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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
- 概论
《反经》又名《长短要术》、《长短经》是一本实用性韬略奇书，由唐代赵蕤(ruí瑞）所著。它以唐以前的历史为论证素材，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所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逻辑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是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反经》由唐人赵蕤著，具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原名《长短经》，有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的意思。
纪晓岚编撰的《四库全书·〈长短经〉提要》说：“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
《反经》“不以成败论英雄”，摆脱了以忠奸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定式，以发展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做了一次全面的阐述和总结，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提醒人们对任何人和事物，要“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不能“只知其正，不知其反”，真正做到识人量才、知人善任。
史有《资治通鉴》，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知道，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一本是被历代君臣推崇的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而另一本即不为人熟知的《反经》。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反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书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所引书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墨记》等。《反经》集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书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反经》这本书兼具了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读《反经》，以古为镜，慎察既往，以戒今失。春风得意时不会得意忘形，乐极生悲。穷途末路处也许正是柳暗花明时，得失之间，坦然淡定。
一、作者简介
赵蕤 (ruí瑞），字太宾，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
二、《四库全书·反经》提要
唐赵蕤撰。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唐书·艺文志》亦载：“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与光宪所纪略同。惟书名作《长短要术》为少异。盖一书二名也。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志》与晁公武《读书志》卷数并同。今久无刊本。
王土祯《居易录》记徐乾学尝得宋椠于临清。此本前有“傅是楼”一印，又有“健庵收藏图书”一印，后有“乾学”一印。每卷之未皆题“杭州净戒院新印”七字。犹南宋旧刻，盖即士祯所言之本。然仅存九卷。未有洪武西已沈新民《跋》称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剿用晁公武之言，疑书贾伪托。）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与蕤《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然勘验所存，实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传写之误也。第一卷八篇，题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题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则有子目而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题曰“霸纪上”；第五卷一篇，论七雄之事，题曰“霸纪中”；第六卷一篇，论三国之事，亦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霸纪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题曰“权议”；第八卷十九篇，题曰“杂说”；第九卷二十四篇，题曰“兵权”。其第十卷所谓“阴谋”者，则今不可考。篇中注文颇详，多引古书。盖即蕤所自作。注首或标以“议曰”二字，或亦不标。体例不一，亦未详其故也。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反经》共9卷64章：
《反经》目录
卷一：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论士、政体。
卷二：君德、臣行、德表、理乱。
卷三：反经、是非、适变、正论。
卷四：霸图。
卷五：七雄略。
卷六：三国权。
卷七：惧戒、时宜。
卷八：酌情、诡信、忠疑、用无用、恩生怨、诡顺、难必、运命、大私、败功。
昏智、卑政、善亡、诡俗、息辩、量过、势运、敖礼、定名。
卷九：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时、地形、水火、五间、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兵、掩发、还师。
《大体》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贾谊云：“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惟陛下财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取败之道也。)
汤武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
(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利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谚有言曰：“囊漏储中。”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
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象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上面说的是通晓治国、用人大法的最高统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这里还可以引述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伎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人君应当知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所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实行，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灾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的全部国有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作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拢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音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请侯不应讲求自己的利害，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实行专利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薰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新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备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还能长久得了吗？”后来，周厉王果真被放逐了。
战国时魏文候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候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幸亏没有发生人患，不也挺好了吗？”孔子说：“老百姓富裕了，作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
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对“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所以说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任长》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
(《人物志》曰：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宏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宏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后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逆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 译文
我听说，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黄石公说：
“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
《品目》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钤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信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敝、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 译文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
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
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
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
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
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
《量才》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
(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不知臣驽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上曰：“善！”
汉魏相书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人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月为纪。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敬授人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此燮理阴阳之大体也。”事具〈洪范〉篇。)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
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蜀丞相诸葛亮主簿杨颙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人物志》曰：“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忉忉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经》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论将之妙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人物志》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若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乃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后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孙武曰：“主孰有道？
(昔汉王见围荥阳，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宜各去两短，集其两长，天下指麾不足定也。”
魏太祖谓郭嘉曰：“袁本初地广兵强，吾欲讨之，力不能敌，何如？”嘉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绍以逆动，公以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耳；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能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
绍多计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之，不为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