等高官显贵都在场，有个老人王生说：“我的棘带松开了。”回头对张廷尉说：“给我把袜带系上！”有人对王生说：“为什么在大廷广众之中，单单要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年纪很老了，地位又低，自己思谋没有什么办法能对张廷尉有所帮助。张廷尉是如今天下有名望的大臣，所以才让他当着大廷广众的面跪下给我系袜带。我是想让张廷尉更被世人看重啊。”那些高官显贵听了，认为王生是个有贤德的人，也更加尊重张廷尉了。[汉朝的汲黯，常常见了大将军卫青不跪拜，只行个平揖礼。有人对汲黯说：“皇帝打算让群臣都以下属的礼节拜见大将军，你不应该见大将军不跪拜。”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尊贵的地位，却有平揖的朋友，不是更被世人看重吗？”大将军听了这话，认为汲黯是贤德之人。]

由此看来，以做为礼，可以使人更受尊重。

[《老子》说：“国家乱昏的时候才显示出忠臣来，六亲不和时才显出父母的慈爱和子女的孝顺。”这是说忠臣、孝子因为不管国家昏乱与否，仍然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才显示出节操的高尚。如果过去侯嬴对信陵君不傲慢，那么市场上的人就不了解信陵君有礼贤下士的风度。如果王生对张廷尉不傲慢，那么三公九卿，高官显贵就不了解张迁尉能降低身分，屈已下人。所以说：不好的人，是好人得以显示出来的凭借和参照啊。]

 

 

《定名》

 

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又曰：道者，谓人之所蹈，使万物不失其所由也。)

德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谓之德。

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悲恻隐之心，遂其生成。)

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又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建功立事也。)

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又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恶，谓之礼也。)

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

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心，谓之信。

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又曰：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

《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又曰：君正臣从，谓之顺也。)。从命病君，谓之谀(又曰：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又曰：君僻臣从，谓之逆也。)；逆命利君，谓之忠(又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孙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谓之乱(又曰：赏无功，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可谓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贵也。)

《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俙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匿。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

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改，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行，谓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庄子》曰：析交离亲，谓之贼。孙卿曰：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国之贼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人而实远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分谓始得为人)。形于一，谓之命(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

或曰：“乐与音同乎？”对曰：“昔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曰：‘夫古乐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郑音好滥，淫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卫音趋数，烦志也；齐音傲僻，骄志也。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乐之异也。’”(董生曰：“古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时者，而以深入教化于人，然后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故国风淫俗在于管弦。”《乐书》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正，而理道备矣。”此又声、音之异也。)

或曰：“音与乐，既闻命矣。敢问仪与礼同乎？”对曰：“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于太叔，太叔曰：‘是仪也，非礼也。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民之所履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气为五味(酸咸辛甘苦也)，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发见于是非分别也。)，章为五声(宫商角征羽也)。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滋味声色，过则伤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制礼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也。)。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也)。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协和也)。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谓之成人。”’”

或曰：“然则何谓为仪？”对曰：“养国子，教之六仪；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俨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累累颠颠(累，音力追反。颠，音田，忧思之貌。)；军旅之容，暨暨詻詻(詻，音额。教令之貌。)；车马之容，騑騑翼翼。此礼仪之异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钩鈲析辞(鈲，音普觅反。)。苟无其弊，则定名之妙也。”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着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

 

50. 译文

 

内心明白了某种道理，但不借助语言，就不能把这道理表达出来；把某种事物用一定的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把它与别的事物区分开来。不借助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就无法与别人沟通交流；不借助名称来区分事物，就无法显现你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如推本溯源，并非事物自来就有名号称谓，也并非道理自来就有固定的概念范畴。而要区别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为它们规定不同的名号称谓；要传达你内心的思想，就必须确立一定的概念范畴。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概念范畴。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坐在那里时，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出行时知道要往哪里去；办事知道所凭借的条件；行动起来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是道[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使万物不迷失其必然的法则。]什么是德呢？德就是人所获得的，也能够使别人各得其所就是德。仁就是爱，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博爱无私就是仁。[又说：仁就是爱心。同情心和怜悯心便能发展为仁。]义就是合宜，明确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的界线就是义。[又说：义就是人所做一切都无不合宜，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此来建立功业就是义。]礼就是人们必须要实行的。或进或退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尊卑、长幼、上下、贵贱都要有所差别就是礼。[又说：礼，就是人必须实行的。早起晚睡，为的都是维护君主的统治秩序。或说：褒奖善行，防止过恶就是礼。]智就是人们的知识。用来判断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们的承诺，发号施令时，都以最高统帅一人的意志为准则就是信。看到事物的开端，就能预知它的后果，执不变之道应对变化元常、复杂多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就是术。[还有一种说法：专杀生之大权，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准确地评论得与失，能使远近，真假无法隐藏地呈现在君主面前就是术。]

刘向《说苑》中说：“顺从君主的命令，也确实有利于君主就是顺。[又说：君主命令正确，臣下因而服从就是顺。]顺从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时不说是隐，该劝阻时不去劝阻就是谀。还说：君主不正确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有利就是忠。[还说：

把财物分给别人就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就是忠。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遮护君主并能感化他，这是最大的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主品德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意见劝谏君主不正确的做法，激怒君主是下忠。]违背君吏的命令而且不利于君主的就是乱。[还说：奖赏没有功绩的人也是乱。]君主有错误，而且即将危胁到国家根本利益，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已见，君主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没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净臣。能率领群臣向君主进谏，解除国家的祸患，这是辅臣。违抗君主错误的命令，改变君主的行事，使国家从危难中安定下来，消除了君主的耻辱，这是弼臣。”[所以说谏、诤、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明主的财富。]

《庄子》说：“什么都不管，一味求进就是佞，观察君主的好恶然后说话就是谄。说话不分别是非一味顺从就是谀。好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谗。假装称誉别人，而实际上希望别人倒霉叫慝。不分善恶，两者兼容，都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样子，暗中却盗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叫险。”古语说：“用可行的方法补救不可行的方法就叫和。无论对自己喜欢的还是憎恶的，一概不表示反对意见就叫同。用贤者取代贤者就叫夺。用不贤者取代贤者就叫伐。法令本来宽缓，可是定罪却很苛刻就叫暴。把好的东西都窃为已有就叫盗。自己有罪恶却不知改过就叫虐。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叫逆。[又有一种说法，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逆。还说：有令不行就叫障。]禁止错误的，树立正确的就叫法。明知是善事偏偏不去做叫狂。明知做了坏事却不想改正就是惑。”姜太公说：“敛取天下珠宝、玉石、美女、金银、彩缎就叫残。收用暴虐的官吏，滥杀无罪的人，完全不按法度就叫贼。”[《庄子》说：“离间亲戚朋友就叫贼。”荀子说：“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合取容，拿国家的俸禄供养自己的朋友，就是国家的盗贼。”]贤人不来报效朝廷就叫蔽。忠臣不来报效朝廷就是塞。表面上选择仁爱而实际上违背仁爱就叫虚伪。不以诚心对待臣子却指望臣子以诚心侍奉自己就叫愚蠢。从浑沌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人就是性。秉受天地之性叫命。凡是人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种秉性，但不同地域的人却有刚、柔、缓、急、音、声的差别，这是与水土之气有关系的，这就叫土风。好恶、弃取、动静都没有永久不变的法则，而是随顺着当今皇帝的情趣爱好，这就叫民俗。”

有人问：“乐和音相同吗？”赵子回答说：过去魏文侯曾问子夏说：“我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来听古乐，只怕打瞌睡。而听郑音时则一点也不感到疲倦。请问，古乐是那样而新乐又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

“现在你问的是乐的问题，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乐与音虽然有相近的地方，性质却是不同的啊。”文侯说：“那请问怎么不同呢？”子夏说：“古乐，是在天地正常运行，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丰登，没有疾疫流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的兆头的时节，这叫做无所不当的时代，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纪纲端正之后，天下也完全安定了。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元射），调和五声（宫商角徵羽），然后配上琴瑟，歌唱《诗》和《颂》，这称做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默然清静，显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恶既分。能做师长，也能做人君。统治这个大国，使百姓顺服，上下相亲。至于文王，其德从无遗恨。既己享受上帝的福佑，还要延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啊。郑音太滥，会使人的心志惑乱；宋音安逸闲适，使人心志沉溺，难于振作；卫音急促，使人心志烦燥；齐音狂做偏邪，使人心志骄恣。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所以祭祀大礼时不用它们。这就是乐与音的区别。”[董仲舒说：“古代还没有制礼作乐的时代，便使用先王传下古乐中适合当时的，用来深入教育化导百姓。

教化百姓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制礼作乐。所谓乐，就是乐于圣人之德。所以国风淫俗，都是由于所配的管弦等乐调啊。”《乐书》上说：“懂得声却不懂得音的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

所以考察声便能懂得音；考察音便能懂得乐；考察乐便能懂得政治。懂得了乐和政治，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备了。这又是声和音的区别。]

有人又说：“音与乐的问题我已经听你讲明白了，请问仪和礼相同吗？”

赵子回答说：过去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太叔回答说：“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我曾听过去郑国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天地之常经，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来对待的。

以天的光明日月星辰为法则；依地阴阳刚柔之性来行事。生成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散发酸咸辛甘苦五味，化作青黄赤白辉五色，显现为宫商角徽羽五声。六气、五行、五色、五味、五声一旦过度失正，就会产生昏乱，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礼来承持民之本性。人有好恶喜怒哀乐，这都生于六气，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以约束这好恶喜怒哀乐六种心志。哀表现为哭泣，乐表现为歌舞，喜表现为施舍，怒表现为争斗。哀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才能长久。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来顺从礼的规定就可以称他为成人了。”

有人又问：“但是究竟什么是仪呢？”赵子回答说：供养国中人才并教给他们六仪：祭祀时的仪容要肃穆、正大；接待宾客时的仪容要庄重恭敬；在朝廷时的仪容要威仪整齐、多而不乱；在丧礼上的仪容要悲哀疲惫；军队的容仪要果断刚毅；车马的容仪要壮盛整齐。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界定名称的弊端在过于抠字眼。假如没有这种弊端，那么界定名称的方法就是一种好方法。

结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学派分为九流，其中第九就是杂家。他说杂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长，融汇名法于一家之说。傅玄曾用九品论人，其第九品是杂才，长于讽谏论辩。由此看来，杂取各家之说的好处，古代人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此篇文章，用杂家思想阐明道理，叙述史事，目的是为对将来的君子能有所启发。

 

 

《出军》

 

赵子曰：“《诗》云‘允文允武’，《书》称‘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黄帝与蚩尤战，颛顼与共工争，尧伐歡兜，舜伐有苗，启伐有扈，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汉高有京索之战，光武兴昆阳之师，魏动官渡之军，晋举平吴之役，故《吕氏春秋》曰：“圣王有仁义之兵，而无偃兵。”《淮南子》曰：“以废不义而授有德者也。”是知取威定霸，何莫由斯！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故曰：少则得，多则惑，所以举体要而作“兵权”云。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凡天有白云如匹布经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或有云如匹布竟天，或有云如胡人行列阵，皆天下多兵。或壬子日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旌旗，天下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尽兵。或四望无云，独见黑云极天，亦天下兵起，三日内有雨，灾解。或有赤云赫然者，所见之地，兵大起。凡有白云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当有千里兵。或有如人持刀楯，此暴兵气也。或有白云广六丈，东西竟天者，亦兵起也。青者，有大丧也。)

故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献，谓之骄兵，兵骄者灭。

(夫禁暴救乱，曰义兵，可以礼服；恃众以伐，曰强兵，可以谦服；因怒兴师，曰刚兵，可以辞服；弃礼贪利，曰暴兵，可以诈服；国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兵，可以权服。)

是知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萤火，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优游恬泊者何？重伤人物。故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德来，然后命将出师矣。

夫将者，国之辅也，之人司命也。故曰：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将既知兵，主既择将，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烦将军应之。使太史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