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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外传》

时间: 来源于:国学院
  1. 概述

 

《春秋外传》也叫《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一、简介

 

《国语》是关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原来传说是春秋末期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并列为解说《春秋》的著作。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讲的历史得到过孔子的赞赏。盲史官讲述的史事被后人集录成书,叫做《语》,再按照国别区分,就是《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谈到了楚和晋的历史,这说明战国时此书就开始流传了。现版本的《国语》大概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汇。因为是口耳相传的零星记录,内容主要是口语,国别和年代的区分、排列没有严格标准。

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只有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属于西周早期。《郑语》只记载了桓公商讨东迁的史实,也还在春秋以前。《晋语》记录到智伯灭亡,到了战国初期。所以《国语》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实记载了很多西周、春秋的重要事件。从传授渊源来看,可以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的记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二、作者

 

《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班固、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中言:"《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左传》为西汉刘歆的伪作。

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

 

三、成书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齐桓公的论证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时间。《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四、内容

 

全书共二十一卷每卷一章,其中目录引导一章,附录一章,全书共二十三章。

 

五、四库提要记载

 

《国语》·二十一卷(户部员外郎章铨家藏本)

吴韦昭注。昭字弘嗣,云阳人,官至中书仆射,《三国志》作韦曜。《裴松之注》谓为司马昭讳也。《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抵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汉志》作二十一篇。其诸家所注,《隋志》虞翻、唐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肃本二十二卷,贾逵本二十卷,互有增减。盖偶然分并,非有异同。惟昭所注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实二十一卷。诸家所传南北宋版,无不相同。知《隋志》误一字,《唐志》脱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称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之注。今考所引郑说、虞说寥廖数条,惟贾、唐二家援据驳正为多。《序》又称凡所发正三百七事。今考注文之中,昭自立义者:《周语》凡服数一条、国子一条、虢文公一条、常棣一条、郑武庄一条、仲任一条、叔妘一条、郑伯南也一条、请隧一条、渎姓一条、楚子入陈一条、晋成公一条、共工一条、大钱一条、无射一条。《鲁语》朝聘一条、刻桷一条、命祀一条、郊禘一条、祖文宗武一条、官寮一条。《齐语》凡二十一乡一条、士乡十五一条、良人一条、使海於有蔽一条、八百乘一条、反胙一条、大路龙旗一条。《晋语》凡伯氏一条、不惧不得一条、聚居异情一条、贞之无报一条、辕田一条、二十五宗一条、少典一条、十月一条、嬴氏一条、观状一条、三德一条、上军一条、蒲城伯一条、三军一条、錞于一条、吕锜佐上军一条、新军一条、韩无忌一条、女乐一条、张老一条。《郑语》凡十数一条、亿事一条、秦景襄一条。《楚语》声子一条、懿戒一条、武丁作书一条、屏摄一条。《吴语》官帅一条、錞于一条、自亚刂一条、王总百执事一条、兄弟之国一条、来告一条、向檐一条。《越语》乘车一条、宰一条、德虐一条、解骨一条、重禄一条。不过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讹字、衍文、错简,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数。其传写有误,以六十为三百欤。《崇文总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转讹也。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周语》"昔我先世后稷"句,天圣本"先"下有"王"字;"左右免胄而下"句,天圣本"下"下有"拜"字,今本皆脱去。然所引注曰云云,与此本绝不相同,又不知何说也。此本为衍圣公孔传铎所刊。如《鲁语·公父文伯饮酒》一章,注中"此堵父词"四字,当在"将使鳖长"句下,而误入"遂出"二字下。小小舛讹,亦所不免。然较诸坊本则颇为精善。自郑众《解诂》以下,诸书并亡。《国语注》存於今者,惟昭为最古。黄震《日钞》尝称其简洁,而先儒旧训亦往往散见其中。如朱子注《论语》"无所取材",毛奇龄诋其训"材"为"裁",不见经传,改从郑康成"桴材"之说。而不知《郑语》"计亿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计,算也。材,裁也。"已有此训。然则奇龄失之眉睫间矣。此亦见其多资考证也。

国语正义序

归安董增龄撰

《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汉儒之说彰矣。

注释

1. 太史公自序,参见《史记.卷一百三十》。

隋刘光伯、唐陆淳、柳宗元始有异议。摭拾异同,毛举细故,后人遂指《鲁语》"皇华五善"语,言"六德" 文,与《左》违。《内传》谓鲁哀公十七年"楚灭陈"、鲁哀二十二年"越灭吴",《外传》谓吴既灭之后,尚有陈蔡之君,执玉朝越;黄池之会,《内传》先晋人,《外传》先吴人;《周语》自穆王至幽王,《郑语》独载桓武,而庄公以下无闻,皆《春秋》以前事,以傅会刘柳之说。

注释:

1.刘炫,字光伯,隋经学家,《隋书.儒林》有传。

2.陆淳,即陆质,《旧唐书》、《新唐书》有传:"陆质,吴郡人,本名淳,避宪宗(李纯)名改之。"

3. 摭,音质,拾也。

4. 毛举细故。《汉书.刑法志》:"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师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蒸人》即《烝民》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之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父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父明之。'将,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诰命,则仲山父行之;邦国有不善之事,则仲山父明之。故引以为美,伤今不能然也。"师古曰:" 毛举,言举毫毛之事,轻小之甚者。塞犹当也。"

5. 皇华五善。《鲁语》:"《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是五善也。

然宏嗣明言《国语》之作,其文不主於经,则固不必以经为限矣,至内外《传》同出一人,而文有异同,试以《史记》例之:《郑世家》以友为宣王庶弟,《年表》又以友为宣王母弟;黄池之会,《晋世家》谓长吴,《吴世家》又谓长晋。迁一人之说,其不同如此。至《内传》,则成十六年苗贲皇曰"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於王族",襄二十六年声子述苗贲皇曰"吾乃四萃於其王族",是左氏各承晋楚两史旧文,慎以阙疑,不敢参以臆断也;又成十六年"塞井夷灶"二语属之士匄,襄二十六年又属之苗贲皇。《内传》一书如此,又何疑《外传》、《内传》之有参差乎?班氏《艺文志》言《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外传》二十一篇,则作传者必有《外传》以曲畅其支派。《国语》之为《左氏外传》正同一例。《公》、《谷》二家外传已逸,安知彼之《外传》不与其《内传》亦有抵牾乎?故宏嗣断以为出左氏之手。

注释:

1. 宏嗣,即弘嗣,韦昭字弘嗣,避清高宗弘历讳。

2. 《内传》,《春秋左传》。

3. 《外传》,《国语》。

《内传》之出,献自北平侯张苍,《外传》不知何时始出。贾子《新书.礼容下篇》载单靖公、单襄公事,皆采《国语》,则《国语》之出,亦当在汉文帝之世。《儒林传》载贾生治《春秋左氏传》,今又兼述《国语》,则贾生亦以《内传》、《外传》之同出《左氏》也。班氏《艺文志》既载《国语》二十一篇,又载《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所分,则汉时《国语》有两本,今所传二十一篇与班《志》合。然《公羊疏》第六卷引《国语》曰"懿始受谮而烹哀公",《公羊疏》第二十一卷引《国语》曰"专诸膳宰,僚嗜炙鱼,因进鱼而刺之",《史记?夏本纪》裴骃《集解》引《国语》曰"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豫章",《水经·河水》注引《国语》曰"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水经·瓠子河》注引《国语》曰"曹沫挟匕首劫齐桓公返遂邑",《史记·补三皇本纪》索隐引《国语》曰"伏羲风姓",《夏本纪》正义引《国语》曰"满於巢湖",《邹鲁列传》索隐引《国语》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礼·祭法》疏引《国语》曰"神农之子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文选·东京赋》注引《国语》曰"分鲁公以少帛綪茷",《文选》卢谌《赠刘琨诗》注引《国语》曰"齐大夫子高适鲁,见孔子曰:'而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也。'"今本皆无之,则逸者不少矣。然裴骃引"敷浅原"一条,郦道元引"华岳"一条,《文选》注引"子高"一条,其文与《国语》绝不类,议者疑之。《齐语》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辞,《管子》远出《左氏》之前,必不预知《国语》之文而袭之,窃疑《齐语》全亡,而后人采《小匡》以补之与?说者又谓《越语》下卷,疑非《国语》本文,其与他卷不类。又《国语》叙事,虽不尽有年月,然未尝越次,今上卷已书越灭吴,下卷复从句践即位三年起,他国无此例。《内传》无范蠡姓名,《外传》止《吴语》一见,在五大夫之列,旅进旅退而已,至此卷乃专载蠡策,若灭吴之事,蠡独任之者,殊非事实。《艺文志·兵权谋》有《范蠡》二篇,此殆其一,但搀入当在刘向以前。龄案:孔晁本二十卷,则第二十一卷,孔博士已不信其《国语》真文矣。宋公序《补音》本及天圣本两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补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长,而用《补音》本者十之七八云。为之注者,有汉郑众、贾逵,魏王肃,吴虞翻、唐固、韦昭,晋孔晁七家。今唯韦解尚存,然已间有逸者,如《禹贡》疏引韦解云"以文武侯卫为安王宾之,因以为名",《文选?东京赋》注引韦解云"綪茷,大赤也",今本皆无之。郑注则他书徵引者仅有数条。其馀四家贾、王、虞、唐除韦所引外,则《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诗》疏、《周礼》疏、《春秋左传》疏、《公羊》疏徵引为多。孔出韦后,亦见於诸疏及《史记》注。今皆采掇,以补宏嗣之义。

《韦解》孤行天壤间,已千五百馀年,未有为之疏者。窃意许叔重、郑康成两君,为汉儒宗主,自三国分疆,而儒学为之一变,宏嗣生於江南扰攘之秋,抱阙守残,视东汉诸儒已非其时矣,其所解固援经义,而与许郑诸君,有未翕合者,依文顺释,义有难安,况墨守一家之说,殊非实事求是之心,用是采撷诸经旧说,间下己意,非求争胜于青蓝,不敢面谀夫鹿马。检杨氏《谷梁正义》间与范氏之注语具抑扬,则知疏不破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今铨释韦解之外,仍援许郑诸君旧诂,备载其后,以俟辨章。譬导水而穷其源,非落叶而离其根也。韦解体崇简洁,多阙而不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及应劭、如淳、晋灼、苏林、颜师古等家《汉书》注、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凡于马、班正文采取《国语》者,各有发挥,或与韦解两歧,或与韦解符合,同者可助其证佐,异者宜博其旨归,并采兼收以汇古义。錞鼓不同音,而皆悦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观也。国邑、水道,以《汉.地理志》、《后汉.续郡国志》为主,而参以《水经注》、《元和郡县志》、杜氏《通典》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厅州县之名,庶览者瞭然。至於宫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则孔贾诸疏具存,止撷简要,不事详叙。唯是赋性颛愚,疏於搜讨,况草茅孤陋,既不获窥秘府鸿章,广资闻见,又不获交四方硕彦,共得切磋,固蔽是虞,未敢自信。今年逾四十,平日所闻于师友者,恐渐遗忘,是以就已撰集者,写录成编。奋螳蜋之臂,未克当车;矢精卫之诚,不忘填海。岁在阏逢阉茂,始具简编。时经五稔,草创初成。勉出所业,就正君子。倘披其榛芜,匡其缪误,俾得自知其非,庶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责,则重拜大贶,感且不朽矣!

 

六、社会影响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七、艺术特色

 

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唐人柳宗元曾写《非〈国语〉》一文,他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赞美之处。我们看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取得暂时和平之后,如何忍辱负重,蓄积力量,准备复国,作品写得何等生动传神: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医守之。生文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这种"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写得何等生动、深刻。重民如此,焉有不胜之理!

 

八、思想倾向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九、历史评价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 《国语》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 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十、国语研究

 

《国语》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内容,保存了不少先秦时期的历史传说、政治制度和宗教祭祀方面的材料。一定程度上,《国语》资料来源复杂,八《语》思想内容特点,故《国语》研究不应拘泥于文体学条框。利用传统考据和历史文献学的方法,逐一考察《国语》的成书、内容、思想、文体、文学成就等问题,从而揭示《国语》所兼有的历史、文学、经学、政教的多重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语》的研究虽有充分的重视,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著作还略嫌不足。

 

十一、原文及译文

 

 

《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櫜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1. 译文

 

周穆王将去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阻说:不能这样做。先王以道德昭示天下而不炫耀武力。平时敛藏军队而在适当的时候动用,这样它才会显示出威力,炫耀就会滥用,滥用便失去了威慑作用。所以周公的颂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只求让美德遍及全国而发扬光大,相信我王定能长保封疆。先王对于百姓,鼓励他们端正德性和敦厚品行,广开财路以满足需求,使他们有称心的器物使用,明示利害所在,依靠礼法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趋利避害、感怀君王的恩德而畏惧君王的威严。所以先王能使自己的基业世代相延并不断壮大。

从前我们的先王世代担任农官而尽心为虞、夏做事。到夏朝衰落时废去了农官而置农事于不顾,我们的先王不窋因此而失去官职,只好跑到与戎狄接邻的地方居住下来,但他不敢荒废祖业,常常砥砺自己的德行,继承祖先的业绩,维护他们的教导和典则,时刻勤勉有加,以敦厚自守,以忠信自奉,在立德立业上比前人做得更出色。到了武王时,继续发扬光大先人光明磊落的德行并又增以仁慈和善,敬奉神灵、保护百姓,神人无不欢欣喜悦。而商王帝辛则为民众深恶痛绝,百姓无法忍受他的残暴统治,都乐于拥戴武王,武王才出兵商郊牧野。可见先王并非崇尚武力,只是体恤百姓的忧患而除去他们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规定,在王畿内的是甸服,在王畿外的是侯服,侯服之外的是宾服,夷蛮地区是要服,戎狄地区是荒服。属甸服的供日祭,属侯服的供月祀,属宾服的供时享,属要服的供岁贡,属荒服的则有朝见天子的义务。这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贡和一生一次的朝见天子之礼都是先王定下的规诫。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义务的,天子就应内省自己的思想;侯服有不履行月祀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号令;宾服有不履行时享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法律规章;要服有不履行岁贡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名号尊卑;荒服有不履行朝见天子义务的,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依次做了上述的内省检查后如还有不履行义务的才可以依法处置。因此,才有惩罚不祭、攻伐不祀、征讨不享、谴责不贡、告谕不朝的各种措施,才有惩罚的刑法、攻伐的军队、征讨的武备、谴责的严令、晓谕的文辞。如果颁布了法令、文告后还有不履行义务的,那就再一次内省自己的德行而不轻易劳民远征。正因为如此,近处的诸侯才没有不听从的,远处的诸王也没有不信服的。

如今,自从大毕、伯士去世以后,犬戎的君长一直按照荒服的职责来朝见,而天子却说我将以不享的罪名去讨伐他们,并以此向他们炫耀武力。这难道不是废弃先王的遗训而使王业败坏吗?我听说犬戎性情敦厚纯朴,能遵守先人的德行而专一不变,他们是有能力抵御我们的。

周穆王不听劝告,去征讨犬戎,结果只得到了犬戎进贡的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从此荒服地区的诸侯再也不来朝见了。

 

 

《周语·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1. 译文

 

周恭王到泾水边游玩,密康公随从,有三个同姓的女子私自投奔密康公。康公的母亲说:必须把她们献给天子。三只兽在一起就是群,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众,三个女子在一起就是粲。天子不猎取群兽,诸侯对众人要谦下行事,天子不选三个同族的女子为妃嫔。粲是美好的事物,人们把美好的事物归之于你,你有什么德行来承受呢?天子尚且不能承受,何况你这种小人物呢?小人物得到的东西太多,一定会灭亡。康公不肯把女子献出去。一年以后,恭王灭了密国。

 

 

《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1. 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都指责他。召公报告说:民众承受不了了。厉王很生气,找来卫地的巫师,派他监视指责天子的人,卫巫报告后便杀掉他们。从此国人没有谁敢说话,路上遇见只用眼色来示意。厉王很高兴,对召公说:我能禁止诽谤了,这些人不敢讲了。召公说:这是你堵住了他们的嘴巴。堵住民众的嘴巴,比堵塞河流还要可怕。河流若被堵住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多,民众也是如此。因此治理河道的人要排除堵塞,让水流畅通,治理民众的人要引导百姓说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要让列卿列士献呈民间诗歌,乐官献呈民间乐曲,史官献呈史书,师氏进箴言,瞍者朗诵,蒙者吟咏,百工劝谏,平民的议论上达,近臣尽心规劝,宗室姻亲补过纠偏,乐官、史官施行教诲,元老重臣劝诫监督,然后天子再斟酌取舍,因此政事才能施行而不与情理相违背。民众有嘴可以说话,好比土地上有山岭河流一样,钱财开支就从这里产生出来;好比高低起伏的大地上有平川沃野一样,衣服食物就从这里产生出来。能口出议论,政事的好与坏能借以反映,才可做好事而防止坏事,方能使财源旺盛、衣食富足。民众心里所考虑的在口头上流露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行为,怎么可以强行阻止呢?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末还能支撑多久呢?厉王不听劝告,于是国都里没有人敢说话,过了三年,国人便把厉王放逐到彘地去了。

 

 

《周语·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1. 译文

 

周厉王喜欢荣夷公,芮良夫说:王室将要衰落了!荣夷公只求独占财利而不知道大难。利是由万物中产生出来的,是由天地所养育而成的,假如要独占它,所带来的怨恨会很多。天地万物,人人都要取用,怎么可以独占呢?触怒的人太多而不防备大难,用这些来引导陛下,陛下能长治久安吗?治理天下的人,应该开通利途而分配给上上下下的人,使天神百姓和世间万物无不得到它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尚且天天担忧,害怕招来怨恨。所以《颂》诗说:文德郁盛的后稷啊,功堪比天;使百姓得以生存,无不受到恩惠。《大雅》说:广泛地施德,奠定了周朝。这不正是布施恩惠仍怀有戒惧之心吗?所以能开创王业并延续至今。现在陛下要效法独占财利,这可以吗?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称为盗贼,作为天子这样做的话,归附王室的人就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一定会败亡。不久,荣夷公当上了卿士,诸侯都不来朝见献享了,厉王被放逐到了彘地。

 

 

《周语·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1. 译文

 

在周厉王逃奔彘的动乱中,他的儿子宣王在召公家避难,国人包围了召公的住处。召公说:过去我多次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所以罹受如此的祸难。现在假如太子被杀,厉王将以为我是因为怨愤而在发怒。事奉国君遇到危险不埋怨,有怨气不发怒,何况事奉天子呢?于是就用自己的儿子顶替宣王去死。宣王长大后召公扶持他继承了王位。

 

 

《周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

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

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坺,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太牢,班尝之,庶人终食。

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遍诚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

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

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初吉:农历每月的朔日(初一),一说指初一至初七、八。

阳官:指负责祭祀的官员。

祓():除灾祈福的仪式。

司徒: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官员。

司空:掌管工程营造的官员。

农用:农耕用具。

斋宫:举行祭祀仪式前斋戒的场所。

醴:甜酒。

郁人:掌管酒器的官员。

鬯(chàng):祭祀用的香酒。

牺人:负责供应酒醴的官员。

裸(guàn):酌酒灌地的祭礼。

膳夫:负责供应王饮食的官员。

太师:负责军事的高级武官,一说是辅弼国君的高级官员。

宰夫:负责调制食品的官员。

膳宰:掌管膳食的长官。

太牢:牛、羊、猪三牲具备的祭品、宴品。

风土:韦昭注谓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

廪:粮仓。

东南:古人以东南方为生长的方位,所以把粮仓建于此。

阴阳分布:指日夜等长,即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

出滞: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即据此命名。

司寇:负责刑法的官员。

太保:辅弼国君的高级官员。

宗伯:掌管礼仪的官员。

镈():翻土的农具。

三时:指春、夏、秋三季。下文的一时,指冬季。

姜氏之戎:当时活动于周西部边地的少数民族之一。

 

  1. 译文

 

周宣王即位后,不去行天子耕籍田一千亩之礼。虢文公劝谏说:不能这样。民众的大事在于农耕,天帝的祭品靠它出产,民众的繁衍靠它生养,国事的供应靠它保障,和睦的局面由此形成,财务的增长由此奠基,强大的国力由此维持,因此稷是很重要的官职。古时候,太史按时令察看土情,当阳气积聚充足,土气开始活动,房星在中晨见于南天,日月都出现于营室,这时土地便可耕耘了。

开耕前九天,太史告诉稷说:从现在到月朔,阳气全部上升,土地润泽萌动。若没有动静、没有变化,那就是地脉郁结错乱,作物便不能生长。稷据此上报天子说:太史带领农官通知我的下属说:开耕还有九天,土地都已润动。请陛下恭行祓仪,督促农务不致荒废。于是天子派司徒一一告诫公卿、百吏和庶民百姓,司空在籍田上修治土台,并命令农大夫准备好农具。

开耕前五天,乐师报告有当令的和风吹来,天子莅临斋宫,百官各有其职,都一齐斋戒三天。天子还要沐浴饮醴酒,届时,郁人进献香酒,牺人进献甜酒,天子以酒灌地行礼,然后饮醴酒,众吏、庶民都随从参加。到籍田时,稷负责监察,膳夫、农正安排籍礼,太史在前引导,天子恭敬地跟在后面。天子耕一下,百官依次每人耕三下,轮到庶民就耕完了整片籍田。然后由稷检查质量,太师负责监察;司徒检查民众的耕土,太师负责监察。结束之后,宰夫陈设宴席,膳宰负责监察。膳夫在前引导,天子享用牛羊猪三牲具备的祭品,百官依次品尝,庶民最后进食。

这一天,乐师带领他的属官审听土风。粮仓建于籍田东南,作物集中收藏在里面,按时令分发作种子。稷就一一告诫百姓要协力耕耘,说:日夜均等,春雷惊动了蛰伏的虫豸。田地不全部翻遍,将由司寇治罪。于是命令众人道:开始干。农师第一,农正第二,后稷第三,司空第四,司

徒第五,太保第六,太师第七,太史第八,宗伯第九,然后天子履行亲耕仪式。收获时也如此。农具都动用起来了,大家都勤奋地从事耕作,整治田界,天天拿着锄具,不错过农时,国家的财物因此而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