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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32
“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两方面。即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如果根据道的不同性质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现为参差不齐，很难表现得那么均衡、那么明显。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去追求获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它固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应合它，就会有吉祥出现，否则就会出现灾荒。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养生之道周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祸于你。
否则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米价暴涨，人们吃不饱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如兴土木、田猎、乃至战争都违背农时，对于国家根本的农业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间妖孽。不修礼义，使男女无别，荒淫无度，父子之间还互相猜疑，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盗贼每天都来光顾，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交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
荀子的说法非常切近，这种灾难确是太悲惨了。《左传》上说：“万物之精怪，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都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因而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的功效。象这样，乱政可清，危国可安。过去被夏桀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这就是时代若不发生变动，民俗也很难改变。
最高统治者转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乱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说有定命存在呢？”
从前梁惠王问尉缭：“我听说黄帝由于有刑罚，有仁德，而百战而胜，是这样吗？”尉缭回答说：“不是的。黄帝所制定的刑罚和仁德，是用刑罚来讨伐不仁，用仁德来守卫天下。那并不是世俗所说的刑罚与仁德啊。世俗所说的刑罚、仁德，指的是天体上的日月星辰运行是否失序，以及阴阳向背等神秘之说。而黄帝的刑罚及仁德，都属于人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现在有一座城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不能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吗？然而仍然攻不下来是因为城墙太高，护城河太深，武器、战法无一不备，以及守卫者的深谋远虑。由此看来，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谋略啊。天官阵法中有一种背水阵，布出这种阵法会使全军覆没；有一种向扳阵，使用这种阵法的劳而无功。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背靠漳河，面对山坡，既是背水阵，又是向坂阵，用一万二千的军队去进攻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最后终于把商纣王的头颅割了下来，悬挂在白旗上示众。难道是商纣不懂天官阵法吗？然而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得人心的缘故。黄帝曾说：‘首先考虑自己是否有智谋的称天子。’由此看来，决定运命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缭的说法，吉凶祸福全在于人。周公告诫周成王说：
“过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国事，稳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业业地治理殷国，附属诸邦国，无论大小，从没有对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坏，能使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不欺负鳏寡孤独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时起，以后即位的君王，从出生就过着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样尽情享乐，因而也没有一个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叹啊！
继而为王的人应引以为借鉴。”
《史记·陈世家》说：“陈国，是舜的后裔，周武王把他们封在陈地。
司马迁说：舜的仁德，可以说元以复加了，后来传给夏禹，后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历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国灭掉。而田氏从齐国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传了好多代。”《南越传》上又说：“越国虽是不开化的国家，他们的祖先哪里有大功于百姓呢？可是为什么能传国这样久，经历了数代人，都曾称王，到了勾践甚至争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这大约是大禹的余烈吧？”
又说：“郑桓公名郑友，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幽王任命为司徒。郑友问大史伯说：‘周王族多难多灾，我哪里逃得出灭亡的命运呢？我打算南游长江，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赢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
按周公、司马迁、太史伯的说法，国家的兴亡和国运的长短，必由其德决定。这是概括他讲些根本道理，并未讲得详尽具体。我曾试加研究，认为所谓命，那是自然的赋与，而德是命的根本。伟大的祖先虽然暗中保佑后代，那也是暖味玄远的。但国家兴亡、国运长短以德为准是正确的。德在过去，命定于现在。所以现在的定命，都是由于过去之德。这还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吗？命既然由德所决定，那么吉凶祸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命定于现在，圣贤，鬼神也不能改变。所以君子只有尽心尽力修德，为求得到好的命运啊！
这就是关于命运的最深刻的理解。］
《易经》上说：“要穷究天下道理，尽自己之所能，来实现最好的命运。”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赵子评论说：吉凶由人自取，兴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种种记载，命运由德行来决定是肯定无疑的。如今有些论者，由于尧舜的后代未能承继帝业，便认为这是由命决定而不是由德决定，这就人错特错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尧舜身边那些佐命功臣，必然会有兴盛起来的。如果尧舜把帝位传给儿子，那么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为样说呢？过去郑桓公问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后，哪个国家会兴盛起来？”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
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所以，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典引》中说：“帝尧（陶唐氏）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却传给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商均却传给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时的佐命功臣时发扬功业的，因此才奠定了后来商汤和周武王的基业。由于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业归于元首，最终授与汉代刘氏。”由此说来，岂能说尧、舜有德无嗣呢？
范晔又说：“西楚项羽的军队屠杀汉军士卒，尸体竟然塞满了濉河，至使河水为之不流；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当时怨愤之声惊天动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英才，或伊尹、颜渊那样与圣人相差无几的有德之士，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于是有人认为命运在于德行的说法有漏洞。
对于这一看法，可以这样回答：宋景公的时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为这是灾祸降临的征兆。于是问子韦有何办法攘除，子韦说：
“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降临在国君身上。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转移给老百姓。”根据这种说法，国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当各种厄运一起降临的时候，百姓的灾难就更加深重了。虽有伊尹、颜渊、子游、子夏那样的圣贤，又怎么抗拒呢？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走运的人，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幸运的人，也并不是那时的人都愚笨。这是时势造成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范晔还说：“北方戎狄民族，人面兽心，贪图享乐，把杀人当作道德，把luàn伦当作仁义。当太白星运行失度，天下大乱时，便乘机入侵中原，毁灭了洛阳等五大城市。呜呼，行善得福做恶招祸，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根据这种说法，似乎认为狄戎内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这些说法，都是由于人们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德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秦穆公曾问戎狄贤者由余说：“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等法度来治理天下，然而还是经常发生动乱，而如今戎狄并没有这些典章制度，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由余笑着回答：“这就是中原国家所以发生动乱的根本原因。自从上古黄帝制定礼乐法度，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也仅仅获得一时的安定。待到后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骄奢淫佚，依恃法律条文之多，来责备、督察百姓之过。
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义的标准埋怨国君。这样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杀戳、篡夺，甚至于夷灭宗族，根源就在这里。戍狄则不然。君主用淳朴的道德来对待臣民，臣民则心怀忠诚信义来侍奉君主，这样治理全国就象一个人治理自身那样容易，可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治理得这样好，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这个样子啊。”如今晋朝建国以后，嫡长子没有兄弟们连城相助守卫，而兄弟之间的怨恨和争斗一大比一天厉害。卿宰没有被众人钦佩敬仰的高贵品德，可是百官倒台、黜降、杀戳、侮辱的灾祸每天都有。
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正值多难之秋，专力讨伐英雄，杀戳豪杰，以便倾覆曹魏政权。屠戳之惨，不是诛杀二字可以概括的。再后来，皇室风俗yín乱，把廉耻全部丢尽了。天还未黑，便开始了昏天黑地的yín乱生活。放纵自己的情欲，个个不以浮乱放逸为耻，不以妒忌为恶。当媳妇的忤逆公婆，做妻子的凌虐丈夫。有杀戳妾媵的，有狎戏长辈或晚辈的，那种yín乱、凶恶、忤逆岂止是luàn伦所能概括的。由此看来，晋朝之德行岂能胜过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鲜卑等民族侵扰华夏，便认为决定于命不决定于德，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啊！］
《大私》
《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周书》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何以征其然耶？黄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务功，鲜有让者。唯天子不与下争功名耳。故曰：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为诸侯，己为天子(天子不收功于万物，故能成其高；不竞名于众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保，令士自取(尽与敌城之财，令自取之。所谓使贪、使愚者也。)。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亲！”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 译文
《管子》上说：“明白给予就是获取的道理，那是为政的法宝啊。”《周书》上说：“将要从哪里求取，所以才一定要先行给予。”怎样才能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呢？黄石公说：“得到的东西却不要占有它。即使是君主建立的功业，也不要占取功名。只要尽力而为就是了，占取功名是士大夫的事，君主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在哪里可以得到呢？”［人们往往追求功名，很少有谦让的，只有皇帝不和臣下争功名。所以说占有功名的是士大夫的事，天子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事呢？］他们是诸侯，自己是皇帝［皇帝不从万民那里收取功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君不和百姓争夺名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的广大宽宏的名声。］要让城中的人自己保卫自己的城池，要让攻城的将士自己攻下敌人的城池[（把城中的财产给予城中的人，他们自己就会拚力守城；同样，把敌城中的财产送给攻城的将士。让他们自己去拿，他们就会拼命攻城。这就是人们说的利用人的贪婪本性和愚昧。］。这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的办法。
尸佼说：“尧抚养哪些孤独无告的穷人，禹爱罪人。”这是说古代的圣君能够使处在危难中的人安居乐业，对边远地方的人也同样给予关怀，使之臣服顺从。圣明的皇帝在最大的私情里表现出的却是无私。商汤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对天下百姓进行报复；天下百姓有了罪恶，请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商汤不偏爱一己之身而爱天下百姓。周文王说：“假如有仁人，又何必非得是周族的亲属不可呢？”周文王不偏爱他的亲族而爱万国的人民。占代的圣王不是无私的，只是他的私心与一般人不同，这才是明白大私的道理。由此说来，只有不存小私之心，才能成就最大的私；只有以不贪图小利为利，才会获取大利啊。
《败功》
《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没，请为灵若厉，大夫许绪？”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之恭乎？”大夫从之。此因过以为功者也。
魏将王昶、陈泰兵败，大将军以为己过(魏人感将军引过，皆悦，思报之。)。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销而业昌，可谓智矣。”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上下离心，贤愚释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谬之甚矣。夫人君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虽失而名扬，兵虽挫而战胜，百败犹可，况再败乎！此因败以成功也。故知智者之举事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然矣。
(议曰：白起为秦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使诸侯曲秦而合纵。夫坑赵降卒，非胜也，乃败秦之机。商君诈魏，虏公子卬，使秦信不行于天下，乃自败之兆，非霸业也。乐毅仗义，以下齐城，败于即墨，非败也，乃是吞天下之势。刘备怜归义之人，日行十数里，败于长阪，虽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败。齐人以紫败素，而其价十倍。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 译文
《文子》上说：“即使有功，如果失去了仁义，也一定会被疑忌；即使有罪，假如不失民心，也一定会受到信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楚共王患病的时候，把大夫们召集到身边，说：
“我缺乏德行，从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主持国政，却不能继承前代君主的余绪，使楚国的军队连吃败仗，这是我的罪过啊。假若由于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寿终正寝，我请求你们给我加上‘灵’（译者按：据《谥法解》不勤成名曰灵。也就是放任本性，不见贤思齐的意思。）或者‘厉’（《谥法解》：杀戮无辜曰“厉”）的谥号，不知大夫们同意吗？”待到楚共王死了之后，大夫子囊说：“不能按大王的遗命来加谥号。因为侍奉国君的原则是，听从他正确的命令而不服从他不正确的命令。楚国是威名赫赫的大国，自从他君临朝政之后，对南方诸国或安抚或征伐，使之归顺，对于中原华夏诸国也加以教训，可见受上天的恩宠非常大。有这么大的恩宠，却能自知其过，难道不可以谥为‘共’吗？”大夫们采纳了子囊的意见。（按《谥法解》：知过能改曰‘恭’，恭、共互训。）这就是由于有了过错反而尊谥为“恭”的例子。
三国时曹魏的将军王昶、陈泰先后打了败仗，大将军司马懿却把责任自己承担起来。［魏国人对大将军主动承担责任非常钦佩，都想为他效力以报答他。］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上说：“司马大将军把二次失败的责任都自己承担起来，实际上不仅消除了过错，而且使功业更加昌盛起来，这可以说是明智的人了。人民不计较他的失败却想为他效力，即使并未想什么事业昌盛，又怎么能昌盛不起来呢？假如他们（楚共王、司马懿）讳言失败，推托责任，找借口把错误归咎于种种因素，就会使上下离心离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解体，走向对立，这样就会使楚国再次失败，晋国也会再次被敌人打垮，那样的话，错误就更大了。假如国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行动失败了，但美名却可扬遍天下，军事上虽受了挫折，但战略上却取得了胜利，即使打了多次败仗也关系不大，何况只打了二次败仗呢？这就是由于失败反而成功的道理。由此可知明智的人办事，往往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
［赵子议论说：白起为秦国坑杀了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从而使各诸候国认为秦国太残暴，因而结成了合纵联盟一致抗秦。大肆坑杀赵国降卒，并不是秦国的胜利，而是可以打败秦国的一个机会。商鞅使用欺诈的手段，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印，使秦国的信用被天下所怀疑，这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先兆，不是取得霸业的正确方法。乐毅用信义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在即墨被齐兵打败，这不是失败，而是显示出统一天下的势头。刘备怜悯那些归顺了自己的百姓，每天只走十几里路，最后被曹兵赶上，在长坂这个地方吃了败仗，尽管逃亡的紧急关头也不抛弃百姓，这是后来称霸西蜀的开端。因此可以明白，不能成就霸业的人就不会利用败势取胜。齐国人把紫色的绢的价格降到素色绢的价格以下，反而获取了十倍的利润，这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从中悟出大道理。]
《昏智》
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暗于成败者，非愚也，以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摄鲁相，齐景公闻而惧，曰：“孔子为政，鲁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且曰：“去仲尼如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禄，遗哀公以女乐？哀公亲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不听，必轻绝鲁。”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绣之衣而舞康乐。遗鲁君，鲁君受齐女乐，怠于事，三日不听政。孔子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遂适卫。此昏于声色者也。
(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缪公以由余贤圣，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奈何？”内史廖曰：“戎王处僻匿，未尝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迁。由余谏，不听。缪公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梁王觞诸侯于苑台，鲁君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也。’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而饱，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也。’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也。’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乐忘死，遂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也。’今主君之樽，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人有一于此，足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诫欤？”梁王称善相属。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途也。)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代之佳公子也，然不睹大体。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邯郸几亡。”此昏于利者也。
(《人物志》曰：“夫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有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有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则欲夺之也。)
《后汉书?班固传》评曰：“昔班固伤司马迁云：‘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固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窦氏势，窦氏败，固坐之，死洛阳狱中也。)，可谓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邪？此昏于势者也。(议曰：夫班固伤迁，公论也。自陷大戮，挟私也。夫心有私，则智不能守也。)”
《尸子》曰：“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及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在私则忘其亲戚。非智损也，怒夺之也。(此昏于怒者也。)
好亦然矣。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夺之也。(此昏于爱者也。)
是故，论贵贱、辩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范晔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则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则能恕而自鉴。”
(议曰：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由此言之，心苟有私，则失其本性矣。《尸子》曰：“鸿鹄在上，彀弩以待之，若发若否，问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难计，欲鸿之心乱也。是知情注于利，则本心乱矣。”)
- 译文
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会明朗。智慧是心志的标志，智慧公正就表明心志正直。现在却有精神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明白成败道理的人，这不是困为他愚蠢，而是因为音乐、美色、财物、利益、发怒或偏爱把他的智慧弄得昏暗不明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孔子曾代理鲁国的国相，齐景公听到这件事后很害怕，说：“孔子当政，鲁国必然成为霸主。鲁国一成霸主，我国高它最近，必然被它先吞并掉了。”犁且说：“除去孔子就象吹动一根羽毛那么容易。你何不用重金聘请孔子来齐国，送美女和乐舞给鲁哀公。鲁哀公喜欢美女和乐舞，必然荒于国事，荒于国事孔子必定劝谏，哀公不听劝谏，孔子必然离开鲁国。”于是便选齐国中八十多名美女，部穿上漂亮的锦绣衣服，并教会她们康乐之舞，然后送给鲁哀公。哀公接受齐国的女乐之后果然荒于国事，三天没有听政。孔子说：“有了那些妇人在那里唱歌，我可以离开鲁国了。”于是便前往卫国。这就是被音乐和美色弄昏了智慧的例证。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考察，秦穆公认为由余既有才，又有德，就问内史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就是敌国的祸患。现在的由余，就是我的祸患，该怎么办呢？”内史廖回答说：“戎王处在偏僻闭塞的地方，从未听过中原的音乐。你何不送给他女乐来腐蚀他的精神；替由余说好话来离间他与由余的关系；挽留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国，使戎王怪罪他，怀疑由余的忠诚呢？
再说，戎王喜欢女乐必荒于国事。”穆公说：“这个主意好。”于是把十六部女乐赠送给戎王，戎王接受了，非常喜欢这些女乐，一年到头兴趣不减。
由余劝谏不听。穆公派人晴中邀请由余，由余便投降了秦国。
魏王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鲁国的国君说：“过去尧帝之女、舜帝之妃命令仪狄作酒。酒非常美，仪狄把酒进献给禹。禹饮了之后觉得非常甘美，于是便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代一定有因为纵酒亡国的。’齐桓公半夜感到饿了，易牙便煎煮，烧烤，调合五味，献给桓公，桓公吃得非常美，说：‘后世必然会有因为贪图美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南之威为妃后，一连三天不临朝听政，于是便疏远了南之威，说：‘后世必然有贪图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强台，眺望崩山。左边是大江，右边是大湖，高兴得连生死都忘在脑后，于是再也不登强台了，说：‘后世必然会有贪恋高台美池的景色而亡国的。’如今你的坛中装的是仪狄那样的美酒；你的美食象是易牙烹制的美味；左边拥着白台，右边抱着闾须，都象是南之威那样的美色；前边是夹林，后边是兰台，就象是楚国强台那样的美景。人君贪婪其中一项就足以亡国，而你现在四项全占了，岂可不警惕呢？”魏王听了，连说：“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由此说来，弄昏人的智慧的并不是一种途径啊。］
司马迁说：“平原君真是乱世中的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儿啊。但是他不懂得大道理。由于惑于冯亭邪说，使赵国失陷长平，四十余万士卒被秦国坑杀，首都邯郸险些被攻克。这都是因为被利弄昏了智慧。”［《人物志》上说：
“仁爱出于慈悲之心，但却有慈悲而不仁爱的；仁爱的人本应拯救困境中的人，但却有仁爱之心而不去拯救困境中的人的。严厉的人有刚烈之气，但却有严厉而并不刚烈的。象那种看到别人可怜，便热泪交流，将要让他捐献些财物就吝啬得很，这是慈悲但不仁爱的人。看到别人处境危急，就产生怜悯之心，真要让他前往拯救便害怕招至祸患，这是仁爱却不去帮助别人的人。
无事之时讲起道义声色俱厉，一看到利益和欲望之所在，便怯懦起来，这是严厉却不刚烈的人。慈悲但不仁爱，是吝啬的缘故；仁爱而不去拯救，是恐惧的缘故；严厉而不刚烈，是有欲望的缘故。］《后汉书·班固传》评论说：“过去班固慨叹司马迁知识渊博，却不能运用智慧避免腐刑。可是班固自己也身犯大罪。［班固依附外戚窦氏，窦氏势败后，班固也受到了牵连，死在洛阳监狱中。］这可以说是智力已经够了，但在行动上却不能恪守所明白的道理。占人所以反复慨叹，人能明察秋毫，却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和睫毛。班固能看清别人的祸患所在，但自己也身陷大祸，这是因为被权势弄昏了自己的智慧。
［赵子议论说：班固慨叹司马迁的不幸，这是公平之论。身陷大罪，是由于心怀私利，这就是智慧不能自守的道理。］尸佼说：“吴越等国的风俗。
用臣妾为君主殉葬，中原地区的国君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野蛮。但一旦发怒，却因一句话，杀自己的亲戚。智在公道，可以爱及吴越等国的臣妾，由于私心则忘了被杀者是自己亲戚。［这并不是智力消退了，而是被怒气夺去了智慧。］
爱好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过恶。”这并不是智力不够，而是被爱夺去了智慧。
所以评论贵贱，明辨是非时，必须出自公心来说话，出处自公心来倾听，然后才能弄清楚。所以范晔说：“与自身没有利害关系时，和他商量事情，他考虑问题就没有私心，判断是非时就果断正确。如果能遍观别人的智慧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情形，然后反观自己，就能宽容别人，也就能正确了解认识自己了。
［孔子曾说：“我没见过刚直的人。”有的人回答说：“申枨不就是个刚直的人吗？”孔子说：“申枨的欲望那样强烈，怎么会刚直呢！”由此说来，假如内心怀有私欲，就会丧失他的本性。尸佼说：“鸿雁在天上飞，有人把弩弓扯满等待射下鸿雁，好象要放箭，而又犹豫不决的时候，如果问他：
‘有二只还是有五只？’他必然回答：‘我不知道共有几只。’并不是二只或五只这么简单的数字难于计算，而是想得到鸿雁的心已经乱了。由此知道心专注在利上的时候，他的本性就会迷乱。”］
《卑政》
(刘厉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设官，分职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缠。”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又曰：“世之所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言论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则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智全也。夫人未尽察之也，唯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从；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者，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者，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议曰：据文子此言，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远见、博闻强志、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为风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淮南子》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离朱之明，察针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泉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险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农、士、工、商，乡别州异。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夫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议曰：昔楚之公输、宋之墨翟，能使木鸢自飞，无益于用。汉之张衡，能使参轮自转；魏之马钧，能使木人吹箫，苟无益于用而为之，则费功损力，其害多矣。《庄子》曰：“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技成无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国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圣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观之，事贵于适时，无贵于远功，有自来矣。)
- 译文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却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的缘故。油灯和蜡烛虽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来，治国以能普遍实行为贵，是由来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淮南子》上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治疗饥饿，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须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事，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些与众不同。行为怪僻的人。他们标举恬淡的学问，讲些恍惚的道理。我认为恬淡，是无用的道理，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可见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考察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当做取法的标准的。]所以《尹文子》说：“凡是虽有些道理却对于治国没有帮助的，君子不去谈论它；虽然有能力但于具体事情上没有好处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说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权术的范围；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事情。这就是说，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说：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所做的都是些固执、偏激、伪饰的行为。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办事要比所有的人强，能言善辩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众。但是，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超众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门挨户地去游说；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行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应该以圣人之理为贵，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为贵。应该以工捶的巧技为贵，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文子》说：
“先知先觉，通达的见解，这是人材的过人，但太平盛世，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做视一切，轻贱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当做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做为衡量百姓的标准。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所以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我充实的原因，就是按他们所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假如让百姓都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随其风土人情，以务农耕稼、行军作战为教化，娓婉地附合众人，随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独能独勇为贵啊。］所以古代圣明之君随顺大道来通过险阻。［《淮南子》说：“能够体悟大道的就会安逸而不会走入穷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劳而无功。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却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鱼。有师旷那样能分辨各种音调的耳朵，却听不到十里之外的声音。所以，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不能把三亩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大地之自然法则，宇宙六合也不难治理的均衡公正。这就是顺随大道来通过险阻的意思。］
树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文子》说：“农民，士大夫，工匠，商人，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收获；士大大和士大夫谈论品行；工匠与工匠谈论巧技；商人和商人谈论利润、价格。所以士大夫不会失去品行；工匠不会有做不了的活计；农民不会花费无用的气力，总有所收获；商人不会折损本钱。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来理顺各种差别。］使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轻视，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抛弃，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所以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不会很难吧！”
叔孙通回答说：“礼这种东西，是随着时世人情而制定用来节制虚文的。”
张释之对文帝讲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浅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现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来，如果治理国家不依从时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异为贵，那就是犯了饿了多日的人让他等待黄梁米饭和肉食，借给别人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的错误理论。
［过去，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能使木制的飞茑飞上天，但并无实际用途。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而不靠马的拉力。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萧的木人。但假如没有实际用途，做这些东西，就是废功损力、劳民伤财，它的害处太多了。《庄子》说：“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技术，花费了千金的学费，但学成之后，却没有使用这种技术的机会。”
《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缠绕万物，却属于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广大人民百姓来说，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圣人置之不言。”由此看来，做事在于切合现实，不应好高骛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
《善亡》
(议曰：世有行善而反亡者。)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何以征其然耶？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也。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火不熄则谓水不胜火，此又与不仁之甚者也。又，五谷种之美者，苟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也。)。”《尸子》曰：“食所以为肥也，一饭而问人曰：‘奚若？’则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人皆以一饭而问人‘奚若’者也。”
(议曰：此善少不足以成名也。恶亦如之。何以明其然耶？《书》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余弗顺天，厥罪惟均。”由是观之，夫罪未盈，假令中有罪恶，未灭也。今人见恶即未灭，以为恶不足惧，是以亡灭者继踵于世。故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此圣人之诫。)
由是观之，故知善也者，在积而已。今人见徐偃亡国，谓仁义不足杖也；见承桑失统，谓文德不足恃也(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也。)。是犹杯水救火、一饭问肥之说，惑亦甚矣。
- 译文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的人尽做好事，反而不得好报，有的甚至短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然会有善报。”又说：“不积善就不能成名。”怎么能证明这种说法呢？孟子说：“仁者战胜不仁者、就象水能灭火一样。似是如今为仁的人就象用一杯水去熄灭一车干柴燃起的烈火，火不灭就说水不能灭火。这和用一点仁爱之心去消除不仁到极点的社会现象是同样的道理。又如五谷的品种再好，假如没有成熟，那还不如稗的种子。所以，仁爱也在于是否成熟啊！”尸佼说：“吃饭是为了长得肥胖，假如只吃一顿饭，就问别人说：‘怎么样，我胖了吗？’那么大家都会耻笑他。而治理天下，是最大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到成效的，现在人们往往急功近利，就象吃了一顿饭就问别人‘我胖了吗？’一样。”[这是善德太少，还达不到成名的程度啊。恶也是这样。怎么能说明这道理呢？ 《尚书》上说：“商纣王已是恶贯满盈了，所以上天受命武王诛灭他。其余不顺天命的人，只看他罪恶的轻重如何。”由此看来，只是罪恶未满盈而已。假如有罪恶却未灭亡，就认为有罪恶也不值得惧怕，这就是世上灭亡者一个接一个的原因啊。
所以说：“罪恶不积累到一定程度，暂时是不会灭亡的。”这是圣人的告诫啊。]
由此看来，善德在于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有人看到历史上徐偃王讲仁义却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不值得依恃；看到古代承桑国国君讲文德而国家灭亡，就认为文德不值得依恃[承桑氏的君主遵循文德，罢废武功，后来导致国家灭亡。]，这就象用一杯水救火，吃一顿饭就问人“我胖了吗”一样糊涂了。
《诡俗》
夫事有顺之而失义，有爱之而为害，有恶于己而为美，有利于身而损于国者。何以言之？刘梁曰：“昔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芊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干溪，殉之以二女。此顺之而失义者也。”(议曰：夫君正臣从，谓之顺；今君失义而臣下从之，非所谓顺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谷阳献酒，子反以毙，此爱之而害者也。(汉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尝与后同席。及幸上林，郎署长布席，慎夫人席与后同席。袁盎引慎夫人座。上大怒，袁盎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上下乃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