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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2、楚国
楚国（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223年）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楚国在周文、武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史称“大启群蛮”。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楚怀王时期灭越国，但因为怀王用人不当以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灭亡。前209年，楚地起义军将领项梁起事，在薛城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新“楚怀王”，重新建立楚国，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派人杀死楚怀王熊心。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兵败自杀，刘邦建立汉朝。
一、国名
关于楚国国名的来源，此前有多种说法。但是新发现的“清华简”中的《楚居》（由楚国史官所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据《楚居》中一段对楚先君鬻熊的记载：鬻熊的妻子妣厉，生子熊丽时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去，熊丽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原文中为“楚”）包裹其腹部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关于为何要如此隆重地以国名来纪念一位难产剖腹而死的楚先君的妻子，罗运环表示，按照楚国君世系，妣厉的丈夫以及她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儿子先后做过楚人的领袖，成为楚国的开国先君，开创楚国八百基业。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周谷城在其《中国通史》指出，楚人之自称“蛮夷”。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中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据《世本》、《古今姓氏书辩证》及《元和姓纂》等所载，楚族出自黄帝或颛顼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则应是季连。楚先民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在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战国楚帛书提到的雹戏，就是对雷电化生万物的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对日、月的崇拜，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当先民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等有关神话传说中，天神有日神东君、月神夜光，雷神丰隆，地祗有山鬼、河伯等，说明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长盛不衰，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话，恰是楚之先祖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结果。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山海经·海内经》：“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由于楚人把凤视为祝融的化身，故凤的本领神通广大，赋予人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如屈原《离骚》谓“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楚地出土的文物，凤的图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等。
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记载：“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楚世家》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 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间王室”，西周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楚人在立国之初鄀国盗牛一事，相互佐证了芈楚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在这之后，熊绎带领国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在岐阳会盟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
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前1000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周昭王十六年（约前985年），周昭王伐楚，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
周昭王十九年（约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约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前977年），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这就是所谓的“昭王南征而不复”。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周夷王时，各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而楚君熊渠在江汉一带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并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桓王时，熊通不满自己爵小，以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通过汉阳诸姬向周天子讨要更高级的爵位。遭拒后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谥武）。
熊通之子楚文王定都于郢，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成王四十年（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大败，晋师“三日馆谷”，向周天子献楚捷“驷介百乘、徒兵千”，但是此战并未损耗楚国实力，楚中军全身而退，楚国仍然不断向中原小国扩张势力，陈、蔡、许、郑并未一面倒向晋国，比如陈国仍然一直向楚国进贡，此战后过了几年，楚穆王又开始北上扩张势力。
楚穆王十二年（前613年），楚穆王卒，子熊旅立，是为楚庄王。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三年后改革朝政，攻灭庸国，开始争霸战争。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围郑国，迫郑降，晋国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晋国中军、下军几乎全军覆没，左传中描写当时晋军渡河逃跑的惨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此战后，楚庄王欲将晋军的尸体堆积在黄河边，筑成“京观”，被大臣劝止，成为成语“止戈为武”的由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楚庄王二十年（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国。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中原，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楚、晋、齐、秦这东南西北四大国围绕中原小国进贡的争霸战争，暂时让楚国获得优势。
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战，楚国被晋国击败，但楚国中军未损，此战只是暂时阻挡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楚康王三年（前557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国，攻到楚国方城之外（今河南方城至泌阳间），但这次战役在左传中只有一句话，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无记载，估计是晋国军队与楚国边防军队之间的小规模冲突。
此后，晋国内乱，国力衰退，也无力再与楚国争霸中原，转而支持吴国对抗楚国。中原诸小国，苦于连年战争，期盼和平，于是宋国的向戎多方奔走，约合晋楚两国，并会同各诸侯国召开了盛大的弭兵之会，"弭兵"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弭兵之会在宋国举行。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许、曹、邾、滕、蔡等14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晋国和楚国共为盟主，各国共订盟约，不再打仗;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弭兵之会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平分中原霸权。
楚康王十五年（前545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楚康王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康王弟王子围为令尹。郏敖幼弱，军政大权实为王子围所掌握。王子围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权的人，楚灵王元年（前540年），王子围篡位自立，是为楚灵王。楚灵王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几度大规模地对吴国用兵，结果还是无功而罢。楚灵王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这次又远离都城对吴用兵，时值寒冬，雨雪连绵，军民不稳。原来被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及其他反对力量，乘机叛乱，夺取政权。
楚平王即位后，一反楚灵王之所为，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平王“息民五年”后，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楚平王一反常态，忠奸不分，听信佞臣费无极，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谋、颇有才干的伍子胥出逃，对属国问题又未妥善处理，这对后来与吴的争夺都是不利的。楚平王十年（前519年）秋，吴王僚见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率楚、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抵御。楚令尹子瑕卒于军中，军无斗志。吴王僚与楚等国军队战于鸡父，楚军大败。楚平王卒，子熊轸立，是为楚昭王。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王阖闾派伍子胥、孙武率军攻打楚国，在柏举之战中楚军大败，吴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楚几乎覆亡。这时越王勾践趁机攻打吴国，秦国也出兵帮助楚国，在这样形势下，楚将子西率领楚军回击吴军，接连取得胜利，光复了楚国。
楚惠王即位后，各国形势继续出现新的变化。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楚惠王三年（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至今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后，楚惠王七年（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经整顿休息后，国力已渐恢复，趁夫差北上、国内空虚之机，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闻讯，仓皇回军，但已无能为力，只得以厚礼请和，越王勾践自度一时不能灭吴，就允其和。从此，吴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
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惠王十六年（前473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两年后，即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又灭掉了杞国，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楚惠王五十七年（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楚简王元年（前431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楚悼王元年（前401年），楚悼王立。其时，由于各国竞相改革成功，重又开始激烈的争夺。这时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战争性质。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武侯主动帮助齐田和谋求诸侯，齐与三晋结怨暂时得到消解。此后，魏、秦争夺进一步激烈，赵徙都邯郸，韩则全力攻打宋、郑，严重地威胁着楚国。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际，在魏国协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吴起来到了楚国。由于吴起在魏国政绩卓著，军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今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
楚悼王卒后，由其子臧立，是为楚肃王（前380—370年）。楚肃王在位十一年，因为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楚国一时空虚，政局显然也动荡不安。楚肃王为了稳定统治，对外妥协退让，未主动出击。
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亦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楚宣王十六年（前354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楚国吴起变法及其后，注意向南发展，北境争夺又日趋激烈，越国于前379年（楚肃王二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将都城迁回吴。前342年，越王无疆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兴师伐齐攻楚，“与中国争强”。楚威王六年（前33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后，齐、楚矛盾表面化，越乘机举兵攻齐。齐国为了把祸水泼向楚国，便派人前往越国游说，于是在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徐州之战的同时，又发生了越、楚之战。在楚国有力的打击下，越国已亡，吴越之地尽为楚国所占有。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
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楚怀王在即位后，开始重用屈原等大臣，针对主要弊政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却引来楚国贵族一致性的反对。日久，难以抵挡反对声浪的楚怀王遂意兴阑珊，变法终告失败。秦国东进，韩、魏屈服，秦、齐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雄踞南方的楚国，西邻秦东接齐，地位极其重要，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国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但这时正值楚结齐，齐、楚“方欢”、“交善”，秦惠文王很忧虑，与张仪商量对策。张仪自告奋勇，前往楚国游说，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楚怀王“闭关绝齐”，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举兵伐秦，结果惨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张仪“诈楚”事件。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楚、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秦大胜，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客死咸阳，楚国国势迅速衰弱。
楚顷襄王时代，秦国多次伐楚，拔西陵、巫、黔中等地，于公元前287年攻入楚都郢城，烧毁夷陵，屈原闻讯投河自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聚集了东境的十多万兵力，成功收复之前被攻陷的十五座城池，以此来抵御秦国。
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任用春申君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赵国解邯郸之围，又领兵灭鲁国，楚国一度复兴。但前241年，春申君组织东方国家最后一次合纵，但被秦军所败，楚考烈王怕秦国报复，再次迁都至更东面的寿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后，春申君门客李园发动政变杀害春申君，楚国国力更加一蹶不振。
秦王政亲政后，知楚将项燕擅战，先遣李信为将，领二十万兵马，欲灭楚，败，被入两壁，杀七都尉。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六十万，相持一年，前223年，大败楚军，俘虏楚君负。项燕扶持的熊启也很快被俘杀，楚国灭亡。
楚自从春秋时期设置令尹之官，令尹就“执一国之柄”。“在上位，以率万民”。[22] 历春秋至战国，令尹对内执国事、对外主战争，总揽大权于一身。其权势经久不衰。 战国时期，楚国的公子执政，逐渐衰落，而以昭、屈、景三大家族为主干的世族执政却发展起来。战国时期，楚国组成了以昭、屈、景三大族为主干的执政集团。
先秦文献上称管理百工的职官为司空，周代铭文中则称作“司工”或“司攻”。进入春秋以来，中原诸国多称工正，而楚国则称工尹（或称大工尹）。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府手工业十分发达，它由中央王朝经营，工尹管理百工。
2、地方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设置郡县政权组织形式，楚县是最早的县级行政区域。楚国设尹治县，县尹由楚王派遣，并非世袭，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战国时期楚国的郡没有行政职能，没有形成郡统辖县的地方政
权组织。但它郡、县两种形式的组织，则为秦朝郡县相辖的地方政治组织形式的产生开了先河。郡县之下设有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州、里这两个重要基层组织。
刑之无赦。如《左传·桓公十二年》载，莫敖屈瑕伐罗失败，“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国将领因战败而被迫或被诛杀的还有子 玉、子反和子上等。王子公孙、达官显贵决不能仗势犯法，楚文王时，令尹子文的族人犯法，廷理拘捕之，“遂刑其族人。”楚庄王时，令尹虞丘子让贤孙叔敖，虞丘子的家人犯法，“孙叔敖执而戮之”。
《吕氏春秋·贵卒篇》载：“荆（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死时，群臣起而攻吴起，射中王尸族诛者至数十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这次事件，被夷三族或夷宗者七十多家。可见，楚国法律森严，贵族犯罪也决不宽容。 春秋初期，中原诸国仍处于西周礼乐制度的束缚之下，《礼记·曲礼》载：“刑不上大夫”。而楚国的法律是虽王子犯法，刑之无赦，可见楚国的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严酷性和进步性。
楚七都：丹阳（从初期至武王）、郢都（文王至昭王）、鄀都（昭王）、鄢都（惠王）、江陵（昭王至顷襄王）、陈（顷襄王）、寿春（考烈王至负刍）。
《楚居》记载，武王从“宵”迁都到“免”后，“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大意为，“免”人口发展很快，城区不能容纳，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的“疆浧”填湖来扩展城区居住地。“疆浧”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浧”；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阝”，写作“郢”，故为楚国核心都城。都城几迁：
丹阳：楚国最早是在周成王时期，被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从此立为国家。
郢都：楚文王自丹阳迁于此，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在此建都400余年。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首都。
鄀都：公元前506年，因为和吴国的战争，楚昭王自郢迁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何时迁回郢不知。
鄢都：楚惠王曾居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何时迁回郢不知。
陈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楚拔郢，楚顷襄王二十年自郢迁于此，在今河南淮阳。
巨阳：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北。
寿春:（亦称郢）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寿县。
四、文化
1、语言
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地域特点。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
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文学受诗经深刻影响，但不同于北方文学的社会写实，楚辞受南方民族性的影响表达方式热情而浪漫，内容充满宗教色彩。借由对神话和传说的描写表达丰富的思想情感，更能呈现精彩细腻的艺术技巧，诸如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在此得到更大的发展与运用。再者，楚国音乐与地方口语皆不同于北方，其作品呈现出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是以韵文在北方的文学发展转向政治思想的散文之余，能在南方楚地开花结果，成就继诗经后，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二个春天。
《楚辞》中收录作家有屈原、宋玉等人作品，其他如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屈原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排箫等。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
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
战国楚雕刻艺术有许多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其中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仍然保持楚王墓的礼制，是发现的唯一一座楚王墓。其余墓葬与鼎盛期相比，建造相对简陋，楚风渐淡。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由此开启了中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楚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楚人对天的崇拜已非一般观念，而是有具体的对象的，如太一、东君、云中君等。敬天信鬼神必崇巫。巫，神通广大，能通天地、交鬼神、寄死生。楚国是从氏族制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所以政治活动和科学文化知识，都蒙上了迷信的外衣，为“神事”所笼罩。巫，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还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政治的本领。医既主卜筮，又深谙医道医术，故巫是一身而二任的，称为巫医。
楚人通天交鬼神，一是祭祀，二是占卜。楚人祭祀之风极盛，上至国君，下至国人庶民，莫不如此，故留有“重淫祀”之说。占卜当然是巫的职责。为社稷占卜的是卜尹，国君遇有大事，自己也行卜。如楚灵王即位前怀有夺天下之志，自己就占过卜。民间的男觋女巫占卜之风就更盛了。
敬天交鬼神的活动，本来就是原始宗教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天命论的动摇，入春秋后，楚人虽然一方面尚鬼神崇巫卜，另一方面在这一鬼风巫风的气氛中，又不乏求实务实的理性精神，使楚人的宗教生活饱含人情味和现实性。
五、经济
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
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6%。2017年，在河南省城阳遗址出土了带着剑鞘的2300多年前的宝剑。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币，然后对楚庄王说：“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达成的宋西门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充分反映了楚国对经济交流的重视，努力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前506年吴人
入郢、国难当头时，开“屠羊之肆”的屠羊说挺身而出，保护楚昭王出逃。后来楚昭王复国了，要奖赏他，他不受，又去开他的卖羊肉铺子了。可见楚国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职业。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持战国说的，则以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