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字义》2

了，一向求高远去。不知仁是爱之性，爱是仁之情，爱虽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岂能离得爱？上蔡遂专以知觉言仁，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说去。夫仁者固能知觉，谓知觉为仁则不可。若能转一步看，只知觉纯是理，便是仁也。龟山又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体。夫仁者固能与物为一，谓与物为一为仁则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转一步看，只于与物为一之前，彻表里纯是天理，流行无间，便是仁也。吕氏克己铭又欲克去有己，须与物合为一体方为仁，认得仁都旷荡在外了，于我都无统摄。必己与物对时，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独处，不与物对时，工夫便无可下手处。可谓疏阔之甚！据其实，己如何得与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闼之内？此不过只是想像个仁中大抵气象如此耳，仁实何在焉！殊失向来孔门传授心法本旨。其他门人又浅，皆无有说得亲切者。程子论“心譬如榖种，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语说得极亲切。只按此为准去看，更兼所谓“仁是性、爱是情”及“仁不可训觉与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等数语相参照，体认出来，则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则只是此心全体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谓“心之德，爱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专言而其体也。爱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则知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以间之也。如夫子称“回也三月不违仁”，程子谓“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类，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则只是当理而无私心之谓。如夷齐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类是也。若以用功言，则只是去人欲，复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当时答群子问仁，虽各随其才质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归，大概不越乎此。

 

 

《卷上·忠信》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位，万善皆从此而生，此四位实为万善之总括。如忠信如孝弟等类，皆在万善之中。孝弟便是个仁之实，但到那事亲从兄处，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实理之发，但到那接物发言处，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信二字，从古未有解人得分晓。诸家说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为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则不可。如此，则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说信又只以不疑为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则不可。如此，则所谓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方说得确定。尽己自尽自家心里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须是无一毫不尽方是忠。如十分里话，只说得七八分，犹留两三分，便是不尽，不得谓之忠。以实是就言上说，有话只据此实物说，无便曰无，有便曰有。若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便是不以实，不得谓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从内面发出，无一不尽是忠。发出外来，皆以实是信。明道发得又明畅，曰：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为信。从己心中发出，无一不尽是忠。循那物之实而言，无些子违背他，如是便曰是，不与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与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说得简要确实，明道说得发越条畅。

信有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有就事上说，是做事之实。有以实理言，有以实心言。

忠信两字近诚字。忠信只是实，诚也只是实。但诚是自然实底，忠信是做工夫实底。诚是就本然天赋真实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忠信之信与五常之信如何分别？五常之信以心之实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实而言，须是逐一看得透彻。古人言语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执一看。若泥著，则不通。

圣人分上，忠信便是诚，是天道。贤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诚，是人道。

诚与忠信对，则诚天道，忠信人道。忠与信对，则忠天道，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与宾相对，宾是外入，出入无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这屋里，以忠信为吾心之主，是中心常要忠信，盖无时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则其中许多道理便都实在。这里若无忠信，则一切道理都虚了。主字下得极有力。

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则无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尽己之心以事君。为人谋之忠，亦只是尽己之心以为人谋耳。如与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实而与朋友交。与国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实而与国人交耳。

 

 

《卷上·忠恕》

 

忠信是以忠对信而论，忠恕又是以忠对恕而论。伊川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是就心说，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字义中心为忠，是尽己之中心无不实，故为忠。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就一边论。其实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须要施于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达，人亦欲达，必欲推己之欲立、欲达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达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门之内，应接无几，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则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广。茍中天下而立，则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养其亲，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冻饿，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长吾长、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离散，不得以安其处；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内困穷无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乐。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则为二物。上蔡谓：忠恕犹形影。说得好。盖存诸中者既忠，则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圣人分上，则日用千条万绪，只是一个浑沦真实底流行去贯注他，更下不得一个推字。曾子谓“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学者工夫上二字来形容圣人一贯之旨，使人易晓而已。如木桹上一个生意是忠，则是这一个生意流行贯注于千枝万蕊底便是恕。若以忠恕并论，则只到那地头定处，枝成枝、蕊成蕊，便是恕。　　大概忠恕本只是学者工夫事。程子谓“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天岂能尽己推己，此只是广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维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复元，万古循环，无一息之停，只是一个真实无妄道理。而万物各具此以生，洪纤高下，各正其所赋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圣人，也只是此心中一个浑沦大本流行泛应，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当止之所，此是圣人之忠恕也。圣人之忠便是诚，更不待尽。圣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无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是也。有圣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贯之是也。有学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圣人本无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何待于推？学者未免有私意锢于其中，视物未能无尔汝之间，须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这物上。既推得去，则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贡问：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盖学者须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仁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单言恕，则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无忠，则从何物推去？无忠而恕。便流为姑息。而非所谓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学者之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说圣人之忠恕。圣人忠恕是天道，学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语子贡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中庸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异时子贡又曰“我不欲人之加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亦即是此意，似无异旨。而夫子乃以为“赐也，非尔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盖是亦理一而分殊。曰“无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

自汉以来，恕字义甚不明，至有谓“善恕己量主”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谓“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据他说，恕字只似个饶人底意，如此则是己有过且自恕己，人有过又并恕人，是相率为不肖之归，岂古人推己如心之义乎？故忠宣公谓“以责人之心责己”一句说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说得不是。其所谓恕，恰似今人说“且恕”、“不轻恕”之意。字义不明，为害非轻。

 

 

《卷上·一贯》

 

一只是这个道理全体浑沦一大本处，贯是这一理流出去，贯串乎万事万物之间。圣人之心，全体浑沦只是一理，这是一个大本处。从这大本中流出见于用，在君臣则为义，在父子则为仁，在兄弟则为友，在夫妇则为别，在朋友则为信。又分而言之，在父则为慈，在子则为孝，在君则为仁，在臣则为敬。又纤悉而言之，为视之明、听之聪、色之温、貌之恭，凡三千三百之仪，动容周旋之礼。又如乡党之条目，如见冕者与瞽者必以貌、如或仕或止、或久或速、或温而厉或恭而安、或为居处之恭、或为执事之敬，凡日用间微而洒扫应对进退，大而参天地赞化育，凡百行万善，千条万绪，无非此一大本流行贯串。

自其浑沦一理而言，万理无不森然具备。自其万理著见而言，又无非即此一理也。一所以贯乎万，而万无不本乎一。

一贯是天道一以贯之，圣人此语向曾子说得甚亲切。曾子忠恕，即所以形容此一贯，借人道之实以发明天道之妙，尤为确定切实。盖忠即是一，恕即是贯。夫尽己之心真实无妄，则此心浑沦是一个天理，即此便是大本处，何物不具于此。由是而酬酢应接，散为万事，那个事不从这心做去？那个道理不从这里发出？即此便见一贯处。故曾子之说，于理尤为确定切实，于圣人之蕴尤为该尽，而于学者尤为有力。其进道入德，有可依据实下手处。　　在学者做工夫，不可躐进。那所谓一，只当专从事。其所谓贯，凡日用间千条万绪，各一一精察其理之所以然，而实践其事之所当然，然后合万理为一理。而圣人浑沦太极之全体，自此可以上达矣。

天只是一元之气流行不息如此，即这便是大本，便是太极。万物从这中流出去，或纤或洪，或高或下，或飞或潜，或动或植，无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极去，个个各足，无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妆点，皆自然而然从大本中流出来。此便是天之一贯处。

 

 

《卷上·诚》

 

诚字与忠信字极相近，须有分别。诚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说。

诚字后世都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晦翁又增两字，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后世说至诚两字，动不动加诸人，只成个谦恭谨愿底意思。不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至诚乃是真实极至而无一毫之不尽，惟圣人乃可当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诸人？

诚字本就天道论，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个诚。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秋杀了便冬藏，元亨利贞终始循环，万古常如此，皆是真实道理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过一度，与日月星辰之运行躔度，万古不差，皆是真实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观之，甜者万古甜，苦者万古苦，青者万古常青，白者万古常白，红者万古常红，紫者万古常紫，圆者万古常圆，缺者万古常缺，一花一叶，文缕相等对，万古常然无一毫差错，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来，终不相似，都是真实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谓“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而五峰亦曰“诚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亲切。

就人论，则只是这实理流行付予于人，自然发见出来底，未说到做工夫处。且诚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这理，到赋形之后未死之前，这道理便无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发见，但人不之察耳。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敬兄，都是这实理发见出来，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见孺子将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饥饿濒死，而蹴尔嗟来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实道理，自然发见出来。虽极恶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则良心之实自然发见，终有不可殄灭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实处。虽曰见于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处论，则只是悫实不欺伪之谓。是乃人事之当然，便是人之道也。故存心全体悫实，固诚也；若一言之实，亦诚也；一行之实，亦诚也。

如“君子诚之为贵”“诚之者，人之道”，此等就做工夫上论，盖未能真实无妄，便须做工夫，要得真实无妄。孟子又谓“思诚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传授处。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于“至诚”二字，乃圣人德性地位，万理皆极其真实，绝无一毫虚伪，乃可以当之。

诚在人言，则圣人之诚，天之道也；贤人之诚，人之道也。

诚有以理言者，若“诚者物之终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诚无物”是也。

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类，若不是实理如此，则便有时废了。惟是实理如此，所以万古常然。虽更乱离变故，终有不可得而殄灭者。

诚与信相对论，则诚是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卷上·敬》

 

诚与敬字不相关，恭与敬字却相关。

程子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无适之谓敬”，尤分晓。敬一字，从前经书说处尽多，只把做闲慢说过，到二程方拈出来，就学者做工夫处说，见得这道理尤紧切，所关最大。敬字本是个虚字，与畏惧等字相似，今把做实工夫，主意重了，似个实物事一般。

人心妙不可测，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敬所以主宰统摄。若无个敬，便都不见了。惟敬，便存在这里。所谓敬者无他，只是此心常存在这里，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主一者只是心主这个事，更不别把个事来参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参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是不敬。文公谓“勿贰以二，勿参以三”，正如此。

无事时，心常在这里，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时，心应这事，更不将第二第三事来插，也是主一。

无适者，心常在这里，不走东，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程子就人心做工夫处，特注意此字。盖以此道理贯动静，彻表里，一始终，本无界限。闲静无事时也用敬，应事接物时也用敬。心在里面也如此，动出于外来做事也如此。初头做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心常无间断，才间断便不敬。

格物致知也须敬，诚意正心修身也须敬，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须敬。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

礼谓“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只就此二句体认持敬底工夫，意象最亲切。且如人捧个至盈底物，心若不在这上，才移一步便倾了。惟执之拳拳，心常常在这上，虽行到那里也不倾倒。入虚如有人，虽无人境界，此心常严肃，如对大宾然，此便是主一无适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归向那神明上，绝不敢生些他念，专专一一，便是不二不三，就此时体认，亦见得主一无适意分晓。

整齐严肃，敬之容。如坐而倾跌，衣冠落魄，便是不敬。

上蔡所谓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做工夫处，说得亦亲切。盖心常醒在这里，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才在这里，则万理森然于其中。古人谓“敬，德之聚”，正如此。须实下持敬工夫，便自见。文公敬斋箴，正是铺叙日用持敬工夫节目，最亲切，宜列诸左右，常目在之，按为准则做工夫，久久自别。

 

 

《卷上·恭敬》

 

恭就貌上说，敬就心上说。恭主容，敬主事。

 

恭有严底意，敬字较实。

 

身体严整，容貌端庄，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之见于外者，敬只是恭之存于中者。敬与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内无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内无敬者。此与忠信、忠恕相关一般。

“坐如尸，立如齐”，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细密；恭，气象阔大。敬，意思卑屈；恭，体貌尊严。

文公曰：以成德而论，则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学者做工夫而言，则恭字不如敬之切。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尧之钦明，舜之温恭，汤之圣敬日跻，文王之缉熙敬止，都是如此。

 

 

《卷下·道》

 

道，犹路也。当初命此字是从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谓之路，一人独行不得谓之路。道之大纲，只是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大概须是就日用人事上说，方见得人所通行底意亲切。若推原来历，不是人事上刬然有个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从天来。故横渠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来历。天即理也。古圣贤说天，多是就理上论。理无形状，以其自然而言，故谓之天。若就天之形体论，也只是个积气，恁地苍苍茫茫，其实有何形质。但横渠此天字是说理。理不成死定在这里？一元之气流出来，生人生物，便有个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从始如此。至子思说“率性之谓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来处说，随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个当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实道之得名，须就人所通行处说，只是日用人事所当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老庄说道，都与人物不相干，皆以道为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极之先”，都是说未有天地万物之初，有个空虚道理。且自家身今见在天地之后，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个空虚底道理，与自家身有何干涉？佛氏论道，大概亦是此意。但老氏以无为宗，佛氏以空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为吾真体，以天地万物皆为幻化，人事都为粗迹，尽欲屏除了，一归真空，乃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隐然不可见底则谓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显然可见底则谓之器。其实道不离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状处都谓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无形状可见，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须著如此说，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非是外事物有个空虚底，其实道不离乎物，若离物则无所谓道。且如君臣有义，义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义底道理，须就君臣上看，不成脱了君臣之外别有所谓义？父子有亲，亲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亲底道理，须就父子上看，不成脱了父子之外别有所谓亲？即夫妇，而夫妇在所别；即长幼，而长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妇、长幼、朋友而有所谓别、序与信。圣门之学，无一不实。老氏清虚厌事，佛氏屏弃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项头玄妙底物看，把人事物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摆脱去了。

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自有个当然之理。且如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当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当然之理。如视思明，听思聪，明与聪便是视听当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齐，如尸如齐便是坐立当然之理。以类而推，大小高下，皆有个恰好底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废者。自圣门实学不明，然后有老庄佛氏一切等说。后世儒者才说到道，便涉老庄去。如子云用心亦甚苦，然说到道理，皆是黄老意。如中首所谓灵根及“爰清爰净，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等说，都是纯用老子意。

论道之大原，则是出于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然才有理，便有气。才有气，此理便在乎气之中，而不离乎气。气无所不在，则理无所不通。其盛著见于造化发育，而其实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条万绪，人生天地之内，物类之中，全具是道，与之俱生，不可须臾离。故欲求道者，须是就人事中，尽得许多千条万绪当然之理，然后可以全体是道，而实具于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气之表，只管去穷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为道体，则在此身有何干涉！此佛老庄列异端邪说所以为吾道之贼，学者不可不严屏峻却，而圣门实学，坦如康庄，学者亦不可自暴自弃而不由也。

学者求道，须从事物千条万绪中磨炼出来。

　道流行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无物不有，无一处欠缺。子思言鸢飞、鱼跃、上下察以证之，有以见道无不在，甚昭著分晓。在上则鸢飞戾天，在下则鱼跃于渊，皆是这个道理。程子谓此是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所谓“吃紧”云者，只是紧切为人说。所谓“活泼泼地”云者，只是真见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颜子所谓卓尔，孟子所谓跃如之意，都是真见得这道理分明，故如此说。

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阴阳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处是就造化根原上论。大凡字义，须是随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于道”“可与适道”“道在迩”等类，又是就人事上论。圣贤与人说道，多是就人事上说。惟此一句，乃是赞易时说来历根原。儒中窃褝学者，又直指阴阳为道，便是指气为理了。

　韩公原道头四句，如所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尽说从外面去。其论德，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言，虽未圆，犹未害。至“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则道全在人力修为之方有，而非子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如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等语，又把道都脱从上面去说，与德仁义都分裂破碎了。扬子云又谓“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吾无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义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韩公学无原头处，如原道一篇铺叙许多节目，亦可谓见得道之大用流行于天下底分晓，但不知其体本具于吾身，故于反身内省处殊无细密工夫，只是与张籍辈吟诗饮酒度日。其中自无所执守，致得后来潮阳之贬，寂寞无聊中，遂不觉为大颠说道理动了，故俯首与之同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说。

 

 

《卷下·理》

 

　　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理无形状，如何见得？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则是准则、法则，有个确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合当做处便是“当然”，即这恰好，无过些，亦无不及些，便是“则”。如为君止于仁，止仁便是为君当然之则；为臣止于敬，止敬便是为臣当然之则；为父止于慈，为子止于孝，孝慈便是父子当然之则。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当然之则；手容恭，恭便是手容当然之则。如尸便是坐中当然之则，如齐便是立中当然之则，古人格物穷理，要就事物上穷个当然之则，亦不过只是穷到那合做处、恰好处而已。　　理与性字对说，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为我所有者。　　理与义对说，则理是体，义是用；理是在物当然之则，义是所以处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

 

 

《卷下·德》

 

道是天地间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处论。德便是就人做工夫处论。德是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者，故谓之德。何谓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如实能事亲，便是此心实得这孝。实能事兄，便是此心实得这悌。大概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处论，乃是做工夫实有得之于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时说。

大概德者，得也，不能离得一个得字。古经书虽是多就做工夫实有得上说，然亦有就本原来历上论。如所谓明德者，是人生所得于天，本来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谓之明德。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敬兄，此便是得于天本明处。有所谓达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达言之。有所谓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谓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于天之正理，故谓之德性。又有所谓天德者，自天而言，则此理公共，在天得之，为天德；其道流行赋予，为物之所得，亦谓之天德。若就人论，则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谓之天德；其所为纯得天理之真，而无人伪之杂，亦谓之天德。

道与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实得于身，为我所有底。

 

 

《卷下·太极》

 

太极只是浑沦极至之理，非可以气形言。古经书说太极，惟见于易，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易只是阴阳变化，其所为阴阳变化之理，则太极也。又曰：三极之道，三极云者，只是三才极至之理。其谓之三极者，以见三才之中各具一极，而太极之妙无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诸子都说差了，都说属气形去。如汉志谓“太极涵三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个气形已具而浑沦未判底物。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极。庄子谓“道在太极之先”，所谓太极，亦是指三才未判浑沦底物，而道又别是一个悬空底物，在太极之先，则道与太极分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极，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极是以理之极至者而言。惟理之极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为理之极。至更无二理也。

太极字义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极图，方始说得明白。所谓“无极而太极”，而字只轻接过，不可就此句中间截作两截看。无极是无穷极，只是说理之无形状方体，正犹言无声无臭之类。太之为言甚也，太极是极至之甚，无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说理虽无形状方体，而万化无不以之为根柢枢纽，以其浑沦极至之甚，故谓之太极。文公解此句，所谓“上天之载”是以理言，所谓“无声无臭”是解无极二字，所谓“万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是解太极二字，又结以“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多少是分明。　　太极只是以理言也。理缘何又谓之极？极，至也。以其在中，有枢纽之义。如皇极、北极等，皆有在中之义。不可训极为中。盖极之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极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谓之屋极者，亦只是屋之众材，四面凑合到此处皆极其中；就此处分出去，布为众材，四面又皆停匀，无偏剩偏欠之处。如塔之尖处偏是极。如北极，四面星宿皆运转，惟此处不动，所以为天之枢。若太极云者，又是就理论。天所以万古常运，地所以万古常存，人物所以万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为天地主宰处论，恁地浑沦极至，故以太极名之。盖总天地万物之理到此凑合，皆极其至，更无去处，及散而为天地，为人物，又皆一一停匀，无少亏欠，所以谓之太极。

太极只是总天地万物之理而言，不可离了天地万物之外而别为之论。才说离天地万物而有个理，便成两截去了。

毕竟未有天地万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悬空在那里，才有天地万物之理，便有天地万物之气；才有天地万物之气，则此理便全在天地万物之中。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是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才动而生阳，则是理便已具于阳动之中；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才静而生阴，则是理便已具于阴静之中。然则才有理，便有气，才有气，理便全在这气里面。那相接处全无些子缝罅，如何分得孰为先、孰为后？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若分别得先后，便成偏在一边，非浑沦极至之物。老氏说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合都离了天地人物外，别说个悬空底道理，把此后都做粗看了。

总而言之，只是浑沦一个理，亦只是一个太极；分而言之，则天地万物各具此理，亦只有一太极，又都浑沦无欠缺处。自其分而言，便成许多道理。若就万物上总论，则万物统体浑沦，又只是一个太极。人得此理具于吾心，则心为太极。所以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谓道为太极者，言道即太极，无二理也。谓心为太极者，只是万理总会于吾心，此心浑沦是一个理耳。只这道理流行，出而应接事物，千条万绪，各得其理之当然，则是又各一太极。就万事总言，其实依旧只是一理，是浑沦一太极也。譬如一大块水银恁地圆，散而为万万小块，个个皆圆。合万万小块复为一大块，依旧又恁地圆。陈几叟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极所以立乎天地万物之表，而行乎天地万物之中，在万古无极之前，而贯于万古无极之后。自万古而上，极万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浑沦一个理，总为一太极耳。此理流行，处处皆圆，无一处欠缺。才有一处欠缺，便偏了，不得谓之太极。太极本体本自圆也。

太极之所以至极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尽矣，不可以复加矣。故强名之曰极耳。

无极之说，始于谁乎？柳子天对曰：无极之极。康节先天图说亦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极之后，阳分阴也。是周子以前已有无极之说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节是以气言，周子则专以理言之耳。

 

 

《卷下·皇极》

 

书所谓“皇极”，皇者，君也。极者，以一身为天下至极之标准也。孔安国训作大中，全失了字义。人君中天下而立，则正身以为四方之标准，故谓之皇极。若就君德论，则德到这处，极至而无以加。以孝言之，则极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则极天下之弟。德极其至，而天下之人以为标准，周礼所谓“以为民极”，正是此意。

诗说“立我烝民，莫非尔极”，又是就牟麦上论。后稷以此教民，民亦以此为准则。

皇极，域中之大宝，又是就崇高富贵之位而言。大君，极至之位，四面尊仰，无以复加，所以谓之大宝，亦谓之宝极。商邑，四方之极，则以其居中为四方之极，而四方辐辏，至此而无以复加也。

自孔安国训皇极为大中，后来谷永疏言“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循习其说，更不复知古人立字本义。且如“皇则受之，皇之不极”训为“大则受之，大之不中”，“惟皇作极”训为“惟大作中”，成甚等语？义理如何通得？

 

 

《卷下·中和》

 

中和是就性情说。大抵心之体是性，性不是个别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这理动出外来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乐未发时，浑沦在这里，无所偏倚，即便是性。及发出来，喜便偏于喜，怒便偏于怒，不得谓之中矣。然未发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过不及字。及发出来皆中节，方谓之和。和是无所乖戾，只里面道理发出来，当喜而喜，当怒而怒，无所乖戾于理，便是中节。中节亦只是得其当然之理，无些过，无些不及，与是理不相拂戾，故名之曰和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浑沦在此，万般道理都从这里出，便为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只是这里动出，万般应接，无少乖戾而无所不通，是为达道。

中有二义：有已发之中，有未发之中。未发是性上论，已发是就事上论。已发之中，当喜而喜，当怒而怒，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所以周子通书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发之中而言也。

尧舜禹“允执厥中”，皆是已发之中。若是里面浑沦未发，未有形影，如何执得？及发出来方可执。此事合当如此，彼事合当如彼，方有个恰好准则，无太过不及处，可得而操执之也。

中庸篇只举喜怒哀乐四者，只是举个大纲而已。其实从里面发出来底，当然而然，无所拂于理者，都是和。

释氏之论，大概欲灭情以复性。李翱作复性论二篇，皆是此意。翱虽与韩文公游，文公学无渊源，见理不明莹，所以流入释氏去。释氏要喜怒哀乐百念都无，如何无得？只是有正与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大抵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又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谓确而尽矣。

 

 

《卷下·中庸》

 

文公解中庸为平常。非于中之外复有所谓庸，只是这中底发出于外，无过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平常与怪异字相对，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异是人所不曾行，忽然见之便怪异。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无奇特底事。如尧舜之揖逊，汤武之征伐，夷齐之立节，三仁之制行，又如视之思明，听之思聪，色之思温，猊之思恭，与夫足容之重，手容之恭，头容之直，气容之肃，及言忠信，行笃敬，居处恭，执事敬等类，论其极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间人所常行而不可废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万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榖之食，布帛之衣，万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而不可厌者，无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则自有不可易之义。其余珍奇底饮食衣服，则可供一时之美，终不可以为常。若常常用之，则必生厌心矣。

程子谓“不易之谓庸”，说得固好，然于义未尽，不若文公平常之说为明备。盖平常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实则一个道理而已。游定夫谓“中和以性情言，是分体用动静，相对说。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说。”

 

 

《卷上·礼乐》

 

礼乐有本有文。礼只是中，乐只是和，中和是礼乐之本。然本与文二者不可一阙。礼之文，如玉帛俎豆之类。乐之文，如声音节奏之类。须是有这中和，而又文之以玉帛俎豆、声音节奏，方成礼乐。不只是偏守中和底意思，便可谓之礼乐。

就心上论，礼只是个恭底意，乐只是个和底意，本是里面有此敬与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见？须于宾客祭祀时，将之以玉帛，寓之以笾豆，播之于声音节奏间，如此则内外本末相副，方成礼乐。若外面有玉帛钟鼓，而里面无和敬之心以实之，则不成礼乐。若里面有和敬之心，而外面无玉帛钟鼓以将之，亦不成礼乐。

礼乐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才有序便顺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两个椅子，才下得失伦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所以相戕相贼，相争相斗，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缘是先无个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礼，无亲义序别，便如此。

礼乐无所不在，所谓“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何离得？如盗贼至无道，亦须上下有统属，此便是礼底意。才有统属，便自相听从，自相和睦，这便是乐底意。又如行路人，两个同行，才有个长少次序，长先少后，便相和顺而无争。其所以有争斗之心，皆缘是无个少长之序。既自先乱了，安得有和顺底意？于此益见礼先而乐后。

人徒见升降裼袭有类乎美观，铿锵节奏有近乎末节，以为礼乐若无益于人者，抑不知释回增美，皆由于礼器之大备，而好善听过，皆本于乐节之素明。礼以治躬，则庄敬不期而自肃。乐以治心，则鄙诈不期而自消。盖接于视听者，所以飬其耳目，而非以娱其耳目；形于舞蹈者，所以导其血气，而非以乱其血气，则礼乐之用可知矣。

 

 

《卷下·经权》

 

用权须是地位高方可。经与权相对，经是日用常行道理，权也是正当道理，但非可以常行，与日用常行底异。公羊谓“反经而合道”，说误了。既是反经，焉能合道？权只是济经之所不及者也。

权字乃就秤锤上取义。秤锤之为物，能权轻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权。权者，变也。在衡有星两之不齐，权便移来移去，随物以取平。亦犹人之用权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经所不及，须用权以通之。然用权须是地位高方可，非理明义精便差，却到合用权处亦看不出。权虽经之所不及，实与经不相悖，经穷则须用权以通之。柳宗元谓“权者，所以达经也”，说得亦好。盖经到那里行不去，非用权不可济。如君臣定位，经也。桀纣暴横，天下视之为独夫，此时君臣之义已穷，故汤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权也。男女授受不亲，此经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经也。如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此经也。佛肸召，子欲往，则权也。然须圣人理明义精，方用得不差。

权，只是时措之宜。“君子而时中”，时中便是权。天地之常经是经，古今之通义是权。

问权与中何别？曰：知中然后能权，由权然后得中。中者，理所当然而无过不及者也。权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当然，无过不及者也。

论语从共学至可与立，方可与权。天下事到经所不及处，实有碍，须是理明义精，方可用权。且如武后易唐为周，张柬之辈于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来。胡氏管见说武后乃社稷之贼，又是太宗才人，无妇道，当正大义，称高祖、太宗之命，废为庶人而赐之死。但天下岂有立其子而杀其母？南轩谓此时当别立个贤宗室，不应立中宗，他也只见得后来中宗不能负荷，故发此论。文公谓：南轩之说亦未是，须是身在当时，亲见得人心事势是如何。如人拳拳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废得？人心在中宗，才废便乱。须是就当时看得端的，方可权度。所以用权极难。

（先生所编文公竹林精舍语录，亦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可立，以当时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废之罪，天下人心皆瞩望中宗，高宗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时承干亦有子，但人心不属，若卒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最难处，今生数百年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断定。须是身在当时，亲见那时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别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

文中子说：权义举而皇极立。说得亦未尽。权固义精者然后用得不差，然经亦无义不得。盖合当用经时须用经，当用权时须用权，度此得宜便是义，便是二者都不可无义。如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是不当用权而用权者也。王魏不死于建成而事太宗，是当守经而不守经者也。自魏晋而下，皆于国统未绝，而欺人孤寡，托为受褝，皆是当用经而不用经，不当用权而用权者也。又如季札终于固让而不肯立，卒自乱其宗国，是于守经中见义不精者也。张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诛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祸之惨，是于用权中见义不精者也。）

 

 

《卷下·义利》